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诗派的发展大体分三个阶段

江西诗派的发展大体分三个阶段：1．北宋后期在黄庭坚的周围和身后，形成了两个追随他人品和创作风格的诗人群体。

2．南宋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出现“学者率宗江西”的局面。

3．南宋中期一些诗人先后突破江西诗派的范围，各自走上新的创作道路。

烦请高人将这三个阶段的内容进行更为详细的扩充，从而系统清晰的阐明江西诗派的发展流变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

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

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

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影响尽管苏门四学士和六君子是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创作力量，但从具有相同诗歌理论和创作特色的流派来说，江西诗派无疑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而黄庭坚的诗歌观念对于江西诗派的形成至关重要。

黄庭坚论诗以“不俗”为高标，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他强调须多读书。

他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只有“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

黄庭坚对多读书的强调，并非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在于认真学习、广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东西，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

其二是作为一种学养的积累，以增加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力去浅俗。

其三在于主观修养和性情的陶冶，培养一种以儒家基本精神为底蕴而又超脱流俗、独具个性的气质，为人“不俗”，才能写出“出尘拔俗”之诗。

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诗歌主张之一“点铁成金”实际上也与他所强调的主观修养有关。

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这段话往往被认为是指翻用古人陈言，因此是提倡蹈袭剽窃。

事实上，黄庭坚借用了道家术语，用铁比喻被陶冶的万物即诗歌的素材，用金比喻点化后的成品即诗歌，灵丹则比喻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出色的诗人善于将外界的事物拿来为己所用，而关键在于有诗人的主观思想和艺术修养作为统摄万物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即使取用古人陈言，也能变旧为新。

所以黄庭坚虽然有以故为新之意，但重点在于强调诗人主观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主张在对诗歌传统的选择过程中，从北宋庆历时期就被奉为道德和诗歌艺术典范的杜甫其人其诗，经过王安石和苏轼的大力褒扬，此时进一步得到推尊。

黄庭坚曾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

忠义之气，感然而发。

”（《潘子真诗话》引）“忠义之气”与“善陈时事”指出了杜甫的儒家道德追求和其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可看出黄庭坚作诗并非不关注现实，事实上他早期的很多诗作充满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随着文字狱的不断增多，黄庭坚的诗歌观念才有所改变，主张诗歌当吟咏情性，而“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一反对直刺现实的诗歌态度在政治形势日趋严峻的北宋后期为江西诗人所普遍接受。

“句律精深”的评价则体现出黄庭坚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服膺。

他对杜甫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特点以及杜诗的艺术境界都有许多细致的分析，而在这些分析中往往见出他自身的审美追求和宋诗的时代精神，如他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等评价，实际上体现了他本人重读书、提倡以故为新以及宋人追求平淡有味、涵咏深沉的审美境界的特点。

黄庭坚以其鲜明的诗学主张和体现宋诗美学风范的卓越诗歌成就而为诗坛所瞩目，更由于他为后辈诗人提供了具体的创作门径，使他们有诗法可循，黄庭坚因此受到众多学诗者的拥戴。

陈师道即尽焚旧作，转学黄诗。

而他的创作实绩使他很快与黄庭坚一起成为这一诗派的核心。

特色到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就把黄、陈为首的这一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

“江西”之名取自黄庭坚与诗派中的洪炎等十一人的籍贯所在地；“宗派”本为禅宗术语，因江西是禅宗盛行之地，黄庭坚等又习禅甚深，故借以称呼这一诗派。

《宗派图》尊黄庭坚为祖，下列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过（按，有草字头）、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何觊。

吕本中的《宗派图》本是少时戏作，名单的取舍序次都很随意，但他指出江西诗派的存在则是合乎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受到黄诗影响，确实是一个具有相似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的诗歌流派。

江西诗派的性质特色有三：一是此诗派为观念性的社集，而非实际之聚会；二是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的依据，而非地域之划分，入诗派者并非都是江西人；第三，江西诗派是元祐学术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其盛衰与政局有密切关系。

除了《宗派图》中的人，吕本中、曾几、赵蕃等也被认为属于这一诗派。

南宋的很多诗人虽然自成一家，但在早期也往往受过江西诗风影响。

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学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文学理论与主张江西诗派的主张与黄庭坚旨趣有相似处，重工力，但更强调循规矩而主变化，倡活法而主悟入，讲“锻炼而归于自然”。

（刘熙载《艺概》）由于江西诗派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因而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便各有特点。

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抒发作者思想感情，内容比较狭隘。

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则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的民族斗争的爱国主义诗歌。

形成江西诗派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诗人的诗歌艺术上有相近的见解，诗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传授和切磋诗艺。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

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

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

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然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一面，它对江西诗派中比较杰出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还有另外一面，即要求诗人以“自成一家”为努力目标，在下苦功掌握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最高艺术境界。

江西诗派中的几位重要诗人受此影响很大，陈师道论诗以“学仙”为喻，韩驹论诗以“参禅”为喻，吕本中论诗重“活法”，其中都包含着“学然后悟”和“求新”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

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曾几的诗趋向活泼，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

即使才力较薄的徐俯、韩驹等人也颇有自立的气概。

所以，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作品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风格是构成宋诗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诗歌理论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文化影响“点铁成金”是其对杜甫重要的继承。

常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崇尚瘦硬风格，常用冷僻典故、稀见的字面，务求争新出奇。

他们反对西昆派讲究声律和词藻，因此努力在艺术技巧上进行新的探索，走上了脱离现实的新的形式主义道路。

总之，在苏轼和黄庭坚以后，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崛起是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

这种演变，固然受到了靖康之变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

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如当时的汪藻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较大的影响。

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

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刘克庄（1187～1269）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

戴复古（1167～1248？）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

南宋时代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

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

江湖诗派的出现，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江湖诗派大约兴起于13世纪初叶，即南宋中期。

当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落，代表着南宋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相继谢世。

一向热闹的诗坛，开始寂寞起来。

最早打破这种寂寞的是“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寒砧注：徐照，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徐玑，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天乐。

四人同为南宋永嘉（今温州）人，因其字号中皆有灵字，人称“永嘉四灵”】。

这四位永嘉诗人，在大儒叶适的揄扬、鼓励下，提倡姚、贾【寒砧注：贾岛、姚合，诗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世称“姚贾”】，反对“江西”，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四灵”的创作，受到了同时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崇和效法。

宝庆元年（1225），钱塘书肆陈起把以当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体的一些诗作汇辑起来，刻成《江湖集》，客观上总结了宝庆前江湖诗歌的创作成果。

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

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

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

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

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而是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了深化。

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笼罩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

江湖诗派的成员，计有138人之多。

这样一大批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跋玉融林鏻诗》说：“今世之诗盛矣，不用之场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为游谒之具者。

少则成卷，多则成集，长而序，短而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