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权利保护

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权利的保护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李洪阳摘要：在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进行的辩护中，对辩护功能的发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律师权利保障的程度。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但根据刑诉法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了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捕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综上分析，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侦查阶段律师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身份，称不上是辩护律师，其在侦查阶段担任的角色完全是犯罪嫌疑人聘请的法律顾问，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最浅显的法律援助服务。

故而，本篇文章“辩护律师”权利只论及律师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中的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与人民法院审判阶段的权利缺失及救济途径。

关键词：辩护律师、权利保护、完善一、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权利受限的现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享有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通信权、参加法庭调查及辩论权等权利。

在我国律师制度重建三十多年以来,无论是从立法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辩护律师的权利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权利很难得到充分实现。

1.阅卷权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律师享有阅卷权，而事实上，律师很难实现此项权利。

当律师到检察院查看案件相关资料时，检察院往往是把浅显的案件材料拿给律师查阅，至于案件重要事实材料不予律师过目；律师法第34条规定律师的阅卷权，但对阅卷范围却没有一个明确界定，“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又指哪些材料，法律未明却规定之；我国目前奉行的是“起诉书半本主义”，案件提起公诉后，律师到法院查看的只是检察院经过“筛选”材料。

而且有的地方司法机关还限制律师阅卷的次数、时间，不予提供阅卷的便利条件，使辩护律师不能充分有效的行使法律赋予的阅卷权。

2.会见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关规定，我国律师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三个阶段行使会见权。

即：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

法律赋予律师会见权，现实司法实践中相关机关从会见时间、次数上限制律师此项权利的行使；法条的模糊也极大阻碍了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如：刑诉96条中规定的“案件情况和需要”和“国家秘密”造成事实上大量案件公安机关都派员在场，很多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都以涉及国家秘密而不让律师会见，严重干扰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流，不利于律师全方位了解案情；由于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不同机关执行不一样的法律律师根本见不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侦查机关根据刑诉法要求律师出示检察院批准文件，检察院根据律师法规定律师不需要任何手续，如此互相踢皮球，律师很难实现会见权。

3．调查取证权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又一项权利。

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除了娴熟的专业技能、技巧外，更多的是要靠证据，证据对审判结果起决定性作用，没有证据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就无法经行。

相对国家机关调查取证权而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具有强制性，还需经有关单位、个人同意才能对其取证。

现实中单位根本不配和律师，有些单位，如金融、税务等部门借保护商业秘密、客户隐私不同意律师调查；更多人对刑事案件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想把自己牵涉到刑事案件中去，根本不会同意律师的询问调查。

所以，法律规定的律师享有的调查取证权犹如一纸空文。

3.参加法庭辩论权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辩论权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法庭审判阶段，在法庭上针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根据事实和法律经行反驳，提出一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最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诉讼活动。

辩论权与公诉机关的控诉权形成一种权力制衡，其得到正确实施可以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

但实践表明，律师法庭辩论权得不到充分行使，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就得不到案件事实和证据，没有案件相关事实，没有证据就没有发言权，律师在法庭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谈不上与公诉人据理力争，还谈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权利受限原因分析1、立法方面：1）立法不谨慎、恶法入法。

有的法，形式上好象是在改进，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以一种公正之心在理解这个法律，不是以善良公平正义的心在适用我们的法律，很容易把好法律执行成坏法律，小漏洞变成大漏洞。

如《刑法》306条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被律师界公认为是律师的一把“致命剑”。

这一条不改，刑事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很难得到保障，人身权无法得到保障何谈其在刑事诉讼中相关权利的落实？2）立法不完善，对侵犯律师权利缺乏实体性惩罚措施。

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之规定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辩护权等权利。

对于如何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相对人如何配合及不配合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相关法律法规却只言片语。

例如，律师向了解案情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律师对其调查取证会承担怎样后果？律师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查证据，检察院、法院不予配合，要承担怎样不利后果？与此种种，法律均为出台惩罚性措施。

3）《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冲突。

众所周知，我国《刑事诉讼法》与修订后《律师法》在律师权利方面存在很多冲突。

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安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由此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出现“执法怪圈”。

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执行新律师法，看守所执行刑事诉讼法。

如此一来，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看守所援引刑事诉讼法让律师出示相关机关的文件，而公安机关、检察院援引律师法，律师可以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所以律师根本就没办法见到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4）部分法条模糊、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给司法机关很大裁量权。

如《刑事诉讼法》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案件情况和需要”使得每个案子都派员在场，如此给侦查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留下口实。

类似法条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作多列举。

2、由于少部分律师利益熏心，为拿到犯罪嫌疑人高额报酬，不遵守职业道德、漠视法律法规，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伪造甚至毁灭证据，使案件事实清楚、案情简单、证据已经充足的案件可能变得复杂，甚至要重新侦查，大大增加了侦查机关的侦查难度，使看守人员对辩护律师产生很强的抵触心理。

3、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未根除，人民法制观念不强。

新中国成立62年来，在群众心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落后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律师权利的行使，人们认为律师为坏人开脱，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使其减轻、甚至是免除刑事责任追究。

2009年重庆打黑事件中，西南政法大学张长青教授由于为“涉黑”案件作辩护，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被指责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可想而知，我国群众的法治意思是何其薄弱，不会用法律作为价值评价尺度去衡量、分析社会问题。

相反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法官、检察官职业偏见和观念滞后，对律师反感，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打击犯罪，而律师却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妨碍司法效率，所以对于律师的请求处处设防，阻止律师权利的行使。

4、司法制度转变的负面影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根据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自日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由此可知辩护律师能到检察院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到法院能够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

自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原来“全案证据移送制度”转变为“起诉书半本主义”以防止法官先入为主、未审先定有碍司法公正之后，律师到法院查看案件材料及相关证据时很难看到与案件有关的主要材料及证据，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很难得到落实，简直是一只空文，当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在法庭上进行证据轰炸时，律师只能当场进行辩护，与有备而来相比此时辩护律师显得很被动。

三、辩护律师权利救济途径律师制度的完善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准之一，律师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之快慢。

根据无救济便无权利的法理，法律设定律师的权利，却未设定保护这些权利有效行使的救济途径，综合考量，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亟需切实有效的救济途径。

1、立法者要严谨立法首先，立法要谨慎，防止恶法条入法。

严格执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程序，对立法草案逐条审定，严把立法关口，防止恶法条入法；结合中国目前的民主法治现状，从实际出发，制定一部能够执行、且行之有效的法律，程序性立法不必过于原则，应当尽量详尽，缩小法官自由裁量权；立法者一定要注意立法时一定注意协调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

与此同时，一定完善要把程序辩护立法与实体辩护立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程序立法更能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

2、赋予律师在场权。

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等都规定了“司法警察或检察官对被告被告进行询问时，都必须允许辩护律师到场。

若辩护律师不在场，犯罪嫌疑人所作供述在任何阶段均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西方国家的司法进步先例，我们应当向其借鉴、学习，使其中国化，以加速我国法制化进程。

与此同时，允许律师在讯问阶段在场可以形成权利之间的制衡，防止侦查机关权力膨胀，防止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从源头上减少甚至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改善我国的法制环境。

3、严格落实《律师法》对于律师权利的保护关于《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冲突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此问题做了回答：“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有些学者从一般法由于特别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发优于后法等原则论证应按哪一部法律执行。

笔者认为人大法工委对《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冲突的回答，《律师法》属于新修订的法律，无论是立法技术还是立法观念上都比《刑事诉讼法》先进，再加上对律师制度实践经验的积累严格按照，所以理应严格落实《律师法》对律师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

4、加强普法力度，提高人法律素质，扭转落后法律观念5、充分保护辩护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相关权利6、赋予辩护律师更多豁免权，在法庭上让律师可以畅所欲言，而不是有口难言、有口不敢言，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7、确立证据展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