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界中欧服饰文化特点

要彬

荩欧洲18世纪

服饰艺术中的中国风尚

当今的社会，人们喜欢用“中国元素”来释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无论是熟知自身文化的中国艺术工作者，还是仅限于了解皮毛的外国设计师，似乎“中国元素”已成为极具辨识性的符号。的确，作为一种优质文化的诞生地，中国能够给予艺术家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中国文化于世界平台所引发的热潮，在历史的长河中屡见不鲜，特别是18世纪在欧洲泛起的波澜，成为中国文化传播西方的重要依据。而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所抒写的也并非“中国元素”所能涵盖，它所形成的气魄应该称之为“风尚”。

18世纪的欧洲，绝对君权的鼎盛时代已然过去，社会矛盾的尖锐引发了经济体系的崩溃，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和上层建筑的改革，而法国也正酝酿着更为剧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思想文化正处于古典主义衰落的阶段，渗透王权意识形态的作品在文学艺术领域渐渐退潮，人们已经厌倦了虚伪的崇高和夸张的严肃。在这个历史大变动时期，欧洲人开始意识到向东方寻求智慧，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欧洲的使节、商人、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并将中国优秀的精神与物质文化介绍到欧洲。在思想政治领域，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从中国借用伦理思想，甚至政治观念，掀起更为深刻的中国热潮；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商品与书面报告源源不断地被带回欧洲，在欧洲人眼前所展现的中国式物质图景也令他们倾倒。

客观形势的转变，必然波及到艺术领域。18世纪被看成是理性的时代，哲学家从过去假设上帝存

在进而推论所有事物的工作，转换为依据实验和观察的理性方法去推论世间的万象，几乎将神学从哲学中剔除，选择倾向世俗的路线，审美趣味从注重高尚的教化转向寻求轻松的快感。艺术风格在音乐家莫扎特、海顿，文学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画家华托、庚斯博罗中，贯穿着共同的主题———将理性与优美趣味完美融合。而形成于建筑的罗可可风格成为欧洲当时时代风格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它是对路易十四时代古典主义过分推崇崇高、伟大、理性艺术风格的不满和厌倦的表现，反映了法国贵族在经历了路易十四压抑时代后在艺术上表现出的新追求。最早出现的罗可可主要是一种精致的建筑装饰艺术风格，用贝壳、草茎、花朵、海浪图案作为装饰，并常用S 形或漩涡状曲线，色彩清淡柔和，亦称之为“路易十五样式”。罗可可最初在巴黎的宫廷和贵族中间流行，但不久为整个法国采纳，并影响其他艺术领域和法国以外地区，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等国，成为一时的风潮。

在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风尚”中，最直接与人们生活发生关系的依然是服饰，因为正是那些飘逸的丝绸以及温润瓷器带来的奇幻图案和色彩使得罗可可时期的服饰文化独具特色。随着欧洲对华贸易的展开，中国丝绸重新燃起欧洲的兴趣，中国丝织品成为欧洲上流社会妇女的主要服饰面料。与此同时，欧洲的丝织业也发展起来。在罗可可时期，因法国宫廷需要大量华丽的服装，使得里昂纺织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雄居欧洲之冠。法国生产的丝绸质地柔软。织物的染色技术也是由中国传

入欧洲的，这种技术被称为“支那术”，是自有发明以来“最微妙的一种技术”，它将各种色料印于经线之上，经过与纬线的编织产生色调深浅匀称的效果，为罗可可风格提供了色彩的盛宴。

对于中国情趣的追求还主要表现在服饰图案上，这一原动力来源于瓷器。瓷器的造型、色泽、图案纹饰和所描绘的各种生活场景携带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媒体。中国文化对欧洲装饰艺术的影响，对“中国风”的产生，以及对罗可可艺术风格形成的作用主要是由它来承担的。中国的瓷器与制瓷技术于15、16世纪传到欧洲，各国相继开办瓷器工厂，大都模仿中国瓷器的造型，图案方面则倾心于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秋菊柳叶，直至吉祥图案均跃然眼前，使中国风格大放异彩。温润清雅的中国瓷器不仅为罗可可艺术提供了全新的物质材料，而且将“象征罗可可时代特有的光彩、色调、纤美”发扬到极致。难怪有人将罗可可风格与中国趣味形容成“神奇的契合”。表现在丝织品纹样上中国题材与罗可可样式贝壳曲线纹样相结合，浑然一体，最终发展成幻想式的“中国风格”的装饰世界。身穿长袍的中国人物、雕梁画栋的楼台亭阁、山清水秀的田园乡野、春夏秋冬的风花雪月等中国题材大量出现在服饰品中。

18世纪欧洲社会审美观念的改变与中国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不承认自然之美，崇尚方正、对称，到认定美来自和谐、均衡而多变；从表现理性精神到取法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情感与性灵，所谓“中国风尚”赋予的灵感是显而易见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服装的款式。法国画家华托是欧洲绘画艺术史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他使法国绘画摆脱了刻板的巴洛克风格，而开启了罗可可画风。华托的绘画在许多方面借鉴了中国画法，给风景画注入了一种独立的生气。他以山水烘托人物，并以此作为背景，然后使用娇嫩而半透明的颜料，绘制玫瑰色、天蓝色、紫藤色和金黄色的调子，以这些色调和构图所描绘出来的画作，给人一种和谐静谧的感受。华托的绘画直接影响了服饰艺术，这种颇有深意的传播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艺术是相通”的这句话。作为宫廷画师，华托在他那富有魅力的画面上，总是描绘配合其画风的女服，人们甚至说它就是华托本人设计的。其主要特点是从后颈窝处向下做出一排整齐规律的褶裥，向下垂拖地的裙摆处散开，使背后的裙裾蓬松，走路时徐徐飘动，所以又被称为“飞动的长袍”。华托服装上很少有琐碎的装饰，但选用图案华美的织锦或闪闪发光的素色绸缎制作，在女子婀娜转动时，长而多褶的织锦或绸缎裙袍沙沙作响，于明暗闪烁间生出某种低调自然但略显华贵的美感。尽管中西服饰风格有明显的分野，但作用于服饰的那平顺的线条与韵致中流露的低调奢华，又有谁能说这不是“中国趣味”所带来的灵感？！

从技术层面而言，欧洲本土丝织业也明显受到了影响。历史学家西耶指出，从18世纪开始，欧洲的纺织业就置于远东风格的影响之下。特别是中国刺绣工艺对当时欧洲触动很大。在法国丝织业中心里昂，以中国刺绣图案为范本，设计师们设计了许多奇妙的花卉图案。无论是开放在花园、原野中的花卉或是植物学书中的花卉，都按实际模样和色彩真实地表现在丝织物上，显然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对中国绣品的热衷使各阶层妇女中掀起了绷圈刺绣的热潮。路易十五时代因为蓬巴杜夫人的倡导，绷圈刺绣得到进一步推广，中国的金银线刺绣以及诸如“撞色”、“匀色”等方法也开始出现，这种附会于罗可可风格华丽而富有变化的光效，使应用于服饰品的刺绣越发流行。宫廷刺绣师瓦尔利特等人建立了刺绣协会，专为宫廷刺绣提供各种源于东方风格的图案设计。市场需求的刺激还导致巴黎刺绣师公会成员大增，由于刺绣技艺变得复杂，学徒的学习期限延长至8年……随着中国风格成为尚品，更加带有“中国味”的绣有龙凤和麒麟的刺绣服装被认为具有难以言状的美而风行一时。

18世纪的欧洲，以服饰艺术为代表的物质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它们不仅为欧洲提供了一种雅致而富有情调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启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充实了欧洲的审美体验和艺术语言。事实证明，真正的“中国风尚”作为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反映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风格或审美趣味的狭隘领域，它是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思想、科学技术等全面发生兴趣的表现，并且触及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着一种人生的价值取向。从服饰艺术的角度探讨，其中蕴涵的中国风尚是对中国文化形象意涵进行模仿并加以创造的结果。

（作者简介：要彬，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