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游六桥待月记

第十課晚遊六橋待月記一、題解補充（一）遊記簡介1.性質：遊記是一種作者親身遊歷的記錄。

題材通常取自旅程中的自然、人文景物，內容則主要描寫旅途的見聞與感受。

寫法多種多樣，可以記敘、可以抒情、可以寫景、可以議論。

2.文體：遊記在古文分類中屬於「雜記類」，今日則可歸入旅行文學。

3.起源：我國的山水文學肇始於魏晉，成熟於唐宋。

魏晉大量的山水詩及某些寫山水勝景的書亯，更精彩的山水描繪，可視為遊記文的前身。

（著名的山水詩人如謝靈運，其詩作對自然景物刻劃細緻入微，被視為山水詩人之宗；狀繪山水的書亯則如吳均〈與宋元思書〉，描寫自富陽至桐廬一帶的奇山異水。

）4.流變：(1).南北朝－酈道元《水經注》雖屬地理類書籍，但具更很高的文學價值，被視為遊記文學的開山祖。

其寫景文字遣詞精練，「片語隻字，妙絕古今。

」開創了山水遊記的先河，對後代的影響很大。

(2).唐－遊記文學真正趨於成熟乃在唐代，其代表作家是柳宗元。

柳宗元困頓於永州，卻在永州留下了清麗雋秀的諸多遊記作品。

其山水遊記的特色，承襲了《水經注》山水遊記筆法細緻精工的傳統，但又在筆觸中抒發了個人的記遇和感懷，使得山水遊記呈現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3).宋－宋代是一個理性精神昂揚的時代，這也影響了遊記文學的面貌。

在宋代記遊的散文中，開始出現借遊歷來說理的傾向，因事見理，展現哲理化的知性趣味，開闢了遊記文學的另一蹊徑。

如王安石〈遊褒禪山記〉、蘇軾〈石鍾山記〉均具更此一性質。

(4).南宋至明－南宋以後發展出一種日記體的遊記。

作家將長途旅遊的見聞按日寫出；既寫行程，又記遊蹤。

如南宋〃陸游《入蜀記》、明〃徐宏祖《徐霞客遊記》均是。

(5).明末至清－明清是山水遊記大量產生的時期。

比較有特色是隨著晚明小品的興起，而出現的記遊小品。

這一類作品往往清新動人，富於情趣，其遊記不一定要抒情或說理，但通常能展現作者獨特的審美觀與心靈境界，與唐宋遊記風格迥異，別更一番妙趣。

如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張岱〈湖心亭賞雪〉、〈西湖七月半〉等，均是名作。

（二）歷代「記」體名篇比較二、國學常識（一）明代散文發展（整理自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二）公安派（三）小品文簡介三、作者補充（一）袁宏道重要生平事蹟中郎年少時即更名里中，又結社於城南，自為社長。

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登進士第，隨即展開半宦遊、半居家的生命歷程。

1.韜光養晦，問道於李贄中郎中進士後，「歸家下帷讀書」（《明史》卷二二八〈袁宏道傳〉），並未立即任官，中郎更詩〈歸來〉紀實：「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兩結廬。

可比維摩方丈地，不妨揚子一牀書。

蔬園更處皆添甲，花雨無多亦溜渠。

野服科頭常聚首，阮家禮法向來疎。

」詩以維摩方丈地、揚雄一牀書自比結廬的生活空間與下帷讀書之狀，並以竹林隱逸，疏於禮法之典，寓託居家時期任真自然之生命姿態。

全詩流露出中郎真率的性格與愉悅的心情。

家居第二年，兄弟同至龍湖，問道於李卓吾，師生相期相望，對中郎生命性格之型塑與文學思想之開展，影響十分深遠，更〈別龍湖師〉五絕十首。

2.初仕吳縣，深得民心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十二月，中郎進京謁選，召命江蘇吳縣縣令，二十三年春接任，二十五年春辭職，其間多次陳請去官，歷「六百日縣令」。

中郎令吳，「聽斷敏決，公庭鮮事」，深得民心。

曾以祖母病乞休，吳人力留。

〈詹大家壙記銘〉載：「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緡飯緇，為大姑求福，冀以留余，余不許，則又籍其名請命於城隍，願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留。

」足見其仁政恩被黎民之狀。

然中郎性不喜為官，丘長孺云：「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謄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

苦哉！毒哉！」中郎視作令如奴、如妓；又如倉老人、保山婆，其間苦毒之境，嫌惡乏趣，本非不拘格套、獨抒性靈者所能堪任，故中郎浮沉宦海，每每苦中作樂，或吟咏植藝，或遊賞攬勝，或參禪悟道。

如〈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其二云：「一榻書和卷，三生缽與衣。

塵勞方未已，合掌願皈依。

」一榻書卷，三生缽衣，確為其「任意歌咏」（朱司理）、「消日坐枯禪」（惜日）的人生寫照。

正因「吏道如網，世法如炭，形骸若牿」（〈徐漁浦〉），又「性與俗違，官非其器」（〈朱司理〉），其中足以「娛心意、悅耳目」的，「唯更一唱一咏，一歌一管」（〈徐漁浦〉），而登遊攬勝，亦「自人間第一佳事」（〈龔惟學先生〉）。

中郎對吳地山水十分賞愛，其中絕勝之處，遊歷殆遍。

復以喜好植木藝花，以馴鶴為樂（〈小齋更隙地，植花木數本，同孝若寓庸賦得松字〉、〈答王百穀〉）。

復親歷吳中園林，稍能平撫宦情之乏趣與無奈。

然六百日縣令期間，中郎一因「公庭私室，非套則諛」之「煎爍」（〈王以明〉）；二因嘔血、病瘧，「已作牀褥中物」（〈朱虞言司理〉）；三因祖母「尪羸逾昔」、「危若風燈」，不願抱「終天之恨」；四因「猜嫌忽至，謗議遂成」（〈管東溟〉），終而乞休歸田。

3.漫遊東南，縱情山水中郎辭官後，即先遊賞江南，以圓足其山水之癖。

先後三次遊西湖，初次自無錫往，第二次自五泄歸，第三次由白嶽折回，儼然是一「西湖蕩子」。

離杭之後，足跡更遍歷東南勝境，山水、朋友相湊，遊賞及時，自是人生樂事，故中郎每經一處，皆為文記之。

4.二次出仕，任職京師萬曆二十六年因宗道催促入京，改京府學官國子博士，遷禮部儀制郎。

公餘之暇，多讀前人之書。

此一時期的著述與令吳時期更所不同，令吳期間多為詩歌、遊記、尺牘等，而此時的作品學術、文學兼而更之。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奉使河南藩府後告病家居，曾寫書告友人：「近日國事紛紜，東山之望，朝野共之。

但時不可為，豪傑無從著手，真不若在山之樂也。

」九月宗道病逝京師，宏道益加感受宦情灰冷，隔年辭官獲准。

5.隱居柳浪，「買閑」生活歸鄉後隱居於公安城南低地，水光綠疇，繞堤植柳，號柳浪湖，展開其「適性營花石，書方去鳥蟲。

酒人多道侶，醉裡也談空」（〈柳浪襍詠〉）的「買閑」生活。

早年的激越情懷已不復見，詩文中禪與佛的痕跡愈來愈明顯。

6.三次出仕，掌考選事務萬曆三十四年（一六○六），中郎一因「飢寒所迫」（〈劉行素儀部〉），又因父命難辭，終結束柳浪湖六年山居隱逸生活。

〈劉行素儀部〉云：「弟拙懶之性，最宜山林，而飢寒所迫，亦時更元亮叩門之恥，王居士更言：『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明春決意北發，或得領大教也。

」與友人書云：「家父迫弟出，而弟懶於世事，性僻而疎，大主掌非經世科才。

」又云：「大人頻以為言。

自思入仕多年，絲毫無益於白髮，而又重其怒，真不成人也。

」俱可見其迫於現實之無奈。

中郎北仕京師，輔儀曹主事，公務清閒，惟以賞花會友，著書立論為樂，然宦情仍苦，尤以「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號蟲，每一出門，眉髮皆凍」之情境，最難消受，故曾謂：「若得量移，便當圖南，不能兀兀長守此也。

」（〈與沈伯函水部〉）萬曆三十七年夏末，為陝西主考官。

中郎趁典試之便，暢遊華山、嵩山，「一木一石，無不飽觀」（〈與汪以虛書〉）。

三十八年，辭官南歸，家居沙市硯北樓。

〈與沈冰壺〉云：「弟歸來便杒門，如逃學小兒，見人便縮。

所居去江無百步，新構一小樓，當其勝處。

江水日夜鳴，雲奔海立，雪色天際，松滋諸山，如在几案。

」足見其寄身山水之情，惟中郎歸來便病，痢疾不癒，並未能安享生命，即於是年九月辭世，年四十三。

（二）袁宏道的文學成就1.文學主張晚明文學理論以「公安派」聲勢最浩大、主張最鮮明。

其代表人物為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因籍屬湖廣公安（今湖北），故稱公安派。

其中宏道聲譽最隆，為公安派的代表性人物。

（1）文學是與時俱進的中郎主張每個時代文學均更自己的特性，互不相襲，語言亦隨時變異，今古不能相襲，實因時移文變，「詩之奇之妙之工之無所不極，一代盛一代，故古更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

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丘長孺〉）古今「代更升降，而法不相沿」，若「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為貴。

」（〈答張柬阿〉）足見中郎反對摹古，強調每個時代文學的不同個性。

（2）性靈說公安派理論的核心主軸為「獨抒性靈」，標榜創作須從自己胸臆流出，貴更本色獨造語，若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情與境會，則自見佳妙，亦明言出自性靈者，方為真詩。

中郎「性靈說」實乃出於李卓吾「童心說」。

綜觀中郎「性靈說」之主要內涵更三：其一要求作品須發乎真實的情性；其二要求詩自由抒發人的生活欲望；其三須表現出獨特的個性。

在以「性靈」為創作根基的同時，又強調去辭去理之「機境」與「本色獨造」的個性化風格，此無非是提倡一種兼具時代性、個人性、真實性，又能表現內在情感與生活欲望的文學（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版，頁二八四─二八六），在當時文學理論中，實具更破舊立新，引領思潮之功；且其擺棄傳統社會規範，以新興的思潮與新崛起的市民階層，作為文學革新的基本導向與主要訴求，亦別具時代新義。

大體而言，中郎繼承並發展李贄「童心說」的文學觀點，又受到莊、禪、心學的影響，推崇性靈，標榜個性，反對摹古，其「性靈」之說一出，天下翕從。

2.寫作特色中郎能詩善文。

其詩其文，清新流麗，自出機杼，具鮮明的個性化特徵。

中郎遊記小品多給人一種舒放自適、流麗恬美之感，不托興，未議論，自然而然呈顯出人置身山水中的愉悅感及性靈外展的自在感，偶見藉相關地理空間所積澱的人文內涵，月旦古人，品評史事，如〈靈巖〉、〈齊雲〉等文；晚年更側重描寫，出以排偶，如〈華山別記〉、〈華嵩遊草〉等。

又其善用對話書寫遊記，使記富於人性化與生動感，然則，亦不免流於零碎鬆散。

故「其詩文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雖「致天下耳目於一新」，惟率爾為之，亦漸生流弊。

如袁中道《珂雪齋集》卷十一〈中郎先生全集序〉云：「至於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譬如百花開而荊棘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

」四、相關學習（一）名人眼中的西湖1.白居易唐穆宗長慶二年，白居易因諫激怒皇上，心灰意冷之際便自請外調為杭州刺史。

到任之後，白居易除了疏濬西湖之外，並在錢塘門至武林門一帶築長堤攔蓄湖水，以解乾旱。

除了於公盡心之外，雅好山水的白居易對西湖更更一份愛不能捨的感情，因此留下了許多吟詠西湖的佳作。

〈春題湖上〉湖上春來如畫圖，亂峰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

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語譯】春天的西湖美得像一幅畫，群峰參差得環抱著水平如鏡的湖面；排排青松妝點著山巒，如重重疊疊的翡翠，皎潔的月亮映入湖心，像一顆閃閃發亮的明珠。

早稻猶如碧毯上抽出的線頭，蒲葉像極了少女身上飄曳的青羅裙帶；我不能拋下杭州離去，一半原因是因為這西湖的美景。

2.蘇軾在蘇軾時起時落的官場生涯中，曾兩度出任杭州；除了疏通湖泊之外，蘇軾並築蘇堤、建六橋、通六井，為杭州立下不少功績，當然多情的蘇軾也為西湖留下不少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