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的生态城市协同建设

城市群的生态城市协同建设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城市群阶段，城市群内部的生态城市协同建设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目前，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一城市群内部的生态城市协同建设初见成效（一）顶层设计初步形成党和政府对生态城市协同建设高度重视，并就此做出了相关的顶层设计。

国务院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加强城市群建设，并拟定了19个城市群作为重点发展目标。

[1]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城市建设要走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路子，“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2]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专门设置了“中国城镇化的城市群模式”分论坛。

为了配合生态城市协同建设，国务院及国家各部委、各省区市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及相关政策。

例如，从2015年开始，国务院先后批准通过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规划。

此外，还相继批复了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长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次级城市群，以及淮河生态经济带等中小城市群。

目前，已经基本确立了梯次结构合理、覆盖全国重点区域的城市群架构。

为了促进城市群的发展，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依照该《意见》标准，《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共识别出上海、杭州、青岛、南京、银川、合肥等34个都市圈。

根据发展程度的不同，《报告》把34个都市圈划分为成熟型都市圈（如南京、杭州、深圳都市圈）、发展型都市圈（如合肥、成都、沈阳都市圈）和培育型都市圈（如重庆、哈尔滨、乌鲁木齐都市圈）三类。

每个都市圈都编制了如《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南京都市圈区域规划》等发展规划。

这些都市圈发展规划，都以“共建、共享、同城化”为目标，重点在城市间一体化、同城化方面下功夫，努力打造30分钟快速通勤圈、1小时生活圈。

（二）政府间合作越来越紧密区域内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合作办公室以及定期召开的会议、高端论坛、研讨会等是当前生态城市协同建设的主要工作方式。

2018年3月，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召开，与会代表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金华）协议》。

2018年5月，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合作组建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成立，专门处理长三角城市之间的协同问题。

湖北、江西等沿长江省份建立了长江保护联席机制，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共商长江环境保护及长江沿线城市的协同发展。

2017年4月，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等四个长江中游城市还共同签署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7～2020）》，力争实现产业发展协同化、公共服务同城化等目标。

2018年11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发布。

2018年11月，《珠三角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发布。

2018年11月，北部湾城市合作组织的10个城市，合作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12月，淮海经济区10个城市签署了《协同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1月，京津冀城市协同发展高端论坛在河北召开，就城市发展、对接京津等议题进行讨论。

2018年6月，“环太湖城市协同发展研讨会”在无锡召开，与会者在生态共保、区域共治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

2018年9月1日，在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峰会上，杭州、苏州等9城市签署协议，开始实施G60工业互联网协同创新工程。

2018年11月，这9个城市又联合发布《一体化发展的30条措施》，努力实现区域内9城市的同城效应。

2019年5月23日，京津冀全域旅游协同发展论坛举行，就“京津冀全域旅游空间格局”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2016年以来，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四城市以“交通共联、环境共建、社会共享”为目标，积极主动加强城市间合作，成果显著。

福建省的漳州、泉州和厦门三个城市，通过合作共建园区、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公用设施跨区覆盖、环境设施共建共享等一系列措施，加速推进一体化进程。

2018年4月20日，洛阳、三门峡、济源、平顶山等四个城市在洛阳召开联席会议，共同探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进洛阳都市圈建设。

围绕上海都市圈建设，周边城市用实际行动纷纷响应。

南通提出要建设上海“北翼门户城市”，宁波强调要强化与上海的同城化建设，嘉兴表示，要“全面对接上海示范区”，湖州市则直接提出旨在加速融入上海的《都市圈三年行动计划》。

[3]随着生态城市协同建设的逐步推进，城市间项目合作的数量越来越多，融资规模也越来越大。

2016年，嘉兴引进来自上海投资的浙商项目82个，总投资105亿元。

2018年，闽西南五市共投资965.3亿元，组织实施66个协同项目，超额19.5%完成2018年的合作计划，并计划进一步深入推进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的协同合作，推动协同发展朝着既定目标加速迈进。

2019年，为推进九龙江跨市流域协同治理，闽西南五市计划商讨101个协同项目，投资1400亿元。

沧州积极与京津对接，截至2019年1月，已经有1542个京津项目落地沧州渤海新区，总投资6947.4亿元。

2019年初，绍兴市党政代表团开展长三角一体化绍兴推介活动，共签约18个重大项目，总投资351.8亿元。

为推动产业联动发展，截至2019年5月，川渝合作高滩新区累计签约项目66个，年产值规模达27亿元。

（三）生态城市协同建设成果初现2011年2月，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深汕（深圳与汕尾）特别合作区成立，成为生态城市协同建设的一个典范。

2017年3月，浙江省在嘉兴市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全面接轨上海。

2018年9月，成都与南充市政府在南充召开城市合作专题对接会，讨论自贸区协同发展、城市合作对接等问题。

2019年江苏省“两会”上，常州和泰州代表团共同提议，加速两个城市的联合，实现“中轴崛起”。

2019年3月，上海市青浦区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善县，以协作机制为基础，建立区域环保产业网，共建一体化生态文明示范区。

2019年5月，京津合作示范区在天津市东北部成立，计划投资2500亿元，已经完成投入40亿元。

2016年8月8日，浙江省台州市“杜桥—椒江”城际过江专线通车，有效促进了“三区两市”同城化发展。

[4]2017年7月，嘉兴市与上海市三家医疗机构实现“点对点”联网结算，嘉兴的市民可以在上海这三家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并直接在上海进行刷卡结算。

此外，嘉兴与上海还实现了公交领域一卡通。

2019年2月，苏州轨道交通S1线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S1线全长41.25千米，均为地下线。

该线路一旦建成，将用轨道交通把苏州、昆山、上海连接起来，助力苏昆沪迈入轨交同城时代。

目前，京津“半小时”经济圈已经形成，浙江省绍兴市已经成功融入上海90分钟交通圈和经济圈。

经过几年发展，中国城市群内部生态城市协同建设，已经从最开始的基础设施及硬件对接发展到现在的资源共享及软件相通阶段。

2014年，“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成立，标志着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协调工作初见成效。

2016年6月，京津冀合作签署了《养老工作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天津市卓达养老示范基地成为首批试点。

近年来，各参与协同建设的城市积极推进科技及人才资源共享。

截至2016年底，长三角各城市已经有近1500家单位参与共享活动，共17000多台（套）科研仪器设备入网。

该活动有效降低了设备的重复购置率，提升了科研设备的利用率。

2018年10月，辽宁沿海经济带6城市共同签署了《人才供需合作框架协议》，共商区域人才协同发展大计。

2018年11月，这6个城市又签署了《协同对外开放行动计划》，协同推进对外开放。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河北省积极落实“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协同模式逐渐成形。

怀柔—丰宁产业园等产业疏解项目顺利实施，《京冀医药产业协同发展框架》等合作协议也相继签署。

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签约北京商户4万余户，其中2.4万户已经入驻。

河北省与京津共建科技园区等创新载体超过210家。

（四）理论研究逐步深入2006年，新时代城市协作的标志性著作《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城市合作与发展》出版，该书对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城市协作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前瞻性的阐述。

截至2019年5月15日，在中国知网中，以“城市群”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检索到相关文章13304篇，其中核心期刊2414篇，CSSCI来源期刊1705篇。

从现有成果看，与城市群相关的研究以解决城市之间的协同问题为主。

此外，研究城市群建设同中国城镇化、生态文明、生态城市之间关系的成果越来越多。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视角也从最初的主要侧重于对城市群内涵及对外国经验的研究和介绍，发展到现在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举。

各级智库也加强了对生态城市协同建设的研究。

例如，早在2012年，成渝经济区就成立了“城市群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门研究和指导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同建设问题。

2018年1月，国家智库发布《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评价报告（2017）》。

2018年3月，中国第一家“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高端智库”在郑州成立。

2018年6月，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召开，主题为：“城市群与未来机遇”。

2018年6月，安仁智库中心与教育部相关课题组、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加快发展大都市圈的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

2018年9月，国家智库发布《“长三角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18）”研究报告》。

这些成果，标志着各级智库对城市群的研究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

二城市群内部生态城市协同建设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中国的城市群建设时间较短，还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层次低、内容少，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城市群内部生态城市协同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阻碍。

1.生态城市协同建设缺乏内生动力每一个城市，在加入城市群建设之前，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和规划，在城市群协同过程中，城市原规划与城市群规划相抵触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协同问题上，相邻城市自然地理环境相似，势必会出现产业布局及发展利益冲突，当涉及城市自身核心利益的时候，各参与城市往往畏首畏尾，不愿意合作。

由于各城市的天然禀赋不同，对资源的掌控能力各不相同，对待城市群的态度也不一样。

例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处于绝对的核心，京津两市是国际大都市，而河北省的承德、沧州等市则体量很小，导致这些城市在城市群建设中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与大城市之间不是合作关系，而变成了依附关系。

在长株潭城市群中，湘潭对接长沙的意愿强烈，相比较而言，长沙对接湘潭的意愿显弱。

[5]中国整体生态环境不容乐观，流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绝大多数城市并未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及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参与城市群建设，多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主要是为了解决自身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