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叙事学领域关键词之不可靠叙事

浅析叙事学领域关键词之不可靠叙事作者：袁德雨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33期摘 ;要：经典叙事学，脱胎于结构主义诗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起，至70年代攀至巅峰，其后逐渐式微并转向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中心也从法国移往美国。

期间，叙事学领域大家辈出，并在叙事文本研究方面屡出新意，其所着重关注的叙事者、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与空间、不可靠叙事等概念至今仍为众学者加以沿用、探讨。

而后经典叙事学领域内的认知性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等也是风头正健。

关键词：叙事学;不可靠叙述;布思;纽宁;费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3-0-04一、叙事学简述叙事学一词，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所构成，并首见于法国理论家兹维坦·托多罗夫的《<十日谈>语法》一书中，“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也就是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如是定义：“叙事学，根植于结构主义运动，其目标是把叙事的本质定义为一种话语模式，描写其基本结构，描述其特殊因素——作者、叙述者、受述者、人物、事件、背景等的性质”[1]。

此外，米克·巴尔在其《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一版中声称，叙事学诗关于叙事文本的理论[2]。

但在接踵而至的第二版与第三版中，米克·巴尔转而将叙事学界定为“关于叙事、叙事文本、形象、事象、事件以及‘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的理论”，由此体现出巴尔从文本到文化的转向[3]。

杰拉尔德·普林斯则在《叙事学辞典》中将叙事学定义为：“其一，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有关叙事作品的理论。

研究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的性质、形式和运作规律，以及叙事作品的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叙事能力，探讨的层次包括‘故事’和‘叙述’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二，将叙事作品作为对故事实践的文字表达来研究”[4]。

而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则规定，叙事学是指关于叙事作品、叙事、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性的理论。

及至现代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德国理论家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则在其《叙事理论的历史（下）：从结构主义到现在》中指出：近年来，叙事学的历史有两种讲法。

第一种讲法是‘叙事学的兴起与衰落’，故事始于托多洛夫、巴特、格雷马斯，直至热奈特时达到高潮（周边另有几个小高潮：弗兰兹·斯坦泽尔、米克·巴尔，西摩·查特曼、杰拉尔德·普林斯以及苏珊·兰瑟，继而便步入衰落期，于是该学科便顺理成章进入了‘作者已死’和‘叙事学已死’的窠臼内。

现在普遍认为这种讲法已然过时。

英格伯格·豪斯特莉在为《故事永不终结》一书撰写的序言中主张，应将叙事学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叙事学研究的‘古代’阶段，第二阶段是以结构主义范式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阶段（赫尔曼由此衍生出他的‘后经典叙事学’（post classical narratologies）;第三阶段是所谓的‘批判’叙事学阶段，豪斯特莉称之为‘新希腊化’（Hellenism）阶段……在这一时期，叙事理论再次经历定位与分化，并由此诞生了一系列回应后结构主义的亚学科，学术范式转向文化研究，出现精神分析叙事研究，女性主义叙事研究以及后殖民角度的叙事研究等”[5]。

所以大体而言，现代叙事学是于20世纪20-30年代初起。

期间，美国评论家珀西·卢伯克在《小说的技巧》（1921）一书中，追随其师亨利·詹姆斯而对小说“视点”（point of view）问题详加论述。

另一位小说家E.M.福斯特在其演讲集《小说面面观》（1927）中，试图系统总结小说的创作艺术，并启发式地对人物类型（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叙事单位（情节与故事）、总体布局（结构与节奏）等概念进行区分。

继而在德国与俄国，形态学锋芒初露，其中以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为代表著作。

至20世纪50-60年代，北美叙事学的领地上大家辈出，芝加哥学派的韦恩·布思、诺思罗普·弗莱，以及埃贝哈特·莱默尔特、弗兰茨·斯坦泽尔等，先后就叙事技巧与模式问题各抒己见。

其中，以弗莱的《批评的剖析》（1957）和布思的《小说修辞学》（1961）更为人称道。

前者凭借一种特殊的标准重新划分五种叙事模式，并且对某些叙事作品的特点详加剖析。

后者虽名曰“修辞学”，实际所论却是作家干预阅读的种种叙事手段。

论者对视点、隐含作者以及不可靠叙事等问题的探讨可谓开山之笔。

再至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法国叙事学兵分两路：其一是对古代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譬如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神话分析和以布雷蒙为代表的民间故事分析;其二则是对现代文学叙事形态之研究，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热奈特等人堪列其中。

随后，历经80年代以来的后结构主义时期，现代叙事学由经典迈向后经典并延伸至非文学领域，从而可以广泛吸收其他学科之理论和方法。

安斯加·纽宁（等）之认知性叙事学，苏珊·兰瑟（等）之女性主义叙事学，詹姆斯·费伦（等）之修辞性叙事学等异军突起。

二、不可靠叙述的定义与分类“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一词由韦恩·布思于《小说修辞学》中首倡：“由于缺乏一个更恰当的术语，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为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相一致时，我将其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者”[6]。

这里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指作家通过他所创造的叙述者和他对事件的安排，通过他写小说的全部行为，所投射出的他自己的形象，因而有别于现实中的作家或小说的叙述者。

即是说，隐含作者“会有意无意地选择我们所阅读的内容，而我们则将其视为真实作家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的替身，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7]。

进而，布思将不可靠叙述分为两类：其一有违隐含作者所提供的故事的真实面貌（事实/事件轴）;其二有违隐含作者的高尚的道德人格境界（价值/判断轴）。

前者涉及事实描述，后者事涉伦理道德。

而针对布思的“不可靠叙述”观，追随者詹姆斯·费伦从两方面对其加以质疑与补充：其一，区分了“不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者”;其二，在上述两种不可靠叙述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识与感知型不可靠叙述。

首先，费伦声称，在布思看来，“不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者”是同一的，即不可靠的叙述者对故事的讲述必定是不可靠叙述，于是“布思的区分假定一种等同，或确切说，是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一种连续，所以，批评家希望用人物的功能解释叙述者的功能，反之亦然。

即是说，叙述者的话语被认为相关于我们对他作为人物的理解，而人物的行动则相关于我们对他的话语的理解”[8]。

而不可靠的叙述者是否能作出“可靠叙述”这一点，布思却因此将其忽略。

针对此，费伦辩驳到：“不管叙事者人物是谁，人物功能与叙述者功能都不可能总是密合无间的，因此我们不能总是根据叙述者的人物角色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9]。

譬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对发生在威尔森车库之事的叙述就相当客观可靠，而未受到他的性格缺陷以及思想偏见的影响[10]。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功能和人物功能是相互分离的，这种观点也有助于读者更为准确地解读作品与人物的复杂多面性。

其次，费伦认为小说的叙述者往往要履行三种功能，即对小说人物、事实和事件进行报道、评价以及解读，继而每一种功能又沿着一条轴线展开，并由此形成三种不可靠类型：沿着事实/事件轴发生的不可靠报道;沿着价值/判断轴发生的不可靠评价;以及沿着知识/感知轴发生的不可靠解读或阐释（前两种显然是对布思的继承）。

进而，费伦又区分出上述不可靠叙述的六种亚类型，包括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以及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

[11]然而，就为何要在布思所提出的两种不可靠类型之外，再增加一种知识与感知类不可靠叙述，费伦借引依施古罗的《人约黄昏后》为例证。

费伦指出，该小说的前七个场景意在表明，尽管老管家史蒂文斯确实有合法的职业理由来打听肯顿小姐的婚姻状况，但他还抱有一些未言明的个人兴趣与目的，即弄清肯顿小姐现在对他的感觉如何。

文本继而暗示读者，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之间曾有过亲密的私人关系，而前者一直有意无意地希求重修旧好。

因而，即便史蒂文斯在这里的叙述是真诚的，但是由于他“没有意识到——至少是不能接受——我们对他的个人目的所做的推断”，所以史蒂文斯是在对他与肯顿小姐的关系作“不充分读解”（underreading）。

费伦认为，这就是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

[12]其后在《<洛丽塔>中的疏离型不可靠性、亲近型不可靠性及其伦理》一文中，费伦修正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并从阅读伦理的角度区分出疏离型和亲近型两种不可靠类型。

“在疏离型不可靠类型中，叙事者与‘作者的读者’在事件报道、评价或阐释方面的差距使得交流双方相互远离，亦即‘疏离’……而在亲近型不可靠叙述中，叙事者与‘作者的读者’在事件报道、阐释或评价方面的差距反而缩短了他们之间的阐释、情感或伦理距离”[13]。

简言之，在疏离型中，理想读者发现了不可靠叙述将自己带离隐含作者;而在亲近型中，不可靠叙述却带来了理想读者和隐含读者在某一方面的相互认同。

费伦主张，上述的三轴、六亚类可以归属于疏离型不可靠叙述，至于亲近型不可靠叙述，费伦同样划分了六个范畴，即玩笑式比较、天真的陌生化、有限靠近规范、真诚的自我贬低以及乐观比较等[14]。

而作为后经典叙事学领域的理论家，安斯加·纽宁对于上述中以“隐含作者”来定义不可靠叙述的努力颇不以为然并力图引入读者的维度。

杰拉尔德·普林斯曾在《叙事学辞典》中将不可靠叙述定义为“叙述者的规范和行为不符合隐含作者的规范，叙述者的价值标准（趣味、判断、道德意识）与隐含作者的相背离，叙述者讲述的各种特征削弱了可靠性”[15]。

但纽宁驳斥该定义太过含糊不清，因为它所提供的测量叙述者之不可靠性的唯一标尺即在于隐含作者，但隐含作者的地位和规范却同样难于确定。

纽宁如是引述了里蒙·凯南的主张，即“隐含作者的价值标准（或规范）实在是太难确定”。

从理论角度看，隐含作者本身就是一个不易把握的概念，而且它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纯粹的文本现象。

但从这个概念的诸多定义来看，隐含作者显然是读者在整个文本结构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如果将隐含作者视作一种无声的结构现象，“那么它就不是叙事交流结构中的一个言说者，而是接受过程中的一个元素，是读者心目中的作者或“读者从全部文本元素中推测和组装起来的一种建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