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二)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記（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第二章周亡王九年【8】《清華簡·繫年》第二章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西周滅亡到平王東遷之間的一段歷史。
“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
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 (虢)，是(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矦(仇)乃殺惠王于 (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矦(焉)(始)不朝于周。
晉文矦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 (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
”關於“周亡王九年”，整理者認為是幽王滅后九年。
很多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整理者意見有誤，“周亡王九年”是指攜王被弒，周有九年的時間無王，然後平王即位。
案：此說法難從。
如果我們按照這個說法進行推算，幽王死後，攜王在位2 1年，為晉文侯所殺，根據《史記·晉世家》記載，晉文侯十年幽王被殺，那2 1年后應該是晉文侯三十一年。
“周亡王九年……晉文侯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 (師)”，晉文侯在位為35年，則此時不可能逆平王，這其中就有矛盾。
那么如何解釋“周亡王九年”呢？《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
”《正義》引《紀年》云：“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
幽王既死，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周二王并立。
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
以本非適，故稱‘攜王’”。
《通鑒外紀》卷三引《汲冢紀年》：“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
”《繫年》與《紀年》記載是很相似的。
我們認為《繫年》里之所以稱“周亡王九年”正是因為如《紀年》里所說，攜王本非適，因此幽王死後，攜王被虢公立，然并未被眾諸侯邦君所承認。
平王也是如此，雖為大子，且被一些諸侯擁立稱為天王，然地位處境也只是與攜王一樣，所以《紀年》稱“周二王並立。
”一直到幽王死後九年，因為晉文侯、鄭武公、齊襄公、衛武公、魯侯等眾多實力強大的諸侯擁護周平王，這種局面才得以改變，平王正式被認可為周王，接續幽王。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三《传》载先蔑史事新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８［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华简《系年》综合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ＦＺＳ０１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６２批面上二等资助“清华简《系年》所记史事考实”（项目编号：２０１７Ｍ６２３１０３）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红亮（１９８３－），男，甘肃秦安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和出土文献研究。
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②胡凯、陈民镇：《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邯郸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③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中西书局，第１７１页。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三《传》载先蔑史事新证王红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１９）摘要：关于令狐之役中先蔑史事，《左传》所载最详，但其中“乃背先蔑”“先蔑将下军”“先蔑奔秦”三者却难以协调。
又，《左传》所载亦与《公羊传》《谷梁传》难以协调。
关于《左传》载“先蔑将下军”，前人多认为有问题，而新公布的清华简《系年》正可佐证此说。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左传》；先蔑中图分类号：Ｋ２２５．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２３８（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２２－０９ 令狐之役是春秋时期秦、晋间的一次著名战争。
对于此次战争，《春秋》及三《传》有记载，但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尤其是晋大夫先蔑的事迹，颇令人费解。
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左传》所载先蔑史事本身是否矛盾的问题，二是《左传》所载与《公羊传》《谷梁传》如何协调的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古今学者有很多争论，但究竟孰是孰非，难以辨别。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希冀于新资料的发现。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对此有记载，学者据此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譬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据《系年》简文，认为“晋人背公子雍，先蔑、随会在秦不敢归，即奔秦。
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的编纂
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的编纂作者：张驰来源：《古代文明》2017年第04期提要：通过《系年》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左传》的编纂者对所据史料应当运用了如下两种编纂方式：在组织层面，重组材料，随经隶事，比年排列，通过割裂、整合等方式将史料重组以安排到《春秋》的叙事框架中去；在文本层面，援经造传，根据《春秋》经文内容与规则对原始材料进行补充、改造，模仿《春秋》经文，以追求与《春秋》价值观的同一。
如果对《系年》各章与《左传》之间文本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整体的单线的承继关系。
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在《左传》与《系年》文本形成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应流传有大量的、不见于今日的历史记述。
《左传》与《系年》文本的形成正是这些历史记述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流转的结果，同时它们文本本身也可能成为了传播链上的一环。
因此，《左传》与《系年》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今天的“资源共享”。
关键词：系年；《左传》；编纂DOI： 10.16758/ki.1004-9371.2017.04.007一、前辈学者关于《左传》编纂的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赵光贤先生作《编撰考》，指出《左传》本为各国史料汇编之书，并提出了“解经语”、“解传语”等概念，将《左传》文本划分为“记事”、“解经语”、“解传语”等不同的文本层次。
据此，赵光贤先生进而认为《左传》一书并非为《春秋》所作的《传》文，它本是一本独立的记事著作。
1其后，王和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他结合《左传》叙述多有割裂情况发生的这一现象，推测今本《左传》的成书应有三个阶段：（一）战国前期鲁人左氏所作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这是《左传》的原貌。
（二）由后代经师改编为编年体，用它来解释《春秋》。
这一过程大约是在战国中后期进行的，至迟在战国末叶之前必已完成。
（三）晋杜预将《左传》依年附于《春秋》，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传合集的形式。
2赵光贤、王和两位先生对《左传》编纂的讨论对相关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强调《左传》对材料的编纂过程，《左传》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内部也有文献累积的层次，解经语、解传语与记事部分隶属于不同的文本层次；今本《左传》对其所据史料进行了重组、删改等多种方式的处理。
清华获赠两千余战国竹简《尚书》佚篇前所未见
清华获赠两千余战国竹简《尚书》佚篇前所未见清华获赠两千余战国竹简《尚书》佚篇前所未见清华校友捐2100枚战国竹简给母校竹简有望展出（来源：京华时报）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为目前所见最早、数量最多的竹简书之一本报讯（记者周逸梅）昨天，清华大学宣布，2100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入藏清华。
这批竹简是目前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校友捐竹简给母校这批竹简是今年7月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
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目前已不得而知。
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回忆，当时这批竹简包着保鲜膜，装在密封筒里被送到学校，已经有菌害霉变的危险。
学校特地为此“白手起家”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还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合清华历史、化学、图书馆等学科资源，聘请专家保护清理。
几天前，第一阶段的保护工作基本完成。
首见古代“口袋书”经过11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应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
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预计整理后为1700支。
“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
“10厘米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口袋书’了，在以前从未发现过。
”李学勤介绍，战国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只有零散的出土。
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发现大量的战国竹简书，分别为800支和1000多支，所以“清华简”可以说是目前数量最多、而且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尚书》佚篇首现之前发现的竹简书，多为哲学思想领域的书籍，而“清华简”则多为“经、史”类书，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的检视结果看，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发现了失传的《尚书》篇章。
《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六经之首，为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
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经过秦始皇焚书，大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9篇流传下来。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
别迷信史记，北大清华竹简告诉你不一样的历史
别迷信史记，北大清华竹简告诉你不一样的历史我们怎么是怎么知道历史真相的？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有三大武器：典籍、考古发现和逻辑。
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
西方有自成体系的神话，但中国的神话常常与历史混杂。
我们认为天上的神灵原先都是我们的先祖：轩辕、颛顼、高阳等等，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在建立功勋之后升天，变成了神灵。
历史如此重要，伟大史学家的地位那就无以伦比了。
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典籍。
关于先秦历史，我们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史记》而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代，书中所写的商周历史，距离司马迁也有几百上千年了，那么里面是不是都准确呢？壹在发现新的史料前，我们只能有所怀疑，但还是要以已有的记载为准。
这就是看待历史的方法论：除非发现新证据，否则不能推翻老的结论。
比如困扰我很久的一个老故事：烽火戏诸侯。
史记原文是这样讲的：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
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
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
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我看完有几个问题。
第一，周幽王时代有烽火台吗？目前我们见到的关于烽火台最早的文献记载，来自《墨子·号令》：出候无过十里，居高便所树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
这段记载中，需要加以解释的是“候”。
在古代，“候”是军中的侦察人员，有斥候和烽候两种，前者是游动哨，后者是固定的观察哨。
“昼则举烽，夜则举火”是烽火的两种形式，从视觉原理上来看，人们在白天很容易看见烟，而在夜晚则能够清晰地看见火。
这就对烽火报警有了具体的要求，那就是白天点“烟”，夜晚点“火”。
要使白天的烟浓一些，那就得用特殊的材料做燃料，比如狼粪。
烽火台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样子。
而墨子，已经是春秋末期人了，距离周幽王时代还真不算短。
如果要建一个从王京到各诸侯领地的烽火台链条，西周有没有这个人力物力和财力？后来我在《吕氏春秋》里看到这一句，疑心更重了：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
清华战国竹简，印证了甲骨文的记载，难怪夏朝找不到
清华战国竹简，印证了甲骨文的记载，难怪夏朝找不到《史记》记载，因为治水有功，大禹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公元前2070年，他召集夷黎集团、三苗集团，以及黄河流域的诸夏集团，在涂山，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召开会议，史称涂山之会，其中有个叫防风氏的部落，因路途遥远，迟到了一会，结果被大禹当场斩杀。
郭沫若先生认为，涂山氏本是东夷集团的一员，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立下过大功，如今却因小事而被杀，这是大禹在给自己立威，同时也说明大禹具有了对其他部落首领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因此，涂山之会，可以被视为大禹建立夏朝的开端。
按司马迁的说法，夏朝的王称为“后”。
从大禹到桀，夏朝共传了14代，产生了17位后。
他们的故事，零散地见于各种史料中。
比如说，《大戴礼记·帝系》中说，大禹这一支，乃是颛顼之后。
而颛顼，又是轩辕黄帝之孙。
所以，夏朝王室，是轩辕黄帝的后代。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则提到了禹的儿子启，说他跑到天上，偷学了天人的舞蹈，将其带回人间。
还说启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甚伟。
而《尚书》中则说，夏朝王室（即夏后氏），乃是十二个姒姓部落中的一支。
不管是《国语》还是《史记》、《尚书》，言之凿凿，立论煌煌，让人不得不确信，夏朝是肯定存在的！但这真的是事实吗？事实上，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曾隐晦地表示，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他也是道听途说的。
他只是选择其中听上去比较靠谱的，记录了下来。
目前国外史学界承认的中国的信史，是从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西周中后期的共和执政开始的。
换句话说，夏朝的历史，主要存在于古籍堆中，这叫孤证不立，所以难免让人存疑。
而在考古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末，徐旭生先生率领的考古队，在二里头地区发现了一个距今3800～3500年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址，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有可能是夏朝遗址的存在。
但可惜，由于遗址出土文物过少，又没有文字的支持，所以国外史学界并不承认，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朝的遗存。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命训》里，隐藏着《周易》的身世！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命训》里，隐藏着《周易》的身世！2008年，清华大学所收藏了大批战国竹简，又称“清华简”。
这批竹简中，有不少失传已久的古书，同时，也有一部分古书则是一直流传于世的。
——《命训》就是其中之一，它一直保存在《逸周书》里面。
除了《命训》，清华简中还有几篇古文，同样见于《逸周书》。
这就意味着，《逸周书》里面确实保存了不少原汁原味的战国古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易》成书的文化和时代背景。
《度训》这一篇，就与《周易》一书有着直接关联。
不信？不妨细细读来。
一、《度训》和《周易》的作者传说中，嗯，仅仅是传说中，《周易》是周文王写的。
这个传说，还被太史公写到了《史记》里面，搞得后人一提到《周易》，总要忍不住提到文王。
巧的是，《度训》这一篇古文，据说也是周文王写的。
《周书序》云:“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
殷人作教，民不知极，将明道极以移其俗，作《命训》。
纣作淫乱，民散无性习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
”这段话描述了文王作《度训》的背景，与《系辞》里面文王作《周易》的猜测几乎如出一辙：《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真的这么巧吗？文王他老人家这么圣明而且高产，写了一部一部又一部经典？不是的，他只是躺枪。
自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尊崇周道，文王和周公就成了儒家的两个大箭垛子——儒生们想编什么牛逼一点的语录，都要扯上这两位圣人。
这也恰恰暴露出，《周易》和《度训》这些一大堆挂着文王名号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孔子以后的儒生写出来的。
二、《周易》坤卦与《逸周书》三训《逸周书》开篇的三篇，都以“训”为名。
《度训》、《常训》和《命训》，因为据说都是文王所作，所以合称三训。
巧的是，清华简中另外一篇据说是文王的遗训，名字叫做《保训》。
巧的是，我们说过，《周易》开篇的第二卦，名字也叫《训》！（海昏侯竹简和帛书《周易》均写作“巛”，是“训”的本字。
）这些挂名周文王的“训”，究竟都是干嘛的呢？《说文》曰：训，说教也。
清华大学破译了战国竹简，揭开了甲骨文百年谜团，难怪找不到夏朝
清华大学破译了战国竹简，揭开了甲骨文百年谜团，难怪找不到夏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几千年中，存在着数不胜数的未解之谜。
虽然有无数的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在研究、破解这些谜题，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谜团没有被人们所参透。
即使对于一些史学家已经证明的事，但是由于不够严谨，仍然存在非常多的质疑。
中国人认为，因为我们自称是华夏儿女，所以对于中国的王朝最早是在夏朝开始的说法，这在我们中国人眼中那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在无数的外国学者眼中，对此却非常的质疑，他们质疑夏朝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是我们中国人凭空捏造的。
质疑的原因是我国出土了非常多的文物，最早可追溯到商朝的司母戊鼎，但是却没有夏朝的文物，所以对于夏朝的存在他们表示怀疑。
但是几年前，清华大学破解了一份战国的有关记载夏朝信息的竹简，同时也揭开了甲骨文的百年谜团，同时人们也发现了夏朝不被发现的原因，感叹难怪夏朝找不到。
甲骨文的出现，为证明夏朝存在奠定基础甲骨文的发现一开始就是出于一个巧合，王懿荣曾在药店抓了一副药，里面有“龙骨”这味药材。
偶然间他发现这“龙骨”上刻的有密密麻麻的符号，这些符号不是任何一个朝代的字，便推测可能是更久远的文字。
最终考古专家对此地进行发掘，出土了大约十好几万块所谓的“龙骨”。
将这些“龙骨”上的符号进行记录下来，这些符号因为被刻在骨头上，因此也被称为甲骨文。
这些“龙骨”的发掘，证明了商朝的存在。
众所周知，古代在龟壳、兽骨上刻字多数是为了占卜。
因为刻字是非常困难，且原料稀少，所以很少有在这些龟壳兽骨上记载历史的。
且对于甲骨文，我们现在是很难进行辨认的，因此对于夏朝的历史是否存在，仅仅依靠甲骨文是无法去证明的。
但是，专家在研究时发现在甲骨文中，会经常出现“西邑”等字样。
“邑”有国家之说，因此商朝人都会称自己国家为“邑商”。
从甲骨文中得到的信息是，商王因为害怕鬼神之说，便经常祭祀“西邑”。
“西邑”具体在什么东西？在甲骨文中我们无法得知，因此，“西邑”也成为了破解不了的百年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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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記（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第二章周亡王九年【8】《清華簡·繫年》第二章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西周滅亡到平王東遷之間的一段歷史。
“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
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 (虢)，是(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矦(仇)乃殺惠王于 (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矦(焉)(始)不朝于周。
晉文矦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
”關於“周亡王九年”，整理者認為是幽王滅后九年。
很多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整理者意見有誤，“周亡王九年”是指攜王被弒，周有九年的時間無王，然後平王即位。
案：此說法難從。
如果我們按照這個說法進行推算，幽王死後，攜王在位2 1年，為晉文侯所殺，根據《史記·晉世家》記載，晉文侯十年幽王被殺，那2 1年后應該是晉文侯三十一年。
“周亡王九年……晉文侯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晉文侯在位為35年，則此時不可能逆平王，這其中就有矛盾。
那么如何解釋“周亡王九年”呢？《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
”《正義》引《紀年》云：“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
幽王既死，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周二王并立。
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
以本非適，故稱‘攜王’”。
《通鑒外紀》卷三引《汲冢紀年》：“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
”《繫年》與《紀年》記載是很相似的。
我們認為《繫年》里之所以稱“周亡王九年”正是因為如《紀年》里所說，攜王本非適，因此幽王死後，攜王被虢公立，然并未被眾諸侯邦君所承認。
平王也是如此，雖為大子，且被一些諸侯擁立稱為天王，然地位處境也只是與攜王一樣，所以《紀年》稱“周二王並立。
”一直到幽王死後九年，因為晉文侯、鄭武公、齊襄公、衛武公、魯侯等眾多實力強大的諸侯擁護周平王，這種局面才得以改變，平王正式被認可為周王，接續幽王。
這一年是晉文侯十九年，也即是公元前761年。
三年后平王正式東遷，即公元前758年。
攜王立二十一年為晉文侯所殺，即晉文侯三十一年。
這樣就不矛盾了，不然無論如何，晉文侯是不可能立平王於京師的。
而且這樣也與許多傳世文獻相合，如《史記·衛康叔世家》：衛武公“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
”衛武公卒于公元前758年，如果平王立於公元前761年，這樣是合適的。
《國語·晉語四》：鄭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
”而據《史記·鄭世家》，鄭桓公死於幽王之難，武公隨后即位，其卒年在744年。
這樣也是相合的。
而且《繫年》“奠(鄭)武公亦政（正）東方之者(諸)矦。
”也可為證。
至於《史記·秦本紀》載，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
”襄公1 2年即公元前766年卒。
則是平王被擁立為天王期間的事，雖未正式被眾諸侯認可成為周王，然而因秦有功，其對秦行使封侯還是可能的，畢竟平王最後成功成為了周王。
因此整理者意見可取。
第三章 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子耿。
成【13】王屎伐商邑，殺子耿【14】訓為“繼”，文義固然暢通，然而翻檢故訓材料，未見“侎（敉）”字訓為“繼”之例。
1齊器陳侯因敦“屎”（下稱“A ”）、《繋年》“屎”（下稱“B ”）二字形分別如下：（陳侯因敦） （《繋年》）釋A 為“侎”在字形上可疑。
舒連景先生曾指出陳侯因敦之“屎”形字即“徙”字古文。
2李家浩先生也與“徙”字古文系聯，釋為从“尸”，“沙”省聲的“”字。
和“A ”有關的字形金文已經出現幾次，如：（1） 禹鼎：命禹賸（朕）且（祖）考政于井邦 （《集成》5.2833） （2） 豆閉簋：用乃且（祖）考事 （《集成》8.4276） （3） 逨盤：肇朕皇且（祖）考服 （《近出二編》939） （4） 陳簋：擇吉金 （《集成》8.4190） （5） 叔弓鎛：擇吉金 （《集成》1.285-7） 禹鼎、豆閉簋、陳侯因敦、陳簋、叔弓鎛等器中相關字，李家浩先生認為都从“沙”省聲3，而且各字聲符與“米”形有別。
4 此外，吳振武先生也指出，齊系文字中“米”形偏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真正的“米”字，一個是糞便的象形寫法（讀音近與“沙”字），“A ”形右半就屬後一種來源。
5李先生認為在禹鼎、豆閉簋、陳侯因敦中的當讀作“纂”，訓為“繼”，6逨盤銘文有“朕皇祖考服”，裘錫圭先生也主張讀為“纂”7，訓作“繼”，各處文意暢達。
讀作“纂”的A 、（1）、（2）、（3）四字皆从“尸（人）”从“少”，恐非巧合，可能“”就是訓為“繼”的“纂”這個詞的專字。
“B ”从“尸”从“米”，宋華强先生認為其“米”旁中間上下兩點連成一竪，是陳侯因敦、叔弓鎛那種寫法的進一步訛變。
8我們主張只把它視為陳侯因敦“”字的訛變。
可虛擬一個大概的演變軌跡如下：楚文字中的“（徙）”字的“少”形為何沒有訛寫成“米”形。
“”字或1“敉”字故訓可參宗福邦主編：《故訓匯纂》，第961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
2 舒連景：《說文古文疏證》，第11-12頁，引自《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現當代卷》第五冊，第766-767頁。
3 陳劍先生認為也可看作从“沙”之初文“少”得聲。
參陳劍：《甲骨金文“”補釋》，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101頁，綫裝書局，2007年。
4 李家浩先生意見見俞偉超著：《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第12-13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
5 吳振武：《古璽姓氏考（復姓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第74-75頁，中華書局，1998年。
6 同註4，第14頁。
7 裘錫圭：《讀逨器銘文札記三則》，《文物》2003年第6期，第75頁。
8 宋華强：《清華簡<繋年>之“纂伐”之“纂”》，簡帛網，2011年12月21日。
許一開始就从“尸”，或許很早就不从“尾”，而“”字从“”或从“尾”9，“少”形與“尾”末端的字形相似，二者存在共筆現象，如下《繫年》的“”字，“少”形的與“尾”共筆，只保留最下的一個左撇筆劃。
“”字已經沒有了完整的“少”形，何談訛變為“米”形，所以“”、“”二字沒有相同的演變趨勢。
簡9 簡39李家浩先生讀“纂”，訓為“繼”的說法，仍然可以置入《繫年》。
宋華强先生参考并同意李说，引《國語·周語上》“纂修其緒”，认为“纂”字後接動賓結構，用法與《繫年》同，10此说至为精当。
需要補充的是，12月19日日下午清華近春園研討會上，不少學者已經指出”A”字當與“徙”字古文聯繫起來，劉釗先生主張讀為“剪伐”，孟蓬生先生主張讀為“肆伐”。
復旦讀書會引陳劍先生說也主張讀“踐伐”11。
我們發現整篇《繫年》“伐”字出現29次，除了第13 0簡有“（侵）伐”是同義復詞，其他的“伐”字都單獨使用，尤其是“成王屎伐商”后隔兩句，又有“成王伐商蓋”。
這使我們意識到，這裡的“伐”不大可能和同義或近義詞連用，或者被表程度副詞修飾。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2、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13都指出訓為“繼”的“纂”當是“纘”之假借。
《說文》：“纘，繼也”。
“伐商邑”可直接讀成“纘伐商邑”“纘伐商邑”是目前最為合理的說法。
第六章乃 (背)秦公弗(與)【34】整理者云：“保字寫法比較特別，很可能是在商至西周之類寫法（詳見《商周圖形文字編》第三頁，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的基礎上演變來的，像一人負子之形，讀爲‘背’。
保，幽部幫母，背，職部幫母，二字音近可通。
一說當隸作‘’，從仔聲，之部精母，讀爲‘背’。
”按：簡文“”字作:與《古文四聲韻》卷三引《古老子》“抱”字作“”形體完全相同14。
楚簡《老子》常以“保”表“抱”15，《古文四聲韻》此字當即“保”字異體。
《汗簡》卷三引《華岳碑》“包”字作“”，黃錫全先生已指出是“保”字，假爲“包”16。
簡文及《古老子》的“”字，當是在“保”字的這類形體上增加“爻”形而成。
整理者將簡文此字釋爲“”可從，而或說隸作“”, 從仔聲,9省作从“辵”从“尾”情況可參《楚文字編》第99頁，“徙”字形表。
10宋華强：《清華簡<繋年>之“纂伐”之“纂”》，簡帛網，2011年12月21日。
11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清華簡（貳）>討論記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網，2011年12月23日。
1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4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3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第755頁，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
14（宋）郭忠恕、夏竦編，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第104頁下欄，中華書局，2010年。
15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第4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黃錫全：《汗簡注釋》，第29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恐非。
讀書會又有人提出，“爻”形可能是後加的聲旁。
商至西周之類字《戰國古文字典》（241頁）、《古文字譜系疏證》（686頁）皆釋為“保”。
第十章晉人(起)(師)敗之于(堇)(陰)，(左)行(蔑)、(隨)會不敢(歸)。
【54】《繫年》可證《左傳》之失。
《左傳》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
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趙孟曰：“立公子雍。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文公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
宣子与诸大夫……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
箕郑居守。
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
步招御戎，戎津为右。
及堇阴，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
己丑，先蔑奔秦，士会从之。
《左傳》云晉御秦师，“先蔑将下军”，杜預強為彌縫，謂先蔑“逆公子雍前还晋”，故仍在軍中，則下“己丑，先蔑奔秦”是從軍中奔秦。
據《繫年》簡文，是晉人背公子雍，先蔑、隨會在秦不敢歸，即奔秦。
《繫年》是。
第十三章（一）……[（莊）]王回（圍）奠（鄭）三月，奠（鄭）人爲成。
【63】整理者云：“簡上部殘失，約缺七或八字。
楚莊王圍鄭，事見《春秋》宣公十二年經傳，卽楚莊王十七年。
”按：《繫年》章首每以事件發生之年份開頭，如：第七章：晉文公立四年第八章：晉文公立七年第十一章：楚穆王立八年第十二章：楚莊王立十又四年第十四章：晉景公立八年第十六章：楚共王立七年第十七章：晉莊平公卽位元年第十八章：晉莊平公立十又二年第二十章：晉景公立十又五年第二十一章：楚簡大王立七年第二十二章：楚聲桓王卽位元年第二十三章：楚聲桓王立四年頗疑本簡開頭所殘當作“楚王立十又七年”，適爲八字，則“王圍鄭三月”之王自爲“莊王”無疑，如第十二章“楚莊王立十又四年，王會諸侯于厲”，整理者補“（莊）”字實無必要。
（二）（趙）（旃）不欲成，弗卲（召），（席）于楚軍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