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革命叙事_中的洋务_1978年前_马勇

“革命叙事”中的洋务：1978年前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摘要：近代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论其主题，就是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中走出，从传统中走出，重建合乎世界潮流趋势的现代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晚期的洋务新政，乃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最具意义。

然而，20世纪的政治纷争，使这场现代化运动在不同话语体系中有了不同价值，“现代化叙事”高看了洋务新政，而“革命叙事”则不以为然。

“革命叙事”中的洋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意义何在，有哪些调整，还是很值得注意的学术史话题。

关键词：洋务新政；帝国主义；现代化中图分类号：K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6－0033－16Westernization Movement fromＲevolution Perspective：Before1978MA Yong（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6，China）Abstract：The major issue for Modern China is about constructing modernization，which is corresponded to the world trend．The policies from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reform i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However，different political status led different meaning for this movement．From the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it thinks highly of thi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On the other hand，from the revolution perspective，people seemed to think nothing of this move-ment．In this article，we will discuss the reason and value for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Key words：policies from Westernization Movement；imperialism；modernization1861年，恭亲王以留守大臣身份处理完与英法联军冲突后，领衔上《统筹全局折》。

这是19世纪中期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份重要文件，由此开启洋务新政历史进程。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意味着中国终于渐渐脱离了传统，转身向西，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艰难历程。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变化，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

这场持续30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问题，甚至根本缺陷，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

至1949年，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并没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的意义。

然而此后，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现代化运动在“革命叙事”中渐渐负面化，甚至一度“反动化”。

至1960年代初，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洋务新政开始了一段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述①。

然而好景不长，毛泽东很快又离开了33①姜铎在《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中说，他大约在1960年认真阅读了刚刚出版的《洋务运动》资料丛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写出了重评洋务运动的初稿，并在他所服务的上海经济研究所内部会议上提出讨论。

当时有不少人劝他不要发表，避免自找麻烦。

但“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经济发展的主轴，开始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于是1960年代初期对洋务运动比较公平的研究烟消云散，一些研究者甚至因此而获咎，在稍后“文革”浩劫中蒙受不白冤屈。

重新梳理“文革”前17年特别是1960年代初期洋务运动研究“小阳春”及稍后的寒冬，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历史的探究，而且对于重新理解洋务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意义，重构现代化叙事，均具有一定意义。

一、传统叙事：洋务的得与失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

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方才发生的，被动、不得已，以及无法全面、整体地学习西方，也就成为必然之势。

因此等到甲午战争发生，朝野各界对洋务运动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场运动没有寻求中国整体性的转型，没有在中国经济增长、变化的同时，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适时引进制度变革。

同时，由于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结合的“复合文明”的开始，中国缺少足够的工业资本，传统的商业资本也没有适时转变为工业资本，因而至洋务运动终结，中国自主的工业基础并没有真正建立，更缺少一个坚定的中产阶级、中坚阶级，洋务运动的主体，主要的就是政府垄断的那些军工企业，尽管有一些官督商办的企业，但这个时期的企业主体并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以自由经济为主，以纯粹的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为主。

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也是清末最后几十年中国知识界的一般看法，他们对洋务运动有不少批评，但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的进步意义。

这样的言论，散见于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洋务知识人群体中。

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检讨洋务运动的不足，因而他们也就不会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

对洋务运动给予严厉、尖刻批评，就时间而言，主要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毕竟中国输在了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中，让国人大跌眼镜，看不懂。

战前，很少有人相信中国会失败，假如战前有冷静估计与预测，相信国人不会支持为朝鲜前途而战，而会支持朝廷像十年前处理越南事务一样，既适度履行宗主国道义责任，又把握机会及时抽身。

甲午战前，几十年经济增长、军事发展被严重夸大、高估了，让朝野各界很少人不陶醉在“同光中兴”的梦幻中。

甲午一战，让洋务30年增长真相完全暴露在国人面前，声讨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成为那时维新思潮主旋律。

至于批评者，大致而言，也主要是体制外，或者说并没有直接介入洋务新政的“逍遥派”、“旁观者”、无关紧要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孙中山等，到现在也很少看到洋务新政组织者、领导者如此深刻的自我批判与反省。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对洋务运动的批判，深刻规范了后来的洋务运动研究，他们指责洋务新政坚守“中体西用”延误了中国历史进程，耽搁了现代化的发展，让中国丧失了政治变革的良机。

最典型的评论，莫过于梁启超充满激情的《李鸿章传》：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

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

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①。

梁启超的这段批评，是后世讨论洋务运动的经典依据，大多责怪李鸿章，责怪洋务运动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知道坚船利炮而不知道制度改良的所有言辞，大多由梁启超这段诗一样的语言演义而来。

其实，如果设身处地替李鸿章这批洋务新政主导者想想，他们真的不知道“国务”，不知道西方富强背后还有制度、文化、文明的支撑吗？显然不能如此武断。

我们知道，早在1877年，正在欧洲考察的马建忠，就给李鸿章写过一封长信，详尽分析西方富强的制度因素，明白将西方富强归因于教育，归因于议院制度：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

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

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

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

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

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

及入政治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而后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论为不谬也②。

也就是说，李鸿章早在1877年就知道梁启超后来知道的这些道理，知道西方的富强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坚船利炮，还有教育、制度。

但是，为什么李鸿章这一代领导人没有将这些认识付诸实践，让中国像日本一样转身向西，构建一个西方化的制度框架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必须回到当时的时空，明白当时的中国与20年后的中国近乎完全不同。

1877年，也就是洋务运动开始后第16个年头，必须承认，在过去43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①②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页。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丁丑夏）》，《适可斋记言》卷2，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第6页。

十几年，中国充分消化西方技术，逐步构建了一个初步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中国在国家主义主导下，发展神速，其效益、速度、变化，远非日本自由经济所可比拟。

也就是说，梁启超在洋务运动终结后，在李鸿章去世后所看到的问题或许是个真问题，但这个问题在1877年，甚至在洋务运动晚期几乎不存在。

相反，洋务运动利用国家主义模式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垄断资源、垄断对外贸易及一切交往，效益优先，在这样的体制中获得了最完美的体现。

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下，要求李鸿章那代领导人超越性地预见体制弊病，是不是太过苛求？在李鸿章那一代洋务新政领导人看来，“中体西用”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他们智慧的结晶，他们发自内心相信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没有必要像日本这种历史短暂没有文化积累、文明背景的小国那样，尽弃其学而学。

中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一正确选择。

至于中体与西用的比例究竟如何拿捏，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个一成不变的信条。

在他们看来，中国对西学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没有必要画地为牢，也没有必要上来就说什么“全盘西化”，而应该实事求是需要多少学习多少，当中国到了确实不变不可的地步，“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①承认向西方学习是一股不可阻挡的进步潮流。

这是“中体西用”口号最权威阐释者张之洞的解释。

根据“中体西用”的原则，张之洞提出一系列向西方学习废科举、改学制、开矿藏、修铁路、讲求农工商学、发展近代工业的计划、主张，这些主张、规划，在张之洞那一代洋务新政领导人看来不存在任何冲突与障碍，中国对西学的需求，要必根据需要逐步调整，中学与西学的比例，没有任何预设的限定。

由此反观1861年后的中国，西学的内涵与外延确实在不断调整着，最初只说坚船利炮，过了不久因为与世界交往，必须讲究国际公法，于是中国人毫无滞碍地引进“万国公法”，接受国际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