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的史学成就及思想探微
复习重点2012史学史
复习重点2012史学史第一篇：复习重点2012史学史复习串讲：1、简述先秦时期的史观天命观：无论是王朝兴亡、世间治乱，还是人们的祸福寿夭都是由“天”而定。
大小事情皆卜之神明，由天作主。
如《尚书》中屡次强调“天乃大命文王。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人事观：《春秋左传》庄公32年曰：“国将兴，听于民。
”通变观：《周易》中的“穷变通久。
”变，通、久三位一体。
循环论和进化论。
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邹衍五德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
夏木殷金周火商鞅，韩非主要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商君书》《韩非子》2、先秦史学的特点ν史书初创，编年为主，左传大成。
ν官方主流，私修肇始，春秋为先。
ν经史难分，文史难辨，史观丰富。
ν直录曲笔，劝鉴得失，开启史学。
3、简说经史分离，史学独立？ν《汉书·艺文志》把史书附于“六艺类·春秋家”，因为数量太少，正式的历史著作未及二十种。
东汉以后史书逐渐增多。
ν“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ν辑略提要汇集.ν六艺略经部、史部ν诸子略子部ν诗赋略集部ν兵书略子部ν术数略子部ν方技略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
ν西晋荀勖编目时分甲乙丙丁，史书在第三位。
ν东晋时李充重新编目，史书改为乙部，居第二位，史学地位之提高可以由此显示出来了。
ν《隋书·经籍志》确定经、史、子、集四部ν《隋志》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史书之多。
《隋志》共著录史书870多部，而出在东汉末年以前的不过四十几种，隋人写的也不过十几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有800多种史书出现（817部），且还没有记当时已失传史籍。
ν分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薄录。
4、刘知几与史学三长刘知几是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生于661年卒于721年。
公元710年些写成《史通》。
《史通》是一部杰出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
赵树理研究的几则史料
赵树理研究的几则史料
赵树理，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文人、书法家，因为他不仅在政治方面有优秀的表现，也在文学创作、书法创作上有卓越的成就，而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广泛关注。
赵树理的事迹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史料，本文以几则研究为例，尝试分析和讨论赵树理的影响和贡献。
首先，赵树理是《汉书》的作者，据史书记载，他把汉朝的历史，尤其是清宣宗皇帝泰宁元年至嘉庆元年期间的史实拓印成汉书，全书共五十六卷。
他取材广泛，用词精确，被誉为“知古者之精微”。
他
的《汉书》不仅是朝廷史料，也是我国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其次，赵树理还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一定的成就。
他主要写诗文，他的文章多是描写古代乐园、遗迹故城，以及描绘风景的。
文章不仅语言优美，而且遣词造句流畅、婉转。
他的文学作品被誉为“疑奇动词之精品”，被誉为“历代文章中的佳作”。
此外，赵树理也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被誉为“东书之精华”，他用书法创作出了不少佳作，其中最著名的是《鹿鸣书》，他用书法创作出了精美而又生动的画面，被很多人称为书法作品中的精品。
总而言之，赵树理作为政治家、文人、书法家，给当时社会和学术界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他的文章、书法等作品，对以后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更推动了历史故事的发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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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
论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前言赵翼是清代文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述有《通鉴纪事本末》、《癸辛杂识》等。
其中，《通鉴纪事本末》是赵翼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史书中最受欢迎的一部，被誉为“史学第一书”。
而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
本文将探讨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包括其认为史书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史书应该注重的内容、史书的编纂方法及其对后世编纂史书的启示等方面。
赵翼对史书的基本要求赵翼认为，一部好的史书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包括：完整性、真实性、客观性、通俗易懂、排比有序等。
完整性赵翼认为，一部史书要考虑历史的全貌，不能仅仅关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位历史人物。
只有了解历史的全貌，才能把握历史内在的发展规律，把历史在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上进行统一。
真实性赵翼认为，史书必须真实可信，不能捏造历史事实。
为此，他提出了“所谓史官，实而不华是也”的观点，即史书应该以实际历史事实为基础，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不能虚构假设或伪造史料。
赵翼主张史书应该保持客观中立，不应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
他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应该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不受任何政治立场或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干扰。
通俗易懂赵翼认为，史书应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叙述历史，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其中的道理。
这种史书的写作方式，对于历史启迪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排比有序赵翼认为，史书应该以类别分明、时间有序、条理清晰的方式来呈现历史，给读者留下清晰明了、印象深刻的印象。
赵翼关注的史书内容除了以上提到的基本要求外，赵翼还强调一部史书必须进一步关注的内容，包括史书的时代价值、人物描写、政治制度、文化传承等。
时代价值赵翼认为，史书要有时代价值，需考虑历史事事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一部好的史书不仅要反映过去的历史，还要对当前和未来的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赵翼十分重视人物描写，认为成功的史书应该充分反映当时的人物性格、思想意识和行为。
他提出“以诗人之心，史家之笔”，这意味着史书作者应该以诗人的思维和语言来描写历史人物，使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富有文化内涵。
汉代史学知识点归纳总结
汉代史学知识点归纳总结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涌现了众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通过对汉代史学知识的归纳总结，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
本文将从汉代史学的主要特点、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一、汉代史学的主要特点1. 历史文献的丰富：汉代时期保存至今的史书众多，如《史记》、《汉书》等，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 史学思想的发展：汉代历史学家注重史实考证与评价，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并注重史书的编撰工作。
3. 整饬史书的重要性：汉代历史学家重视整饬史书，对旧版本进行校勘、增补和改编，使史书更加准确完整。
二、汉代史学代表人物及其著作1. 司马迁《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创作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分为12个“纪”（本纪）和10个“表”（表纪），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历史。
2. 班固《汉书》：班固是汉代名臣班彪的儿子，他在《汉书》中全面记录了西汉及其前代的历史，共计100多万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3. 班昭《女诫》：班昭是西汉时期的女史学家，她的主要著作《女诫》是一部道德教诲类史书，记述了古代女性的家庭规范和处事之道。
4. 班固《国语》：《国语》是班固撰写的一部记载各国史事的史料集锦，是对先秦时代历史的重要汇编。
三、汉代史学对后世的影响1. 延续了史学发展的传统：汉代史学对后世中国历史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为后代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素材。
2.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方法：汉代史学家注重实证考证，形成了许多研究方法和手段，如篇章编排、史实记录和史书整饬等，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汉代历史学家的努力使得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至今，丰富了后世对汉代历史的了解。
总结：汉代史学以其丰富的史书文献、实证主义思想以及对史书整饬的重视而闻名于世。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等巨著对后世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方法。
史记中的史学思想
史记中的史学思想史记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是东方史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史学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是当时历史学家的心血结晶，更是对后世史学界的指引和启迪。
本文将探讨史记中的史学思想，并对其意义进行辨析。
一、史记的编纂思想史记是司马迁创作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以纪传体的形式，叙述了从夏朝到西汉末年的历史，涵盖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在史记的编纂过程中，司马迁秉承"纪实立功，由上及下，推事以宗圣"的思想，注重事实真实性和规模宏大。
二、史记的叙事思想史记以纪传体的形式叙述历史，既有纪事述功之实，又有人事传记之闻。
这种叙事思想突出了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历史事件的影响，精确地展现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同时，史记以述事为主，尽量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力求真实性和客观性。
三、史记的史事观点史记中的史学思想贯穿始终，特别是史事观点在整个史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史记追求史事真实性，重在反映君主政治高度拥护，史家忠君爱国，忠诚于社会政治秩序，尊奉帝王制度，为君主服务。
同时，史记中也包含着史家的政治抱负和愿景，探讨了君主的职责和责任，反映了司马迁对君主的期望。
四、史记的历史观史记中还涵盖了丰富的历史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纪事本末"。
司马迁在史记中注重揭示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追求事实的真实性，力求还原历史的全貌。
另外，史记还倡导了"奖罚分明"的制度观念，强调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提出了君主的政治责任。
五、史记的人物观史记中的人物观点也是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马迁创作史记时，倾向于以英雄人物为中心，追求时间和空间的完整性，强调人物的特点和作用。
史记中涵盖了众多历史名人的传记和事迹，形成了一部集大成的史传。
六、史记的价值观史记中的史学思想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叙述，更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忠诚、爱国、尊王、尚义等核心价值观，折射了他对社会道德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关注。
明代的史学思想与史书编纂
明代的史学思想与史书编纂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灿烂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历史学的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
明代的史学思想和史书编纂，不仅对当时的历史文献有着很大的影响，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明代的史学思想明代是中国史上一个高峰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既重视历史，又重视历史学的时期。
由于南宋时期积累起来的文化底蕴，以及北元入侵和铁木真的文化推动，到明朝时期，社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定和发展，从而历史学也得以得到了发展。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明朝的史学思想重视实证主义，强调史料的真实性，反对笔记体的写作方式，强调史料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在文化上，明代的文化是多元化的，不同的文化流派对史学的发展都有了自己的贡献，比如儒学、墨学、道学和佛学。
这些不同的文化流派在史学思想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着分歧和争议，但是在总体上都表现出了史学思想的复杂性，也表现出了史学思想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二、明代的史书编纂明代的史书编纂也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个时期，各种历史书籍层出不穷，每个时期都会有记录当时历史的书籍问世。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王夫之的《永历大典》。
《资治通鉴》是中国史书史上的巨著之一，是北宋司马光所撰写的。
该书共294卷，以时序为编排方式，记录了从周到清朝共1319年的历史。
该书被中华文化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书之奇冠千古”，在中国史书史上有着至高的地位。
同时，司马光的史学观点也影响了后来的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家。
《永历大典》是明朝王夫之在永历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共80函，包含文、史、子、集、丛、志、策、训、格、文化等全盘知识。
该书所涉及的学科、知识面之广，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该书在历史文化上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总体来看，明代的史学思想和史书编纂，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强调实证主义和对史料的科学性研究，为中国后世的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第五节 史学的多方面成就
第五节史学的多方面成就秦汉时期在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有通史、皇朝史、学术史、风俗史、历史评论、起居注等等。
此外，王充等唯物思想家的出现，他们对“天人感应”、“谶讳神学”的抨击，在秦汉时期历史思想的发展上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与理论价值。
这表明了中国史学在大约440年的大一统的历史形势下，已经摆脱了稚嫩的面貌，变得雍容华贵了。
•《吕氏春秋》——杂家代表作•《东观汉记》——最早的东汉史•《盐铁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著作•《风俗通义》——第一部内容丰富的风（一）吕氏春秋亦称《吕览》。
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为杂家的代表作。
成书于秦王政(公元前239年)，全书二十六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
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为秦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思想武器。
其中《精通》、《执一》、《务本》、《用民》等篇，宣传了孔孟的仁政德治思想；《大乐》、《尽数》等篇，宣传了老聃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贵生》、《重己》、《先已》等篇，宣传了杨朱学派的养生思想，认为感官上的物质享受，要以不戕害生命为原则。
1、成书背景：吕不韦(?一前235年)，战国末期卫国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因在赵国做生意时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并设计使之登上秦王宝座，从而吕不韦在秦庄襄王初年成为秦国丞相，封文信侯。
秦王政即位后，尊为相国，号仲父。
但秦王政成年后吕不韦被流放，不久自杀。
吕不韦相秦前后达十三年之久。
在这期间，他成为泰国的实际决策者，对六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使泰国一统天下成为必然之势。
基于这种背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吕不韦势必要考虑，统一后的秦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政策来治理，但他又不赞成用自秦孝公以来定为一尊的法家思想作为基本的治国方针。
吕不韦认为，对于治国，诸子百家都有有用的东西，又都有偏颇之处，也就是“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他想“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基于这种考虑，他召集了家中门客共同编写了《吕氏春秋》，将自己在秦实施的方针政策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作为秦统一天下之后的政治大纲。
中国史学史讲义05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
第五章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隋唐时期，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封建史学的成熟时期，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私人修史受到了限制，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相应的史官制度，管修实数成绩斐然。
第二，是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逐步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卓然自立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反映在文献整理和科举考试方面尤为突出。
第三，是出现了对史学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第四，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典志体实数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
第五，是通史撰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和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
史学发展中这些新的内容，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反映出历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唐初史馆的确立和官修史书的成就一、唐朝史馆的设立1、隋禁私修国史和唐初设立史馆隋唐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表示。
隋文帝时期，大量收集和整理典籍史料，为唐朝官修前史打下了基础。
为了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隋书、文帝纪》）从此，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这一方面限制了隋朝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唐出史馆制度的确立。
自东汉到隋朝，虽已出现了官方修史的形式或机构，但始终未能形成定制。
贞观三年，，唐太宗因武德年间萧禹等人修史未成，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史馆领导，建立史馆制度，并由宰相监修，“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
”（《旧唐书.职官二》）从此，这种官修形式成为定制，历代相沿，直至清朝，无一例外。
2、唐初设馆修史的原因（1）、政治统一。
自汉末到隋统一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统一起来。
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史学方法研究探微
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史学方法研究探微《先秦音乐史》是由李纯一所著的一本关于先秦时期音乐历史的研究图书。
本书主要采用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并通过探微的方式对先秦音乐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将通过分析该书所采用的史学方法以及研究的研究内容来探讨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首先，本书采用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
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致力于通过文献的考证和历史事件的分析，还原历史的真相。
李纯一在研究先秦音乐史的过程中，依靠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证。
他不仅对文献中有关音乐的记载进行了梳理，还将这些记载与其他相关的文献进行对照，以验证其真实性。
通过这种方法，他得以还原出先秦时期音乐的真实面貌。
其次，本书对先秦音乐进行了深入研究。
通过对大量的古代文献的梳理和对比，李纯一对先秦时期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阐述。
他从音乐的起源、发展、传播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还结合了考古学的成果，探讨了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他还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音乐的研究，详细地描绘了先秦时期音乐的多样性和变化。
此外，本书还在研究的广度上具有一定的特色。
除了对音乐本身进行研究外，本书还对与音乐相关的社会、文化、音律等进行了广泛探讨。
例如，本书还探讨了音律的起源和发展，探讨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等。
通过这种广度的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先秦音乐的背后的深层次含义。
总之，李纯一的《先秦音乐史》是一本应用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
通过对大量的古代文献的考证和对比，他还原了先秦时期音乐的真实面貌，并对音乐的起源、发展、传播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此外，本书还在研究的广度上具有一定的特色，他还探讨了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
通过这本书的研究，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先秦时期音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方案-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一)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一)'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非常突出而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xa0\xa0\xa0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
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史学上的所谓实事求是，仅是指考证方法，还是言史学思想？以往学者常常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深究其底细。
\xa0\xa0\xa0 钱大昕治史以考辨著称。
二百年来史学界无不推尊他为乾嘉考据史学的巨擘。
这是不成问题的。
但我觉得，钱氏在谈记事、著述、考辨、议论时，多次简明地提到“实事求是”，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不仅是言考证方法，而且流露出朴素的史学思想，也是作为重大的史识和史德问题提出来的。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是中国史学史上突出的成果，并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
\xa0\xa0\xa0 现在我提出浅见，希望同道研讨，恳请方家指正。
\xa0\xa0一、史书传信\xa0\xa0\xa0\xa0 钱氏强调史书应当“传信”，而成为信史。
这是他对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看法。
\xa0\xa0\xa0 重经轻史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传统，宋明时期尤为明显。
钱氏反对重经轻史之论。
他指出：“经与史岂有二学哉！”《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刘向歆父子《六略》儒家内有《世本》、《太史公书》等等，“初无经史之别”，后来述作多了，需要分类，“而经史始分”，“然而不闻陋史而荣经也”。
宋代诸儒讲究心性，影响所及，“则有呵史为玩物丧志者。
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实乃谬论[1]。
他强调，“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
”[1]意谓写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要留传后世的。
因此，他要求“史为传信之书”[2]。
要求史书成为信史。
这是对史书总的要求，也是要求史书的标准。
\xa0\xa0\xa0 史书如果是真正的信史，那它的用处就大了。
钱氏指出，只有信史，才能说得上“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3]，才能达到劝善“惩恶之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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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的史学成就及思想探微——兼论其学术风貌杨亮亮（历史系甘肃庆阳745000）摘要：赵俪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他一生著述宏厚，治学领域宽广、博而约，在史学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西北史地、顾炎武和先秦思想史、史学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在颇多领域引领了史学研究的潮流。
先生秉持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学思想，强调史论结合，博采各家之所长，力主“三重证”，倡导交叉研究与多层次学术交流。
在历史教学上他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相辅相成，并且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与治学经验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为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治学借鉴，树立了治学榜样。
关键词：赵俪生；史学思想；史学成就；学术风貌引言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兰州大学已故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一生治学广泛而宏厚，在史学理论与专史研究中均有建树，兼跨文、史、哲三个领域，尤长于理论，精于史学。
汪受宽教授称其为“杂家”，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后代表者。
[1](按:汪氏之语未必准确,学界的蔡尚思、庞朴的学术地位在赵之上，不知此言何据，姑引之，仅供参考)他一生出版专著16本，发表论文200余篇，蜚声海内外，堪称史学家的一株奇葩。
在史学征程上，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吸收前人方家之精髓，虚心求教于、争鸣于冯友兰、陈寅恪、嵇文甫、童书业等专家。
在专史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先秦思想史、西北史地与顾炎武研究，研究成果丰硕，显名于学界。
先生于2007年逝世，无疑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尽管岁月荏苒，物是人非，然斯人、斯物、斯理却如繁星一般闪烁在史学的天空。
一代史家的他，为我国的史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作为后辈学子的我们，有必要且必须回顾、研究他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发掘其内在价值，并从中汲取鲜活的营养。
兹分二章节分述之。
一1947年,赵俪生发表了《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与胡适、陈垣同刊于《大公报．文史周刊》。
1948年他受聘于河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自此便开始了长达60年的史学教育与研究生涯。
在这漫长而曲折的人生、学术生涯中，他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受到过非人的政治与学术待遇；1980年得以平反。
但史学的发展前途时刻扣动着他的心，正如他所言：“人还在，心不死。
”[２]肩负着历史与作为文化人的使命，他在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西北史地、顾炎武、先秦思想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填补了许多领域的研究空白，形成了一条科学的路子，自成为一家。
1．著述丰硕，研究广博而精深1953年，他与妻子高昭一先生努力攻关，搜寻、整理、摘录浩繁的史料，结合教学与科研实践，于1955年出版了新中国首部《农民战争史》专著，[3]受到了学界和同仁的高度肯定与赞誉。
其中首次在新中国提出了农民战争与统一战争的关系，而且开辟了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宗教、国家机器与民族融合几个研究专题，将宗教史、通史、土地制度史、民族关系变迁史、历史地理研究有机结合，被公认为农民战争史的拓荒者与奠基人。
[4]在此之后又发表了《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关于古史分期与农民战争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农民身份与农民战争、农民政权与起义后果、农民战争与多民族的关系、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等都发表了颇为新鲜的见解，构成了该学科的完整理论体系，大大丰富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内容，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
首先，发现了一系列研究专题，为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框架，有导夫先路、示来者以规则的作用，筚路蓝缕之功可谓不小。
其次，将诗笺证法与文学撰著考订法运用进来，如从《聊斋志异》中钩稽到了不少尖端史料。
在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主要的研究课题有“五朵金花”，即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史、资本主义萌芽与民族融和；可以说，先生对这五朵金花均有研究，而“先生平生用力最深的是《农民战争史》与《中国土地制度史》”[[5]。
先生经过20年的苦心孤诣的研究，于1984 年出版了平生第二个研究领域的专著《中国土地制度史》。
[7]对此论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经济史研究中与林甘泉、陈守实等专家并立于世的力作，里面涵盖了大量的尖端史料。
[3]在这里头，他从土地法权的私有公有及私有的浅化与深化这条线索出发，根据自然经济与古典经济两股潮流，详实而且精准地考证、研究了西汉、魏晋、唐宋到明清历代的田制，将土地制度变迁、劳动与剥削阶层之关系、剥削之性质、数量嬗变史；尤其是他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井田制有机结合，颇受赞誉，并且提出了许多高明的而且令人叹为观止的理论，真正做到了感性材料与理性维度之升华。
他的史学研究，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称赞到：“我认为，这是作科学研究由具体事实上升为纯理论，不是穿穴凿籍，并有高度的抽象力是办不到的。
这真是寝馈功深，甘苦有得之言。
”[8]日本广岛大学寺地遵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等都对其学术成就有很高的评价。
(按:余检索研究先生之论文数篇,未得到具体评语,姑引之，仅供参考)有学者认为:“赵先生的研究博大精深，既有微观的个案分析，又有宏观的理论把握；既有横向瞬间的事件解剖，又有纵向千年的规律总结。
不论在哪个领域里，大都是‘成一家之言’，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赞誉。
在历史学和思想文化史方面，大多数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9]窃以为，先生的二史研究如中国古代史研究这辆战车的两翼，相辅相成，为秦晖农民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57年，先生任教兰大，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先秦思想史。
寄居陇右，他特别重视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对敦煌学、简牍学用力颇深，主编了《古代西北屯田史》，并对西北史地与中国通史研究提出了科学建议与规划；如在《西辽史新证》一文中就有所述及。
先生认为研究要学会打“土围子”，从历史人物的研究出发探索历史原貌。
如对张刑二澍及张穆、张勇诸者之研究。
[10]顺着这条线索又延伸到了他引以为自豪的顾炎武研究，前后历经了50年，兼顾到了明清思想文化史研究，历述了西北学术与江南、山东学派之历史渊源以及交锋与勾融，对北方学术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先生对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进行了鞭辟入里地研究，对其学术交游、遗民活动的进步作用与阶级本质的反差做了特别精准、透彻之分析。
[11]为此，他完成了《＜日知录＞．导读》、《顾炎武大传》、《顾炎武研究论文集》等论著。
在我国首次提出顾炎武的遗民遗民活动与章太炎的排满民族活动连成了一条线；为顾学的发展注入活力。
著名史学家嵇文甫称赞赵俪生的《王山史年谱》为清初学术史开生面。
他精准地吸收了广大学人的研究成果，将农民战争史与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交勾到里面去，转合成大量的史学产品，旷一时史学之天际，通往昔之幽径。
同时先生又认为：“光搞人物不行，还要搞社会，搞古代社会、地主的社会、资本家的社会，以及革命成功后理想主义逐渐实现的社会。
这样，就不能单靠史料了，还得搞理论。
所以搞理论史学，不是哪个谁像填鸭一样填进来的，是自然而然演进来的。
这就自必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接触社会发展史。
”[12]在先秦思想文化史上论及东西文化时，有独到之处：“从孟子到王阳明，这自然是一种偏。
偏向‘内’而未曾专门去对付‘外’。
这与西方恰成对照。
西方生产发展不受阻，人们向有广阔天地，所以自然科学应用一日千里。
可是他们对内则不足。
”“总起来看，他们是一种偏，我们是一种偏，二者应该互补，而只能互补，在悠久历史段落互补。
说互补，就是说不能互相代替，不能把儒学硬搬到西方去，也不要中国全盘西化。
”[13]由此可见赵俪生是一个博而通的学者。
2．辛勤育人，孜孜不倦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或也。
”纵览其学术人生，的确他是这发面的楷模。
在山东大学时他是山大历史系的“八大金刚”，与华岗、王仲荤、童书业共同创办了《文史哲》期刊，致力于“五朵金花”的研究。
[14]1957年，他任教兰大，被赞誉为“五绝教授”，在科研、教学上的成绩为同仁所称羡。
[15]原兰大校长江隆基称他为大手笔，真正的文科专家。
先生不仅重视个人研究，更重视史学后继人才的培养。
[[5]1986年他不顾年高体衰，为全国的综合文化史助教进修班讲课。
[16]治学60载，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先秦思想史等课程，为西北地区史学发展倾注了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兰大学术带头人，带动了兰大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培养了秦晖、袁林、王劲、葛金芳、金雁等史学人才。
其中，他的学生孙达人与孙祚民成为了农民战争史的领军人物，秦晖将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发展成了农民学。
同时，先生特别重视对史学后继者的鼓励与支持，为袁林、王劲、吕绍纲、杜斗城等多位学者拨冗赐序，起到了鞭策与促进之功效，于史学的发展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3．史论结合的史学理论赵俪生在史学发覆的征程上博采众家之所长，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力主“三重证”，[17]认为在研究上应做到史料与理论的水乳交融。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无头苍蝇式的烦琐考证，认为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得到史识。
这就要靠科学理论的指导了。
故他在《论新中国的史学建设问题》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新中国的史学，特别是坚持与培养正确的史学方法论，自觉走史论结合的道路，为人民服务。
[18]对研究方法他总结道：（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亦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掌握与应用，（二）两宋以及清代乾嘉考据学成绩的批判与继承，（三）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田野考古的展开。
[19]在此文中，他比较科学地评价了“二陈”与郭范二老的史学成就与治学方法，并且对这两个营垒进行了分析与比较。
尤其值的一提的是他提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集体撰写新的通史、专史与断代史。
虽时光流逝，然此文所倡之衷见仍然被学界所采纳、运用。
在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时，他有认为：“要学习和钻研中国土地制度史，需要三桩东西，而它们又是辨证地联系着的．第一桩是史料，它是三桩中最重要的，是进行一切论证与分析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理论，即一定的哲学观点，它是将史料引导到抽象与科学过程中的触媒，是一种不可少的触媒。
第三是历史范例……。
” [20]在具体的阐发中，先生将宏观理论与微观史料有机结合。
谈到古老共同体是认为，私有与公有都有起深化与浅化阶段，有着正面促进与反背两个方面，自然有合的一面，统一与经济运动。
几十年来，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工作的指导作用，站在史学研究的前沿，奋力开拓，在颇多领域起着引领潮流的作用。
4.教学与科研并重，相辅相成汪受宽对赵俪生进行了比较中肯、恰当的评价：“首先它对教育工作有强烈的责任感。
其次，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基础的启发式教学。
第三，杰出的讲课艺术。
”[21]赵俪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