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罗辉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达四十年的冷战。残酷的现实引发了学者对国际政治的思考，催生了国际关系这门学科。自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学者们已经建立了或者正在建立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世界政治中纷繁复杂的变化。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两个学派之间的论战，更是主导了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方向。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早出现的是理想主义学说。一战的爆发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人们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感到厌倦。康德在18世纪提出的和平可以通过建立一种由共和政府组成的松散联盟来实现的思想，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对于永保世界和平的渴望。这种背景催生出了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国际关系理论。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国会发表演说，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十四点计划”，集中体现了对理想主义的追求。

在“十四点计划”中，威尔逊批判了欧洲的均势外交传统，主张通过建立国际集体安全机制来实现永久和平，而这种集

体安全理念的具体体现就是国际联盟。但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主张与民族国家拼命扩张自己权力的现实相去甚远，理想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末爆发的二战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理想主义轻视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而强调道德因素作用的理论付诸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末的国际；体系的崩溃。E. H.卡尔在其《二十年危机，1919-1939》一书中，强烈批评了理{想主义在处理国际关系中一的脆弱和无力，标志着现实主义挑战理一想主义的开始。

《国家间政治》被公认为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重大影响的现实主义著作，最{初是汉斯·摩根索于1943-1948年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稿。自成书之后，一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提出“现实主义六原则”，自一此以后，现实主义占据了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混乱、”权力“和”均势，，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在解一释国际关系时的关键词。摩根索认为，对一权力的角逐不仅是世界政治的混乱所导致的，也是由人类的本性所决定的。摩根索及其后来的追随者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人类本性十分悲观的基础之上。

但是，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加世纪70年代遭到了挑战。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直接动摇了美国现实主义的根基，一因为现实主义理论是以国家为核心行为体的。同时，美国

在越南问题上的失败使人们对强权政治提出了道德上的批判。对此，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应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多元主义”；一个就是以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

多元主义者质疑了现实主义对于非政府行为体的忽视，认为石油公司、航空公司以及银行都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各自的领域里对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对国家行为体的质疑中，基欧汉和奈进一步发展了“复合性互相依存”的概念。在权利和互相依存》一书中，他们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多样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并且认为国际政治不一定非得围绕着安全和力量展开。另外，多元主义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从而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未必总是处于混乱状态。

但是，这种观点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国家间的相互依赖非常复杂，这种依赖绝对不是平等的或对称的。国家间的依赖其实是一种博弈，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玩得起，弱者永远只能向强者做出让步。

而新现实主义则将传统现实主义进一步完善，使之发挥极致。在理论构造上，新现实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人，国家和战争》一书的出版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作者肯尼思·沃尔兹认为理论必须包括体系层面

上的分析。而以往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国际关系的结果归因到人身上，或者用国家内部的结构解释国际关系的结果，庆尔兹则将所有原因置于整个国际体系之中。

在《人，国家和战争》之后，沃尔兹致力于发展一个简约严谨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1979年，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开山之作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了。在这本书中，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要与国内政治区分开来。国内政治体系的排列原则是等级制的，而国际政治则是无政府状态的，没有任何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权威来调节国家行为体彼此之间的交往。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为了生存而试图增加自己安全的行为都会在无意中降低他国的安全。根据沃尔兹的理论，在这样一个自助的体系里，单位的特性都很相似，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都得依靠自己提供安全保障，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但是，尽管每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功能特性很相似，由于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尤其是实力的不同，因此每个国家追求和达成共同目标的能力迥异。

新现实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较强的逻辑力量和解释力迅速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也就是国际体系中的单位，国家的行为受权力结构的制约。这些理论对当代国际关系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有很多外交家和实干家可能不认可理论，但有时却无法拒绝理论在应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美国领导人过分依赖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甚至作为冷战的驱动力，而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却强调基于权力的民族国家，完全可能为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结盟。这种新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正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体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70年代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中，中美之间实现了缓和，大大改善了美国的战略环境。

新自由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美国霸权开始衰弱，这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国际机构的重要性。这些国际机构大多数形成于美国霸权时期，对于战后的和平起了很大的作用。新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霸权的存在是这些国际机构能促进和平的重要保证，而当霸权走向衰弱后，国家间的合作便难以为继。而基欧汉在《霸权之后》1984年中则声称，霸权时期诞生的国际机构在霸权式微之后仍能继续发挥作用并进一步成长。基欧汉对于国际机制的强调使以他为代表的这个学派被贴上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标签—即通常所称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其实是多元主义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却与多元主义有了很大的区别，相反却与新现实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的假设，两者都认为国家的动机始终是将利益最大化，都坚持国家是世

界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对于国际体系本质的理解，两者也都趋同。只是对于悲观的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新自由主义者对此则比较乐观。新自由主义者接受了新现实主义者的大框架，但试图证明国家间的合作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时同样能够加强。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含义就是国家间的互相欺骗，而这是妨碍合作的关键。因此通过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国家间的信任度会提高，而国际合作也就随之增加。但是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基本目标无论在何时都是阻止其他国家在其相对能力上获得提高。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国家甚至可能以不增长自己的绝对能力为代价来防止竞争国家的实力增长。就像沃尔兹所说的，国家所关心的第一要义不是扩张权力，而是维持其在现有体系中的位置。对相对获利的关注极有可能限制国家合作的意向，当看到别的国家可以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时，国家行为体会放弃国际合作的努力。

总的说来，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欺骗是使国际合作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而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欺骗不足为患，相对获利问题才是国际合作难以进行的根本原因。在国际机制是否重要这个问题上，尽管新现实主义者一再强调国际机制和机构在国际关系中的脆弱性，但毕竟如基欧汉所说：“以何种形式进行国际合作以及为什么目的而合作可能很难达成共识，

但所有人都同意一个没有合作的世界是令人感到沮丧的世界。”事实上，在后来的论战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在双方的立场上作了一些让步，因此出现了某种共识，使得这两个理论的实际差别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大。

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国际关系学中两个主要流派的共识为新思维开辟了道路，也给其他学说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未能预测到冷战的结束是件让人尴尬的事，尽管沃尔兹一再表示白己的理论从来不是用于预测的有效工具。但是，这让人质疑其理论的有效性。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内政治的忽视限制了他们对世界事件的解释。正是因为新现实主义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催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将“社会建构”的概念引人了国际关系学科，认为人类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建构的环境，国际关系体系也是社会体系，是可以通过“互动”来建构的。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但不是唯一的主体。因此国家只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身份”，这种身份是在互动中确认的。建构主义认为，国系际体必然走向一个稳定的终极状态——世界国家，而新现实主义与此不同，认为世界最终只能是民族国家体系，战争永远不会消失。

按照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冷战后两极争霸格局的瓦解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权力均衡，而事实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

霸权主义使得这种均衡似乎也只是一种梦想。新现实主义无法解释美国单极独霸的行为或者说霸权帝国的现象，也很难解释非国家行为体活动的增加和恐怖主义的兴起等情况。欧盟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机制似乎更像建构主义理论的世界，但其未来的发展是否能如温特所希望的将会“代表世界国家的雏形”还很难说；另一方面，如果欧盟最终演变成为平衡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那也许可以成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证明，这将是新现实主义者愿意看到的。

新现实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世界的角度，这个角度到现在仍然非常有效。新现实主义理论影响了很多的国际关系实践者，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可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很难有一个理论十全十美，经久不衰。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常常也就需要新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力量也同样在认识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样化，本身就是复杂的国际社会的反映。

《社会观察》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