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能_如何可能_李普曼与舒德森就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的分歧_樊水科
舆论与民主_读李普曼的_舆论学_
研究仅限定在政治领域中，未免有些狭隘和功利。
这是我认为这本书的不足之一，毕竟它的书名叫做
《舆论学》。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普曼先生将舆论在
政治领域聚焦后产生的深刻见解，给后来的研究者
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舆论研究的范式模板。
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
TELEVIS ION
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通过对舆论现象的种种内
体制造的种种噪音所笼罩。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依照
作者的观点，公众舆论是不应被
信任的— ——对政治决策不具有
正向的作用，新闻机构自身的利
益和偏见又决定了它无法给与
公众正确的指引。那么，既然现
这一理论就是后来“议程设置”假说的基础。议 程设置理论的核心是“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公众 因为媒介的报道而意识到议题的存在；在次序层 面，媒介所安排的议题顺序一般会影响公众考虑这 个问题的顺序；在显著性层面，媒介赋予议题的意 义 （包括给予的版面位置或节目中的时间先后）一 般会影响公众对这个议题重要性的认识。”⑩
得关注： 首先，李普曼先生认为：“毫不意外，世界上最
好的外交机构都是最出色地将搜集消息和控制政 策这两者区分开。”訛輱輥在作者理想的情况下“，专家的
源之一—— —对舆论在公共行为之中作用的信任。 力量就在于把他自己与那些作决定的人区分开 根据这种假定，李普曼先生沿着公众与媒体两 来”，“不关心做出了什么决定”，他“体现了不明显
的肩上，期盼着它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为公众反
（二）主观障碍— ——“刻板成见”
应复杂的现实世界。
在阐释了解世界的主观障碍时，李普曼先生提
然而，媒介再一次辜负了公众的期待，它不仅
出了著名的概念—— —“刻板成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所谓 没能真实地反应世界，还给我们制造了一个“拟态
读《李普曼传》浅析新闻人如何处理好个人、媒体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关系
读《李普曼传》浅析新闻人如何处理好个人、媒体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李普曼与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紧密相联，他一生刻录着美国所经历的诸多大事：第一次世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迫害、六十年反越战等——许多大事因他参与而得以完美解决，或者遭遇顽强的阻击——成为一名通过独立言论干预社会、影响政府、造福民众、成就自我的经典范例，李普曼是二十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记者,一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专栏政论家。
他在成就自己在新闻事业时也推动了美国历史的进步，个人、媒体发展以及国家进步达到共同的进步。
从《李普曼》传中个人及媒体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又是对立统一的。
新闻传媒是影响、引导舆论的主要社会机构，可以说新闻传媒是舆论的主阵地。
而新闻人是这个阵地的每个个体。
媒体的报道有时候能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和社会的发展。
新闻传媒既是报道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信息总汇，又是人们对公共事务批评和评价的舆论平台。
通过“传声筒”、“望哨”、“多棱镜”、“减压阀”等不同的舆论调节功能的发挥，传媒有助于营造出和谐的舆论氛围。
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造就一些有成就的记者。
在《李普曼传》中说对于一些黑暗接发者虽然对现实批评力度是够的，在解决问题却是肤浅的，一切言论必须基于事实，在动笔之前要成竹在胸，坚持写文章要清晰明了，开门见山，这都成了李普曼新闻文风的核心部分。
李普曼在新闻中始终保持怀疑主义，他总是置身于边缘，随时准备抽身引退，别人为之奋斗献身，他却在一旁观察分析。
用冷静之笔写出更深度的文章。
推动国家在制度等方面的改进。
广告是支撑媒体发展的经济支柱之一，而西方的报纸以商业为中心而诞生的，以更多的人获知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为目的。
在我国同样，要使报纸需要一定的广告来源支持报纸的发展。
要使更多的人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必须建立在对商业欲望的增长、更为开明的社会制度之上方能获得，不急的事实是，信息是民主之源。
李普曼的不凡之处，在于把西方报纸重视时政评论这一传统，发挥到空前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举凡世界格局、国家大事、总统竞选、经济振兴，诸多事情，无不成为其笔下关注之对象，他写的新闻灵活多变，善于在丛杂多变的利益格局中梳理出一条擒贼先擒王的利益主线出来，以便使政府和社会节约运营成本，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以赢取个人和社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的最大收益。
李普曼 与《公众舆论》
三 专家与公众之间是否分离
李普曼
分离
杜威 抨击分离
《公众舆论》中对专家 极重视，认为专家所从 事的研究能够给决策者 提供建议。 “专家仍然是人。他们 也会喜欢权力，他们会 把自己视为审查官，从 而摄取真正的决策功 能……唯一的制度保证， 便是尽最大可能将执行 者与调查者严格分离。”
抨击这种分离，认为， 科学研究的结果应以一 种可被公众理解的语言 呈现在公众面前，一个 大众没有机会去告知专 家他们的需要，政府最 终都会变成寡头政府。 “核心的需求就是改进 辩论、讨论和劝服的方 法和条件。” 只有这样，公众才能拥 有对知识的意义作出判 断的能力。
主体：认为公众会因环境压力 要么大声疾呼，要么畏惧社会 惩罚而在优势意见面前转向沉 默或附和。 客体：公共事务会被意见环境 所蒙蔽和左右，公众无法对公 共事务表达真实的意见。 意见：舆论未必是社会上意见 分布状况的如实反映，是传媒 提示和强调的少数人的意见 “公开的意见”而非“公众意 见”，一般社会成员由于处于 “多元无知”状态，很容易把 “公开意见”当作多数意见接 受，造成虚假舆论，并对新的 舆论形成产生压力。
李普曼关于拟态环境观点总结：
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 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 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 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 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 应。“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 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 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 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 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 看待。
李普曼与舒德森就新闻与民主的特征塑造
李普曼与舒德森就新闻与民主的特征塑造新闻与民主，或者媒体与政治是很多学者关注的主题，沃尔特•李普曼和迈克尔•舒德森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
李普曼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其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而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①李普曼终其一生都在关注政治，因此而被称为“兼职的政治家”。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家主要报纸上，使美国“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②“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
③正是这样一位新闻记者，明确就新闻之于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战，对公众认识世界和自我管理能力持悲观怀疑态度。
而舒德森是当代美国最杰出新闻媒体学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的约翰•肯尼这样评价他：“在探讨媒体与政治这一主题的学者当中，迈克尔•舒德森无疑是最明智的”，“作者对新闻与民主的思考令人心悦诚服”。
在当今学术界，能用“明智”来形容他的思考与结论“是比较罕见的”。
④舒德森在其极富洞见的论文集《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对美国代议制民主与新闻业的关系、“不可爱的新闻业”何以对民主如此重要，以及新闻业对民主的可能作用作了深刻而智慧的剖析。
本文追问的是，李普曼与舒德森关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讨论有何思想分歧？这一追问对我们认识新闻界在民主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是否可能：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对此，李普曼与舒德森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
当时李普曼面对的美国新闻界被浅薄无聊和耸人听闻所“污染”，战时宣传和新闻审查制度使作为民主机构的新闻媒介面临信任危机。
传统民主理论认为，公众如果了解事实真相，是可以做出理性决定的。
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一、本文概述新闻传媒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公众参与民主生活、表达意见和进行监督的重要平台。
然而，在新闻与民主关系的问题上，美国学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持有不同的观点。
本文旨在探讨这两位学者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并深入分析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
我们将概述杜威和李普曼的主要观点及其分歧所在；我们将从新闻传媒的角度，探讨其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实现民主参与的功能；我们将结合案例，对新闻传媒在民主参与中的角色进行评价，以期为我们理解新闻传媒与民主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二、杜威的新闻与民主观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公共思想家，他对新闻与民主关系的理解，深深根植在他的民主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理论中。
杜威坚信，新闻传媒不仅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实现真正民主参与的关键工具。
在杜威看来，民主并非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交往的模式。
新闻传媒在这个模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能够连接社会各个部分，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公开讨论。
杜威认为，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需要公民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而新闻传媒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渠道。
杜威强调新闻传媒的公共性和参与性，他反对将新闻传媒视为单纯的商业产品或是精英阶层的工具。
相反，他主张新闻传媒应该由公民共同所有和控制，为公民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平台。
在杜威看来，这样的新闻传媒不仅能够传递信息，还能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
对于李普曼所提出的“拟态环境”理论，杜威持有不同看法。
他认为，虽然媒体可能无法完全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对新闻传媒的民主期待。
相反，我们应该通过积极参与新闻传媒的活动，提高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现实世界。
舆论之我见——关于李普曼《公众舆论》
舆论之我见——关于《公众舆论》的一点浅见公众舆论无疑成为当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着海量讯息的狂轰滥炸，对各种信息作出取舍，而且，公众舆论也正左右的我们的思维走势，判断习惯。
我们有时不得不跟着大队走，否则我们将成为“局外人”。
我们处于什么样的迷雾中？公众舆论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情感视野”？谁在制造并控制着公众舆论？公众舆论一直都是正确的吗？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把钥匙，虽然时代已经急剧变迁，传播的方法方式也在不断地旧貌换新颜，但我们仍然能够从本书中看到种种智慧与端倪。
一、公众舆论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公众舆论来源于公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从李普曼的观点论述上可以看出，舆论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
进一步说，所谓的舆论即是虚拟环境。
生活的图景的构成公众舆论的最基本的内容，即他们亲身的所见所闻。
对于在视觉之外的东西，他就只能通过其他媒介去获取或通过抽象性的思维来建构一个原本不曾存在的或者与生活图景不对等的图景。
而人与环境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一层隔膜——虚拟环境，这便使得人们的认识范畴与现实世界存在着距离，无法接近世界的本相。
李普曼说，因为“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所以“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驾御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就此看来，“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象”。
而就现在看来，公众舆论是一种群体性的意见表达，它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和导向性。
二、公众舆论的迷雾或障碍在李普曼看来，政府的信息审查与保密制度，人们所在的交际圈子和交往机会的限制，人们用于获取信息的时间多少和注意力的强弱，以及事实本身的朦胧与复杂，“它们共同损害着感性认识的清晰度和公正性，用误人视听的虚构替代切实可行的理念，使我们无法对那些有意误人视听的人进行充分的核查”。
李普曼《舆论学》读书报告
《舆论学》读书报告一. 简介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是由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和报刊专栏作家李普曼写作而成的著作，因其与政治学和新闻学的密切相关性，该书问世后，受到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新闻传播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极大推崇，几十年来一直被誉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自成体系的舆论学专著，并被公认为是新闻传播的奠基之作，成了每一个致力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研究与探索的人的必读书目之一。
《舆论学》出版之后，引发了社会对于舆论与政治、舆论与媒介、政治与媒介、政府与媒介和公众等关系之间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促进了舆论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沃尔特﹒李普曼虽然是报刊专栏作家，却也是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他的许多政论、专栏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他为《世界报》和《新闻周刊》撰写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是美国报业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专栏，同时它也为李普曼赢得了国际声誉。
《舆论学》通过八个章节的论述，“引言”、“探讨现实世界”、“固定的成见”、“兴趣”、“创造一种共同的意愿”、“民主政体的偶像”、“报纸”、“有情报的组织”，对社会认知和舆论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摧毁了意见自由市场的民主假设，认为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人员都是“固定的成见”或者“刻板印象”的囚徒，“舆论”只是人们对于大众媒介构造的“虚拟现实”的一种带有“固定的成见”的意见和看法。
有学者说，《舆论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李普曼在书中提出了“固定的成见”和“假环境”这两个概念。
二. 一种比较——李普曼与纽曼的“舆论”前西德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在她的论文中曾说过，对于“舆论”一词的定义有60多种，在“觉得对舆论还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纽曼对1965年德国大选的阿兰斯拔研究会的调查进行了分析，她发现人都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并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的流动频率，这些因素导致了她开始寻求用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就是她后来所得出的“沉默的螺旋”假说，并且提出了关于“舆论”的看法，她把“舆论”比喻为我们的社会皮肤，通过社会皮肤的感知作用，人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从而起到社会皮肤的保护作用。
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1.基本含义：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2.理论背景：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其观点主要来自政治学，李普曼的《舆论》最早提出该思想，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922年，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提出了他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后来也有一些研究对报纸，广播电视媒介等不同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议程设置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1968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Maxwell Mo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对李普曼的思想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他们研究的总结。
新闻传播学精选100题
新闻(xīnwén)传播学精选100题（上）1、美国传播学产生(chǎnshēng)的学科和历史背景、早期思想来源（芝加哥学派、早期新闻学、宣传学等）。
2、美国传播学奠基人（库利、帕克、米德、李普曼、施拉姆提出的四大(sì d à)奠基人等）及其主要成就与观点。
3、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liúpài)（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
4、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人物(rénwù)（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威廉斯、霍尔、菲斯克、席勒等）及其主要观点5、传播学批判学派相关的主要概念（文化霸权、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编码-解码理论、媒介帝国主义等）。
6、美国经验学派与欧洲批判学派之比较及其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考察。
7、传播的技术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英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贝尼格、莱文森等）。
8、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等）9、传播学的定性研究方法（焦点小组访谈、民族志方法、话语分析等）。
10、人类传播发展的历程及其规律、传播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大众传播与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电子网络媒体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之崛起）。
11、美国经验学派对传播模式研究的三个阶段（线性、控制论、系统论）及其代表性模式。
12、“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基本概念（信息、熵、反馈、系统及其规律）、主要理论观点及其代表人物，这些理论对传播研究的影响。
13、不同的传播类型及其互动关系（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14、传统的大众传播的功能理论。
分别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同角度分析大众传播的具体功能。
运用这些观点分析当前热点问题（禽流感与新闻报道、政务公开与信息透明、知情权与民主发展、社会危机与政府公关等、创意经济与信息传播产业改革等）。
15、宣传、舆论、新闻、广告及其关系辨析。
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_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单 波 黄泰岩 提 要 20世纪20年代,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政治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传统民主观与现实主义民主观的冲突。
前者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现代民主的内在危机,后者让我们理解了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理想色彩。
它提醒我们,新闻传媒在扮演民主参与角色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对立统一意识,既要维护民主的理想,又要回应民主政治的严酷现实。
一方面,新闻传媒要从参与式民主理念那里获取思想来源,提供更好的信息给理性的公众,帮助公众在参与式互动过程中形成对公共事务的恰当理解;另一方面,新闻传媒又要面对李普曼对现代民主的内在危机的批评,不仅要警惕个人利益、偏见对新闻传播的扭曲,还要防止把公众参与形式化、仪式化。
关键词 新闻传媒 民主参与 杜威 李普曼 中图分类号 G 210 1900年出现了一种强劲的社会思潮:认为民主力图以多数人的意志决定政策,但真正重要的是以知识为轴心来决定政策,即政府应该由工程师来管理。
美国的城市精英也受其影响,不相信新移民,担心城市腐败问题,希望政府由职业管理阶层来统治,强调必须把真实的民主从还未成熟或还没有足够知识来进行自我统治的大众手中拯救出来。
①与此同时,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学者们又观察到了这样的事实:新闻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电气化、摄影术、电影、留声机、电话、广播等新的传播技术戏剧性地改变着媒介领域,也给人们提供了生活基础,以至于传播的变化能戏剧性地改变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同时,人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垄断资本时代,在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作为公众舆论必不可少的滋养品的新闻,已被耸人听闻和浅薄无聊所“污染”,并且威胁着民主政治。
更为可怕的是,各种政治、经济力量乃至社会偏见渗透到媒体中来,事实与虚构、新闻与娱乐、信息与广告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闻不仅经历着它作为民主机构角色的信任危机,而且还经受着人们对其民主能力的普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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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民主，或者媒体与政治是很多学者关注的主题，沃尔特·李普曼和迈克尔·舒德森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
李普曼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其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而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1李普曼终其一生都在关注政治，因此而被称为“兼职的政治家”。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家主要报纸上，使美国“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2“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
3正是这样一位新闻记者，明确就新闻之于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战，对公众认识世界和自我管理能力持悲观怀疑态度。
而舒德森是当代美国最杰出新闻媒体学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的约翰·肯尼这样评价他：“在探讨媒体与政治这一主题的学者当中，迈克尔·舒德森无疑是最明智的”，“作者对新闻与民主的思考令人心悦诚服”。
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李普曼与舒德森就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的分歧樊水科（西京学院人文系，西安，710123）[摘要]处于不同时代的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和迈克尔·舒德森两人都热衷于探讨新闻与民主的关系，但两人思想的分歧是明显的。
概而言之，就新闻是否能够促进民主问题，李普曼是悲观主义的，舒德森是乐观主义的；就新闻如何促进民主问题，李普曼是批判性的，最终滑向了政治精英论，舒德森是建设性的，即民主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
[关键词]李普曼；舒德森；新闻与民主；思想分歧Whether and How Possible:The Divergences between Lippmann and Schudson onthe Relation of Press and DemocracyFAN Shuike(School of Humanities,Xijing University,Xi'an710123)Abstract:Walter Lippmann and Michael Schudson,the American scholars in different era,keened o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s and democracy,but their divergences on this issue are tremendous.Walter Lippmann was pes－simistic,while Michael Schudson was optimistic,on whether and how the press can promote democracy.Walter Lippmann was critical,which lead him to the elitism.Michael Schudson was constructive and believed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Key Words:Walter Lippmann,Michael Schudson,Press and Democracy,Idea Diversity[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2-03-10[作者简介]樊水科（1978-），男，兰州大学新闻学硕士，西京学院人文系讲师。
[文章编号]1002－5685（2012）05-0026-0626在当今学术界，能用“明智”来形容他的思考与结论“是比较罕见的”。
4舒德森在其极富洞见的论文集《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对美国代议制民主与新闻业的关系、“不可爱的新闻业”何以对民主如此重要，以及新闻业对民主的可能作用作了深刻而智慧的剖析。
本文追问的是，李普曼与舒德森关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讨论有何思想分歧？这一追问对我们认识新闻界在民主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是否可能：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对此，李普曼与舒德森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
当时李普曼面对的美国新闻界被浅薄无聊和耸人听闻所“污染”，战时宣传和新闻审查制度使作为民主机构的新闻媒介面临信任危机。
传统民主理论认为，公众如果了解事实真相，是可以做出理性决定的。
但李普曼思考的是，“如果公众认识事实的渠道为宣传、无知和有意的歪曲所阻塞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普通人对公共事务作出明智的决定呢？”51920年李普曼出版了小册子《自由与新闻》，批评传统民主理论未能考虑到舆论的力量，因为公众没有准确和无偏见的消息来源，便不可能对政治作出明智的判断，但是“舆论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人所左右，而且，报界歪曲报道新闻是家常便饭”。
6战争和战时宣传工作使李普曼认识到“左右舆论是易如反掌的事”，正如1920年他写给《大西洋》月刊编辑埃勒里·塞奇维克的信中说“我发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
7在李普曼看来，美国民主的危机在于通过歪曲的事实而左右了舆论。
战时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召集大批的学者、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广告制作者，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进行战争宣传，使美国沉浸在巨大的红色恐惧中，“甚至有数百万美国人严肃地认为，下个月或下个星期，美国可能就会爆发一场红色革命。
”8用爱德华·伯莱斯的话说，“从未有过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像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有意识地同时又极为聪明地操纵组织化了的大众习惯和民意。
”9李普曼与查尔斯·梅尔茨共同组织的一次调查也证实了，以精确报道著称于世的《纽约时报》所发出的消息不是基于事实，而是由“组成新闻机构的那些人的愿望所主宰的”。
10为此，李普曼建议规定更为严格和专业性更强的标准是可能解决问题的，“可靠的新闻、真实的资料、公正的报道和不偏不倚的事实”可以使公众得到所需要的消息，借以对公共事务作出明智的判断。
但李普曼对此“越想越没有把握”。
11可以说，《自由与新闻》叙述了报界的失败和被操纵的舆论。
1922年让李普曼声名鹊起的《公众舆论》出版，就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的问题，其悲观和失望的情绪较之《自由与新闻》更甚。
如果说，《自由与新闻》表达了“事实是可以被歪曲和压制的”，那么，《公共舆论》则认为“对事实的歪曲也深深植根于人们头脑的机能之中”。
12在该书中，李普曼想要证明的是，普通公民是没有进行理性的自我管理能力的。
他借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把普通公民比喻为一生都被束缚在洞穴里的奴隶，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间接的，只能把看到的影子想象为真人。
一方面，世界太大太复杂，人们只能通过新闻报道采取行动，而媒体造就的只是虚幻的“拟态环境”；另一方面，人的头脑机能中固有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影响着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认识。
13这实际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民主理论的根基。
西方民主制度沿袭了洛克的思想，认为全能的、有理性的人只要发挥自己的理性进行政治决策，民主制就能顺利进行，同时真理最终也能战胜谬误。
然而李普曼认为，人是非理性的，人类对事实与真相的获取和理解，受到太多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新闻记者也不例外：“事实上,无论对于公民个体还是新闻媒介,信息都是难以获取的”，“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局限性，误解了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忍耐力、公益精神和多方面的能力”，14最可怕的是，新闻业制造拟态环境,戏剧性地表现和创造媒介真实，而不是向人们提供真实生活的真实事件。
“新闻不能反映也不能再现真实生活的真实事件。
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显露出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
15新闻涉及的只是那些看得见的事实，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
如果事件的知情人有意或无意地隐藏信息，或者出于消息提供者和新闻记者的个人利益、不同的编码解码方式、不同的刻板印象和文化解读等原因，新闻就会被添油加醋。
16因此“人看事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一定的文化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决定的，人类的决策依靠他们的感情、偏见和欲望。
在人类认识的进程中，真理与谬误一样虚弱。
”17李普曼由质疑人类获取真相的能力出发，否定了新闻媒介作为直接的民主机构为公众提供世界真实图景的职责，也同时动摇了传统民主理论的现实可能性。
18这样一来，所谓新闻的民主角色就彻底幻灭了。
27李普曼认为，美国民主政治面临的危机是因为我们使它担负了太多关于普通公民有自我管理能力的虚假希望，因为公众是非理性的，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向他们“倾盆而来”的、“使人困惑”的消息。
在1925年《公共舆论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
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
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
19他甚至“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
20由此可见，李普曼从质疑人类获取真相的能力出发，对人类个体认识能力、公众理性自治能力持悲观怀疑态度，对新闻媒介在美国民主中扮演的角色也彻底失望。
可以说，就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李普曼是个悲观主义者。
与李普曼的悲观态度不同，舒德森在此问题上要积极和乐观的多。
2008年出版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既对当今美国新闻业存在的“弊端”作了剖析，同时也对新闻业通过珍视优良传统促进民主发展寄予厚望。
就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的问题，如果说李普曼的出发点是“公众是否理性以及能否获取真相”，那么，舒德森的出发点是“新闻界在民主中扮演何种角色”：“我的目标即理解新闻界在民主中的特定位置，尤其是当我们不再把民主等同于最大限度上的参与或是直接的大众治理时，又该如何理解新闻的使命”。
21那么，在舒德森看来，新闻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积极的支持者。
他坚信新闻业能为民主提供积极的服务，“新闻业对现代民主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任何存在民主的地方，或是任何地方只要存在可能带来民主的力量，新闻业就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从而帮助建立或是维持代议制政府。
”22显然，民主制度确实可以为新闻业的健全发育提供良好制度框架，反过来，一个活跃的新闻界也可从很多方面有力地支持民主制度的运转与自我改进。
那么，新闻业的这些民主功能是什么呢？舒德森列举了新闻界在民主社会中可以发挥的七项功能：向公民提供赖以做出合理政治选择的信息；对掌权部门进行调查，让公民了解内幕；提供连贯的阐释性分析评论和框架，帮助公民理解复杂世界；通过报道他人的生存状态以唤起社会同情；为公民提供对话的论坛，促进思想观念的碰撞与交流；宣扬特定政治观念和政治方案，做广泛的社会动员；宣传代议制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