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研究综述

吴玉珊

（泉州师范学院陈守仁工商信息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当今世界，发展是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因此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评价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国内外关于社会发展的内涵、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以及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并予以总结，以便为区域制定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X32；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045-04 发展是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根本法则。这一概念源自生物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逐渐被引入到其他科学领域中，但明确提出社会发展问题也不过才60年左右。二战后，大部分殖民地国家因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瓦解而相继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着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困境，至此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方面的研究才正式拉开帷幕。本文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社会发展的内涵、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以及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并予以总结，以便为区域制定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一、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几个阶段

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人们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深入和进化，有关社会发展的研究[1]，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经济增长观阶段

经济增长观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发展观，又称为“GDP中心论”或者“GDP发展论”，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2]，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费里德里希·李斯特等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为这种发展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增长涵盖了一切发展问题；国家应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第一目标，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本国GDP和人均GDP的增长，增加本国物质财富的积累；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核心内容，发展规划是实现工业化和实行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3]。

实践证明，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理论，作为经济演变史中工业化初期的必然产物，对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为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得到改善，相反，在20世纪后期，由于在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驱动下，人们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工业化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率上升、贫富悬殊、技术落后、政治动荡、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说明了经济增长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二）综合发展观阶段

鉴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否定传统的“增长第一战略”，认为发展不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应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综合和谐发展的系统工程，提出以人为中心或以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具体来看，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及观点有：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83年出版了《新发展观》，他认为视经济增长为一切要义的主张过于片面狭隘，相反，他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认为社会发展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一切发展手段合不合理取决于对人的发展是否有利。再如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人类与社会发展”战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发展战略，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等[4]。在此基础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炼和推广了综合发展观。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将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由人口、环境、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等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4]。

与经济增长观相比较，综合发展观更全面、更成熟，它强调以人为中心，将社会的发展看作是全面的、综合的、协调的发展过程，实现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

旨这一发展观念上的转变。但综合发展观没有进一步解释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发展的联系，它关注的是当前的社会状况以及这种状况所带来的对当代人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后代的发展空间问题，对于关系人类延续发展的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等重大课题并没有指出方向及处理途径。

（三）可持续发展观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断增长，生产力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人口膨胀、资源消耗不合理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却日益凸显，不仅给人们带来生命和生活上的危害，还直接对经济增长形成严重威胁。这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深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建立在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的基础上，抛开环境改善而谋得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是他人的、全局的、后代的不发展甚至是灾难。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正式提出的。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向世人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认为社会发展应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要注重人类的长远利益，不仅要考虑到当代人需要的满足，还应顾及到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这样人类才能得以延绵。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这一说法获得来自不同背景的社会各界广泛一致的赞同，可持续发展正式确立为各个国家一致追求的目标，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由理论和概念走向行动实践。

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环境属于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可为环境保护提供物质基础，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却又受制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它还研究了人类的代际关系，考虑到后代的发展空间问题，强调以保护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为原则规范一切发展活动。因此，可持续发展观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指出了方向和路径，但它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对于自然关系的至上性，而社会发展的范畴不能局限于此，还应涵盖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公平等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观仍有亟需完善之处。

（四）科学发展观阶段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国情所提出来的，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人们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发展经济成为重中之重。因而我们片面地强调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忽略了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导致出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扩大、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尖锐，这些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在此背景下，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围绕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明确了统筹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发展，统筹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统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统筹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方面的任务目标[4]。科学发展观立足我国现实，纠正了传统的经济增长观的错误，吸取了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各种发展观中的合理因素，并进一步加以改造、完善、拓展和规范。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巨大创新，丰富和发展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在发展观不断演变、完善的同时，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对社会发展成就的评价研究也在逐渐展开，人们常常采用指标体系的方法，具体如下：

（一）国外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在经济增长观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高度工业化阶段，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如环境污染、犯罪率增加、吸毒现象增多、离婚率提高以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等，经济与社会脱节问题越发严重。为此，一些组织机构、职能部门以及学者基于不同的出发点，陆续提

出了各种侧重点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指标体系，对国际和地区间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HDI指数、PQLI指数、ISP指数和ASHA指数等[5]。

1.生活质量指数（PQLI）

1977年，美国大卫·摩里斯博士提出生活质量指数（PQLI），主要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营养、卫生保健和国民教育水平，由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三个指标共同组成[5]。提出PQLI指数的主要目的在于衡量一国或地区物质福利水平，但是它也有其内在缺陷：首先，在指标的选择上，PQLI偏重社会指标而忽略经济指标[5]；其次，在指数合成过程中采用的是简单平均方法，将各指标在评价模型中的重要性同等对待，与客观情况不相符，也缺乏理论依据支撑。

2.社会进步指数（ISP）

由美国理查德·J·埃斯蒂斯(Richared J Estes)教授于1984年首次提出，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进步状况的有效工具。它由教育、健康状况、妇女地位、国防、经济、人口、地理、政治参与、文化多元化和社会福利等10个相关社会经济领域的36项指标组成[5]。对众多社会经济指标的具体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进行简单平均或加权平均，即浓缩成社会进步指数，作为社会发展程度的测量尺度。对于在指标体系中涉及的发展领域和相关指标的选择上，ISP比PQLI更广泛更全面，但是未能充分进行相应的理论说明，而且在各领域指标的选取上表现也极不均衡。另外，由于ISP未能考虑到不同国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因而它并不适合于衡量所有国家的社会进步状况。

3.人类发展指数（HDI）

在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影响下，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国家发展的目标应以人为中心。为此，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VNDP)首次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数HDI[5]，用以作为联合国各成员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测量尺度。该指数由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总入学率、实际人均GNP等指标组成。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每年计算一次，并对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予以系统评价排序。具体计算时，先采用“功效系数”的方法得到各项指标的个体指数，并按成人识字率和总入学率分别占2/3、1/3的权重加权平均得到教育入学率指数，最后再对平均预期寿命指数、教育入学率指数和人均GNP指数进行简单平均，即得到人类发展指数HDI。

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考虑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因此它能测量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基本内涵。但也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首先，从整个人类发展的丰富内涵方面看，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指数，它只考虑了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三个要素，选择的指标明显偏少，包含的内容还十分有限，无法全面反映一国的人文发展水平。其次，由于HDI采用“功效系数”的方法来计算各项指标的个体指数，因而HDI值的大小容易受极端值的影响。最后，如同PQLI一样，HDI在指数合成过程中采用简单平均法，对各指标一视同仁，同样缺乏理论依据。

4.ASHA指数

ASHA是用美国社会卫生组织(American Social Health Assocciation)命名的，用以反映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活质量的一个综合评价指标。ASHA指数由就业率、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等六个指标构成[5]。具体计算时，先将平均预期寿命转为指数形式，再采用乘除合成法，即将正指标置于分子连乘，逆指标放在分母连乘，从而计算得到ASHA指数[5]。ASHA指数简明扼要、易懂易算，便于国际间的比较研究，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各领域指标的选取上表现极不均衡，社会领域的比经济领域的相对偏多。其次，指数的计算采用乘除合成方法，使得每个指标值的微小变动都会对指数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ASHA指数值稳定性较差。

（二）国内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外社会指标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的传播，国内一些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如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中国社科院等先后设计了一些“社会指标体系”，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1）1983年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涉及自然环境、人口家庭、劳动、居民收入与消费、劳动保险与社会福利、住房与生活服务、教育与培训等领域，共13个大类，73个中分类，共约1100多个指标，是一种描述型的社会指标体系。（2）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以朱庆芳为代表的“社会指标研究”课题组从经济发展总水平、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和社会秩序等五个准则层出发，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包含28项指标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6]，并运用于国内各省市区或地级以上城市等的综合评价。（3）1991年国家统计局与国家计委联合提出小康生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于1995年1月修订，主要涉及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生活环境共5大类16个指标[7]。

以上这些主要的评价体系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反映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体现的是社会发展的程度。此外，近年来国内一些省市如北京、深圳、广东、山西等地，也陆续展开了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及应用方面的研究。

三、社会发展评价方法研究

在社会发展评价研究的诸多成果中，根据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的度量方法不同来分，可以把综合评价方法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大类。

（一）主观赋权法

主观赋权法是指评价专家依据自己的经验等隐性知识，对各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判断并赋权的一类方法，常用的有：专家调查法、德尔菲法(Delphi)法、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等[1]。张卫国、白智泉（1999）设计了由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等七大类指标组成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采用菲尔德法、最小—最大值以及最小化偏差法确定各级指标权数[8]。吴小寅等（2002）从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子系统出发，构建了由33项指标组成的南宁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对1991～1997年期间南宁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动态比较[9]。刘亚臣（2008）构建了由经济、人口、生活和环境四个子系统构成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把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结合起来，对上海、辽宁等不同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区域性差异进行实证研究[10]。韩丽君（2010）从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建立了包括18项指标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对太原市清徐县、古交市、阳曲县和娄烦县等四个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11]。

（二）客观赋权法

客观赋权法是指根据原始数据各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或相关关系，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的重要程度，从而得到评价指标的客观赋权权重。常见的客观赋权方法有熵权法、离差及均方差法、多目标规划法，以及多元统计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如戴宾等（1999）、邓国华(2003)，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1997年四川省30个城市、江西省21个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12][13]。周春应、黄涛珍（2005）构建了由经济资金实力和基础设施两个子系统组成的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应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北京、天津、石家庄等35个中心城市的竞争力进行区域性比较[14]。廖为鲲等（2005）构建了由6项二级指标、22项三级指标组成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002年江苏省苏州、无锡等13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15]。陈瑜、马北玲（2009）构建了湖南省两型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南省的14个市州两型社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比较[16]。刘勇（2011）等从城镇化的新内涵出发，构建了由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等要素构成的城镇化

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的熵权法，对中原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17]。

以上两种赋权方法特点不同，主观赋权法的优点是确定各指标间的权重系数意义明确，解释性较强，但评价结果都有很大的主观性。而客观赋权法通过对各指标的数量分析进行赋权，评价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但是该方法过分依赖实践领域和原始数据，可能会引起指标的赋权系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情况。因此，两种方法都有合理之处，也都存在一定不足。

四、结论

通过对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梳理、归纳与总结，本文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1.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以人为本，坚持经济、社会、生态等因素在内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可偏颇，否则人类社会就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2.社会发展问题涉及的领域多、涵盖面广，因而区域社会发展的评价必须运用科学系统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的评价，这就要求必须构建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对社会发展的各个子系统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估，然后综合各个系统的状况，最后形成对区域社会发展水平的全面认识。

3.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指标的选择应简明扼要，有代表性，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应同时兼顾。对反映人的全面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指标应给予特别的重视。

4.评价方法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是否客观真实，但现实中不存在绝对完美的评价方法，因此只能根据研究目的对评价方法进行多角度的思考，探讨与其相适应的科学的统计方法，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地描述社会发展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