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修辞学

日本的修辞学（转载，有调整）

19世纪中叶之前，和中国一样，日本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接触到欧洲的新兴文明。1853年，美国军舰开进了日本港，日本国门从此被打开。日本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成为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自此，国内矛盾触发，幕府统治结束，明治维新开始。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迅速提高了日本的综合国力，也将日本引上了与西方列强为伍、竞相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1945年，日本战败，整个国家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其后，在以美国为主的外力下，日本开始了国家改造和经济复苏。1960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今天，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创造了一个奇迹。其中，最让我们感慨和深思的是日本低起点、快速度的发展史！

同样的起步，同样发展，日本的修辞发展如何呢？

修辞一词，最早见于易经上的意句话。…修辞立其诚‟。对于修辞的研究，我国自古有之。例如：六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宋代陈骙的《文则》、元代王构的《修辞鉴衡》等书，都涉及到修辞学。到了近代，“修辞学”、“修辞格”一类的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32年，陈望道教授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是一本系统的修辞学书，开创可研究修辞学的新局面，影响深远。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坪内逍遥和他的学生岛村泷太郎（又名岛村抱月）、五十岚力都在该校执教。坪内逍遥的《美辞论稿》，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的《修辞学讲话》，均为日本权威性的修辞学著作。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的《美辞学的方法》对学生也有影响。

修辞学是“用语言做出选择的哲学”，修辞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是通过语言做出社会选择的社会行为和传播样式。它不仅是语言手段和话语的选择，而且是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不同实现形态的选择。修辞，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秩序，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人类对修辞秩序的建构和选择，就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建构和选择，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东西方古典修辞学研究上的差异，不但反映了东西方不同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权利赋予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如果说修辞学史描写了修辞学的成长轨迹，标志着修辞学学科身份的认定和学科

自我意识的强化，并对学科建设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修辞史则是记录了人类修辞性行为、智慧性生存的发展历程，更标志着一个民族对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体认和生存质量的审视，这无疑为提升民族的智慧生存能力有着助推作用。

日本的修辞学传统

日本修辞学开始于何时，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在1950年之前，日本不存在劝服意义上的修辞学。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日本修辞学开始于明治时代。这种意义上的修辞学是指积极的表达艺术。(Massimiliano Tomasi，2004:27)

19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的日本修辞学主要以文章做法、修辞格、论辩、美文等为研究对象。其修辞研究立意重在文章的内涵、结构、类型、文体、风格以及修辞手法、修辞技巧。日本修辞学在词面上有“修辞学”、“文章学”、“美辞学”、“雄辩学”以及用片假名“しトリツク”等不同形式。其中，“美辞学”是Rhetoric的意译，是“修辞学”的旧称。日本明治修辞学可概括为以下四种形式：一是研究文章或作文法的，如五十岚力的《文章讲话》、《新文章讲话》、加藤熊一郎的《应用修辞学：演说文章》等。二是研究美辞的，也就是修辞的。比如高田早苗的《美辞学》、坪内逍遥的《修辞学》、岛村抱月的《美辞学》、《新美辞学》等。美辞及华文(Belles-lettres)是18世纪英国修辞学的主要内容。明治时代，这种修辞学思想被引介到日本后，与当时的语文教育趋势形成默契，产生了不少新的日本美辞学著作。三是以“修辞”为名的，比如五十岚力的《修辞学大要》、《修辞学纲要》、《修辞学讲话》，大和田建树的《修辞学》、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以及佐々政一编的《修辞法》、服部元彦的《修辞学》、渡边吉治的《现代修辞法要》等等。四是研究论辩的。文章研究，是基于日本的国民语文教育传统和汉学传统，美辞和论辩研究，则主要是受西方修辞学的影响。但是因为缺乏社会基础，这项研究没有文章学兴盛。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等等。

日本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修辞学中论辩理论和美文学理论的影响。早在明治初年日本人就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的修辞学著作，比如西周的《百学连环》、菊池大麓翻译的百科全书中的《修辞及华文》(Rhetoric and Belles-lettres，1879)。后者论述了各种风格手段、修辞格以及简单的演讲形式、游记、历史文章、说明文的写作、说服和诗歌、戏剧的艺术手法等。该书对日本修辞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高田早苗、大和田建树、坪内雄蒇、岛村抱月和五十岚力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该书以及其它西方修辞学著作的影响。此外，在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中江兆民翻译的《维氏美学》等著作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日本雄辩学会”、雄辩出版社以及一些论辩修辞学著作，如马场

辰猪的《雄辩法》、雄辩学会编的《雄辩学讲话》、竹内尉编的《模范即席演说及其分类的新研究》，安部矶雄《雄辩学讲座》等。此外，还出现了日英比较修辞学著作，比如增田藤之助的《英语修辞学讲义：英和比较》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近代修辞学史的研究也很大进展，涌现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比如速水博司的《近代日本修辞学史：西洋修辞学的导入和挫折》、原子朗的《日本修辞学史研究》、速水博司的《修辞学史——近代日本》等。但是，总体看，2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修辞学研究逐渐转向了文体学和外国修辞学，没有出现明治时代那样的繁荣景象。

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美的相位与艺术》中说：“如果没有理性所占据的心美，也不会有语言的美。……在我国传统的思考方法中，有…语灵‟（语言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样一种观念。语言是真诚人的心，珍贵语言就是珍贵心。因此作为通过语言产生的美最终物正是心。艺术美正是通向美的道路。美正是美的心的象征。如果说语言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中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即语言归根到底是理性，也就是心的力量，那么心的目的不正是在于美吗？”（注：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第25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0年版）日本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文镜密府》具有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cjengkao/ywfd/20090903/20736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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