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
英汉女性性别歧视语对比研究
英汉女性性别歧视语对比研究性别歧视语是性别歧视现象在语言中的具体体现，普遍存在于英汉两种语言中。
本文以近期网络热议的性别歧视语及最新影视剧台词为例，从词汇角度分别考察英汉女性性别歧视语使用的特点，从而了解两者的共性与差异。
研究发现：汉语中的女性性别歧视语主要使用标记项、贬义词和动物词来形容女性；英语中的女性性别歧视语除使用贬义词、动物词形容女性外，独有“同一词形容女性时产生贬义”的特点。
标签：性别歧视女性性别歧视语英汉对比一、引言“性别歧视（sexism）”一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女权主义者受“种族歧视（racism）”一词启发而创造的词汇（王显志，2010）。
从字面意义上看，性别歧视一词指的是社会生活中以性别为基础产生的歧视现象，既可以指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又可以指女性对男性的歧视。
《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辞典》中对“sexism”一词的解释为“The belief that the members of one sex，usually woman，are less intelligent or less capable.”，即认为某一种性别，尤其是女性，在智力和能力上劣于另一种性别。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sexism”的释义是“The unfair treatment of people，especially women，because of their sex.”，即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对待，尤其针对女性。
从以上两个解释中，我们不难发现，性别歧视主要指对女性的歧视。
性别歧视语则是性别歧视在语言上的具体体现，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均普遍存在。
本文主要关注更为常见和普遍存在的女性性别歧视语。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在性别歧视语的具体表现形式上，从词汇、语法、语篇、语境等一系列角度入手对性别歧视语进行分类归纳，并对其社会文化根源及相应的规避策略作出了阐述。
但由于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也因时而变，产生了许多新现象。
女性主义翻译观简评-文档资料
女性主义翻译观简评要：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家对女性主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本文从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出发，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观点及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总结，以期对这一翻译理论流派有全面客观的认识。
自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起，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开始关注女性与翻译的关系，女性主义时代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家有雪莉?西蒙、罗莉?张伯伦、路易斯?冯?弗洛托、芭芭拉?戈达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等。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思潮与翻译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思想进行介绍，以期对这一流派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女性主义思潮简述五四”前后，feminism 始传入中国时，曾被译为“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子主义”等，但很快“女权主义”占上风并被基本固定下来。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妇女需要争取与男子在各个方面平等的权利，“女权主义”是个较合时宜的译名。
蒋骁华，2004）不可否认的是，“女权主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却忽视了占主要地位的女性主义批评，并给人留下一种强势和偏激的印象。
因此，相较之下，“女性主义”则显得更加准确和易于接受。
最开始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应该同工同酬，享有同等机会和权利，但当代西方妇女运动已经超越了争取男女平权的阶段，转向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
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初是反抗男权压迫这与解构主义反传统有类似之处）。
20 世纪80 年代后，女性主义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主要是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阵营：英美派和欧洲大陆派。
英美阵营中女性写作与女性批评的代表人物有肖沃尔特，帕克斯等;法国女性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有西蒙?德?波伏娃;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其中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话语打破了传统语言定势的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作为男性社会意识形态基元对立的男女二分法。
从英汉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看女性地位
从英汉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看女性地位
英汉语言中存在许多性别歧视的现象，这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对低下。
首先，在英汉语言中，许多职业名称、头衔和称谓都是男性专属的，如"先生"、"主人"、"男士"等。这些词汇反映出男性在社会和职场中的显赫地位，而女性往往被较少提及，甚至被忽略。这使得女性在职场上要比男性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更难获得成功和晋升。
其次，在英汉语言中，许多语言习惯和用词方式也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例如，在英语中，女性的名词通常要加上后缀"-ess"，如"actress"、"hostess"等，而男性则没有这种后缀。这种用词方式反映出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最后，在英汉语言中，也存在许多贬低女性的词汇和用语。例如，在英语中，"bitch"、"whore"等词汇常被用来贬低女性，而在汉语中，也有许多类似的用语。这些词汇的使用，不仅会影响女性的自尊心和形象，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地位的低估和歧视。
女性主义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与创造性叛逆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第 25 卷第 1 期 （Social Sciences)Vol.25 No.12016女性主义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与创造性叛逆李志云，姜伊敏(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80)摘要：作为女性主义和翻译理论的结合体，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目的性。
女性主义译者突破了传统的译作及原作的阶级等级地位，彰显了译者主体性，提高了女性在翻译界的地位并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翻译活动本身的意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创造性叛逆”有着颇深的渊源，本文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三个特点。
即使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看法太过主观，并且具有政治意图，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翻译观依然对翻译理论与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性别语言;“创造性叛逆”中图分类号#1046 文献标识码:A一、女性主义与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众所周知，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与原文相同的。
译文则因此被认为是有缺陷的，被认为对原文的模仿，甚至被称为是更低等的模仿。
正是翻译的地位的特殊性，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性"在自身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形成共鸣，这就是一他们在各自的阶级等级中所处的劣势地位。
但这也为他们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性。
张伯伦在其著作《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中就曾分析过翻译与性别的渊源!原文被比作“贞洁的少女”，译文则是“情 妇”或者“不忠的恋人”；翻译行为被比作“性”，比作“强奸”。
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翻译便成为女性进入文学领域的最快途径。
而到了近代，翻译更是成为了一种令女性快速进入政治领域的辅助工具。
1970年，Kate Millett (凯特.米勒特）在其著作Sexual Politics(《性别政治》）中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同政治理论联系在一起，为女性主义翻译的政治化奠定了基础。
女性主义视域中翻译的政治性
女性主义视域中翻译的政治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重新定位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性别的关系。
本文拟在女性主义翻译背景下探讨翻译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女性和翻译处于“他者”、“第二性”的尴尬局面，翻译则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解构“忠实”，发挥译者的主体性等方面探讨翻译是种政治行为，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女性主义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起初的核心内容是反抗男权，由反抗男权压迫和男权中心，拓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发展经历了一次新的浪潮。
它借鉴法国解构主义思潮理论，并受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试图颠覆父权文化，消解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主张，以提高女性社会及政治地位。
女性主义者将这些理论及其影响带进翻译中，并对翻译加以探索和思考，形成了今天独树一帜的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性主义翻译观是站在女性立场上，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实践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谢丽·赛蒙、路易斯·冯·福露窦、罗特宾尼儿·哈伍德等。
她们认为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消除对女性的歧视，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
综观女性主义翻译观形成和发展，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影响很大，从宏观上看，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并且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文化学派翻译观等翻译理论的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从微观上看，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性，消除翻译研究中性别歧视以及强调翻译是种政治行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有着渐进过程。
20世纪初，feminism始传中国时，曾被译成“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子主义”等等，但是很快“女权主义”占了上风。
这是由于在当时的中国情况下，妇女在各个方面需要争取与男子平等权利，译成“女权主义”很适合当时社会形势。
略述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略述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不分地区、种族与阶级,女性都处于一种附属的位置。
但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女性运动才开始具有社会性质。
“女性主义”的英文字feminism源自于法国的feminisme。
柯德教授的研究表明,1880年法国女子奥克雷建立的第一个妇女参政权会最先提出了这一个词汇,但是直到20世纪初“女性主义”才被各派争取女权运动者所认同。
随着女性运动的普遍开展,其涉及社会活动各种领域,因为语言在社会性别发展史中维系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女性主义者便把目光转向语言,投向翻译。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最先出现在加拿大女性主义者的翻译实践中,代表人物有谢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福露窦(Loius Flotow),以及巴贝拉·戈达尔德(Babara Godard)等。
1 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形成的促进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基石,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要领,性别差异论认为是两性的社会差异而不是两性的生理差异造成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认为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而语言是文化身份重要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之中,语言随父权、夫权地位的建立而成为一种“他/男人”的语言。
自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者为争取解放提出了“女性必须得到语言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的口号。
翻译是重要的语言活动,批评家们认为翻译在父权意识形态下被贬低到从属地位,原作者、原文是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翻译者是女性、阴性、被动的,这使翻译和翻译工作者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
女性主义者用犀利的视角观察,用特有的文风表达,在翻译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使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
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的贡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各种观点都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阐发,为女性服务,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彰显女性主义各种主张,凸现女性主义思想,有很强的政治性,为女性主义开辟了新的战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其地位日益凸显。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女性声音，推动翻译实践中的性别平等。
本文旨在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西方语境下的发展、影响及挑战，以期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回顾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西方的发展脉络，梳理了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核心观点，包括雪莉·西蒙、路易斯·冯·弗洛图等。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包括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贡献和所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比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本文揭示了两者在理论建构、实践应用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异同。
文章还深入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意义和价值，包括促进性别平等、推动跨文化交流以及丰富翻译理论体系等方面。
本文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可能的挑战。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推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发展，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和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概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理论视角，其核心在于挑战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权力结构，尤其是那些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观念。
该理论主张，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和权力的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认为译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对原文进行再创造，以打破原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权力结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开始挑战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关注翻译过程中的性别问题，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它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性别关系的构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反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原文”的观念；提倡在翻译中引入女性的视角和经验，以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关注翻译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尤其是那些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的差异；强调翻译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认为翻译应该服务于社会公正和平等。
翻译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翻译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结出了累累硕果。
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正是这次转向后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翻译研究一个日益突出的发展方向。
这里的“性别”,指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
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分,生理性别与生俱来,社会性别则由社会、文化因素后天塑造而成。
“性别”在语言中可以理解为自然的性别差异(Sex difference)和社会的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语言的性别差异很早就为语言学家所注意。
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起,语言学家们开始对语言和性别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借用社会学常用的统计调查方法,调查分析人的性别因素对语言的影响。
分析表明,性别因素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行为,女性无论从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方面,都更注重语言的准确性,更注意语言的文雅、含蓄和委婉。
同时,夸张修饰语的应用和语调的变换,也显示出女性语言中含有较多的情感因素。
传统的翻译观建立在原作/复制、作者/译者等二元对立基础上,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拆解了二元对立,认为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等概念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中,翻译和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都是有意义的流动性的创造。
因此,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翻译是生产(production)而非再生产,是为体现女性而在女性文本中的重写,是和女性主义写作一样的背叛、交换、诠释、发明、转换和创造。
有性别意识的批评者通过研究大量译文,发现了女性主义作品在翻译中的变形。
例如,通过研究波伏娃《第二性》的英译本,女性主义批评者发现《第二性》的译者按自己的兴趣对原文进行了剪裁,使波伏娃在译文中被扭曲。
毋容置疑,译者性别的确会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
女性译者更偏向于选择女作者的作品进行翻译,在翻译她们的作品时也能更加投入。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凸显女性特征，谋求身份认同，获得平等话语权等理论主张以反对长久以来的性别歧视问题，为传统翻译观开拓了新的视野，扩大了翻译研究领域。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观为出发点，通过对杨绛小说《洗澡》英译本分析研究，揭示翻译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启发人们对翻译中性别问题的思考，进而引起社会对性别歧视的关注。
标签：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权运动 性别歧视 话语权 平等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国际译学界发生了一场范式变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领域开始涉及到各种视角下介入的译学变革：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纷纷登台。这无疑开启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化翻译研究格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此应运而生，它着眼于从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来看待翻译研究，重点揭示翻译领域中性别歧视的现象。期间涌现了诸如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芭芭拉·戈达德（Babara Godard）、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实践家。通过分析女性和翻译在父权社会中的相关和相似性得出：女性和翻译一样，长久以来在父权社会中处于边缘化从属地位，没有公平的话语权，受到性别歧视，因而主张采取相关翻译策略以彰显女性身份，谋求身份认同及平等的社会及政治地位，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发展一种性别平等的语言。这对传统的翻译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以《洗澡》英译本为例，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视角来解读性别歧视问题，探讨了性别歧视对翻译作品的影响，揭示文学翻译作品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强化大众的平等性别意识。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主义受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影响，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从最初反抗男权压迫发展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和性别歧视的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是在父权文化的传统译论中，通过让女性语言发声，掌握话语权，彰显女性视角，以谋求在文学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抵制在文学翻译中渗透的人为的性别歧视现象。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产生的背景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的发展，女性主义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和外延，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妇女解放运动自我指涉的符号，旨在追求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解放女性思想，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等相关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在女性主义的思潮中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消除性别歧视，谋求社会平等。性别歧视是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性别成员对另一种性别成员的不平等 对待，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性别歧视有着深刻的社会及历史根源。 以张伯伦、冯·弗罗托、西蒙等为代表的一群西方女性主义者和翻译理论及实践家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将女性和翻译联系起来。她们认为女性在父权体制下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从属于男性社会层，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及社会政治地位。同样契合的是，翻译领域充斥着各种暗含性别歧视的隐喻，并将译文的背离与女性背叛结合起来，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等。父权体制下的翻译研究植入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差异，使翻译也被视为从属、衍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的地位与女人的地位是相似而平行的，翻译常被认为是原文的衍生而显得低下，而女人则长期以来或受迫于社会底层，或遭贬损于文学之中。因此西蒙主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要试图识别和批判将女人和翻译放逐于底层的纷乱的概念。[1]（P188）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内涵 女性主义翻译观指出了文学翻译领域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同时，明确提出了对应策略以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1.指出翻译研究普遍存在着性别歧视的现象 在中外翻译理论及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可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翻译者都被比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角色。在《翻译的性别与隐喻》（Gender and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罗莉·张伯伦全面考察了历史上翻译的性别隐喻，女性在这些隐喻中受到了暴力对待以及20世纪描述翻译理论的性别语言。[2]（P16）性别歧视现象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女性地位上，更渗透到了女性基本话语权中，在翻译中的主要表现是：（1）把男性语言作为规范或标准，而女性语言附属于男性语言;（2）男性语言特征多呈现积极意义，而女性语言特征往往显现出消极意识;（3）文学译作中，译者因受到男性权威社会论的影响，会有意或者无意识地在译事活动中彰显男性权威，树立男性中心思想，弱化女性地位。
所以，女性的解放首先应该从语言中获得解放。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女性视角挑战传统翻译观，通过积极的翻译实践，显现女性话语权，构建女性身份以谋求平等的社会地位。
2.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 女性主义者首先肯定了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本意阐释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使性别分析范畴在翻译领域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她们认为女性特有的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不是男性能够察觉到的，或是男性根本不想察觉，或是不知不觉陷入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译者有一种置女性于父权统治下的心态。因此，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下，需要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她们多采用“重写”方式（rewriting），对翻译文本进 行以女性主义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提出主要通过补偿（supplementing）、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这三种策略来重写原文文本。[3]（P388）从而以此凸显女性身份，解构男性中心话语，掌握话语权，重建新型的男女平等关系，消除性别歧视现象，谋求女性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三、以《洗澡》译本为例，解读译文所体现的性别歧视现象
女性主义者将语言作为翻译研究，认为语言能干预意义的创造，译者是沟通两种语言的读者，同时又重写并改写着文本。在当今社会中，因译者自身的社会身份及性别意识的干预，同时缺乏对女性社会身份的认同和深刻理解，在一些情况下，译者会直接或者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女性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性格进行改写、贬损，以凸显男性权威。文学翻译作品中，也充斥着性别歧视的影子，女性的情感、地位、身份逐渐在译文中有所淡化、忽略甚至是贬损。下面以杨绛所著的作品《洗澡》及梅珠迪、史耀华的英译本为例，以主人公余楠和宛英的描述为视角，通过对其中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发现译者通过改写文本以维护男性主人公余楠的男性权威形象，淡化女性的社会地位，以下以实例具体分析文学翻译作品中充斥的性别歧视现象。
（1）原文：余楠有一点难言之苦：他的夫人宛英实在太贤惠了，他凭什么也没有理由和她离婚。[4]（P9）
译文：Yu Nan had a problem he couldn’t talk about.His wife，Wanying，was just too virtuous;she gave him no pretext for divorcing her.
解放前夕，文中的余楠利用想和他成婚的胡小姐借机出国，所以萌生离婚之念，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所以有了上述的表达。作者之意应是：他为了自己飞黄腾达，竭尽全力去挖掘离婚的缺口以借词卸责，可是奈何宛英贤惠淑德，使他没有找到任何离婚的托辞。余楠自私卑鄙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而译者将作者的主体“he”转换成了译文“she”，反倒成了“妻子宛英没有给他离婚的借口”，将主动抛弃妻子的行径变成了被动无奈之举。这种主体的转换间接地黯化了余楠卑劣的行为，弱化了他贪图享乐，为自己“远大前程”而抛弃家庭的不道德心理，甚至折射了余楠无奈的心境。
（2）原文：宛英曾发愁给丈夫遗弃了怎么办。[4]（P24） 译文：Wanying often worried about how she would live when her husband left her.
宛英在看到丈夫余楠和其他女性打情骂俏、怡然自得的场景后，渐渐笃定花心丈夫终会抛弃她。解放前，女性在意识形态上仍属从属地位，还延续着封建思想中“女被夫休，生活凄惨，颜面何存”的悲凉境遇，所以“遗弃”二字是作者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自然传达女性的弱势从属心理。而译者轻描淡写地用“left”这个没有任何褒贬之义的中性词来表达“遗弃”“抛弃”之义，把丈夫的不忠不义撇个干净，只留丈夫“离去”之影，弱化其“见异思迁”“始乱终弃”之行。 （3）原文：余楠“花”虽“花”，始终没有遗弃她。[4]（P26） 译文：Yu Nan might be a ladies’man，but he never deserted her. 事实上，余楠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行为宛英早已察觉，之后她发现了胡小姐寄来的书信，证实余楠和胡小姐比翼双飞计划落空，丈夫的花花肠子已从之前的“料定”之想印证成了“确定”之实。译者却用“might be”这样表达可能性较小的词组来推诿余楠朝秦暮楚之实，避重就轻，含糊其辞，虚化事实，以维护男性尊严。
（4）原文：老太太去世后，宛英很乖觉地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楠说：“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钱，还是你管。”[4]（P26）
译文：After her mother-in-law died，Wanying shrewdly gave the bankbook to Yu Nan saying，“Leave the house deed to me for safekeeping，that’s all. Why don’t you hold on to the money？”
余楠母亲在弥留之际，将银行存折交由宛英保管，以防儿子将来有变。事后，宛英又将存折交由余楠，并不是自己不愿意接管，而是如后文所讲“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楠，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地算计她那几个钱”。宛英“乖觉地交”其中实有多少无可奈何。妻子的一句委婉无奈陈述“钱还是你管”，译者却用否定疑问句“Why don’t you hold on to the money？”（你怎么不保管家里的钱呢？）呈现出妻子在推诿责任，不管不理家庭财务的假象，实则凸显出丈夫在掌管财政大权方面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译文将中国传统女性的宽厚忍让、无可奈何演化成了甘心情愿、服从顺从。余楠轻浮浅薄、急功近利的行为却被于无形中掩盖。
（5）原文：不过他说宛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他自己呢，非走不可。[4]（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