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能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共犯吗？
国家⼯作⼈员能成为利⽤影响⼒受贿罪的共犯吗？⽂⼁赵素祯图⼁源⾃⽹络1[案例]犯罪嫌疑⼈甲系某⾼级领导⼲部A的警卫，在某⼯程建设过程中，甲找到A表达其有⼀个同学想承揽该⼯程，请求A帮忙，A同意并利⽤其职务便利为甲的同学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后甲的同学送给甲⼈民币500万元以表感谢，甲将⾃⼰事后收受500万元的事情告知了A，A默许。
甲该500万元⽤于个⼈房产购买。
问：甲和A的⾏为如何定性？2这个案例涉及受贿罪和利⽤影响⼒受贿两个罪名，且考虑是否构成共犯问题，在得出结论前，先来梳理⼀下受贿共犯和利⽤影响⼒受贿共犯问题，莫着急，答案⾃然浮出⽔⾯，般若波罗蜜！受贿共犯受贿罪共犯，要求国家⼯作⼈员和⾮国家⼯作⼈员双⽅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为，⾮国家⼯作⼈员参与谋利⾏为和收受⾏为之中。
根据03《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和07两⾼《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意见》规定，我们做⼀下区分：1、特定关系⼈参与受贿⾏为。
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谋取利益，授意请托⼈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的，以受贿论处。
因特定关系⼈与国家⼯作⼈员系共同利益⼈，所以特定关系⼈收钱等于国家⼯作⼈员收钱。
特定关系⼈与国家⼯作⼈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为的，对特定关系⼈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特定关系⼈构成受贿共犯的问题，⼩主原来专门梳理过，可点击⽂章后⾯链接，再次不再赘述）2、特定关系⼈以外的⼈参与受贿⾏为。
特定关系⼈以外的其他⼈与国家⼯作⼈员通谋，由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谋取利益，收受请托⼈财物后双⽅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3利⽤影响⼒受贿共犯国家⼯作⼈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作⼈员关系密切的⼈，通过该国家⼯作⼈员职务上的⾏为，或者利⽤该国家⼯作⼈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作⼈员职务上的⾏为，为请托⼈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财物或者收受请托⼈财物，构成利⽤影响⼒受贿罪。
简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
Legal Sys t em A nd Soci et yf叁堕!查塾垒三竺!!堡!!里堕蓬潮■蓬固曩简析蔷．J问影响力受贝有鼎幻弓之锋连I+-I杨琴摘要基于应对当前社会中受贿犯罪类型的复杂化和手段隐蔽性的需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随之确立。
本文指出该罪的确立来源于司法实践，因此也只有在司法实践中予以应用，才能够体现其立法意义，也才能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
关键词近亲属关系密切受贿罪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l O-025-02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该条罪名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该罪的确立是基于应对当前社会中受贿犯罪类型的复杂化和手段隐蔽性的需要，来源于司法实践。
但对于该新增罪名，目前尚无适用该罪的案例。
笔者认为，这～反映时代性、科学性、发展性的罪名只有在司法实践中予以应用，才能体现其立法意义，也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准确应用该罪名的前提是准确理解该罪名的构成要件，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谈谈自己的理解。
一、关于犯罪主体的认定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其中，对于“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的理解是对犯罪主体认定的关键。
《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将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界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 l条规定行政诉讼法上的“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陈兴良：对《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最全阐释(下)
陈兴良：对《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最全阐释（下）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下）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疑难问题贪污受贿罪的数额和情节是《解释》的重点。
除此以外，《解释》还对贪污受贿罪在定罪量刑中的某些疑难问题做了规定，以便对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处罚的司法实践活动起到指导作用。
应当指出，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受贿罪的，只有个别问题涉及贪污罪。
（一）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在我国刑法中，受贿罪和行贿罪以及其他贿赂犯罪行为对象都被称为财物。
对于这里的财物，在刑法理论上一般都做扩大解释，认为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同时又包括财产性利益，甚至认为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例如，我国学者指出：“根据实践的发展，为了更有利于同贿赂这一严重的腐败行为作斗争，切实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声誉，有必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订法律，把贿赂的范围扩大到财产性利益甚至非财产性利益。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收受财产性利益构成受贿罪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
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
”这一规定只是将贿赂犯罪的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但并未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
《解释》沿袭了上述司法解释对贿赂犯罪的财物的解释，第12条指出：“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
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根据这一规定，贿赂犯罪的财物除了常见的货币和物品外，还包括财产性利益。
这里的财产性利益是指具有财产价值的利益，以此区别于非财产性利益。
因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以一定的货币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如果没有一定的财产性质，不能折算为一定的货币数额，就无法进行定罪量刑活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界限
人故意 实施 了多个伤害动作 ， 共同造成被害人轻伤的后果 ， 其构成故意伤害罪 。 鉴于各伤 害动作均具有加 害他 人健 康 权的相 同本质 ， 向的犯罪客体均为人身权 ， 指 因此 ， 故意伤
害罪是为单一行为犯 ， 罪客体为简单客体。 此相对 ， 犯 与 行 为 人 采 取暴 力方 法 压 制 被 害 人 的 反抗 ， 并攫 取 其 财 物 ， 力 暴 行 为 侵 犯 了人 身 权 ， 取财 行 为 侵 犯 了财 产 权 ， 如此 就 存 在 两
蒋继 彦 杨 毅伟 ，
（． １ 西南政 法大学 法学 院， 重庆 ４ １２ ；． ０１０２ 重庆 市人 民检察 院第五分 院， 重庆 ４ １４ ） ０ １７
【 摘
要 】 刑 法修 正 案 （ 七） 增设 利 用影 响 力 受贿 罪 ， 彰显 了从 严 治 理权 钱 交 易的政 策取 向 ， 实现 了间接权 力 既
一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
受 贿 罪 的 犯 罪 形 态
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 的， 为承诺 为他人谋取利 益。 视
由“ 一 行 为 犯一 复 合 行 为 犯 ” 二 元 分 野 出 发 ， 贿 单 的 受 罪 属 何 种 犯 罪 形 态 呢 ？笔 者 认 为 ， 受贿 罪 属 单 一 行 为 犯 与 复 合 行 为 犯 混 杂 的“ 一 行 为 犯 ＋复 合 行 为 犯 ” 态 。 一 单 形 这 形 态 并 非 独立 于 单 一 行 为犯 与复 合 行 为 犯之 外 的第 三 种 全
害性方 能与单一行为犯等量齐观 。 二、 受贿罪共犯的构成要件解析
尽 管受 贿 罪 的客 观 方 面 要 件 体 现 为 “ 一 行 为 犯 ＋复 单
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 纪要》 对其作 了解释性细化 ， 即为 他人谋 取利益包括承诺 、 实施和 实现三个 阶段 的行 为。只 要 具有 其中一个阶段 的行为 ， 如国家 工作人员收受他人 财
试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共同受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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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利 用 响 受贿 与共 受贿 的关 系
夏 燕
摘 要 最 高人 民 法院 、 高人 民检 察院 ２０ 最 ０９年 ｌ ０月 ｌ 公 布 Ⅸ 于执 行 ＜ ６日 关 中华人 民共 和 国刑 法修 正： 团家工 作人 员利刚职 务上 的便利 为请托 他人 获取 利益 的 ， 密 切关系 人 的行 为 构成利 片 影 响力 受贿 罪。 “ 其 Ｊ 人谋 取利 益 ， 意 清托 人 以本意 见所 列形 式 ， 授 将有 关财 物给 予特 而剥 于 国家工 作人 员的 行为 ， 既不能 认定 为受贿 罪 ， 也不 能认定 为利 刚影 响 力受贿 罪 。如 果是 因为 国家 工作 人员 自己滥 用职 权
的补 充规 定（ ）， 《 法修正 案（ ）第十 三条 罪名确 定 为利用 影响 力受 贿罪 。利用 影响 力受 贿罪 的主体 是非 国 家工作 四 将 刑 七 》 人 员， 而受 贿罪作 为 身份 犯 ， 其主体 只 能是 国 家工作 人 员 ， 但是 ， 国家 ＿作人 员却 可 以构成 受贿 罪的共 犯 ， 以 ，利 用影 非 Ｔ － 所 “ 响力 受贿 罪” 一罪名 确 立后 ， 这 其与 共 同受贿 的关 系 问题 存在 诸 多争议 ， 文将就 这 一 问题 进行 简要 的分析 。 本
刑法案例分析(受贿罪)
案例分析一、案例概述刘某，原A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队队长、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A区分局某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
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间，被调查人刘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本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王某职务上的行为，为商人李某位于A区区域内的违法建设处理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违建主体李某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万元。
被调查人刘某将其中的5万元送给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执法总队原副总队长王某（另案处理），剩余的5万元被刘某个人实际占有。
二、情景讨论（一）李某知道刘某将5万元贿赂款交给了王某，且王某对刘某获取5万元贿赂款的行为知情。
1、刘某构成受贿罪共犯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根据行为人刘某的行为方式：在李某事先已知晓刘某将贿赂款中的5万元交给王某的情况下，且王某也知道刘某截留了5万元，说明刘某具有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且客观上实行了收受贿赂的不法行为，但同时刘某认为自己的职务和权力不足以为行贿人李某谋取全部利益，因此，将受贿款5万元转送给自己的同事王某，请求王某为李某谋取利益。
属于受贿罪中的“斡旋受贿”情形，斡旋受贿的行为特征包括：第一，刘某利用本人职务上形成的便利条件；第二，刘某为请托人李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第三，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王某的行为，为李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第四，刘某自己收受贿赂。
而王某知晓刘某和自己的受贿款的分配，也明知此笔款项的用途是收买自身权力的廉洁性，进而积极参与到受贿行为中，主观上与刘某有意思联络，具有承继共同犯罪的认识和意志，客观不法性阶层和主观有责性阶层的要件全部具备。
李某对刘某和王某的不法行为明确知晓和认可，因此，王某、刘某构成受贿罪的共犯，王某也是承继的共犯。
2、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是收受贿赂数额达到三万元以上。
试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共同受贿的关系
Legal Sys t em A nd Soci et y ■■隧圃躅—l盏i竺!!型生f叁型查垒盒试论利用影响勿受贿罪与共月受贿的关系夏燕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10月16El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努，将((卉l l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罪名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弄q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而受贿罪作为身份犯，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却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所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确立后，其与共同受贿的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同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密切关系人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172-O l《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包括近亲属在内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也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而对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
这些司法文件的规定表明，非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在符合法定条件时，也可以构成受贿罪的主体。
但是，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实施之后，由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能属于关系密切人或者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完全有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而利用黢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有毖要加以具体的区分。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问题研究_张开骏
·经济刑法·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问题研究＊张开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摘要：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实施共同受贿犯罪时，立足实行行为并综合考察受贿故意和职务、取财行为的时间和内容等要素，判断核心角色以确定共犯性质；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时，与受贿罪形成观念竞合，应以受贿罪论处以实现罪刑均衡，关系人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受贿罪；共犯中图分类号：D F6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512（2010）09-0060-07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１。
惩治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愿望，催生了国家工作人员关系人单独受贿犯罪的立法化。
该罪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关系人受贿但不成立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又不能以受贿罪单独处理，从而双方都得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某些情形，给予了刑事规制，因而填补了惩治受贿犯罪“漏洞”，严密了刑事法网；该罪也呼应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犯罪的部分内容，是我国加入该公约后履行国际义务、促进反腐败刑事立法国际化的必要举措；从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出发，新罪是我国反腐倡廉和法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的反腐决心。
新罪名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都相对欠缺，鉴于现实生活中贿赂犯罪的复杂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认定特别是与受贿罪的共犯问题值得探讨。
这对于实现罪刑均衡，协调贿赂罪名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受贿犯罪共犯的影响及规范解读（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立法对受贿犯罪体系的影响《修正案（七）》之前，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只存在无罪、受贿罪单独犯和共犯三种情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施行，最大的优点是对原来一些无罪处理的情况进行了规制，比如关系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贿赂，而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或者谎称不知情而又无从证明的情形，原来双方都不符合受贿作者简介：张开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9级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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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在刑法修正案
（七）中新增的一个罪名。
该罪名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弥补原有受贿罪规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缺点，且实质上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任何一个新条文的出现都应与刑法整体，尤其是原有的特别规定相适应。
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通常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相似，客观行为方面也有重合，因此两罪易发生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
案情概述
任某系某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某的妻子，某日晚上赵某出差未归，一位老者来到赵某家，想谋求赵某释放他因聚众斗殴被抓的儿子。
老者说明来意，并留下现金两万元，请任某转告其丈夫赵某，任某将钱收下，等赵某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赵某，赵某欣然将钱收下，不久便释放了老者的儿子。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任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本案中任某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确认识受贿罪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具体内容是正确定性任某行为的关键。
意见一：
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
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
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
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纪要》规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
《意见》指出：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
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纪要》与《意见》对受贿罪共犯标准的规定存在冲突，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
第一，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帮助犯；第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加以制止，仍按照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教唆犯。
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及特定关系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者，应先查清他们和
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没有共同受贿故意。
如果有共同故意的，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来认定。
本案中，任某系赵某的妻子，是近亲属的范围，当然属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其如果成为受贿罪的共犯，就需要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他人财物，而任某接收了财物虽然转交给赵某，但并未教唆赵某实施犯罪，同时二人也未共谋。
故任某与赵某并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意见二：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
（七）》规定的新罪名，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旨在于弥补法律漏洞，惩处那些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和地位收受贿赂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笔者认为“关系密切人”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关系确为密切；二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这些人主要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血缘、亲属、情人、同学、同事、朋友、战友等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利益关系的人。
正因为这种密切的关系，行为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国家工作人员施以影响，令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不必直接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便利，而只要利用其身份和地位便足以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他们的职权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与行为人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身份、地位及职权成为了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本案中，任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接收财物并转告给赵某，国家工作人员赵某明知密切关系人任某利用其影响力收受贿赂，仍然实施
了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即使密切关系人对之后的事情并不知情，其主观上有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故意，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受贿，但二者缺乏共同受贿的故意，因此，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关系人任某只能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