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与自由主义

政府干预与自由主义

试比较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与新自由主义“自由经营论”。

答：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股思潮两大流派的论争，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两大思潮从重商主义时代晚期起，贯穿着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中此消彼长、彼此斗争的两大基本经济思潮。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指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是凯恩斯学派（还有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和瑞典学派）。其基本理论是：（1）摒弃传统理论把资本主义歌颂成完美无缺的说教，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失业和分配不均的“缺陷”，承认失业问题严重，除传统的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外，还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2）摒弃萨伊“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的定律以及否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的传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缺乏自动保持均衡和经济增长的力量，主张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3）国家干预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主张扩大政府机能对经济进行干预；（4）摒弃传统的健全的财政原则，主张实行膨胀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提高税收，搞赤字财政，举债花费。

所谓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是指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利用市场机制和竞争力量，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而只赋予国家以承办市场和竞争所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极少量的经济活动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属于这一思潮的有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伦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其基本理论是：（1）以萨伊定律“供给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为理论基础，认为通过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否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和“非自愿失业”；（2）信赖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作用，主张自由放任，达到经济均衡的发展，反对国家干预，硬说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引起的，即使要有所干预，也应降低到最低限度；（3）坚持传统的健全的财政原则，量入为出，开支力求节省，税收力求其小，收支平衡；（4）主张稳定物价，坚决反对通货膨胀。

从以上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二者是完全相反的，但它们都在为资产阶级国家出谋献策，力求保持和发展资本主义。它们之间孰优孰劣，各自的效应究竟如何呢？从这两大思潮不断更替来看，是不能做出断然回答的。一个国家主要依靠政府干预还是主要进行自由经营，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来做抉择。诚然，西方各经济思潮和学派提出的政策，虽然有的可能在这一时期对这一国家的“经济病”有一定疗效，有的在那一时期对另一国家的经济起一定作用，但总的说来，无论哪一经济思潮、哪一经济学派的经济政策，都不是灵丹妙药，均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等资本主义痼疾。因此，根本谈不上孰优孰劣。这就告诉人们，在研究西方经济学时不能匍匐在它的面前，也不能迷恋于某一学派，即使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府，虽然在某一时期信奉某一学派，但也并不绝对皈依这一学派，而是博采众长。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倾向，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崇拜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关于这种盲目崇拜的原因和后果，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在《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作了很好的分析。在他看来，这股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倾向产生和泛滥的社会经济原因有二：一是战后时期的前半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经济的带有战后恢复性质的经济高速增长；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战后时期出现了国际性的严重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人就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危机，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包医百病的药方了。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战后时期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复杂性和迷惑性，即理论上的原因有三：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被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陈岱孙在谈到这一点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新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

可是，我国个别学者没有识别这些阴谋诡计，却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竭力鼓吹科斯的“产权理论”、哈耶克的“理想社会”（即垄断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张“非国有化”、“自由放任”等等，而且非常顽固地坚持这一套，实际上扮演了西方资产阶级附庸的可悲角色。因此，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试论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发展过程。

答：（1）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理论渊源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西方许多经济学流派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比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都是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经济学流派。因此严格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流派，而是一种经济思潮。虽然新自由主义各流派之间也有分歧，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把经济自由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原则，这里的经济自由包括拥有私人财产的自由、消费自由和就业自由等；强调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完善性；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等等。

从理论来源讲，崇尚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各个经济学流派的具体政策主张可能不尽相同，然而，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角度来说，它们一般具有共同的两种经济思想渊源。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8世纪，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就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二百多年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一直对西方经济思想产生着重大影响。但最集中反映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西方的新古典经济理论。

20世纪最后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不但继承了新古典经济理论鼓吹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基本思想，而且还变本加厉，把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无限夸大，因而被人们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新古典经济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其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受到新奥地利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重要影响。新奥地利学派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建立在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著作中，突出强调了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个人活力的解放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并鼓吹这是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根源所在。他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其聪明才干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公平的角逐，从而产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市场价格机制所具有的自动平衡体系既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一个最经济的信息载体和处理器，引导人们把利己的动机转变成社会的整体功能，保证了经济的高效率。在政治上，新奥地利学派既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与当时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相抗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从新奥地利学派的论述中得到极大的启发和营养。

（2）凯恩斯主义革命与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逐渐激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凯恩斯提出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的方法，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衰退和就业危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并没有得到完全实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得到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导致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批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受到极大挑战。与此同时，在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却逐渐抬头，并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联邦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中，趋于保守的政府纷纷上台，在经济生活中都执行一系列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加强市场机制作用，刺激私人企业制度繁荣的经济政策和措施。随着这些保守政府的上台，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也逐渐兴起。虽然各个经济学流派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它们大都认为，除了应当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一些修补之外，还应当在发达国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执行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更是鼓吹放弃国家所有制，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价格政策，实施过多的国家干预，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不当，减慢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放开市场，让自由市场经济繁荣。应当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欢迎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消除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价格扭曲，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在这些论点的影响下，主要的西方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减少国家干预、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调节，促进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措施。由于这些经济学派都继承了新古典经济理论鼓吹市场机制的作用，

而且它们都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矛头都对准了凯恩斯革命所代表的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的思想，所以这个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被西方称为反对政府干预的新古典主义的反革命（反对凯恩斯革命）。

（3）“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一步巩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主流地位。

一是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对一百多年来经济发展是依靠市场还是依靠政府的长久争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答案。依靠政府进行经济发展的思想被认为已经不再有任何生命力。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二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刚刚开始，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从而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组织，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佳形式。

三是东亚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经济的飞速成长，有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东亚经济的成功被认为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开放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结果，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胜利。

正是从这三个最重要的事件中，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受到极大的鼓舞，并逐步巩固了它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当各种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发展成为“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型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并最终取得支配地位。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各种内部原因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控制的外部原因，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的外债。这种对外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大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净流出。随着对外偿债义务的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宏观经济的严重问题，通货膨胀加剧，政府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到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对外延期支付债务，引发了第一次债务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偿债问题，那些西方债权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负有解决各国对外收支平衡问题责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除了不得不与债务国谈判延长还本付息期限和以更为优惠的条件取得额外的融资之外，它们还要求债务国实行严厉的“稳定化”政策。

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稳定化政策措施发展为“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在新的经济背景下，决定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美国经济管理机构和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形成的共同观点和看法。鉴于其所带有的经济自由主义特点，华盛顿共识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型。

华盛顿共识的各种主张都可以归类为三个方面：一是私有化，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华盛顿共识基本上反映了现今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看法，因此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所鼓吹的经济政策也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所必须奉行的金科玉律。

（4）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衰落

如前所述，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大行其道。然而，这二十年也是人们逐渐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天生缺陷和片面性的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在处理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和亚洲金融危机这两个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大事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天生缺陷和片面性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使人们对它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并逐渐丧失了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影响。

①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灾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试验场。在西方一些国家和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压力下，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出发，进行了经济的结构调整，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实行市场化价格改革，并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对外经济方面，这些国家都实行了所谓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措施。然而在这二十年中，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不但增长缓慢，还接连受到债务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困扰，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成为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的年代。很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学家指出，拉美国家这二十年经济的停滞和发展质量的下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难辞其咎。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危害，纷纷要求发展中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影响，探寻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②“休克疗法”的失败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当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的时候，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纷纷提出了苏东国家改革的各种方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苏东国家推行的所谓“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通过私有化把产权迅速转移到私人手中。第二，原有的国有企业，不论经营情况如何，统统关停；尽量削弱原有的政府机构，使它一下子瘫痪，从而再也不能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第三，在原有的制度构架完全瘫痪之后，再进行激烈的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和市场改革，“激活”市场。

但是，事实证明，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做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并没有使人民得到实惠。苏东国家大规模群众性私有化所造成的是人民财产的贬值和资产的被剥夺；实行一系列自由化政策的结果是出现权力真空、制度真空，并出现少数私人寡头垄断的局面，特别是在原材料、能源工业、金融业等原有的国家垄断部门出现了新的私人寡头垄断；实行所谓的稳定化计划的结果是：不但没有出现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相反，凡是预期出现市场发育的地方，却出现了黑手党现象，其猖獗程度令人咋舌，生产直线下降。

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相对照，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过程中一直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方向，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实行增量改革方针，不搞一步到位。这不但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在改革中一直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了政治稳定。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直坚定而稳妥地进行，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渐过渡，培育市场，培育企业家精神，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催生新的企业。中国对国有企业不断进行改革，采取了“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主体多元化、所有制的多元化。通过这些措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稳定发展。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失败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③亚洲货币金融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思路，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措施，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然而，这些国家在本国基本经济因素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却由于它们所不能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出现大规模银行倒闭，国际储备下降，货币贬值，生产衰退的严重货币金融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倒退。在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面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不顾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局面，仍然片面地坚持“紧缩+自由化”的方针。

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之前就一直坚持按照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逐步开放市场并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方针，在放开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的时候，并没有急于使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结果中国经济比较好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冷静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面对世界经济的疲软局面，中国政府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出口，另一方面，根据本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使中国比较平稳地减轻和化解了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仍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正是在对20世纪最后二十年影响世界经济重大事件的处理当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理论缺陷和实践误区都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世人面前，也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逐渐丧失了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逐渐走向衰落。

西方各学派是如何论述其政策无效论观点的？

答：（1）政策无效论提出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发生转向，对“政府失灵”的论证代替了对“市场失灵”的论证，“政策无效”命题在逐步形成并趋于完善。西方经济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向存在两个现实背景：

①西方世界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局面与凯恩斯主义者的宏观干预理论相矛盾。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干预虽然在五、六十年代有一定的作用，但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却出现了明显的滞胀局面。在滞胀局面下，政府宏观干预就显得左右为难：以扩张政策降低失业率，会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紧缩政策降低通货膨胀率，会导致更严重的失业。70年代的滞胀，破除了人们对政府的幻想，重新树立起对市场的信心。

②社会主义国家在运用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实现了最初的高速工业化之后，普遍遇到了共同的难题：人民缺乏积极性、经济结构僵化、计划失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在共同难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启动改革，先是南斯拉夫脱离苏联体系，进行以工人自治为中心的改革，继而是东欧、中国、前苏联的改革。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时间、步骤设计和改革力度上有差异，但方向是一致的：分权化、市场化、充分利用私人力量，以此把原来赋予政府的职能转交给市场和个人。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工业化成就向人们召示的是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市场的局限性，那么５０年代以后兴起的改革浪潮昭示的则是政府的局限性和市场的有效性。５０年代前后诞生的重要西方经济学流派，如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都从各自的角度对“政策无效”命题作了系统的论证。

（2）西方经济学流派关于政策无效的论证

①现代货币主义的论证：经济真实量有其客观值，难为政府政策所动

现代货币主义是作为凯恩斯主义干预理论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发展的，在它的重要论点中都包含着政策无效、干预有害的思想。

第一，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的交换方程为PQ＝MV。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经验证明货币流通速度V是相当稳定的，因此，影响名义GNP（即PQ）的因素只有货币供应量M。结论是，如果财政政策不能影响货币流通速度Ｖ，它就根本不能提高名义GNP，此时根本不存在运用财政政策的余地。换言之，此时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

第二，持久收入假定

该假定的基本意思是，收入有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之分，相应地，消费有一时消费和持久消费之分。一时消费同一时收入之间没有规则的关系，但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从持久收入假定中推出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斟酌财政政策无效的结论。因为，一时的增税、减税、收入转移方案只能增、减人们的一时收入，而不能改变人们的持久收入，因此不能影响人们依据一生收入预期所确定的基本支出结构。

第三，自然失业率概念

针对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主义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下，让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自发作用时对应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其水平取决于结构和制度方面的条件。

货币数量论、持久收入假说，自然失业率概念旨在说明主要经济变量有其客观值，不为政府政策所变，以证明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由于没有政府斟酌空间，货币主义者主张政府按固定规则行事。

②理性预期学派的论证：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抵消了政府政策意图

与现代货币主义的论证角度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是从政府政策的作用对象——厂商、居民、下级政府机构——的行为模式着眼的。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理性预期。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会充分运用已占有的信息，依据头脑中已形成的经济模型对未来的经济变动情况做出基本准确的预测。经济当事人所占有的信息的质与量并不亚于政府部门，其预测同职业经济学家运用数理经济模型得出的结果不相上下。由于经济中存在许多随机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当事人的预期也会出错。但人们不会始终一贯地犯同样的预测错误，一旦发现错误马上会得到纠正。也就是说，人们的预期会出现随机误差，但不会出现系统误差，预期是无偏的，因而是理性的。理性预期假设暗示，人们最终会完全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因此，政府难以在长期内任意摆弄大多数人。

在理性预期假定的基础上，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主要论证的是宏观货币政策无效，但这一结论被推而广之，认为所有宏观政策无效。典型的说法是：“在一个理性预期的世界里，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无效的。”“政府于事无补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不过多地卷入经济是最好不过的。”

③公共选择学派的论证：公共选择主体的“经济人”行为致使公共决策过程失灵

公共选择学派把理论的触角指向政治决策过程，或公共选择主体。该学派在分析政治决策过程时有一个关键性的假设：公共选择主体的行为是经济人行为。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公共选择学派对“公共选择”失灵或“公共决策”失灵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公共选择失灵的原因之一是，与交易市场的选择不同，公共选择过程缺乏效率原则所要求的应有的确定性。非确定性可以从两方面把握：第一，在交易市场上，个人既是选择的主体又是决策的主体，选择行为和决策结果之间是一致的。但在投票中，个人只是选择主体而不是决策主体，决策主体是他所处的集体。即使某个人对所有备选方案及其结果都了如指掌，因而能够正确地投票，他并不能左右决策结果。因为在人数众多的投票站，他的一票往往是无足轻重的。第二，在公共选择中，正确决策增进的收益是作为整体利益而出现的，个人只是众多整体利益分享者中的一员。决策失误的责任也是由集体承担的，只是迂回地、甚至以难以意识到的形式影响个人的福利。因此，公共选择的利益和责任是不明确的。确定性程度会左右个人的选择行为。在交易市场上，由于确定性程度高，个人就会尽力搜集各方面信息，选择出适合自己偏好尺度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在公共选择中，没有确定性，而且，为了正确投票，投票者还要花费精力和金钱去搜集有关选择对象的各方面信息，这种信息成本完全落在了个人头上。被决策的公共事务越复杂，弄清选择信息的成本就越大。因此，作为经济人的个人，就不会去认真了解有关备选方案的信息，对于手中的选票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如果多数选民对选票持无所谓的态度，公共选择过程就往往会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从而使其成为谋取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的手段。

公共选择失灵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投票的不可分性。一个人只有一张选票，他只能在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同时放弃其他方案。这种选择范式必然导致福利损失。同时，一个人选择的实现并不以其他人必须放弃自己的选择为条件，每个人都能在预算约束内实现自己的选择，市场机制把每个人选择时表现出的偏好信息转化为价格信号，指导厂商的配置活动。结果，引导的资源配置结构能够满足每个人的偏好。

由于存在若干基本因素，公共选择过程并不能保证公共决策真正符合社会需要。而且，即使通过公共选择制订出的政策真正符合社会需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政策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问题出在执行政策的各级官员和实施政策的微观经济单位身上，他们同样不能排除自身利益对政策的干扰，对政策做出偏于自身利益的理解，在政策界限比较模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