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三次大转移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三次大迁徙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徙创新实验学院生科104班孙志明2010014971“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而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恰恰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写照，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为了逃离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吞下艰辛和无奈，加入规模的迁徙大军去，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乡土情结特别强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背井离乡？想要知道这些，我们就不能不了解这段历史。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
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最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
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
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
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
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探析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演变历程与方向
探析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演变历程与方向作者：李一来源：《神州·上旬刊》2020年第06期摘要：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演变方向也不断发生变化。
基于此，本文将分别从创建期、恢复期、发展期、转型期对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同时探究档案管理体制的演变方向。
关键词：档案管理体制;演变历程;演变方向引言从建国至今，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管理方式决定了演变的方向。
一、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演变历程（一）创建期（1949-1965年）1949年之前，我国还没由国家级的档案管理体制。
1949年建国后，才开始逐渐形成国家档案管理体制。
1949年至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国营企业收集并整理了大量档案，主要是科技档案。
从此以后，档案管理体制开始逐步发展。
这一时期的档案管理采用“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
（二）恢复期（1978-1992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档案管理体制处于停止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经济、政治建设工作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各种企业开始投入生产，档案管理体制开始恢复。
1980年，国务院档案管理作出明确规定：“科技档案必须按照专业进行分类并统一实行管理，各主管机关需建立档案机构，对企业的档案进行管理”，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档案进行管理。
这一时期的档案管理采用“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
（三）发展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该时期的经济的主要特点，对企业的管理制度日益完善，私企与外企出现使得档案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
1994年我国出台政策，对外商企业作出如下规定：“各级政府以及上级管理部门对管理范围内的外商企业需进行检查，做好监督工作”。
1988年又出台政策，对档案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各级主管部门应付的职责作出规定，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三次大迁徙
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然而，“闯关东”同历史上许多移民活动一样，移民迁徙活动极大地促进的中华大地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对民族团结和和融合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最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中央档案三次大转移之四——中共档案进北京
是 杜 月笙 追 随蒋 介 石 数 十 年 ． 一 贯效 忠 “ 国” 与共 产党 “ 共 戴 党 ． 不
脚乱 之 际 ．有个 无 意 中摸 到 杜 月
突然叫起来：哎 ！ “ 脚冰 １ ５ 年８ ６ ９ １ 月１ 目下 午 ．众 人 正 笙脚的人 ．
有 人 一看 表 ． １ ５ 分 。一 是４ ￣ ０ ］ 代 枭雄杜 月笙 ． 此西归 。 就
中 初 ．跟 随党 中 央 来 到河 北 省 平 山 机 关 的建 制 。这时 ， 央军委 秘 书 ９ ８ 月２ 日召 开的 中 席指 挥 中国人 民 解放 军进 行 了 辽 主任 在 １ ４ 年７ ６ 沈 、 津 、 海 三 大 战 役 ． 根 本 央 直 属机 关 负 责 人会 议 上 任 弼 时 平 淮 从 并 上扭 转 了 战局 ，全 国解 放 指 日可 宣 布 了 中央 的 决定 ， 告诉 大 家 ：
处、 以李 质 忠 为处 长 的机 要 处 、 以
指 日可 待 ，中央 机 关 开始 了 向北 的努 力 ．终 于 为 中 央档 案 进 北 京 厅 机 构 为 ：以 曾三 为处 长 的秘 书
体 制 建 设 ．是 由农 村 向 城 市 叶 子 龙 为主 任 的机 要 室 、以 师哲
书 处 和机 要处 为这 次搬 迁 档 案 材 转 移 的重要 一 环 。因 为解 放 战 争 负 责 的政 治 秘 书 室 、以伍 云 甫 为
亦 未 经 过杜 的 同意 ． 当然 算是 一 杜 源自笙 死 后 ．刊 载 于大 小 报
大家 一 拥 而 进 ．见 杜 月笙 面
大 眼 政 ． 份 地 地 道道 的假 遗 嘱 。该 “ 嘱 ” 刊 的 “ 治 遗 嘱 ” 却 与 洪 兰 友 带 如 死 灰 ． 口大 口喘 着 粗气 ， 见 遗
中国共产党的四次工作重心转移及其现实意义
正象歌曲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历史发展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现在正带领中国人民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上。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四次工作重心的转移。
这四次工作重心的转移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前两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后两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一次工作重心转移是1927年由城市转入农村。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27年底，我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
中共“一大”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中共成立之初，领导了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第一次工人运动****。
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等武装起义，攻占敌人力量占优势的广州、长沙等大城市的企图连连受挫，说明“城市中心”的道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是行不通的。
1927年湘赣边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做出重大决策，率领队伍走上了井冈山，在1928年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这说明我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此后，虽然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在抗日战争中，我党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指导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它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第二次工作重心转移是1949年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三次大迁徙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三次大迁徙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徙创新实验学院生科104班孙志明2010014971“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而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恰恰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写照，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为了逃离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吞下艰辛和无奈，加入规模的迁徙大军去，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乡土情结特别强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背井离乡？想要知道这些，我们就不能不了解这段历史。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
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最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
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
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
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
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解放战争时期对文件资料的接收和征集
解放战争时期对文件资料的接收和征集作者：费云东刘静一来源：《档案天地》2009年第05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烽火已经熄灭，正值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然而中国人民渴望着和平建国，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进行和平谈判的努力，都未能阻止内战的爆发。
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又发动了全面内战，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推入了战争的深渊。
当敌人进逼之际，各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奋起抵抗，一方面准备战略转移。
解放区的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及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要向城市转移的准备，而机关转移必然涉及人员的安置、物资的调配和文件资料的处理。
各级党政军机关在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同时，还协同档案部门对党和国家的各种档案资料进行了及时地接收和收集工作，因此可以说，机关单位资料的处理与档案部门收集工作的开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大转移时档案的接收和征集1946年10月，气势汹汹的蒋介石反动派集重兵于陕北，进而觊觎延安。
为保证党的文献档案的绝对安全，党中央决定转移中央档案。
此后，经过三次大转移，这批中央档案进入北平。
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在转移过程中途经三省20余县市，行程3000余里，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确属不易。
这中间，凝结了老一辈革命家和档案工作者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在历时两年多的转战过程中，档案工作者不仅完好地保存了档案资料，而且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接收和征集了党政军群各机关在这里形成的大量的文件和电报，收藏内容十分丰富。
战时上级传达指示，军队的作战部署，以及党政军务系统下属机关向上级的请示报告本来就很多，因此各地方、各机关和各部队形成了大量的文件材料，中办秘书处平均每年接收档案资料约2万余件，机要处仅1946年一年就收到电报1.8万件之多。
在军情危机的情况下，为了档案资料的安全，根据党中央《关于秘密文件检查管理办法》，各级党政军群机关立即“清查”文件，并将清查的文件资料“典交”给党委秘书部门统一保管。
三次工作重心的转移
三次工作重心的转移（前两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后一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一次工作重心转移是由城市转向农村。
1927年，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影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于中国的江西南昌，中国共产党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清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事件）、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这为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
第二次工业重心转移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1949年，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从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应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会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总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七届二中全会（1949 年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
第三次工作重心转移是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上。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十年动乱结束后，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就为全会的召开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准备了条件。
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变，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过程中，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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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三次大转移之一作者：费云东刘静一来源：《档案天地》2009年第08期在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接连不断地进行了三次“大搬家”。
中共中央的三次“大搬家”的背景虽然各不相同,却一次比一次繁杂,组织工作更是千头万绪。
从1947年3月到1949年3月,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中央的档案资料也随着中央机关转移,经历了三次大搬迁。
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就迫不及待的蓄谋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议,向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
党中央早就洞悉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在1946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在关于保卫延安的部署给贺龙李井泉同志的指示》电中说:“蒋介石政治上正在进行和平攻势,军事上积极准备长期大打,进占张垣后更加猖獗,胡宗南军正积极准备进攻延安”。
到1947年3月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延安前夕,中共地下党员、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就得到了国民党的详细作战方案。
他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
然后找到西安地下联络点,将这一重要情报传了出去。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的计划破产后,令胡宗南纠集25万兵力向我党中央驻地延安发起攻击,当胡宗南向他的军长师长传达作战命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看到了相关文件,如同两人打牌,胡宗南的底牌都让毛泽东看清楚了。
11月以后,延安的临战气氛已经越来越浓。
党中央毛主席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根据情报,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自从1937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进驻延安后,“红都”延安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
党中央在这里已“经营”了十余年时间,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各部委下达的一切指示性文件、电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上送中央的文件、电报以及其他材料也接连不断地送来延安。
十年中,仅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就积累了几窑洞极为珍贵的档案材料,驻延安的各机关也积累了大量的文件材料,而在战势更加复杂的1946年一年中,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机要处就收到电报18000件之多。
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已经是一波三折了,但要想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十年间形成的档案资料随部队一同疏散和搬迁,其繁琐和困难程度更是可想而知。
毛泽东指示——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在军情紧急时疏散转移档案是一项常备不懈的战斗任务。
疏散转移档案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进行的,不是任何机关、个人想疏散就疏散、想转移就转移的,这项工作是颇费周折。
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央机关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文件转移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集中文件档案,将被撤销部门(例如北平调处执行部)、分散在高级干部个人手中的文电集中起来。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一批高级领导人,手边都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文件,此时都交给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
从毛泽东那里交出来的文件有3箱,从周恩来那里交出来的有2箱又33包。
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也都将自己保存的文件交给了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
另外,在延安的各部委的文件,也做了适当集中。
文件的清理是从1946年11月开始的,中办秘书处首先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秘书处收到各方面交来的文件1.6万多件,对所保存的文件档案进行了彻底清理,把最珍贵的档案装入铁皮箱,重要的历史文件资料装入木箱,箱子不够的就打成捆、包,一共装了60多箱,随时待命听候转移。
1946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下达: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不必留的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
此外,大量重份、重要的如《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等,不重要的如王明《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等,就装了一大窑洞。
遵照上级指示,除每种留几套外,其余全部销毁。
这部分材料大都是布皮精装本,秘书处就组织了十几个人,昼夜不停,整整烧了半个多月,才销毁完。
此前转移到其他地方的部分文件档案,也大部分就地销毁了。
仅中央秘书处就烧毁文件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的电报达13355件。
然而,有些部门行事比较仓促,结果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也销毁了。
另外有一个单位一次就烧毁10余箱次要档案。
这些情况报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一贯重视档案保护、留藏的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立刻发出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
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
但该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滥烧。
”毛泽东指派安子文到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检查疏散转移档案的情况,并向各机关传达他的指示,要求各机关准备撤离事宜要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
中央秘书处预先疏散了两批:第一批疏散到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条岭16箱档案,由秘书处派天凤起看守,委托中共中央西北局代管;第二批疏散到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13箱档案,由惠兆祺看守,委托中共清涧县委代管。
清理档案资料,是战争情况下,为安全保护档案所采取的措施,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把所有档案按重要性和机要性分开。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这是战争环境下管好档案的重要措施。
一旦情况紧急,能够有条不紊地做好安全转移工作。
疏散档案,一般是机关未动,只有少量运输档案的人员到埋藏档案的地址,待档案坚壁好以后,除一人留守外,其余人员全部撤退,以保证档案的安全。
1947年3月上旬,陕甘宁边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与比我多八倍的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
驻延安的我党政军群机关开始撤离。
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安全转移,遵照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指示和部署,由中办秘书处材料科、机要处文电科、中组部材料科、中央军委一局、总政治部秘书处资料室等单位组成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分别携带各自的档案材料撤出延安,在曾三率领下最先撤出延安。
除了档案外,原来由特别会计科赖祖烈管的一部分金条和光洋,也交给曾三统一管理。
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各机关纷纷撤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延安到瓦窑堡、清涧、绥德至黄河渡口,一路上人畜拥挤,前面没有人指挥,加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队伍有些混乱。
为了防止空袭,曾三指挥队伍经常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
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进行,一部分档案雇用老乡的牲口驮运,没有牲口的就用人背、肩挑,一部分珍贵而重要的档案指定专人背在身上,并有十余名武装战士押运。
在此期间,曾三的部队还一度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在困难面前,大家觉悟很高,同仇敌忾,坚决服从领导的指示,出延安向北进行,走清涧,经吴堡过黄河,齐心协力地把90多箱档案资料运出延安,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1947年4月初到达晋绥根据地的兴县刘家曲。
在这里,待命转移。
于是,第一次转移中共档案的任务就结束了。
大约在1947年2月上旬,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行政处、中直管理局(包括医院休养人员、玉英小学、招待所、中央幼儿园)和特会科部分人员携带重要物资作为中央纵队第二梯队离开延安。
这部分人员在范离率领下,从吴堡东渡黄河,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与中直其他机关3000余人会合。
会合后,以中直管理局、行政处、特会科人员为主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供给部,负责中央后委的物资供应、生活管理和向在陕北的党中央机关输送急需物资的工作。
1947年3月12日在刘少奇、朱德统率下,中央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撤离延安。
中办机要处一部分译电人员、报务人员跟随李志忠同时离开延安。
他们过黄河后也来到临县三交镇。
同年8月奉命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电台中转队。
用10余部大功率电台,转发党中央下达的大部分发电和接收各地方向党中央发来的绝大部分电报。
坚持每天将转播的电报编制详细目录上报在陕北的党中央,以便使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了解全面情况和及时指导全党工作和全军的行动。
1947年4月1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大搬家完成,中央电告各解放区领导人,中央工作机构决定分为三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留在陕北(简称中央前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经五台山转移太行(简称中央工委,后来进驻河北省西柏坡村);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成为中央后方,暂留晋西北,由叶剑英、杨尚昆负责率领(简称中央后委)。
深入敌营抢救档案在第一次转移中共档案任务的尾声,还经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批准,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最终疏散了三批档案:第一批寄存于瓦窑堡两箱子资料,第二批埋藏在保安县永宁山区安条岭15箱次要档案,第三批坚壁在清涧县十家塬子13箱重要而机密的档案。
当敌人来临时,坚壁在瓦窑堡和保安县的两批档案资料已作妥善处理,而坚壁在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的机密档案却未及转移就陷入敌军的重围,13箱档案处于危险之中!这一不幸消息振动了刚刚转移过黄河的中央秘书处全体同志,也使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和朱总司令分神挂念。
1947年4月2日,曾三从山西临县的胡公专程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向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和朱总司令汇报。
朱总是1947年3月27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奉命去华北局路过此地的。
听完汇报后,少奇立即指示:在战争环境中,一定要把档案按重要程度与机密性分成甲乙丙丁四类。
凡是机密而重要的文件一份也不能落入敌手,因此,你们“一定要派人把清涧的机密文件取回来”。
口头指示后,少奇和朱总司令还不放心,于4月5日又联名拍发出《关于档案处理问题给中央报告电》:中央秘书处坚壁档案的地区已被敌人占据,请中央急电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人去检查并加强管理,至于藏在十家塬子的档案,我们“已告曾三派人将清涧文件中一切带秘密性者取出”运过黄河来。
当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一方面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另一方面在陕北指挥两万六千勇士与十倍于我的敌人进行浴血奋战。
在如此紧急关头,毛主席、周副主席还在为坚壁在清涧县党中央机密档案的安危而劳神分心。
4月7日,毛主席、周副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和朱总司令关于处理中央档案的决定!同时以任弼时名义电告西北局:“在目前敌人乱窜情况下,请再检查原藏地区是否确保安全,请你们负绝对保管责任。
”上有党中央的指示,加之情况万分紧急,曾三的焦急心情可想而知。
4月7日下午,曾三、裴桐与谷先南、杜思为进行了仔细研究,遵照党中央的决定:把坚壁在十家塬子的13箱档案分为三种情况处理:重要而机密者取回,公开的文件资料原地埋藏,次要而未公开者就地烧掉。
于是,谷先南、杜思临危受命,带着中央秘书处给清涧县委的介绍信就出发了。
谷先南是中央秘书处材料科老保管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坚壁在清涧县十家塬子的13箱档案是他亲自送去的,这次回清涧抢救档案的任务他是当仁不让;杜思为,共产党员,在部队多年,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有一手好枪法,在曾三心目中也是敌营抢宝的最合适的人选。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曾三选派谷先南、杜思为回清涧一事,在1947年6月11日《材料保管委员会材料目录》中有如下一段简单的记载:“在清涧十家塬子寄存文件13箱,由西北局责成县委负责,惠兆祺同志专管,紧急时运过河来……我们到胡公后,感到形势危险,即派二同志回去抢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