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论》读书笔记

《社会分工论》读书笔记

吴锋滨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吴锋滨（1988- ),男，浙江金华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经济社会学。

[内容摘要]《社会分工论》一书作为涂尔干的博士，奠定了涂尔干在社会学界的地位，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提出的思想理论成为其后来研究的来源之一。该书总共分为三卷，第一卷为劳动分工的功能，第二卷为原因和条件，第三卷为反常形式，本文对后两卷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个梳理。

[关键词] 社会分工；原因；条件；反常形式

涂尔干作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特殊的理论地位和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和不容置疑的。《社会分工论》发表于1893年，它不仅仅是一篇涂尔干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而提交的论文，更是他最初确立其思想理论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即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本书已出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埃米尔·涂尔干，2008：1）。

第二卷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分工的原因和条件，分为五章来进行论述。第一章，在结构上可以说是第二卷的一个引子，而内容上主要是批判了一种观点，即社会分工源于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本章围绕“幸福”与“分工”，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快乐的产生及分工受限，第二部分对幸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三部分则讲了两种乐趣及快乐对分工的作用。在本章开头，作者进行了一番论述与引题。“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分工也相应发展起来”，这是作者首先阐述的一个普遍事实。接着，作者指出，“分工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的平衡”，但这“绝对不是分工产生的社会原因”，分工还有潜在的“副作用”。接下来，作者开始引题，指出了通常的理论所认为的“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这一典型观点，同时又依据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解释，指出了“正是对幸福的需要才驱使个人日益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为了检验这种观点的“原因所在”，作者分三部分进行了批判，第一部分，主要提出了许多命题，即“快乐的产生要适当”“中庸理论”及“最高限度”。

快乐的产生要“适当”，“快乐并没有伴随着太强或太弱的意识状态”，快乐不符合一种刺激规律，即“刺激太弱，则不会产生感觉；如果刺激超过了一定程度，它的增量也会产生越来越少的效果，直到人们完全感觉不到它”（埃米尔·涂尔干，2008：191）。在此，我联想到了社会学上另一个概念，即霍曼斯的剥夺—满足命题，或者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则，一个人在最近越是经常得到一种特殊的报酬（在此为快乐），那么该报酬的追加也是对于这个人来说，就越来越没有价值。如果某人所占的资本不多，他就很难相应地增加自己的资本，也难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境遇，经济活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同样，如果某人所占有的财富太多，那么他在额外利润里也不会发现快乐，他总是根据自己已有的财产来衡量这些利润的重要性。最后，作者提出了“纯粹快乐的强度能够产生变化的范围是有限的”。

在文章的第193页，作者提出了“中庸”理论，“刺激过多或过少都不会带来快乐，只有千金难买的中庸才算是幸福的条件”，紧接着又说，“假使劳动分工在现实中为了增加我们的幸福而不断进步，那么它本应该会像它所形成的文明一样，早就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了，也就是说，两者早就会止步不前了。既

然平庸的生活最容易得到快乐，那么要想使人类获得这种生活，就不必毫无止境地追求所有刺激，这样，人类就会史无前例地进入到一种停滞的状态之中”（埃米尔·涂尔干，2008：193）。从而，反正了劳动分工的进步并非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幸福。

紧接着，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最高限度”，“是什么限制了人类的幸福？就人类在肉体和精神的发展程度而言，始终存在这幸福的最高限度，是不可逾越的”（埃米尔·涂尔干，2008：194）。这四个方面分别是科学理论，道德准则，审美活动以及物质生活，作者强调了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限度的，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都会给我们带来冷漠和痛苦。

第二部分，作者对幸福做了详细的解释与分析，区分了幸福不同于快乐，以幸福与自杀对比，指出了社会分工的原因不在于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在于社会环境。首先，作者认为，快乐与幸福是并存的，“我们感受到的快乐越多，痛苦也就越多。”“幸福是一种持续和普遍的状态”、“快乐是幸福的一个因素，但快乐毕竟不是幸福”、“快乐常常是以幸福为基础的。”接着，作者提出了“一种可以测量不同社会的情感强度变量的客观标准和定量标准，我们同时就可以测量在同样环境下不行的平均强度的变化，这个标准就是自杀的数量。”在对自杀现象的描述中，作者从利他型、利己型两方面描绘了欧洲的“自杀分布图”，指出了法国德国等国家分工程度高，同时自杀率也高，即说明了他们的幸福感低，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幸福的变化与分工的进步是没有联系的，我们的幸福并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得到增长。”第三部分，作者点明了本章的主旨，“人们常常完全根据个人动机来解释分工发展，根本不考虑任何社会因素”，从而暗示出社会分工的根本原因来自社会！

本卷的第二章是改卷的关键，涂尔干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中才能找到解释分工发展的真正原因。涂尔干在本书中指出“随着环节结构逐渐消亡，组织结构渐渐产生了，继而劳动分工也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了”。作者认为环节结构的存在是劳动分工不可逾越的障碍，由此看来分工不断发展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环节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分割各个环节的壁垒被打破了。我个人认为环节结构可以有很多含义，比如可以具体理解为阶层、地区、职业等。关于社会分工的原因涂尔干在本节中有一段集中的描述“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引起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埃米尔·涂尔干，2008：219）。社会密度包括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其中道德密度指“人们的相互结合及其所产生的非常活跃交换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社会密度的不断增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二、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城镇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城镇的形成也离不开道德密度的增加，如果仅有大量移民而道德密度没有增加就不可能形成城镇。比如，19世纪初美国淘金热逐渐兴起，大量人口由东部涌入西部在很多金矿附近聚居起来，然而，随着淘金热的逐渐冷淡下去，这些移民也逐渐散去，而很多移民聚居区并未形成城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固定的生产关系（或者说道德密度尚没有增加到足以形成城镇的程度）将这些移民固定在这些聚居区；三、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数量和速度的扩张等。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消除或削弱了各个社会环节之间的隔绝状态，促进了道德密度的增加。

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简言之，就是人口的数量规模扩大。一般而言，社会越是进步，社会容量就越大，劳动分工也就越发达。人口数量规模的扩大就要求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同时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只能逐渐趋于专业化就要求分工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涂尔干指出仅有人口数量规模的扩大而个体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增加也同样不能引起分工的变化，这从西欧先于人口相对集中的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见一斑。在中国和俄国，劳动分工并没有随着社会容量的增大而得到发展。这是因为，如果社会密度没有在同一时期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容量的增长也不能成为进入高等社会的标志，正是因为如此涂尔干在后面引用斯宾塞的说法特别强调“社会容量的增加之所以能够影响分工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它决定了分工的发展而是因为它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埃米尔·涂尔干，200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