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政教合一
党校作业题 2.政治
《政治学》第一专题政治 (1)1.什么是政治？ (1)2.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1)3.如何理解人类社会政治的辩证历史过程？ (1)4.如何理解政治的社会地位？ (1)5.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提出，政治包括多个不同过程......请结合《政治学基础》这门课程，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 (1)第二专题政治关系 (2)6.什么是政治关系？ (2)7.如何理解利益、共同利益的内涵？ (2)8.如何理解政治权力关系？ (2)9.简述政治权利的内涵和特性。
(2)10.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指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请结合《政治学基础》这门课程，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看法。
(2)11.英国学者约翰.洛克认为，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请根据洛克和马克思的说法，谈谈你对政治权利是如何理解的。
(2)第三专题政治行为 (2)12.什么是政治行为？ (2)13.简述政治统治的类型和方式。
(2)14.简述政治管理的职能和方式。
(2)15.简述政治参与的途径、方式和发展方向。
(2)16.意大利政治学家加埃塔诺.莫拲卡在其所著《政治科学讲义》中提到，“我们只要稍微留意……有时则通过一定程度的专断和暴力手段实现。
请结合所学，谈谈你对上述这段话的认识。
2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 (2)第四专题政治体系 (3)18.什么是政治体系？ (3)19.什么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 (3)20.如何理解政党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3)21.简述政治社团的特征和作用。
(3)22.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谈谈对卢梭这段话的认识。
. (3)23.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认为，政党是在选举中规划广泛问题及提出候选人的一种团体。
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为什么？ (3)第五专题政治文化 (3)24.什么是政治文化？ (3)25.简述政治心理的特点和作用。
中国政治制度史考试重点
中国政治制度史考试重点一、名词解释：分封制：将原有的以血缘划分居民改变为按地区划分居民，按照一定的行政区划进行管辖，是国家应该具备的特征之一。
夏商把全国划分为九州，西周又调整为九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郡县分级的行政管辖，其特点是按照地域进行划分，也就意味着行政管理逐渐走向完善。
郡县制：春秋战国时期后普遍推行郡县制，地方行政组织在战争中发挥出便于统一指挥，严格遵守诸侯命令的作用，呈现出取代分封采邑制的优势战国时期，郡县制已经比较普遍，长官不世袭，由国君任命。
科举制：科举制度是国家根据需要，设立若干科目，举行公开而统一的考试，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的选官制度。
隋炀帝时，创立了进士科，以试策取士。
这是科举制度的开始。
唐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
武则天创立武举和殿试。
武举由兵部主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三省六部制：隋代在前代基础上重新厘定中央官制，确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
三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内史（唐改中书）省，共同组成为中央辅政机构，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
三省六部是隋文帝创立的，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丞相权力的机构或体制。
影响：第一，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
第二，使宰相的权力——分为三，三省长官的品级又较低，这就削弱了相权，加强厂皇权。
在秦汉，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每当皇帝无能，丞相就可能专权。
三省六部制的设立，三分相权，有利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加强了皇权；同时扩大了议政人员的名额，收到了集思广益的效果；第三，各部职责有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的集权与政令的贯彻执行，提高了行政效率，充分发挥了国家机构的效能。
政治学原理练习题
填空题1、与其他权力相比国家权力特性主要体现在：2、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有：3、（）和（）构成20世纪3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基本形态。
4、历史上曾经派生出的君主制形式5、社会主义具有典型意义的民主共和制形式有：6、我国单一制的两大特色：7、国家机构的特点：8、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主要权力：9、现代资本主义行政机关的主要职权：10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主要原则和制度：11、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可以归纳为：12、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职权包括：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行政管理权具体包括：名词解释1、政治：2、国家的历史类型：3、民主：4、国家结构：5、国家机关：6、民族消亡或融合：7、政教合一：8、政党：9、两党制：10、政治团体简答题1、前人对政治解释的观点2、国家的基本职能3、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是维护生产资料资本私人所有制和雇佣关系的政治工具的原因4、为什么说福利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现代形态5、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6、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作用7、马克思主义政体的划分标准8、公社制的特点9、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特点10、分权制衡原则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中的具体表现11、根据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和法律以及学者的解释，司法独立具有的含义12、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设置和组织的实践中主要表现在13、中国司法机关的活动原则五、论述题1、革命与改良的区别2、人民民主专政与包括资产阶级专政在内的剥削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答案1、与其他权力相比国家权力特性主要体现在：强制力的垄断性、普遍的约束力、主权性。
2、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有：领主占有制、地主占有制、国家占有制、自耕农占有制。
3、法西斯国家和福利国家构成20世纪3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基本形态。
4、历史上曾经派生出的君主制形式：贵族君主制、等级代表君主制、专制君主制、立宪君主制。
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四种话语类型
论中国根底教育改革的四种话语类型[摘要]教育话语是人们在思考、表达教育问题时的习惯性用语，它是特定教育主体生活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蕴含着特定主体的教育理想、生活意趣以及教育实践的行动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根本样态，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教育同样处于多重变革之中。
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的教育改革的思想与主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思想与主大致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群众诗性话语〞四种根本类型。
探讨这四种话语根本涵和主要特征的根本价值在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关键词]根底教育改革；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群众诗性话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实验此起彼伏，轰轰烈烈。
值得关注的是，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教育改革的各类思想与主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但是，任何真正的教育思想必然源自于主体自身的一种教育生命运动，必然是主体自身教育生活史的产物与延续，必然是其自身教育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
或者说，“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教育思想的丰富性及其表达主体的多元化。
由于主体认知模式、知识构造、理论取舍、价值判断的差异以及主体把握教育的视域的不同，必然形成各不一样的话语容和话语方式。
〞在笔者看来，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教育改革思想与主大致分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群众诗性话语〞四种根本类型。
探讨这四种话语的根本涵和主要特征，有助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根底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深度介入教育在学术思想史上，“意识形态〞一词一直具有贬义(否认性)与褒义(肯定性)两重色彩(属性)。
其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其作贬义界说和理解的较多。
人们往往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专制或虚假意识，是国家机器强加于民众的思想系统，功能在于辅助政治和文化垄断。
浅谈我国行政办公楼建设存在的问题
引言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各地包裹一些地方区域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明显的提高。
在这样情况的推动之下我国各地的政府都在政府办公楼上大做文章，不是新建就是扩建。
从各地县级政府己建成或正在建设中的办公楼情况以及发展趋势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对政府办公建筑设计理念的认识。
当前，县级政府办公楼的兴建有互相攀比趋势。
办公楼建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漂亮。
办公楼的规模己经与政绩之间有了内在联系，经济水平先进的县似乎都有先进的办公楼，同等水平的县与县之间也有攀比。
县级政府办公楼建筑也充分折射出我国县级的行政化特征。
与国外的政府办公楼比较，我国的政府办公楼的硬件条件己经基木上与国际接轨，但规模和占地而积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同级办公楼，但比较一下GDP，我国与发达国家相差还很大。
这种状况一方而是山于我国的行政编制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另一方而是对政府行政本意的理解也不一样。
办公楼的超前发展对政府行政行为并没有多大的积极作用，反而是不利的，尤其是一些贫困县，会强烈地刺激人们对政府腐败的追问。
然而在这个建筑热潮中，咱们撇开建筑的费用开支不说，就建筑的外形和表现出来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往往给人们留下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并且以我之见，有些建筑的设计是背离时代发展的，是一个观念上的落后，以此，我想政府的职能和对外形象在新的时期应该有新的面貌，更能反映到一个政府的心理和作风，所以，借此设计探讨一下行政建筑的设计有什么新的要求和新的表现和时代的影响。
如果建筑仅仅只是一门科学的话，那么建筑师的任务要简单的多，在这种情况卜，建筑师和工程师就不存在差异了。
但建筑还是一门艺术，这正是建筑师存在的理由。
近年来全国大兴上木，政府行政办公楼一幢接着一幢盖，从功能到形式，由里而外，逐渐形成一种近似统一的模式。
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不利的因为艺术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创新”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办公楼长得和别人一样。
限于政府行政办公楼自身的特点以及业主的要求，建筑师要突破这一固定的模式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有些事情再困难也是要做的。
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 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 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 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 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 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 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 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 所称的 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 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 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 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 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 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 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 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 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 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 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 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 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 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 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中国的宗教特点和宗教政策
中国的宗教特点和宗教政策中国宗教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从世界宗教到原始的萨满教同时存在，其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外来的。
但外来宗教一经传入，即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相互影响或融合，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
至于中国固有的道教一直在中国土地上繁衍并传播到与中国邻近的亚洲地区。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象西方那样曾经占有“国教”的地位；历代统治阶级对于各种宗教大多采取支持、保护的宽容态度。
就宗教徒的人数而言，在全国范围的总人口数中，历来居少数。
在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较长的政教合一时期，宗教同民族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宗教徒在这些民族地区人口中，至今仍占绝大多数。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主要传统，因而佛、道的信仰从未占据过统治地位。
夏、商、周三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都有相当的发展，华夏民族由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中国的宗教观念从一开始就把上天的风调雨顺和下民的勤苦耕耘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尚书·洪范篇》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篮”，把天或神的意志和人的意见放在同一地位上。
周代以后，儒家主张以德政治天下，敬天而不尽信天。
“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神道设教”思想，在中国一直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
中国历代统治者均视政权神授，受命于天，自届天子之位，王权高于神权，因此，既利用宗教“教化”的作用，又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对于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
华夏民族由于农业耕作和水利事业促进了血缘关系的联系和发展，在周代就形成了一套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和“孝为德本”的道德规范。
体现宗法制度的祖先崇拜，数千年来渗透到汉族的每个家庭之中，成为牢固的民间习俗。
另外，周代以后，儒家的重视人的现实关系和利益的伦理观念使汉族形成了务实的特点，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宗教徒的面貌：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就信，无事就不信。
隋唐政治制度
隋唐政治制度
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其他朝代的政治制度有相当大的不同，在
古代中国，它们被认为是重要的政策转换点，也是政治上又一次社会
变革的客观影响。
首先，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强调的是藩镇制度，即一些封建诸侯
的名义统治一片土地，这种制度不仅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也增加
了诸侯们之间的竞争，从而带来经济的妥善发展。
此外，它还强调政教合一的思想，将法律与宗教结合起来，使其
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原则。
朝廷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略，对财政体制也
进行了改革，使财政资源更好地用于外交和军事活动，从而推动了中
央集权的进程。
根据这些政策改革，隋唐王朝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可观的发展，而且在政府机构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至此，中央集权制度正式建立。
隋朝采取了“博士制”管理，包括任命百官的“百官朝廷”，以
及依靠立法机关的“大议论朝廷”。
而唐朝则以审定监督国家文书的“司法朝廷”，实行“元朝礼制”的“文明朝廷”以及中央政府的
“宰院礼朝廷”等组成了政府机构。
总之，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包括藩镇制度、政教合一、财政改革
和政府机构改革，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大的影响，形成了隋唐文化及其独特的政治体系。
宗教与文化
宗教文化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
广义上讲，宗教本身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同时又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千百年来，宗教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教徒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影响。
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丰富了传统历史文化宝库。
宗教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浩繁的书籍、绘画、建筑等宝贵财产。
它们跨越历史的时空，传承着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
如道教经典之集大成者《道藏》，内容宏富，包罗万象，既有道教经典论著、科仪方术、仙传道史，又有医药养生、天文史地、诸子百家；既是研修道教的经书宝典，也是探讨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艺思想以及医药、化学、天文、地理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佛教经典丛书《大藏经》，最先翻译的印度佛教著作，已是鸿篇巨制，再加上我国古代佛教学者的阐释和著述，形成了经、律、论三藏，更加蔚为大观，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哲学、伦理、逻辑、文学、艺术、历史的宝藏。
至于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基督教经典《圣经》，都是世界文化和知识宝库中的财富。
形成宗教是一种群体社会行为，它包括指导思想（宗教信仰），组织结构（宗教组织，如教会，宗侣），行为规范（宗教组织内的活动，如祭祀，礼仪），文化内容（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等等方面的内容。
它是人类在具有社会组织结构后，有意识地发展的一种社会行为，其根本的目的是培养和维护人的社会性，从而维护人类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行。
宗教的其他作用，如宗教的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等作用，包括宗教在历史上阻碍社会发展的负作用也是存在的，但这些都不是宗教的主要社会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的确是与很多因素有关，如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等。
但是宗教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影响时间如此长、影响范围如此广泛、影响人数如此众多的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发展，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自从人类成为一种群体活动的生物，成为具有社会性的群体以来，宗教就是作为具有培养和加强人的社会性作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而成为社会的必需。
中西政治比较
中西政治传统之差异公元1840年，一声轰鸣的舰炮敲开了中国封闭了近四百年的国门，也揭开了国人对中西传统政治优劣长达百年的争论。
政治研究的源头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
考察源头可见，中西方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西方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构建的制度选择，而中国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统治的策略选择；西方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政治学科，而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与伦理高度结合，形成的是伦理政治学。
由此而见，中西政治在历史上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首先，中国政治思想中一个最为主要的特点就是“政教合一“，这和西方从罗马帝国开始绵延近千年的政教之争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教皇和皇帝几乎没有几年能够和平共处。
而中国的宗教或者说教派思想从始之终都和政治”不离不弃“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都充当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虽然这之中也有诸如焚书坑儒和萧梁灭佛等政教不合的小插曲。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宗教从没有像西方宗教那么强大到和足以和皇权做斗争，中国的宗教思想，一直充当着政治统治的”乖儿子“，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皇权没有任何节制，成为了万能和全能的代言人。
其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强盗逻辑“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思想都是认为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且只要是我打出来的天下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坐享其成，也就是所谓的”合乎天意“，而在我打出来的天下里，人民就必然应该给我纳税交钱，但是却不能问钱花到什么地方？给什么人用？你问了就是死罪，就是触犯天颜。
但是到了赈灾，战争，修路的时候百姓却仍然要交钱纳粮，这在几千年里似乎已经成了定式，而且百姓官员无一人人敢问，更没人想问。
也就是说老百姓有交钱的义务但不一定有用钱的权利，这和强盗打家劫舍本质上是一个逻辑，皇帝实质上也是中国最大的”山大王“。
反观西方政治，虽然也有皇帝，但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了”花老百姓的钱和老百姓一起商量着办“的传统，从古希腊罗马的议政厅元老院，到中世纪的等级议会一直如此，钱永远不是皇帝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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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政教合一
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中政教合一的色彩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儒、道、法三家在政治思想上有各自的传统和争论，在对于智性这一方面同中国的政治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反智”总是作为主流传统而存在，但是在不同时期，儒、道、法三家如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的副标题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思想的分野与汇流的过程。
要讨论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关系，就首先要明确反智的两方面含义，即对“智性”的憎恨和怀疑、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的轻鄙以至敌视，这样才能判断其思想是否是反智传统的支流。
这个分野特性首先表现在三家对智性的不同主张。
儒家倡导的是主智论，从孔子主张知识分子入世行“道”到孟子的分工论，再至荀子的俗儒、雅儒、大儒分类，主张一种普遍性的士人政治，最后在黄宗羲手中完成了一次最系统的整理；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儒家思想中智性表现在对政治批评所持的态度上。
东汉至明末期间的数次大规模的政治抗议和社会抗议的运动仍受到儒家所倡导的“庶人政治”思想的引导。
相比之下，道家和法家却是反智性的思想传统。
道家中老子作为始作俑者，提出“愚民”来控制百姓，达到政治的目的。
黄老学派反智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一道”论，道统与政统是合二为一、互训的；法家将反智发展至系统完备：愚民政策的实行，提出“一教”的思想、“尊君卑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等。
然而，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何有在描述中国古代政治时有“外儒内法”的特征呢？儒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法家化了，这不是单纯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而是在思想上发生了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自从叔孙通首次将“尊君卑臣”的观念植入儒学思想中，就一直存在于中国政治史中。
逐渐地，法家的主张融入进儒学中，也加入了反智的队伍中。
如黄宗羲所言，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成为一个以君主意志为轴心，以君主利益为本位的社会，天下成为家天下。
王权主义兴起盛行，君主专制主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色彩。
专制政治并不仅仅停留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政治运行上，更体现在传统思想意识形态上；专制作为一部大机器支配着传统社会各层面的运转；此机器的内在思想灵魂就是法家思想，强调绝对
权威，专制主义成为传统中国社会运动的主宰和支配力量。
而这体现在思想上就是社会各层面的文化体系里，都渗透着政治的特征，以政治为目的；王权在伸展传播中进入信仰世界，形成了“政教合一”。
中西方在文化上存在各自特殊性，西方展示宗教世界的内容与规则，而政治仅作为附属物；而中国则是以政治世界为中心，推崇“上帝”和“圣王”；在西方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两套体系：代表世俗权力的政治体系和代表宗教权力的教会体系，相互协作与对峙，维护着社会秩序；而反观中国，则只有皇帝这个系统；这就是“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区别。
中国这样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样式，决定其专制主义的发展与延续。
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但这“政教合一”的特征却占据着最特殊的地位。
儒家与法家从各为一派到相互结合，正是“政教合一”的体现；同时也显现出反智的色彩；政治中贯穿着权力的争夺斗争，有利益的相互博弈，最终以皇权树立起绝对权威为定局；儒家通过文化教育的外衣来发挥其对政治的更大更深层面的影响；官僚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制绝对君权的作用，但其本质还是一部机器，受到上至君权、下至社会各种势力的压力，很轻易地被当权者运用来作为反智和加强统治的工具，官僚制度中存有的理性也被抹杀；相对而言，传统君权的取得存在共性：缺乏理性基础，大多数依靠武力来获取，也容不得理性的生存发展。
中国该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呢？除了朗朗上口的那一套“官话”之外，是该从制度上、经济上、抑或是思想上着手努力呢？其实相比于西方，虽然彼此间的历史、国情、文化等不同，但还是应该从思想文化上寻找方法，要让民众在文化上有坚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思想控制行为，有了一定的信仰和观念做引导，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稳定的统一，而不是分分合合的无限循环。
在杨阳的《王权的图腾化》对中国历史的剖析中，大一统的实现靠的是政治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但是这样的“亲密关系”也导致了历史循环中不变的宿命：一治一乱，改革受阻；但是我们所倡导的文化上的归属和信仰绝非靠着政治权力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统一，绝非重蹈历史覆辙。
“大一统”中的政教合一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双层面的统一，将专制主义贯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中，特别是制度的运行层面。
而这与上文谈到的反智思想也相关联。
“尊君卑臣”的观念成为
儒学中的主导支柱，这与专制君主制相契合。
现在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历史，当然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民主自由、现代国家等观念来作为衡量的尺度，而应该立足于当时特定的背景下。
政教合一在中国土壤上诞生、发展，作为一种社会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模式，已然具有文明模式的意义，逐渐发展到完善、精致的程度，达到宗教与政治的高度一体化。
“圣化”与“王化”借此无限扩展延伸，消灭了社会各领域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将其统治于王权政治的“铁蹄”下。
然而，政治的“圣化”也失去了自主进化的可能，一味过度依赖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降低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使得法律和政治技术一直处在粗放式的状态，只能勉强满足对基本秩序的简单维持，而一旦社会变得复杂动荡，则无法应对，自身也产生危机。
当然，政教合一的定型化也延伸至近现代社会政治中，依旧“焕发着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