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新史学_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论著，呼吁“史界革命”，由此引发“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
梁启超及其《新史学》等论著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史界革命”理念之形成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方清王朝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上下震动，王朝统治者、各阶层士大夫和朝野学人都深受刺激。
痛定思痛，公认日本以募尔岛国能够走向富强，皆因明治维新收得实效。
于是维新变法运动涌动全国，新闻界、舆论界一马当先，《中外纪闻》(1895，北京)、《时务报》(1896，上海)、国闻报(1897,天津)、《湘报》(1897，湖南)先后创刊出版，强学会、南学会等学会纷纷成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
伴随着维新思潮高涨和变法运动的推进，思想文化上也掀起了破旧立新的浪潮，史学界斥责君史、倡导民史的呼声渐次展开。
1896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指出:“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
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
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而今天下述而鉴观焉。
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
梁启超在发表于《时务报》上的《论译书》中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
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
上述言论表明:对中国传统旧史学极为不满而要求变革，己经成为部分敏锐学者的公开诉求，其产生于国难的激发，与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互为表里，紧密关联。
20世纪第一年(1900)发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重大事件，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超过中日《马关条约》的屈辱国耻，在思想文化上引发的激荡也更为巨大。
_中国通史_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_新史学_思潮的演变_雷平
“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430062)摘要：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以进化论为理念，致力于寻求中国历史演变的规律，《中国通史》的写作成为重塑史学形象的尝试，梁启超、章太炎都有过写作计划。
20年代之后，在科学话语之下，史学界转而崇尚实证，不做宏观概括和反对疏通成为史学界潮流，通史写作相对淡化。
但是，在时事的激荡之下，“九·一八”事变之后，教育部规定各高校均要设置“中国通史”课程。
在学术界，“通史”的写作也成为一时之需，涌现出钱穆等撰著的几部著名通史著作；甚至于宣传“历史学不是著史”、“反对疏通”的傅斯年也转而注重史学的经世功能，撰写了《东北通史》这样的现实感极强的著作。
关键词：中国通史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演变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有一段对20世纪“新史学”的总体概括：“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
”①此中“与时俱变”一语堪称精准。
“科学化”于“新史学”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口号和追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各异。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表现为对“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追求，进入20年代之后则又体现为“实证主义”。
这一演变趋势于史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理念中体现最为明显。
在20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进化论观念的刺激之下，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观计划，夏曾佑则将“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理想变为现实。
但进入20年代之后，在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师弟子推动的“史学科学化”语境之下，新考据学派因时而生，“反对疏通”和“不做概括式论断”成为科学史学的响亮口号。
但是30年代之后，在时事的刺激之下，无关时代主题与民族命运的细节考证日益丧失吸引力，通史著作竟成为一时之需，出现了论者所谓的“中国通史写作的第一次高潮”①。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
的局限性
杨艳秋
【期刊名称】《齐鲁学刊》
【年(卷),期】2015(000)003
【摘要】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
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
评析梁启
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总页数】8页(P32-39)
【作者】杨艳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
【相关文献】
1.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J], 郑先兴
2.论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 [J], 王标
3.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J], 徐国利
4.科学主义思潮与20世纪初期新史学 [J], 赵晓阳
5.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历史地位 [J], 侯云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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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核心在于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端，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以“致用”为目的。
首先，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涵盖更广泛的主题，包括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等方面。
二是传统史学过于追求“致用”，即服务于政治和道德教化，而忽略了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其次，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
他主张通过科学的史料考证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他也强调历史研究应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最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引导了史学研究的转型。
同时，他的思想也激励了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探索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理论。
它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
苦阳子：重读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史学借鉴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梁启超新史学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批判与创新精神。
他的新史学观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开创性功绩。
当下，中国正是”爆炒国学“与“红色记忆”泛滥之时，重温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观“颇有现实意义。
晚清王朝时，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尽头。
于是社会便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与”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是以政治转型领先，经济转型滞后为特征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并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要求。
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晚清传统政治文化处于不断瓦解中。
这种政治形势，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因而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更加明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深感无史之痛：“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所谓无史，并非中国没有历史，而是指中国没有与近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史学。
在新史学的倡导者眼里，就是没有“民史“、”国史“和“信史”为中心的史书，没有能够与民族独立进步、国家富强发展相关的历史学。
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必须革新。
而恰恰正是这个时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极大地启迪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国家、民族、民权、平等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为新史学提供了价值内容。
于是，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之弊的同时，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问题。
在这场中国史学界批评旧史学的主战场上，其旗手竟不是“激进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认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等。
梁启超在新史学的创建上，并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场开局的。
[思潮,现代文学,中国]走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演进
![[思潮,现代文学,中国]走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演进](https://img.taocdn.com/s3/m/946779992e3f5727a4e96223.png)
走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演进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有历史现象，一般认为是从1917到1949年间，这段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其代表文学被称为新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包含了文学流派和艺术风格等因素，也展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特点，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文化与政治的结合体，体现了中国人民特有的风貌。
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原因分析(一)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影响历史文化对于我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制度对于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现代文学思潮的产生能够追溯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经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进人了中华民国时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给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第二，较宽松的文化条件推进了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
清政府于1906年开设学堂并将科举制度废除，使得为数众多的读书人免受腐朽思想的继续毒害。
封建帝制的推翻，使得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人人心;第三，维新时期的人文作品使现代文学思想萌芽有了生长的深厚土壤。
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思想文化作品，为现代文学思潮所借鉴甚至直接引用。
(二)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作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外来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在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万马齐暗的境况时，为了促使社会进步，改变现实，一些时代先驱者和有识之士将西方的社会、文艺思潮引人国内，被称为国外借来的火种。
有学者曾言:五四时期作为中国变革的重要关头，需要借助外国文学来挑战传统落后的封建文化。
这时期外国文学的引进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自觉性的，它除了在文学思想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艺术手法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突破，使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西方文艺思潮的涌人和推广，使得国人的文学观念得以改变，小说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接受，文学的地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成为变革民众精神面貌的强有力武器。
史学思潮
名词解释新史学：一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一指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新史学”的更新变化。
反对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倡于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但真正从史学实践上倡导新史学的，有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合作，强调史学家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等。
年鉴学派：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
年鉴派创始之前，其创始人的思想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的思想的后继者和发扬光大者。
尤其是贝尔和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
计量史学的最大特征就是运用自然科学中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定性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性质，传统史学实际上就是运用定性的方法。
因此，计量史学出现的本身就是对传统史学的否定。
计量史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年代风靡欧美各国，后来又波及了整个世界。
兰克学派：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
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
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
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
余英时（1930—），当代美籍华裔史学家，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汉代贸易与扩张》、《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等。
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
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大变革时期，历史学出现了一场世界性革命。
传统史学逐渐衰落，新史学替而代之，渐渐成为历史学领域的主流。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新史学派”。
詹姆斯・H・鲁滨逊因1912年发表《新史学》论著、提出较为系统的历史新理论而成为该学派的发起人。
其思想影响维持半个多世纪，主宰了美国历史学的发展，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①。
本文拟从社会背景、史学发展及其他学科或思潮等三方面专门探讨鲁滨逊史学思想的起源。
一《新史学》出版前，美国社会正好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南北战争结束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和种植园奴隶制两种不同劳动体制的对抗局面，扫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障碍。
美国经济开始腾飞，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
下列数据可说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1860―1890年间，各种原材料产量的增长率分别为：无烟煤525％；原油9160％；生铁1713％；原钢11227％；小麦339％②。
1869年，美国工业制造品总价值30亿美元，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飚升至130亿美元。
仅在19世纪90年代，国家财富从650亿美元升至900亿美元，而国民收入从120亿美元提高到180亿美元③。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城市化发展也进入鼎盛时期，尤其是80年代的城市化速度，被阿瑟。
施莱辛格称为“国家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事情”④。
1880年美国有1／4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里，至1900年，城市人口整整达到40％，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纽约、芝加哥、费城和底特律等大城市。
农业人口涌向城市，不仅为城市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且还为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创造了广阔的消费市场。
―――—――――① 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第五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Sean Cao hman，"America in the Gilded Age"，NeW York．，1988，P15．③ Bernard Bailyn etc．，“The Great Republic"，vol．2，Massachusetts，1985，P544．④ Arthur Schlesinger，“The Rise of the City(1878―1898)"，NeW York，1933．P79．总之，19世纪下半叶美国资本主义无论从光度抑或是深度都有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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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学 月 刊 2007年 第9期“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张 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关键词]新史学;“新史学”思潮;梁启超[摘 要]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
《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
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
“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
“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中图分类号]K0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20214(2007)0920094209The Analysis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hought of“N e w Historiography”and Its Academic AchievementsZHAN G Yue(History I nstit ute,B ei j ing N ormal Universit y,B ei j ing100875,China)K eyw ords:New Historiography;the thought of“New Historiography”;Liang QichaoAbstract:Liang Qichao’s I nt roduc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N ew Historiog ra phy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ought of“New Historiography”.Both of them were aiming at building Chinese new historiography.The thought of “New Historiography”involved most advanced scholars with various political standpoints,but all of them attached im2 portance to the social f unction of history and desired to al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The thought of“New Historiography”strived to frame the system of theory of“New Historiography”and tried to write new Chinese general history,which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对新史学的理解,从广义而言,指的是区别于旧史学的史学,所以其为“新”。
然而,这个名词具有很明显的历时性意味,即随着时间的变化,新就会变为旧,以前为新者,以后成为旧,所谓“新史学”之“新”,在一段时期之后,就会为更新的史学所取代,“新”便成为不新了。
在近两个世纪的中外史学史上,提出“新史学”或被称作是“新史学”的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思潮有许多,却都有着历时性或共时性的差异。
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如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何炳松介绍的美国人鲁滨逊的“新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都曾先后使用或被称之为“新史学”这一称谓。
本文所说的“新史学”,指的是发轫于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以批判传统史学、号召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
“新史学”口号的提出以及“新史学”思潮的形成为中国史学转型开启了序幕。
近几十年来,学界对于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及其史学思潮的研究一直非常重视,肯定了“新史学”批判旧史学、贯彻进化史观等积极影响,也指出了其批判程度过于激烈和简单化、过分突出史学的“致用”功能等局限性。
时值21世纪初年,即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之际,“新史学”更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今人或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为题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或以“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题发表笔谈,或以“历史学者永恒的追求”为目标而申论新史学的题中之意,或从“民族主义史学”的角度言及对“新史学”的再认识,等等①。
・49・①2002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在北京举办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就与会学者的参会论文编辑出版了《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的专栏文章;《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发表了周祥森的《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一文;《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发表了徐国利的《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对梁启超新史学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一文等。
从今天的角度对“新史学”的意义多加阐释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当下的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究竟为何,即怎样认识并确立今后的中国新史学之内容,是人们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梁启超等人当年提出的“新史学”的许多主张,在一百余年后的今天仍有影响,说明探讨今日之新史学必须充分了解以往之“新史学”,否则便会出现“自话自说”的现象。
基于此种认识,本文试图通过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口号及当时涉及“新史学”思潮的相关文本,再行考察其形成过程、基本立意、与其他学派的相互关系及学术建树等,庶几为今人更全面地认识和阐释“新史学”思潮提供一点帮助。
一 《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不同的起点和相同的目标 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的“新史学”主张,是在近代中国处于民族危难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思考抉择民族自强途径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梁启超在其撰成《新史学》的前一年即1901年,就已经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他对于新的中国史撰述的一系列见解———《中国史叙论》。
一般认为,《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
其实,不论是撰文起因还是内容旨趣,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史叙论》是梁启超为撰写《中国通史》而草就的文章。
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三十自述》称:“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
兹事虽小,亦安得已。
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
”[1](p19)可知他在1901年前后已经写出了一小部分相关文字。
再从《中国史叙论》的行文中可以推测,此当为《中国通史》的“叙论”部分①。
《中国史叙论》的撰写起因,是以“近世史家”的眼光写出一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的新型中国通史。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是他接触西方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他浏览了大量史籍,曾著《东籍月旦》一文,专事介绍日本学者著译的各种史书,包括世界史方面的近30部,中国史及亚洲史方面的十余部。
面对西方史学的发达,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重视程度,对比中国史学的现状,梁启超的感触十分深刻,他说:“中国为地球上文明五祖国之一,且其文明接续数千年,未尝间断,此诚可以自豪者也。
惟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
盖由中国人之脑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也。
”[2](p100)《中国史叙论》所涉及的史之界说、研究范围、书名、地理、民族、纪年、分期等内容,无不是撰写新型中国史所必须先行解决的基本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率先表述了“史之界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
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3](p1)这番议论,是对今后历史研究的目的作了新的界定。
梁启超区分和“近世史家”,意在突出“近世史家”于“史之界说”方面与“前者史家”的不同,对“近世史家”研究历史的目的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而指出“前者史家”以“记载事实”、“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为主的特点,则可看出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锋芒。
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又将“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即“地势”、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即“人种”、撰述中国历史所应使用的“纪年”、史前时代及历史记述的不同阶段等在中国历史撰述中必须涉及的基本问题,一一作了阐述。
其所阐述的内容,无不看出其史学近代化的创新之意。
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是自视处于天下中心,对天朝大国的中心位置深信不疑,“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认同意识使中国一词中“民族”、“国家”的涵义并不特别明显,而是更多地指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称谓,是一种文化大一统的观念。
如柳诒徵所说:“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
”[4](p36)历史上经常使用的“华夏”、“汉人”、“唐人”以及“大秦”、“震旦”、“支那”・59・①如在“纪年”一节之末,谓“故本书纪年,以孔子为正文”等,可见此文即为其撰述“中国史”的“叙论”。
等称谓,都不是近代意义上对中国或中华民族的称谓。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诸国开始与清朝的政府和民间频繁接触,随着世界意识的逐渐加强,对地理知识的了解、对他国称谓的辨别、对世界这一概念的认识,都在客观上要求对近代意义的国家、民族观念加以认识和解释,以往那些视作自然且相沿不变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中国、中华民族等称谓开始受到重视。
传统史书在关于书名、疆域、民族、纪年以及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等方面的使用与处理方式,显然已经不能够完全适用于近代以来的史书撰述。
梁启超正是在这些方面给予了新的诠释。
关于中国史的研究范围,梁启超认为应包括“中国史与世界史”和“中国史与泰东史”两个方面,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及到了中国与亚洲、中国与世界的范围,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以中国为主的局限。
关于“中国史之命名”,梁启超指出:“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
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
”[3](p3)梁启超是最早提出“中国史命名”的人,这也是“新史学”的基本要求。
关于“地势”,梁启超将中国的辽阔地域作了宏观的勾勒,而且论述了地理与历史间的关系,“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3](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