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邮轮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

论邮轮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吴志诚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上海200135摘要：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海难事故说明了邮轮的安全隐患，在分析我国邮轮旅客人身伤亡的法律适用和赔偿责任限额后，得出目前的赔偿责任限额已经不适宜中国国情，应加快《海商法》修改的步伐，提高赔偿责任限额。

关键词：邮轮旅游；赔偿责任限制；海事法中图分类号：D922．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07－0199－02作者简介：吴志诚（1995－），男，汉族，湖南益阳人，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商法。

一、引言自2006年歌诗达邮轮进入我国市场以来，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邮轮客源市场，上海已经成为亚洲最大邮轮港口城市［1］。

邮轮业的兴起有相当大的安全隐患，歌诗达协和号邮轮就是最好的例证。

2012年1月13日，歌诗达协和号在意大利海岸搁浅，当时船上有4232名乘客，32人遇难［2］。

面对邮轮事故后果的严重性，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确定更符合现今中国发展水平的赔偿责任限额。

本文试图通过探究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及我国立法现状，对邮轮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的修改提出相适应国情的建议，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上百万邮轮旅客的权益。

二、必要性分析赔偿责任限制是起源于海上贸易实践的法律制度，是侵权责任中完全赔偿原则的例外，相较于完全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制度浸润着强烈的发展和效率价值取向［3］。

现在，除海商法之外，在航空法领域、高度危险行为领域等都相继采用了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足以证明该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之处。

我国《海商法》中的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内容涉及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和单位责任限制。

尽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和单位责任限制在限制主体、限制数额以及其它一些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之间并不排斥对立，而是可以并行不悖。

我国邮轮侵权事故逐年增多，但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有关邮轮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做具体规定，故明确邮轮旅客人身伤亡法律适用与赔偿责任限额是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亦是促进邮轮产业发展的需求。

三、赔偿责任限额之厘清下文所述及的邮轮，仅指为进行旅游活动而在海上航行的邮轮，而不包含在长江等内河航行游船。

依据邮轮航线是否具有国际性再将邮轮旅客运输划分为国际邮轮旅客运输和国内邮轮旅客运输。

（一）国际邮轮旅客运输的赔偿责任限额有观点认为，我国邮轮旅游（因邮轮具有运输工具的功能，亦称邮轮旅客运输）应该纳入《海商法》第五章的调整范围［4］，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邮轮旅游通常都具有国际性，就目前以中国为母港的邮轮所运营的邮轮航线来看，通常是从某一国内母港启航，经停日本、韩国或东南亚等国的一个或数个港口，最后再返回国内邮轮母港。

如此看来，《海商法》第107条所指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所注重的是实现从一港至另一港的空间位置上的移动，即目的是使旅客实现一定的位移，应适用于如中国烟台至韩国仁川这种轮渡合同，而邮轮旅游合同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注重游客的身心愉悦的旅行体验，邮轮的运输功能只是对实现旅游目的起到辅助的作用。

管见以为，我国目前的邮轮旅游合同适用《旅游法》中关于包价旅游合同的相关规定较为恰当。

但邮轮旅客的人身伤亡并不是基于邮轮旅游合同而生，而是独立的侵权行为，不应适用《旅游法》。

我国于1994年加入了《1974年雅典公约》及《1976年议定书》，依据民商事领域的国际公约优先国内法适用的原则，单位赔偿责任限额适用《1976年议定书》，但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仍可适用《海商法》第11章，最高不超过2500万计算单位。

（二）国内邮轮旅客运输的赔偿责任限额国内邮轮旅客运输，通常是从母港出发进行海上巡游，然后再返回原母港的航线；少数是从国内一母港航行至另一母港的航线。

交通运输部根据《海商法》制定的《沿海客运赔偿限额规定》（以下简称《沿海规定》）可适用于国内邮轮旅客运输。

依照《沿海规定》，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限额为4万元人民币，海上旅客运输的旅客人身伤亡赔偿责任限制，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人民币。

四、《海商法》修改的相关建议（一）责任限额与国际接轨按照前文所述及的赔偿责任限额，以2015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的海洋量子号邮轮为例，其载客人数为4160人，但若发生海难事故后按照每名旅客最高赔偿46666计算单位来算，2500万计算单位的最高赔偿责任限额最多赔偿535名乘客。

由此可见，《海商法》中所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已然不适合当今的邮轮旅客运输。

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以及人们对人命安全的日益重视，在发达国家的强烈要求下，《1974年雅典公约》的《2002年议定书》采用了双层责任限额体系，第一层采用严格责任，责任限额25万计算单位，第二层采用过错责任，责任限额40万计算单位［5］。

海商法是追求利益的法，决定进行商业冒险的、能够控制商业活动中的风险并且有能力承受商业或分散商业风险的人是海商法的伦理道德中应该承受最终损失的人［6］。

笔者认为，经营者决定发展邮轮业务，势必能够遇见可能的风险并拥有承担一定风险的经济能力，在当下中国市场，嘉年华邮轮，皇家加勒比邮轮等外国大型邮轮公司保有绝大部分占有率，其拥有较大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海商法》的修改应该适当提高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与发达国家接轨，宜效仿《2002年议定书》，采用（下转第197页）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虚假诉讼行为人在具有强烈公权力色彩的刑事诉讼中所提交的证据很难满足前述的刑事证据规则，其利用虚假证据以期待他人被处罚的非法目的很难达成。

因此，虚假诉讼在刑事诉讼中不易滋生。

其次，在行政诉讼领域中，本罪名依然没有适用的空间，行政诉讼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行政主体负担绝大部分举证责任，虚假诉讼行为人若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并不具有控制证明的主动权，由于以上特点导致公民捏造事实提起虚假行政诉讼的困难很大。

对于本罪名适用的领域，学界还存在另一较有争议的问题，此处的“民事诉讼”是否包括民事仲裁？有观点认为，仲裁属于虚假诉讼适用范围。

另一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与仲裁是两种不同的处理经济纠纷的方式，同时，《刑法》中在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后，增设枉法仲裁罪，根据体系解释，正好说明仲裁不属于司法活动，若将虚假诉讼罪扩大到虚假仲裁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其片面之处。

尽管《刑法》增设枉法仲裁罪，将枉法仲裁行为区别于民事、行政枉法裁判行为，但该种区分意义并非仅仅表明仲裁不属于司法活动，而是其所保护的法益并非相同。

仲裁作为处理经济纠纷的方式之一，若行为人捏造事实提起虚假仲裁，仲裁机构据此作出错误裁决，并以此裁决作为申请执行依据，其与虚假民事诉讼行为一样，会损害真实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大量浪费司法资源扰乱执行秩序，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有学者认为，仲裁裁决的执行程序、保全、撤销仲裁裁决以及不予执行程序均属于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通过捏造事实提起以上程序，是属于民事诉讼的部分自然属于虚假诉讼罪。

但笔者认为其解释理由割裂了仲裁裁决与执行的联系。

行为人通过捏造事实提起虚假仲裁获得错误裁决，以此作为执行依据，并不能仅将其放在民事诉讼的范畴来考虑，其手段与行为结果具有紧密联系，因此，虚假诉讼罪应适用于民事仲裁领域。

［参考文献］［1］丁铧，等．虚假民事诉讼防范与规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40．［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57－58．［3］张明楷．虚假诉讼罪的基本问题［J］．法学，2017（1）．［4］牛莉芸，彭泽君．虚假诉讼罪构成要件综述［J］．学术前沿，2017．12（上）．（上接第198页）物的辨认能力逐渐得到提高。

频繁报道低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构成犯罪，12、13岁已经具有一定的犯罪认知能力。

犯罪出现低龄化的特点，适当降低责任年龄，是符合他们年龄的认知，承担与其行为相应的责任，也是通过教育感化的手段去挽救这群失足少年。

对于严重暴力犯罪的，可以调整为刑事责任年龄为12、13岁。

（三）建立符合未成年人特性的社区矫正服务。

社区矫正是一种罪犯不脱离社会，并利用社会资源更好的改造罪犯的方式。

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跟成年人相比，还是相对不成熟，如果采用传统的监禁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改造，容易导致未成年人重新进行社会化的过程受阻，导致身心发展不全面，踏上重新犯罪的思想误区。

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性，建立适合的社区矫正模式，而不是一味的采用刑事手段。

对于初次犯罪、偶然犯罪的未成年人具有极好的教化效果，他们的人身危险性没那么恶劣，通过社会教育，使他们重新再适应社会。

［参考文献］［l］王振．走出保护与惩罚之问的迷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再检视［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闫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处遇问题［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1（10）．［3］吕天奇，何显兵．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思考［J］．青少年犯罪研究，2011（1）．［4］王鸿．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J］．大观周刊，2012（38）．（上接第199页）双层责任限额体系，第一层采用严格责任，责任限额10万计算单位，第二层采用过错责任，责任限额25万计算单位。

（二）不对邮轮旅客运输进行区分国内邮轮旅客运输所适用的《沿海规定》，对于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只有4万人民币，且海上旅客运输的赔偿责任限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人民币。

1994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制定的数额根本无法适用到现在的中国，但考虑到《沿海规定》还适用于国内渤海海峡两岸、琼州海峡两岸以及沿海岛屿与大陆之间等的诸多旅客运输经营者，故其赔偿责任限额也不宜偏高。

在此，《沿海规定》的修改暂不论述，但《海商法》修改时，无论国内或国际邮轮旅客运输，应当统一的纳入其调整范围。

目前法院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处理国内旅客运输赔偿问题。

五、结语《海商法》颁布实施已有二十多年，加快修改的步伐刻不缓，进一步提高赔偿责任限额也是必要的。

此外，由于目前法律规定的原因，需将国际和国内邮轮旅客运输予以区别对待，实则对于邮轮旅客来说存在极大的不公。

若不论邮轮航线是否具有涉外性，而在《海商法》专门对于邮轮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进行统一的规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参考文献］［1］《2016－2017中国邮轮发展报告》发布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邮轮客源市场［EB/OL］．http：//www．sohu．com/a/194205017_ 174673，2018－10－6．［2］近年来重大海难盘点［J］．中国海事，2014（5）．［3］胡艳香．高度危险责任限额赔偿制度反思［J］．求索．［4］郭萍．对邮轮合同法律性质的探究及思考［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6（1）．［5］傅国民，叶红军．《2002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介绍［J］．中国海商法研究，2002．［6］郭瑜．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