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女儿--《西游记》女性形象分析

1 异彩纷呈女儿国 -------《西游记》女性形象分析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200104班 贺庆华 指导教师 赵木兰

内容提要 在《西游记》的众多人物中，女性形象占有很大的篇幅与比例，并且成为小说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之中，我们很难看到《西游记》女性形象的影子，仅有的一部分也是以身份来认同人物的本质属性，将《西游记》中的女性划分为人、神、妖三部分。因此，我们抛弃身份论的观点，从小说的女性人物的内心与实践活动方面考察，以“人”的角度切入分析，寻找出一个新的女性形象系统：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一群丰富多彩、复杂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的深受礼教“贞节”、“孝”、“贤良”等要求的影响，她们正遭受着内心与外界双重的压力，她们的精神十分痛苦；有的大胆追求男女之间的爱欲，追求人性中最基本、最本能的东西；有的是人们心中真、善、美的化身，是作者与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 关键词 《西游记》 女性形象 人 神 妖

总观明清小说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西游记》的很多，但在分析到人物形象时，大多研究者只把注意力放在小说的四个取经主人公身上，有的甚至只重点关注孙悟空一人，而将占据了小说大量篇幅内容的女性形象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在研究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研究者将目光从《三国演义》放到《水浒传》，再到《金瓶梅》和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最后到登峰造极的《红楼梦》，唯独将拥有众多女性的《西游记》略过：他们持有一种偏见，《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太单薄，且大多是妖怪，根本没有研究价值，甚至不如《水浒传》中的三位女英雄。 值得欣慰的是，毕竟有一部分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西游记》中女性形象的事实存在和鲜活生动，认识到女性形象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这些女性在作品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就是在这些少之又少的研究成果之中，研究者只是将小说中为数不少的女性形象做了简单粗糙的分类：他们仅仅以女性在小说中的身份作为标准，将她们分析为人、神、妖三类。不能否认， 2

这样的看法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却忽略了这些女性形象之间的本质异同，女妖中的铁扇公主罗刹女就不能简单地以妖来区别，观世音菩萨也不单纯是一个神的形象。这些形象中，妖也有人性，神也有人性，人也有某种神性或妖性。小说的作者所创作的女性形象是一个个复杂多样的形象。 事实上，神、妖这两种形象只是人们想象的产物，是以现实中的人为基础而想象出来的。因此，在分析《西游记》中女性的形象塑造的时候，我们必须抛弃以身份认同本质的观点，将人物的身份淡化，转而从人物的活动、内心表现等方面，以一视同仁的“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女性。经过这样观念角度的变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女性形象系统：在这部小说中，存在着一群以礼教要求为生活原则的女性；存在着一群追求男女之爱的女性；还有一位作者与读者心中的完美女性。正是她们的存在，才使《西游记》成为一部完整的伟大作品。

一、内苦外困女儿国 在《西游记》的女儿国中存在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的内心已被礼教的要求所同化和控制，她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存在着礼教的“一双眼睛”，盯着她们，一直将她们送入痛苦与死亡的深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1]，司马光在《训子孙》中说：“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2]周易的乾坤定位奠定了传统的妇女观的哲学基础。他们将这种观点解释为：父为“天”，夫为“天”，高高在上；母为“地”，妇为“地”，自然居下。女性地位低下，男尊女卑乃宇宙之公理，不易之法则，天然之事实。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礼教，为了确保男尊女卑的公理性，便产生了三从四德。 三从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3]；四德者，“妇德、妇言、妇容、妇功”[4]。三从，是女子立身之本；四德，乃女性为妇之道。三从四德实则是戕杀女性自主人格的一把毒剑，仅一个自生至死的“从”字，便将女性的一切权利剥夺殆尽。 礼教化，就是人的身心被礼教所驯化，为礼教所制约的过程与所表现出的结果。礼教化的人，生为礼教生，死为礼教死。小说中突出地表现了这样的观点。

苦难的女儿 《西游记》附录“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中，满堂娇温娇，本为唐太宗的丞相殷开山的女儿。因未婚配，搭彩楼抛绣球卜婿。新科状元陈光蕊跨马游街经过楼下，被绣球一击而中，天赐良缘，郎才女貌，二人遂结同心。婚后不久，温娇与丈夫赴任，行至途中，却遇强贼。强贼刘洪因见温娇“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绿柳蛮腰”而顿起狼心，杀死家童，尸沉光蕊，温娇“见他打死了丈夫，也便将身赴水”，想从一而终，以死相殉。 但是，中国古代，节妇的三件大事：奉养舅姑，为夫存后，育子成人，满堂娇在此时尚一件未完。而此时温娇已怀有陈光蕊的骨肉，即后来的玄奘。为了保住陈家的一脉香火，也为了将来明冤雪耻，为夫报仇，为了还有一个婆婆不知生死，温娇虽“痛恨刘贼，恨不食肉寝皮”，但“万不得已，权且勉强相从”，忍辱偷生，整日“思念婆婆、丈夫”。后来胎儿出世，料刘贼不容此儿，无奈将孩子置于江中木板之上，血书身世，被金山寺长老收留并抚养长大。一十八年之后，母子相见，为夫报仇雪恨。一切到此本应十分圆满，但是，在温娇的内心中，“妇人贞吉，从一而终”[5]的影子一直在提醒着这位受尽凌辱的女子。雪耻团圆并不能洗脱忍辱偷生、丧失贞操的罪恶。因此，一个既出于意料之外又在乎情理之中的选择由温娇作出了，那就是——以死洗去一切屈辱与“罪恶”。 小说中这样写道： 丞相直入衙内正厅坐下，请小姐出来相见。小姐欲待要出，羞见父亲，就要自缢。玄奘闻知急急将母解救，双膝跪下，对母道：“儿与外公，统兵至此，与父报仇。今日贼已擒捉，母亲何故反要寻死？母亲若死，孩儿岂能存乎？”丞相亦进衙劝解。小姐道：“吾闻‘妇人从一而终’。 3

痛夫已被贼人所杀，岂可靦颜从贼？只因遗腹在身，只得忍辱偷生。今幸儿已长大，又见老父提兵报仇，为女儿者，有何面目相见！惟有一死以报丈夫耳！”丞相道：“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为耻？”（附录） 正如殷丞相所言，温娇不应该以此为耻。但，在礼教熏陶下成长的温娇，在“妇人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思想氛围和社会环境中教育出来的女性，纵然遇到像殷丞相这样明理达情的父亲和玄奘这样善解母亲苦衷的儿子，也不能缓解整个社会给予她的压力。礼教观念已经牢牢地在她的心中生根，“贞操”意识已经深深地溶入她的血液，渗透进她的灵魂，成为她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不能分离的固有组成部分。 正是在社会和内心的这两种力量的逼迫之下，温娇一心寻求以死来解脱。亲人的原宥，无法改变深深铭刻在她心灵上的礼教原则；家人的劝解，更会加重她内心上的罪恶感。因此，她选择死。死，对她而言，是真正彻底的解脱，无边的痛苦将会伴随她的生命的消逝而消逝，留下的，将是永远的清名与钦佩。这，就是她死的原因和动力。 于是，在她第一次寻死未果后，杀刘洪，祭奠她的丈夫亡灵时，她“又欲将身赴水而死”，却被玄奘“拼命扯住”。陈光蕊得龙王之助，还魂复生，一家三口终得团圆，婆婆也眼睛复明，“真正合家欢乐”。但是，这些欢乐也难以动摇温娇的必死之念，“罪恶感”始终强烈地主导着她的心灵，“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以生命的终结赎罪，求得心灵深处的平静与安宁，洗刷那始终难忘的“忍辱偷生”。 与满堂娇相比，百花羞公主也是一个不幸的女性。但二者不同之处就在于：同样的遭掳，满堂娇选择了“死”，而百花羞选择了“生”，但“生”得十分痛苦，“不孝”时时刻刻在鞭挞着她的心灵。 百花羞，本为宝象国公主，被妖抢走一十三年，生有二子，并且与妖也生了几分情，但整日“思量我那父母，不得相见”。“不孝”的意识和羞辱感如毒蛇般时时撕咬着她的内心，她的深刻的负罪感明显体现于她给她的父亲——宝象国王——的家书之中： 不孝女百花羞顿首百拜大德父王万岁龙凤殿前，暨三宫母后昭阳宫下，及举朝文武贤卿台次，拙女幸托坤宫感激劬劳万种。不能竭力怡颜，尽心奉孝。乃于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良夜佳辰，蒙父王恩旨，着各宫排宴，赏玩月华，共乐清霄盛会。正欢娱之间，不觉一阵香风闪出个金睛蓝面青发魔王，将女擒住，驾祥光，直带至半野山中无人处。难分难辨，被妖倚强，霸占为妻。是以无奈捱了一十三年。产下两个妖儿，尽是妖魔之种。论此真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不当传书玷辱；但恐女死之后，不显分明。正含怨思忆父母，不期唐朝圣僧，亦被魔王擒住。是女滴泪修书，大胆放脱，特托寄此片楮，以表寸心。伏望父王垂悯，遣上将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获黄袍怪，救女回朝，深为恩念。草草欠恭，面听不一。 逆女百花羞再顿首顿首。（第二十九回） 读罢此书，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十三年的屈辱都是妖魔侍强所为，本非自愿。“自幼在宫，曾受父母教训”，深知“此真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不当传书玷辱”；内心深处的羞辱感与负罪感使她想过死，她也想与温娇一般，以死洗辱，但“恐女死之后，不显分明”，只好偷生，却时刻与羞辱为伴，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说。两难的境地让这位本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的女性时刻都记得“不孝”二字。一封家书，“不孝”、“逆女”充斥其间，心灵的痛苦难以言表。 与温娇一样，百花羞在内心强烈自责的同时，深深地恐惧社会再对她进行谴责。事实却正是如此。第三十回，唐僧传书之事走漏，黄袍怪指责道：“你这狗心贱妇，全没人伦！……四时受用，每日情深。你怎么只想你父母，更无一点夫妇心。”面对这样的指责，百花羞“吓得跪倒在地”。虽非三媒六聘之婚，却有夫妇之实。“夫为妇纲”的礼教在此体现尽致。百花羞一面受丈夫责骂，一面却被作者指责为“那公主是妇人家水性”。另一面，行者抓走她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百花羞母子情深，护犊意切，但行者却一通谴责： 行者笑道：“公主啊，为人生在天地之间，怎么便是得罪？”公主道：“我晓得”。行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