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

第二节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

口语和书面语是矛盾的统一体，在写作中，如何准确把握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如何把口语转换成书面语，是写作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从语言的角度讲，口语和书面语都是交际的工具，都有沟通的功能，都能达到预想的结果。但口语和书面语固有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一、语体风格差异；二、性别角色差异；

三、肯否褒贬差异；四、形象感知差异；五、行业规范差异；六、时代变迁差异；七、地域方言差异、八、异域语言差异；九、文化背景差异。

一、语体风格差异

诗人艾青写有《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与“保姆”意思相当的词语还有“奶妈”、“奶娘”、“乳母”，它们指称的是同一客体，但是，如果换为“大堰河——我的奶妈”或“奶娘”、“乳母”，语法上没有问题，理性意义也基本没变。但诗人为什么没用这些词呢？主要是因为奶妈”、“奶娘”一般用于口语语体，风格特点是通俗。而“乳母”则多用于书面语体，风格特征是更文雅，“保姆”的语体特征不明显，风格特征中性。当然，现在看来上述词语在理性意义上也存在些微的差异。现在“保姆”的外延已经大于“奶妈”、“奶娘”、“乳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家政服务员”了，而“家政服务员”则显得过于时髦，雅致。上述词语的风格差异来自于它们所习惯使用的语体，我们把词语的这种功能称为语体风格差异。

语体风格差异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由人们心理上产生的种种反应造成的，如，亲切、自然、通俗、庄重、文雅等。请看这样一组词语——“爹娘”、“爸妈”、“父母”、“椿萱”，其所指都是“父母”，但它们的语体风格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爹娘”一般用于口语中，风格特征是亲切，具有一定的乡土和地方气息；“爸妈”也多用于口语，也是一种亲切的称呼，但较之于“爹娘”要雅一些；而“父母”则比较正式，多用于书面语或者正式、严肃的场合。至于“椿萱”则是一种比喻用法，是古语词，即使在书面语中也极少运用。上述词语的语体风格差异，不仅标示出它们各自的适用语体，也为人们的写作实践提供了极大的选择余地。

不仅如此，上述词语的语体风格差异，也为相关词语的构词提供了依据。比如我们经常说，“父子”、“母子”、“父女”、“母女”，而不说“爹子”、“娘子”、“爹女”、“娘女”，或者“爸子”、“妈子”、“爸女”、“妈女”，更不会用“椿萱”来代替其中的一个语素。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与汉语的构词习惯有关，一方面是与“父母”一词的语体风格有关。“父子”、“母子”、“父女”、“母女”是一种文雅的说法，多用于书面或相对正式的场合。

汉语里的大部分词语没有明显的语体风格差异，可以用于各种语体，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词语具有相对明显的风格差异，如，“老家——祖籍、籍贯”；“寻思——思考”；“搞定、摆平、搞掂——解决”；“自个儿——独自”；“机灵——聪明、聪颖、聪慧”；“好像——仿佛”；“哆嗦——颤抖、颤栗”；“吃惊——惊诧、惊异”；“折磨——摧残、蹂躏”；“好处——实惠”；“老外——外宾”；“看病——就诊”；“同学——同窗”；“小孩——孩童、儿童”；“冷不丁——突然”；“钱、钞票——款、货币”等等。前者多适用于口语，后者多适用于书面语。前者和后者的语体风格特征具有一定的雅俗之分和文野之别。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适用范围。比如，口语中经常说，“你老家哪里？”正式一点的“你祖籍哪里？”，但很少说“你籍贯哪里？”我们经常填写的履历表中，看到的往往是“籍贯”，而不是“老家”或“祖籍”即可说明问题。

熟语“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中的“寒窗”就不能换成“苦学”，那样一来，就显得不伦不类的。

二、性别角色差异

“一头肥猪”、“一匹壮马”，其中的“肥”和“壮”只适用于动物，不适于人类。说某人很“肥”、很“壮”，那你是在骂人，一定会引起对方的反感。说某人很“高”，但不能说某人很“长”，“高”适用人，“长”适用于动物；“一块肥肉”不能说成“一块胖肉”但在个别固定词组、即书面语中“肥”和“胖”可以互相转换，如，“丰乳肥臀”、“环肥燕瘦”这两个成语中的“肥”字就指人，而不指动物。

“窈窕”、“苗条”、“丰满”、“水灵”、“纤巧”、“美丽”“性感”——适用于女性，是阴性词；

“彪悍”、“威猛”、“英俊”、“威武”、“”、“”——适用于男性，是阳性词。

词语的角色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容词上，名词里面也有。如“寿辰”、“寿诞”、“诞辰”、“华诞”、“生日”都表示出生日，但适用角色不同。

①、明天是孩子的生日——适用于儿童和年岁不大的人；

②、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之际，全国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年活动；

③、岳父八十寿辰那天，她带着孩子前去祝寿了；

④、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一百周年华诞。

词语的角色差异也体现在动词中。这主要是动词所关涉的宾语或语义搭配的角色关系。比如，“赡养”——老人或长辈；

“抚养”、“抱养”——晚辈和孩子；

“收养”、“领养”——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

三、肯否褒贬差异

在1980年的日本教科书的审定中，日本政府把对中国的“侵略”改为“武力进入”，遭到了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为什么呢？“侵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侵犯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并奴役别国的人民”。很显然，“侵略”是非正义的，是一个贬义词。而“进入”则是指“进入到某个范围或某个时期内”，“武力进入”也只是通过“强暴的力量和军事力量进入某一地区”，没有明显的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把“侵略”改为“武力进入”在表面上能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词语的褒贬差异在社会生活中的修辞价值。

汉语中具有肯否褒贬功能的词语很多，如，“撤退——逃跑”；“顽强——顽固”；“鼓励——教唆、唆使”；“鼓动——煽动、”；“丰满——臃肿、肥胖”；“控制——操纵”；“爱护、保护——袒护、庇护”；“羡慕——嫉妒”；“钻研——钻营”；“爱好——嗜好”；“效果——后果”；

“侏儒——矮子矬子”；“盲人——瞎子”；“节约——吝啬”；“起义——叛乱”；“团结——勾结”等等。前者标示了说话者对所谈及的事物的肯定、拥护、赞成和褒扬的态度，后者标示了说话者对所谈及的事物的否定、反对和贬抑的态度。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词语有明确的角色指向。这主要是性别歧视。如——

“小女子”、“小女人”——“大男子”、“大男人”，这主要是社会歧视造成的。再比如，丈夫对妻子的称呼——“拙荆”、“鄙妻”、“贱妾”、“糟糠之妻”、“女人”、“内人”、“老婆”、“屋里的”、“跑堂的”、“孩子他妈”、“喂奶的”、“俺那口子”等等；都含有明显的贬抑。其他如“贱货”、“骚货”、“臊包”“祸水”、“小姐”“泼妇”、“淫妇”、“荡妇”“奸妇”、“婊子”、“野鸡”、“娼妓”、“妓女”、“母老虎”、“赔钱货”、“丫头片子”、“水性杨花”“卖屁的”等等，则含有轻视、蔑视甚至侮辱的成分。当然，也有一些词语反映了人民对女性的尊重，如，“巾帼”、“裙钗”、“脂粉”“妇女”、“女性”、“夫人”、“妻子”、“爱人”、“太太”、“千金”、“闺秀”、“淑媛”、“靓妹”、“掌上明珠”、“女士”等等。

词语的褒贬功能不是一个从褒到贬的对立两极，而是一个连续的序列。有的褒，有的贬，有

的中性，即使褒贬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比如，“成果”、“效果”、“结果”、“后果”、“恶果”五个词语中，“成果”和“恶果”处于褒贬的两极，“结果”属于中性，“效果”偏重于褒，

“后果”接近于贬。

此外，词语的褒贬功能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龟”字，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用作喻体时，多含贬义。“乌龟”、“缩头乌龟”、“乌龟王八蛋”、“龟儿子”、“龟孙子”等等，经常当成詈语，而古人却把龟、龙、麟、凤当作四种神物，古人还以“龟”作名字用，如唐代音乐家李龟年、诗人陆龟蒙等。唐代以前“龟”还是神圣的，“龟”从神坛上走下来的时间始于元朝——元代金方的诗句云：“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做缩头龟。”“撑目兔”民间相传，兔子望月而孕。这里的“撑目兔”是暗示这家的女人未嫁而孕，行为不轨，有伤风化，说的是一家名门望族；“缩头龟”是说这家男子胆小怕事，即使妻子和别的男人关系暧昧，也不敢出来说话。后来，“龟”就蒙受了不白之冤，永远不能昭雪。“愚公移山”一词原先并非褒义，仅是嘲笑一家父子三人不自量力、想把挡在门前的大山移走的寓言故事，但后来毛泽东引用了以后才变为褒义的。用来表达中国人民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和坚定不移的精神。

2002年9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有一则新闻标题“昨天结婚高峰，四千情侣办事”。内容是报道北京市四千男女喜结良缘的，但作者没有说成“喜结良缘”，却用了“办事”这个在特定的语境中明显带有性爱色彩的语词，无形中增加了贬义，这肯定是无意的，但造成的后果是不好的。因为是书面语，又是骈体句式，改为“昨日婚庆高峰，四千情侣结缘”，或“昨日结婚高峰期，四千情侣结良缘（办喜事）”即可。

四、形象感知差异

词语是连接心灵与客观世界的纽带，当我们听到或说出话语时，就会立刻产生与之对应的形象，并且推敲话语的正误与否、褒贬意义等，这就是词语的形象塑造功能。如，“向阳花”、“马蹄莲”、“仙人掌”“千年虫”、“爬山虎”、“牡丹花”、“松树”、“红彤彤”、“摇摇晃晃”、“扑通”、“火热”、“雪白”等等。这些词语作用于人们的感官时，就会引起某些反应，诗人联想到事物的形象、色彩、声音、动作、气味、温度，进而引起某种感觉。

词语的形象塑造功能在交际中具有重要价值。它可以缩减词语的抽象性，使人们通过联想、想象，更接近现实或者所期望的状态。如，“北海公园”，其实没有“海”，只是个“湖”而已，但说成“北湖公园”，就没有那种“广阔无垠”、“深邃”的感觉了，再如“当代商城”，

只是规模比较大，但说成“当代大商店”就不好了。类似的还有“开心词典”、“欢乐总动员”

“凤凰早班车”等。

再如，“警花”（警察中的漂亮女子）“校花”（学生中的漂亮女孩）变换一种说法就不形象了。

五、行业规范差异

在日常交际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专用词语，或称行业术语。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往往发生变异，这在语言学中被称为“社会方言”。在特定的领域中使用时往往是本义，没有什么特殊的修辞功能，但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时，词义发生了变化，给人一种新奇感。如，“下课”是教育领域的专用术语，但用在政治领域说某人被免职或罢官，用“下课”一词就比较新奇。如——

面对桑特拉奇从沙特队“下课”的消息，曾一度遭遇“下课”危机的米卢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轻描淡写将其带过：“下课可以说是教练职业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

“处方”、“会诊”是医学术语，但用于经济领域，从修辞上说是“借喻”，从语言学上去体味，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协作方式——专家对青海省砸在大开发中的思路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会诊”。

六、时代变迁差异

有些词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往往附加在词语的时代变体上，被现代汉语所吸收。比如，“须眉”、“巾帼”、“矍铄”“耄耋”、“囹圄”“觊觎”、“状元”、“而立”“不惑”、“垂髫”、“及笄”、“孩提”、“弱冠”“之”、“乎”、“者”等，这些词语通常被认为是词语的时代变体或历时变体。这些词语有的被现代汉语所吸收，有的则没有。词语的时代变体往往给人以“古香古色”、“典雅”、“庄重”的感觉。有的经常被采用，起到了普通话难以起到的作用。

“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总会出现两类人。一类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另一类人则重私利而轻大义，色厉内荏，寡廉鲜耻，戕害同胞，践踏故土，只求一时富贵权柄，置世世代代之唾骂于不顾。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己……”（白桦《梅香正浓》）

这段话中，作者使用了一些古语词以及相关的表达方式，就比现代汉语词语好的多。比如，“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己”，如果用现代汉语词语翻译出来，大致是——每当我想到这些，心里就充满了感慨，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与原文相比，显得罗嗦。

此外，古语词可以使话语庄重、严肃乃至诙谐，起到一种风格调节作用。如，“瞻仰”、“拜谒”、“阁下”都有增加庄重、严肃的风格功能。人们常说“巾帼不让须眉”，如果说成“女子不让男子”或“女人不让男人”文雅特征顿然消失。“身陷囹圄”说成“身陷监狱”就不太好。

另外，词语的时代变体，不仅仅指现代白话文词语和古语词，尤其是文言文词语，即使现代汉语中不同历史时期的词语之间也具有这种差异。“同志”一词，1949年以前是不能随便称呼的，它的政治意义十分明显，是革命者之间的亲切称呼；解放以后，“同志”的政治意义虽然很明显，但使用范围一度扩大到公众之间，且没有男女老幼之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同志”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小到政党、政府机构以及一些特殊的政治场合。而“先生”、“小姐”、“夫人”在解放前是通用的，解放后逐渐被“同志”所取代，且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迂腐味，20世纪50年代几乎退出了公众交际领域，直到80年代，又进入了大众交际领域，且成为尊称。再比如，“红军”、“土改”“八路”、“右派”、“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知青”、“改革开放”、“入世”、“联网”、“小康”、“愤青”等等，都标志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事物、现象。

七、地域方言差异

全民语除了时代变体、社会变体而外，还有地域变体，统称为地域方言。地域方言用在全民语中。具有特殊的效果。被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同样具有特殊的表现力。如，“名堂”、“把戏”“垃圾”、“腻歪”、“拉倒”、“瘪三”、“打的”“买单”等等。方言词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在交际中具有普通话难以替代的作用。例如“转基因食品悄然登货架，消费者心理犯嘀咕”。“嘀咕”是个方言词，意思相当于“猜疑”、“犹豫”、“疑惑”、“纳闷”，如果用普通话表达，就难以充分表达消费者面对转基因食品时的心态。

“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一乡人。”乡音是一种很好的沟通媒介。如，“多少年了！老表们终于把总司令盼来了！人们欢迎总司令的到来，为他做起了红米饭，南瓜汤。”（邹爱国《中南海新闻实录》第238页）

“老表们”是江西方言，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能充分表达井冈山人民对朱德总司令的深厚感情，如果换成相当的普通话语词，则难以引起感情上的共鸣。

八、异域语言差异

象其它语言一样，汉语也不断从其它语言中吸收营养以丰富自己，这包括音译词、意译词、音译意译参半的合成词。如，“激光”、“冰淇淋”“桑塔纳”、“英特尔”、“肯德基”、“麦当劳”、“克隆”“松下”、“可口可乐”、“雅戈尔”、“达尔曼”、“奇士美”、“伊妹儿”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直接借用外语词或文字的现象。如“T型台”“T恤衫”“CD光碟”、“PC电脑”、“CEO首席执行官”、“mp3音乐播放”、“IT信息技术”、“WTO世界贸易组织”、“MBA工商管理硕士”、“BMW（老板、金钱、美女宝马车标志）”、“CBD中央商务区”“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VCD影碟”“OL”(office lady) 出入高档写字楼的公司小姐，可译为“白领女性”，但作者还是直接用外语，其目的还是追求用词时尚。

外来词语的修辞功能是具有时效性的，一旦进入全民语言体系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新异性和新鲜感就会逐渐消退，比如“激光”、“葡萄”，已经与汉语固有的词语没有什么差异了。

九、文化背景差异

（1）、有些词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交际中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例如，1995年，英法海底隧道通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旅客往返于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和巴黎北站之间。当法国人乘坐“欧洲之星”列车抵达伦敦时，抬头看到的是“滑铁卢”三个字，法国人觉得有损他们的民族自尊，为此，法国一议员致函英国首相布莱尔要求将滑铁卢国际车站改名，不然的话，他将不惜动用他的影响力设法将巴黎北站改名为“冯提奴车站”。据说“冯提奴”和“滑铁卢”一样，也是比利时的一个小村庄，是1745年路易十五打败英军的地方。为什么法国人在英国看到“滑铁卢”会感到痛心呢？因为历史上英军曾在“滑铁卢”把法军打得一败涂地。对法国人来说，“滑铁卢”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名，而是一个含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地名，他容易让法国人想起曾经的失败和屈辱。而法国人声言要把巴黎北站改名为“冯提奴车站”，也是因为“冯提奴”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即让英国人联想到过去的失败。

（2）、如果不了解或者忽视词语的文化含义，不仅会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引起误会，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的不同地域，也容易产生误解。比如，“同志”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及政府机关成员之间相称，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或朋友交往时，就不行了，必须在称呼对方职衔的同时冠以“先生”、“女士”、“阁下”等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同志”的原始意义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借以表达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相互勉励，奋斗终身的意思”，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即是此意。解放以后才逐渐演化为一般的大众之间的称呼，但改革开放后，由于“同志”的政治色彩太浓厚，语用范围便逐渐缩小。这是“同志”一词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当然，“同志”一词在大陆作为大众化的称谓，一般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台湾、香港就不行了。据说，一位大陆艺术家应邀到台湾作报告，他一上台便说“同志们”“朋友们”——还没有接着往下说，台下便哄堂大笑，他莫名其妙，冒出一头大汗，不知就里。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不了解“同志”一词在大陆与台湾的差别。在台湾与香港，“同志”表示“同性恋”。你说，如果不了解词语的文化背景，怎么能不贻笑大方呢？

（3）、天津有两家经营日本电脑的公司，分别取名为“共存公司”和“共荣公司”。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舆论界一片哗然。公司对此十分愤慨。有人认为，“中国字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用这样的名称来经商，分明是别有用心”。《天津青年报》还发表了署名文章——什么“共荣”，“共存”什么？表示质疑。

为什么两个企业名称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呢？主要原因在于“共荣”、“共存”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与中华民族的仇日心理相抵触。这两个名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鼓吹的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联想

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无恶不作的法西斯暴行，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那场民族灾难和耻辱，进而激起对法西斯侵略者滔天罪恶的愤慨。很显然，这些商家“忽略”了这些词语与过去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民族灾难之间的联系，“忽视”了民族大义，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尽管商家认为他们“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想法”，但公众却认为这两个名称“带有侵略和殖民意味的不良文化倾向”。

（4）再如，一些含有文化意义的颜色词。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颜色以及相关词语的文化含义不同。汉语中——“红色”、“白色”、“黑色”、“绿色”“灰色”等具有特殊的意义。

“红色”——象征喜庆、吉祥、进步、革命等。如，“红色根据地”、“红卫兵”、“红袖章”、

“红腰带”、“红裤衩”、“红木家具”、“红军”、“红玫瑰”“红领章”“红宝书”、“红旗”、“红帽徽”“红色经典”“红颜知己”、“红袖添香”等，但在异域文化中，红色就不一定表示这些，如，“红灯区”就表示淫秽、表示色情场所；

“白色”——一方面表示纯洁、洁净等。如，“白玉兰”、“白玫瑰”、“蚊帐”、“白宫”；另一方面表示反动、恐怖、丧葬等。如，“白区”、“白色恐怖”、“白匪”、“丧服”；“黑色”——除了表示庄重外，也表示反动、恐怖、丧葬、贬斥等。如“黑社会”、“黑手党”、“黑五类”、“黑色星期五”“黑客”等；

“绿色”——除了表示生机勃勃、希冀、春天、环保等以外，在有的词语中还表示贬斥。如，“绿帽子”。

显然，如果不了解以上词语以及相关事物的文化含义，在交际中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犯忌，进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据报道，华盛顿一名农业官员访华时，每人都赠送一顶绿色垒球帽，但接受礼物的男性没有一个戴在头上的，女性只在一旁窃笑。后来，一名华裔成员把该美国官员叫到一旁告诉其原委，对方才明白。

“绿帽子”的词源——指的是“绿头巾”，元明两代明文规定娼家男子带“绿帽子”，后来代指妻子有了外遇，与人通奸。因老外不了解中国文化，所以闹出了笑话。

再如，某研究单位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主办方是美国某机构，于是就挂出了白色的会议横幅和条幅，结果，出席会议的中方学者大为反感，因为中国人一般不用白色做标语和横幅，特别是会议。因为会议条幅的构架和含义，类似丧葬时的灵棚，看上去令人不舒服。即使使用也是白底红字，但一般不用于会议场面。

十、各种词语之间的相互转换

词语的各种附加功能之间具有重叠交叉关系。一方面，同一个词可以具有几种功能，比如，“沐浴”既是一个书面语词，也是一个古语语词，属于书面语体，具有典雅的风格特征。另一方面，各种功能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互相影响的，比如，在“涮”你没商量？中“涮”是一个口语词，意思是“耍弄”，既通俗，又形象。但换成“耍弄”就显得别扭。

“胖”在50年代至70年代用于寒暄时，具有褒义。那时朋友久别重逢，往往说，“好久不见，您胖了！”对方往往不知可否，但心里感到很舒服。因为那时的生活条件不好，“胖”就意味着生活好，心情愉快。即使年轻女子，也不会拒绝这类评价。但到20世纪90年代后，生活条件改善了，“胖”已不是生活质量的体现，而是饮食习惯不良和健康有问题的代名词。人民往往联想到“体态臃肿”、“高血压”、“高脂肪”、“高蛋白”、“糖尿病”、“心脏病”等等。对于年轻女子，更不能接受。因为时代变了，公众的审美标准发生了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人们开始注意“减肥”，但后来这个词语的使用频率降低，逐渐被“瘦身”所代替。为什么呢？避免因“肥”引起的联想。

总之，汉语语词（口语和书面语）意义之间——语体风格、性别角色、肯否褒贬、形象塑造、行业规范、时代特色、地域方言、异域语言、文化背景等九个方面的差异，与人们的生活经

验、社会实践、审美价值、美感体验、时代变迁、角色换位、思维创新密不可分。而学习语言、学习写作，无论是母语还是外来语，谁也不可能去体验所有词语的意义化过程，大多是通过课堂教学或查阅词典来获得其理性意义或功能，而词语的附加意义就只能通过人生阅历、社会实践、自身感悟去获得，但，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2007年10月1日—3日

举例：

书面语——国庆节前夕，张德芬乘坐西安开往济南的1162次列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列车抵达临沂车站、张德芬整理好行李正准备下车时，与前来迎接她的×××不期而遇，顿时，归心似箭的张德芬百感交集，欲言又止，一行热泪情不自禁地从她微红的面颊上滚了下来，于是，他俩紧紧的相拥在一起，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

口语——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张德芬坐上西安到济南的1162次火车回她屋去啦。当火车停在临沂车站、张德芬收拾好东西正准备下车的时候，碰到了到火车站来接她的×××，这时候，急着想回家的张德芬想了很多，想说啥又没有说，一串眼泪不知道咋地就从她发红的脸上流了出来，于是，他俩就死死的抱在一块，享受着特别幸福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