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欣赏

中国现代小说欣赏

在中国文学史上，1917年至1949年被称为现代文学发展时期，这段时间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但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却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在明清时期曾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在清末其发展步伐则受到当时文坛的文学观念、文风及语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度陷入发展的泥沼之中。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虽然只有几十年历史，但它的发展非同寻常，不仅篇幅浩繁，变化巨大，而且成就冠于其他各种文学体裁。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仅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形成了几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小说流派，凸显出一种文体发展趋于成熟之后才能呈现出来的艺术魅力。要真正地欣赏现代小说，我们必须从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等角度着手进行。

一、关于现代及现代小说等概念的理解

我们首先要弄清现代及现代小说的概念。

一般来说，文学史对于现代文学的时间划分是从1917年到1949年，也就是说，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32年间发生的文学创作、论争、形成的文学流派等一切文学现象均属于现代文学时期。尽管现在学术界对于这种划分方法早有非议，并提出了相对来说视域更加开阔、更符合文学发展实际情况的时间划分方法，但是为了与现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保持一致，在这里我们仍然沿用这种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划分方法。

在以上所指称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概念的背景下，所谓的现代小说就具有两重意思：一是时间概念，即指“五四”以后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所出现的小说；二是性质概念，即指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也就是具有现代化或基本上现代化特征的小说。

二、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简要概述

流派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要想真正地了解和欣赏中国现代小说就应该对其所形成的小说流派有一定的了解。

（一）二十年代中期在鲁迅影响下出现的以文学研究会一些成员为主的“乡土小说”派，这是个有理论有创作的初步成熟的现实主义流派，代表性作家有鲁彦、许杰、潘训、徐玉诺、彭家煌、王任叔、蹇先艾、许钦文、台静农等。广义地说，叶绍钧也是属于乡土文学派的。甚至象鲁迅称为“很少乡土气息”的黎锦明，其实也写了不少乡土作品，如《出阁》、《复仇》等，而且写得相当简练，不过有的具有较多浪漫主义气息罢了。

（二）以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倪贻德、周全平等为主，也包括受创造社影响的浅草社的林如稷、陈翔鹤以及受郁达夫明显影响的王以仁等在内的“自我小说”或“身边小说”的流派，这是个浪漫主义同时又兼有现代主义成分的小说流派。

（三）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小说”派，这是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初期“普罗文学”流派。他们主要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如洪灵菲、楼建南（适夷）、华汉（阳翰笙）、李守章、刘一梦、冯宪章等。郭沫若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写的一些小说，基本特征在此相同。

（四）三十年代初期形成的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这是一个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竭力将作者主观感觉客体化，采用一点意识流手法的现代主义流派。在他们手中，心理分析小说得到很大发展。

（五）由茅盾的《了夜》所开创的社会剖析小说的流派，主要作家有茅盾、吴组缃、沙汀和稍后的艾芜等。他们不但在左翼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他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剖社会，并通过生活横断面再现社会，揭示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个革命现实主义的流派。后来修改《大波》的李劼人、写作《李自成》的姚雪垠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这个流派的影响。

（六）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小说。他们的作品大体都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有自己的美学理想，追求一种冲淡、恬静、含蓄、超脱的风格。朱光潜可以说是这个流派的理论家。四十年代出现的汪曾祺，则可以说是这个流派的领袖人物沈从文的难得的传人。京派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七）东北作家群。这是“九一八”事变后陆续流浪到关内的一批作家，包括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郎、李辉英等。他们对故土的沦陷深感悲痛，对日寇的侵略满怀义愤，在他们的小说作品中，共同寄托了这种感情。这是个“准流派”。

（八）从丘东平到彭柏山同、路翎等人的《七月》派的小说。他们也是个进步的现实主义流派。不过他们比较强调作者的主观精神，重视人物的心理分析，特别是某些畸形性格的分析，带有某种“心理现实主义”的特点。

三、中国现代小说著名作家作品欣赏

1．鲁迅《阿Q正传》《伤逝》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篇白小说《狂人日记》。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这些杰出的小说作品收入三个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其中小说《阿Q正传》和《伤逝》最为有名。

（1）《阿Q正传》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杰出创造，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这篇小说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当小说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时候，著名评论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通信栏里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此后70多年，阿Q在中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阿Q正传》也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国内外研究、评论该作的文章众多。自《阿Q正传》发表之日起，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是众说纷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读解它，其结论也不尽相同，这正是作品本身的丰富性所决定的。

作品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主人公阿Q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阿Q是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他是一个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他没有家、没有土地，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靠打短工维持生活，是一个地道的赤贫的乡村劳动者。但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深受封建观念侵蚀和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狭隘保守特点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他不敢正视现实，靠健忘来解脱自己的痛苦；他同时又妄自尊大，进了几回城就瞧不起未庄人，又因城里人有不符合未庄生活习惯的地方便鄙薄城里人，他身上有“看客”似的无聊和冷酷，如向人们夸耀自己看过杀革命党，并口口声声“杀头好看”；他更有不少符合“圣经贤传”的思想，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严于“男女之大防”等等；它有着守

旧的心态，如对钱大少爷的剪辫子行为深恶痛绝，称之为“假洋鬼子，认为“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身上有着畏强凌弱的悲切和实力，在受了强者凌辱后不敢反抗，转而欺辱更弱小者。阿的这些小生产者的弱点和深刻的传统观念，说明他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

阿Q思想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能用夸耀过去来解脱现实的苦恼；他能用虚无的未来缓解眼前的窘迫；能以自己的丑恶去叫人；能用自轻自贱来掩盖自己所处的失败者的地位，能用来淡化所受得辱如何屈辱，他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不安用“忘却”这件祖传法宝，将屈辱跑到脑后。总之，阿在实际上常常遭受挫折和屈辱，而精神上却永远有胜利，总能得一二满足，所凭借的就是这种可悲的精神胜利法。

在《阿Q正传》中，鲁迅把探索中国农民问题（即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处境、地位）和考察中国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作品阿Q的遭遇和阿Q似的革命的描写，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作了正面描写。小说一方面写了赵太爷、钱太爷们从害怕革命、投机革命到垄断革命，由此揭示出辛亥革命的悲剧：革命的对象不仅仍然执掌着政权，而且“骤然大阔”发了“革命”财，而应在革命中得到解放的民众依旧是任人宰割的奴隶。小说另一方面着重揭示和批判了阿Q式的革命，触目惊心地写出了阿Q至死不觉悟和他的可悲大团圆的下场，由此暗示了辛亥革命更深层次的悲剧：革命没有真正唤醒民众，并未觉醒的民众糊里糊涂地参加了革命，又糊里糊涂地被杀。而且可以想象，阿Q即使参加革命并掌握政权，他那样的落后的革命意识又将导致革命成为何种性质！

《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达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效果。阿Q的身份虽是农民，但这个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却并不只是农民才有的，它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鲁迅从整个国民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出发，对其精神、思想的痼疾进行典型概括，是要提醒人们，引导人们反思和反省，同时也是要吁请改革者们共同来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

鲁迅在《阿Q正传》中创造了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一是外冷内热。二是以讽抒情，作者善用讽刺手法，且贵在旨微而语婉，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同时在讽刺背后处处隐含着作者改革社会重铸国魂的革命热情。三是悲喜剧相结合。

（2）《伤逝》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是鲁迅创作的知识分子题材中唯一描写爱情的作品。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婚恋的整个过程，否定了个性解放的思想，指出经济不独立，终究没有幸福，爱必须有所附丽。这曲声泪俱下的悲歌，大胆地审视自我，批判性地探索和选择着人生之路，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人生道路探索中的情感历程。小说采用独特的手记体形式与自省视角的第一人称写法，着力于对人物内在情感的自我表现。小说书写涓生的悔恨和悲哀，没有做抽象空泛的分析与理性说教，而是紧紧扣住涓生原罪式情感心理，以忏悔的内心告白形式，追怀往事，自我剖析，由此生发哀意。小说在整个悲剧的叙述过程中，抒情氛围非常强烈，热恋的深情、新婚的喜悦、感情濒于破裂时的痛苦、终于分手后的绝望以及子君死后涓生沉痛的悔恨和悲哀，形成了一条起伏奔腾的情感河流。小说不仅以理启迪读者，又以情动人。

2.郁达夫《沉沦》

《沉沦》是郁达夫的代表作，创作于1921年5月。小说主人公，留日学生“我”由于受到民族的歧视、社会的冷遇和日本同学的疏远，表现十分孤冷，忧郁而多疑。他与同学们交游离绝，独自来到乡间的官道上，欣赏秋色，又寻找荒园，离群索居，在性苦闷里，以小说为消遣，用酒来麻醉，在病态的性追求与性刺激中自慰自虐。然而，种种法子仍驱不掉心底的忧郁。忧郁症越来越厉害，感到前途渺茫，终至投海自杀。临死前，他想念家乡，怀念祖国，发出了希望祖国快富强起来的呼喊。这是一个处于理性觉醒而性苦闷中的现代青年“沉沦”的悲剧，也典型地反映了患有时代忧郁症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这是历史交替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灵魂的剖露。

自尊敏感，渴望实现自我而又无力自强，是主人公最突出的性格特征。由性觉醒而性苦闷，由自省到麻醉，由沉沦到绝望，构成了主人公心理变异的特征。

《沉沦》在艺术上突出表现为一种主观的抒情性。那么显露、真率和强烈，这在现代小说中是罕见的。通读全篇，那笔意酣畅的文字里，读者看到的是一道倾泄他亲身火热的河流。是他的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整篇作品，表达了主人公灵魂的自我搏斗与披肝沥胆的热烈渴望。作者精于内面的观察，善用宣泄感情的自白将读者引入人物的内在世界的奥秘处。作品中的秋景以及后面“夕阳红上海边楼”的景物，都是经过了主人公情感之火燃烧过的，已赋予了人的主体情愫与生命原汁。“使读者几乎不能辩出这美丽的大自然是不是多情善感的主人公的身体的一部分来。”

作为开创现代抒情小说流派的成功尝试，《沉沦》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与价值。

3.巴金的《家》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是他1928年写完《灭亡》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和祖父做过县官，父亲曾任广元县县官。童年母亲给于他的“爱的教育”实质上已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及人道主义的色彩，它使巴金幼小的心田里从此埋下“博爱”的种子，对巴金后来的思想发展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父母相继去世后，巴金看到了大家庭和平友爱的表面下掩藏的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并深切地感受到来自陈旧的封建家庭观念以及长辈的威权的压迫，这在年轻的巴金心中燃起了憎恨的火苗。1923年，巴金从家中出走，离开闭塞的四川来到上海、南京求学，1927年又赴法国巴黎留学。192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回国定居上海后，从1929年到1949年底，他共创作了18部中长篇小说，12本短篇小说集，16部散文随笔集，还有大量翻译作品。其中，《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是巴金最著名的小说。

《家》是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作于1931年，原名《激流》，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家》。《家》是巴金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现实主义优秀长篇之一。

《家》以冷峻的笔触愤怒控诉了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的罪恶，深刻提示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热情歌颂了“五四”初期知识青年反抗黑追求光明的叛逆精神，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五四”时代的民主激流的历史风貌。

《家》对封建伦理制度“吃人”的罪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他们不仅吃掉了象鸣凤、婉儿这一类的“下人”，而且也使这个家族内部的少爷、小姐有的也成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悲剧，一个又一个纯洁可爱的青年男女被剥夺幸福，葬送青春，乃至丧失生命。

对于这个封建大家庭大胆地叫出“我控诉”的是觉慧。觉慧是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最早的觉

醒者。他对封建势力疾恶如仇，“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地大胆反抗，是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是这“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他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洗礼，对于封建专制者敢于大胆蔑视，坚决斗争，冲破家庭的束缚，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他敢于打破世俗偏见，排除等级观念，大胆地爱着并且表示要娶婢女鸣凤。这都表现了被“五四”新思潮所唤醒了的年轻一代争民主、求解放的时代精神特点。

觉慧的反抗精神还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揭露和反抗上。他敢于同封建家长和封建习俗开战。他是一个“大胆”的反封建的猛士，他的大胆叛逆和勇敢追求的精神，确实给人带来了希望，给高公馆这个黑暗王国输入了一些新鲜空气。然而，他毕竟又是幼稚的，他从封建地主大家庭中蜕化出来，在思想感情上还带着一些封建思想的痕迹。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所依仗的思想武器仍是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思想。他虽爱鸣凤，但在灵魂深处又没有完全消除封建等级观念，反映了“五四”新一代青年成长过程中有待进一步成熟。

《家》着力刻画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觉新。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封建家长把他推上高家未来统治者的显赫地位。传统的“作揖主义”和时髦的“不抵抗主义”，旧家庭、旧礼教、旧意识的沉重的“十字架”，使他成为旧制度下的顺民。遇事忍让、屈从，企图以自我牺牲来维护这个圆满的“家”。

4.老舍《骆驼祥子》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以祥子买车三起三落的经历，表现了祥子由希望到失望，由奋斗到失败，由挣扎到绝望，最终走向颓废和堕落的人生轨迹，揭示出他悲苦的人生遭遇，从而深刻地抨击了黑暗社会对弱小者的无情吞噬，揭示了祥子悲剧形成的社会根源。与此同时，批判和否定了祥子式的个人奋斗的生活道路，明确指出个人奋斗根本不是劳动者摆脱穷困的求生之路。

《骆驼祥子》的主要艺术成就是人物典型的成功塑造，尤其以祥子最为突出。祥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他的经历与近代中国因农村破产而成批涌入城市的赤贫农民相似，因而颇具代表性。在祥子的不幸遭遇中，作者突出了他的性格的刻画，体现了强有力的悲剧意味，这是通过主人公“精神向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的命运三部曲展开的。

从客观方面说来，造成祥子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的逼迫。祥子历尽艰辛，饱尝委曲，三起三落，欲独立自主百终不可得，是因为他面对着一个强大的、罪恶的、病态的社会。人力车夫祥子只能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牺牲品。二是车厂主女儿虎妞的诱骗。

显示老舍这部卓越长篇小说现实主义艺术深刻性的，还在于作者能从祥子自身发掘的主观方面的因素，写出了生活对他的限制，揭示了他思想的局限与性格心理上的弱点。祥子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狭隘的眼光，尤其是他的个人奋斗的思想，是造成他悲剧主观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其次是祥子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弱点，比如在接踵而来的打击面前逐渐滋生的自暴自弃，在把握自己上他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在虎妞影响下，他的生活态度的某些改变，也是他走向深渊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本分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祥子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优良品德：忠厚善良、勤劳朴实、沉默寡言、倔强好胜。他也没有任何嗜好，也不作不切实际的空想。唯一的愿望是通过自己的勤劳苦干买一辆自己的车。但他没有看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欺诈、压迫、剥削、掠夺的罪恶社会，结果盲目苦斗、死命挣扎，他不仅未能摆脱同类人所遭受的悲苦命运，而且结局比他们更惨。祥子的毁灭，不在肉体而在精神。其悲

剧意义是双重的：即生活的悲剧和精神的悲剧。这是一个粉碎了梦幻并在黑暗的社会里逐渐熄灭了生命之火的殉葬者的悲剧。其次是祥子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弱点，比如在接踵而来的打击面前逐渐滋生的自暴自弃，在把握自己上他也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在虎妞影响下他的生活态度的某些改变，也是他走向深渊的原因之一。

祥子的悲剧，是强者沉沦的悲剧，是性格和命运的悲剧。它真切地展现了一个不该毁灭者的灭亡的全过程，具有典型的悲剧意义和深沉的悲剧力量，这是《骆驼祥子》在艺术上取得的主要成就。

鲜明的京味儿，是《骆驼祥子》的一大特色。骆驼祥子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描写被置于一个老舍所熟悉的北平下层社会中。从开篇对于北平洋车夫“门派”的引言、到虎妞筹办婚礼的详细叙述，都使小说透出北平特有的地方色彩。京味儿还强烈地体现在小说的语言上。老舍融化了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小说语言的幽默、洗练、优雅，形成了他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独具文化色彩的语言，他那通体光润圆泽中透露出的“斯文”的“京味”，是从悠久历史与文明中所孕育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外观。

5.张爱玲的《金锁记》

张爱玲，曾用笔名梁京。童年主要在上海度过。她的祖父是清代名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父亲是清朝遗少，母亲黄姓，也是名门世家出身，婚后曾去欧洲留学。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张爱玲从小既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有机会接触西方新文化。她不仅由父亲督促习颂旧诗古文，还喜欢阅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和一些晚清小说，也爱读张恨水的小说和英国作家毛姆等人的作品。大学毕业于香港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返回上海，开始创作生涯。最早的一批小说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分别发表在上海沦陷时期的《紫罗兰》《杂志》《万象》等刊物上，后来集为《传奇》出版。

《金锁记》写小家碧玉曹七巧嫁到官宦人家做一个残废人的老婆。“她带着黄金的枷”在姜家过了三十年，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性格趋于变态。由于自己没有尝到幸福，她也不让儿女得到幸福，甚至异常可怕地亲自动手去破坏儿女们的幸福。作者正是通过这个故事研究了一个健康的生命在正常情欲得不到满足后的形态。黄金是以爱欲的禁锢换得的，畸形的情欲竟然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最初为黄金而锁住爱欲，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欲折磨了她一生，也折磨了她一家人。人是可怜悯的，是情欲的奴隶。

张爱玲小说的成就，首先在于两性心理刻划上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曹七巧，自己没有得到幸福而竟要子女也得不到幸福，不仅蛮横逼死儿子长白的媳妇，还要活活拆散女儿长安和童世舫的婚姻，她的这种变态心理，以及她那些刀子似的不断在他人心灵上划出伤痕的话语，实在大长了读者的见识，令人战栗。作品结尾时有这样一段叙述：“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七巧无疑是新文学中最复杂、最深刻、最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

张爱玲的小说真实地表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生的风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作家精细地描写了人物的衣饰及环境。她具有清晰的时代感与精细的把握能力。通过衣饰与环境的描写，将时代社会的变化在物上、在空间的描写上生动具体地表现出来。

张爱玲小说的另一个独到的成就，在于意象的丰富与活泼传神。这些意象大多鲜活而富有艺术魅力，且具有鲜明的都市特征。她曾说过：“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到海的图画，后看到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

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清界限。”这生动地说明了她作为一个出生于都市中人的感觉、联想习惯。自然成了本体，人工物品成了喻体，自然人工化，环境物品化，世界装饰化。比如“天完全黑了，整个世界像一张灰色的圣诞卡，一切都是影影绰绰”。这种独特的意象，带来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风貌。

6.沈从文《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最富盛名的代表作，原载于1934年《国闻朝报》第11卷中，1934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它是沈从文创作的一首美好的抒情诗、一幅秀丽的风景画，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坚实柱石。

在小说中，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的边城茶峒，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秀丽的自然风光教化着茶峒白塔下两个相依为命的摆渡人。外公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翠翠情窦初开，善良而清纯。他们依着绿水，伴着黄狗，守着渡船，向来往船客展示着边城乡民的古道热肠。小说古朴而又绚丽的风俗画卷中，铺衍了一个美丽而又凄凉的爱情故事，但是小说深层次里所欲表现的却是一种理想、一种健全的人生形式。作者无意开掘这一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刻画悲剧性格，而是意在创造出一支理想化的田园牧歌。因此，边城是一个极度净化、理想化的世界。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古拙的湘西风情的有机结合与自然交融。

在边城明净的底色中，作者把自我饱满的情绪投注到边城子民身上，重点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塑造了作为“爱”与“美”化身的翠翠形象。沈从文之所以对边城人性美和人情美作理想化的表现，其意就在于从道德视角出发，为湘西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活动文化精神注入美德和新的活力，并观照民族品德重造的未来走向。

作者是以牧歌的情调来描绘边城世界的，因而他的小说便具有一种似真非真、似幻非幻又多带传奇性的审美特征。这种审美特征首先表现在创作方法上，沈从文是兼具现实性与浪漫性的作家。他曾说，他的作品是梦与现实的交汇物。这里的“梦”，包括他的人生理想，他的以人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里的“现实”，包括湘西所特有的风土民情和山川景物。所以，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边民的勇敢、真诚、善良、淳朴；我们看到的是奇山秀水和边民文化。作者所描绘的既是一个充满人性和谐美好的世界，又是一幅明丽奇特的风俗画。由“梦”使我们感到了人性的和谐，人生的乐趣；由记事，又使我们领略了边地奇异风俗与秀丽山川，它给人的是一种综合的审美感受。它是小说，又是诗。

其次，作者采用一种优美而又抒情的笔调，使叙事情绪化、诗意化。作者叙事时，不是采用纯客观的描写手段，而是直接描写自己的感受和印象。

第三，沈从文笔下的语言洁净明丽，流畅婉转。具体来说，沈从文叙事，力求简洁；写景，力求丰腴。这样，沈从文的小说语言增添了作品的抒情意味。

7.钱钟书的《围城》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出身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早年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等职。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在文学创作方面，钱钟书于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次年，出版长篇小说《围城》。此外，尚有诗学著作《谈艺录》等。

《围城》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小说首先是一个流浪汉的喜剧旅程。作者借留法

青年从国外归来后一路漂泊的机会，涉笔成趣，广泛描绘了社会的林林总总……写尽了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断裂、错位、颠倒与冲突。20世纪的中国现代作家每每注目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骚动与变乱，注目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关怀被侮辱受损害的人们、被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唯有钱钟书在《围城》中对于现代化途中中国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予以了深切的关注与深广的表现。同时，这一社会面貌，构成了小说中人物与故事展开的特定背景。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上，小说展示了传统对于现代中国自我围困的主题。围困的主题不仅在社会制度与机构方面展开，而且在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关系中充分展开。作者更重视在家庭婚姻关系的世俗方面表现围困主题。孙柔嘉精明、柔韧，工于心计，在羞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是“中国文化典型产品”。方鸿渐起初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待到订婚，方才发现她“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直似“仿佛有了个女主人”，结婚之际一经高辛楣提醒，方才警醒，却已经深陷围城。从此他们二人陷入受支配于强大传统的琐碎缠绕的日常生活，传统与其守护人孙柔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破裂，准备到重庆去，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

小说同时又是一部新“儒林外史”。近代中国始产生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其表现中心，对于他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的贫乏、卑微和空虚，对于他们的种种畸形性格和丑恶灵魂，痛加摘发。尤其是方鸿渐、高辛楣、苏文纨等留洋归来的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有的沉沦，有的堕落，有的一事无成，在传统的围困中消磨人生。作品通过他们，对中国西式知识分子和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从文化的中、西，现代、传统的多重背景上，从哲学与思想的多重角度作了精心审视。

方鸿渐的旅途也正是一个精神追寻的历程。主人公方鸿渐隐喻了一场犹豫不定的追寻游戏。在与鲍小姐追求与引诱的游戏中，在苏小姐、方鸿渐、唐小姐的错位追求中，在与孙柔嘉的婚恋中，在谋职中，无一不是以追求始，以幻灭终。小说中借人物的口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在方鸿渐这个“反英雄”的小人物的寻梦过程中，透露出作者对于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

小说对于人物的隐秘心理和心理转折有深入细致的把握与表现，尤其是作者深入把握和表现了人物情感变化中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同时，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独特的讽刺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作者讽刺自成一体，与革命作家的暴露性讽刺不同，举凡道德、风俗、人情，无不笼罩在他讽刺之下，古今中外的警句妙喻，随手拈来，织成充满机智和书香的讽刺文章。小说的叙述语言自成特色。作者善于经营新奇、犀利、多样的比喻，比喻往往发展为象征，形成贯通全书的反讽。夏志清认为“《围城》称得上是“流浪汉”的喜剧旅程录”，即《围城》有18世纪英国“浪荡汉小说”的风险味道。《围城》的成功，与作者的学贯中西、广泛借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是对中国现代小说中几部著名的作品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与分析。其实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还有许多杰出的作品值得我们仔细阅读、分析与欣赏，希望这里的介绍既能使大家一叶而知秋，又不致使大家一叶障目。只有对于已有的文学财产真正地掌握了，我们才能创造出新世纪真正的优秀作品，这是我们文学欣赏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