2021年论儒学之“变”

摘要儒学自春秋战国成熟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发展。

对于儒学自原始儒学的转变，本文认为是从汉代董仲舒正式显现。

而对于儒学发展的态度，笔者认为，只有在把握儒学核心本质思想的基础上，因时制宜，挖掘其新，才能保证其长盛不衰。

关键词儒学;孟子;荀子;董仲舒;现当代新儒学有人说，儒学自孟子以后便日渐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

笔者私以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儒学自董仲舒之后才日渐改变，渐渐丧失了行为派哲学家的本色，走向了繁琐与功利的经学之路。

而就儒学的发展来看，笔者认为一味地追求学术的纯正性难以扩大受众的范围，不能与时俱进、挖掘其新的思想，在面对当下实际问题时，只能被淘汰。

一、先秦时期儒学的发展儒者源自殷代遗民（祝宗卜史一类），因为他们穿戴殷代冠服，学习殷人仪礼，以治理丧葬为职业，并且执行“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

老子为正宗的老儒，而孔子是“应运而生的圣者”。

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殷人的柔道提升为“仁以为己任”的儒者精神，开创了弘毅进取的“新儒”学派。

儒学对待人生，以“仁”为核心的生命情感的诉求，主张推己及人的人格品质——仁人，强调爱民守礼的政治德性——仁政，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极致——仁道。

对于如何实施人生，儒学则主张以自我完善为目的的生命过程的探索。

而如何超越人生，则主张以“中庸”为离得的生命价值的超越。

对于“仁”的推广，儒学可谓一以贯之。

从孔子开始，《论语》便有论“仁”篇。

孔子的弟子樊迟、仲弓纷纷问仁，“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仲弓问仁。

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水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论语·颜渊》”孔子的“仁”主要针对为政者而言，其目的是要借助道德的力量恢复周礼，重建秩序化的贵族社会，并以“仁义”征服庶民与远人，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

但是对于为何要一以贯之“仁”道，孔子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人为什么要行利他的“仁”道呢？孟子如是回答“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因此，“仁”成为一种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极致之道，“仁”也更加具体化，范围扩展到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儒学思想也在孟子时期全面延伸。

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而孟子的“仁政”基础则是“性善论”。

而这则是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进一步衍生论述。

在以自我完善为目的的生命过程的探索中，“我是谁”“如何做”“向善的力量在哪里”，则清晰地把问题引向人性的善恶。

孔子认为人性本无善恶，教化具有塑造性的功能，“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如是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一句简单而显得模糊的话体现了孔子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是一个类的社会存在的肯定，他们有着相似的本性，同时认为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是由后天等因素所造成的，反映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

但是孔子并未就“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进一步探讨人的本质是善还是恶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孔子的中庸之道。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儒学思想，提出了性善论——人性本善，因此教化的作用在于激发内心真诚的善性，从而超越人性，成为圣人，《孟子·告子上》如是论述“食、色，性也。

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

’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关于人性内涵这个问题，孟子主要是从人禽之辩这一方面讨论的。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獸”（《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所同于禽兽，是为自然本能或生理欲望，不可谓人性。

而人性，则是人与其他动物所能区别的根本所在，即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孟子看来，这则是“仁、义、礼、智”，这便顺应了孔子的“仁义礼智恭宽信敏”八要。

与孟子几乎同一时期的荀子，则秉持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需要立法的教导与约束。

《荀子·性恶篇》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荀子·正名篇》“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也，情之应也。

”荀子在人性内涵这一问题上，主要是从“性”和“伪”的关系上论证的。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可见性即先天本性，是人不经任何掩盖或修饰的原始状态，而“伪”是后天修饰的，可由学习和教化形成。

因此“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这种在孟子看来人之同于禽兽的自然属性在荀子看来是人之本性。

如果强行以礼代之，则“反于性而悖于情”。

因此，荀子提出的“性恶论”，认为凡人之欲行善，正是因为其本性邪恶的缘故“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荀子·性恶篇》），如果人之行善，则可去圣王，息礼义。

（1）尽管孟荀二子各执一词作不同的人性观，但是两者的思想最终的归宿都回归到培养“贤人”“圣人”的目的上，并且都主张人性平等，通过教化来扩充，使人性朝着有德行的方向发展。

性善性恶都是人固有之，虽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但是不影响人与人在德行上的同一性，孟子激励人们朝着尧舜的方向努力追求。

“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荀子·性恶篇》），因而普通人若习得仁义正法，也可称为圣人。

这反映了战国时代人民自我意识的增强发展。

孟子的性善论在于找回失散的本性，保持对固有善性的自觉，荀子的性恶论则重视教育对人性的改造作用，在于“化性起伪”改变本性之恶。

而经过了这一系列人性平等、后天扩充之后，双双都将落脚点定在培养圣人的上面，通过“仁”“礼”的内圣外王，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因此，至少在荀子时代，儒学的导向还是遵循孔子的思想延续下去的。

此时的儒学尚未登上官方统治思想地位，表现出道与势的紧张与对立。

二、汉代董仲舒儒学思想的变化到了汉代，儒学代表董仲舒顺应时代潮流，围绕“大一统”的皇权政治结构，对儒学进行理论创新，改造儒学，使儒学与现实政治构成双向涵摄。

汉代吸取秦朝的灭亡教训，在汉初实行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后，面对残余奴隶主势力的威胁、官僚贵族的巧取豪夺、地方土地兼并的发展、割据势力与中央的摩擦、边疆问题后，急需一种既能巩固中央集权又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型意识形态。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这既是汉武帝三次招贤策问的问题，也是董仲舒秉承先秦儒学所饱含的时代命运担当，顺应时代发展和皇权专制的需要所面对的问题。

董仲舒围绕政权的合法性、政权的巩固、皇权的运作、现行政治的目标和实施措施等一系列时代难题进行理论构建，从根本上改变先秦儒学与现实政治相游离的境地，实现了儒学和封建政权的有机融合，同时也使儒学进行转向。

“儒学被定为‘一尊’，并非是先秦儒学的简单复归，而是在对秦王朝以法家思想治国进行一番总结基础上的重新认识;也是汉初六十多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思想上则是在吸取法家、道家思想和阴阳五行说的同时，对先秦儒学有所改造和发展的结果。

（2）”儒学能在众家中脱颖而出，位于“一尊”，这不仅是一次思想史的变革，更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境遇和儒学自身发展双向选择的结果。

一方面，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适合整合现实政治。

自孔子始，儒学一直以高度关注现实政治为己任，理论上渐趋成熟，形成了有利于专制统治的思想文化。

特别是仁政、德治的思想，有利于在政治统一局面下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另一方面，儒学兼容并蓄的特点，从荀子吸收各家思想之后，儒学在适应现实政治的过程中不断与现实需要融合，经郦食其、叔孙通等人的努力，最终由董仲舒融合各家思想，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赋予更多新的政治元素，具备了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并承担社会教化的功能，如“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满足了封建皇权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需要。

但是从另一方面否认了先秦儒学人性的平等，“大一统”论，强调“屈民而伸君”，以牢牢地专制体系思想，禁锢人性的自由发展。

但是董仲舒也是继承了孟荀二子的思想。

《汉书·艺文志》言“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董仲舒的学思则近乎吻合《汉书》对儒家者的叙述。

董仲舒以治《春秋公羊传》闻名，并于汉景帝时为公羊博士，但吸收了阴阳五行之说，创造了形而上宇宙之轮，引用阴阳五行，阐释灾异遣告等论述天道人事，论证天人合一之旨，发扬儒学精义，所以《汉书》言其“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即指董仲舒运用阴阳观念推演阐述义理而为儒者之宗，奉天法古，顺应阴阳变化，发扬“仁义”之道，教导人民知书达理，是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

其《春秋繁露》多出援引《五经》《论语》，全书归宗《春秋》大义。

董仲舒认为孔子所有的学术精华都在《春秋》之中，所以在《春秋繁露》中，不断以孔子作《春秋》一事诠释为“立新王之道”，大展《公羊》“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以为汉立法，发扬儒学仁义之道。

（3）因此虽然董仲舒将儒学转向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但是不能否认其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相应理论的发展。

之后的宋明理学对于政治的关注更不必多言。

综上，对于儒学的转折探究，本文认为自董仲舒时期起，儒学才真正开始趋向政治化的转折。

而对于儒学的发展，在保证根源纯正的基础上，因时制宜，发掘其新，才是使它长盛不衰的重要方法之一。

注释季芬.殊途同归孟子、荀子人性观之最终归宿[J].学理论，2018，21（1）86-8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1-20刘振雄.董仲舒《春秋繁露》继承孟学与荀学之研究[J]德州学院学报，2018，34（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