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陆幸福一哈罗德·伯尔曼，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生于1918年，逝于2007年，曾经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与埃莫里大学。

他经历了夹杂着惨痛与欢呼的二十世纪。

这个世纪的世界历程给人类的制度与思想提供了巨大的试验场：两次世界大战、不计其数的大屠杀、冷战、殖民地的复权、苏联与东欧巨变、科技高速发展、人类自由与平等的突飞猛进。

二十世纪无疑是一个略显诡异的世纪，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伯尔曼所担忧的，即人类生存意义的危机。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走向何方，意义何在，这是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危机。

伯尔曼认为这种危机将可能导致西方文化的精神崩溃。

而其重要表现便是丧失对法律的信任以及失去宗教信仰。

法律与宗教是西方社会集体生活的产物，对它们失去信任实际上意味着对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超验实体的信仰逐渐消失，以及对带来社会正义的结构与程序的信赖与归属感的式微。

[1]而这种局面将会直接导致人们对维系社会与社会前景的价值实体的整体怀疑，文化毁灭的前景由此露出端倪。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伯尔曼认为其中之一便是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

而法律与宗教之所以会截然分离又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法律与宗教之间以及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之间的关联。

展现这种关联以拯救西方社会的危局是伯尔曼着力研究法律与宗教的根本动力。

伯尔曼绝不是杞人忧天，他的担忧有其现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从中世纪演变而来，其思想与制度也大都建立在对中世纪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对待宗教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立场与方式亦不例外。

在中世纪，宗教与法律紧密联系，教会介入世俗社会并控制实际的政治权力与审判权力，形成与世俗政权争夺权力之态势，而世俗政权需要经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才能拥有正当性。

因此，宗教在中世纪控制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重要方面，并在某种程度与法律合二为一。

而权力天然趋向膨胀并作恶是一个近乎永恒的规律，无论它是戴上了宗教的面具或者披着政府的外壳，它最终由人来行使，不可能自动运作，而人类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然希望自己的权力无所阻拦，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权力只有在遇到边界的地方才会停止。

而宗教与法律的结合在中世纪造就了无边界的压迫性权力。

当时欧洲的民众无不是教徒，教会的权力由此超越了世俗君主或者领主的地域范围，领主或者君主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依靠教会行使自己的统治权。

而宗教与法律的结合实际上使得宗教在一定程度既控制了物质力量又控制了精神世界，因此在某些时段成为绝对的权力。

如此便造成了宗教对世俗社会的过分压抑，或者说，宗教与法律不分的局面实际上压制了社会生活的空间。

沉重的宗教由此变成了人类生活的枷锁。

而在基督教早期的教义中，人类被要求贬低现实的社会生活，追求在彼岸的天堂，而且只有在现世受苦才能进入天堂，因为人都是有原罪的。

同时，宗教还进一步限制人们的思想，运用暴力打击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科学家，抵制科学的进步。

直到路德与加尔文新教改革之后，宗教才逐渐摆脱原有的僵化，逐渐退出世俗社会，为后世的一系列革命准备了条件。

正是因为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深度恐惧与防范，人们在现代之后要求法律与宗教相分离。

让世俗的法律归于政府，而将神圣的宗教归于教会。

从此，宗教虽然对社会依然有深刻的影响，但是却在公共事务中消失，于是人们在面对公共权力的时候便可以进行限制、批评乃至抵制，而无需考虑冒犯上帝或者遭遇精神枷锁。

因此可以说，宗教与法律分离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

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克服一个困难会滋生另一种问题。

伯尔曼所担忧的因为法律与宗教相分离而导致的整体性危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而伯尔曼重建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努力建立在他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

二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不仅仅是一套规则，它是分配权利义务，并据以解决纠纷，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秩序。

而宗教则不仅是信条和仪式，它是人们表明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一种集体关切——它是一种对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献身。

[2]因此，法律与宗教对于社会至关重要。

法律通过构建秩序提供社会内部团结所需要的结构，而宗教给予社会面向未来所需要的信仰。

它们是社会关系的两个层面：法律以其稳定制约未来，而宗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现存社会结构挑战。

虽然各有侧重，但法律与宗教并非没有关联，而是相互渗透，因为一个社会对超验的终极目的的信仰必然会在社会秩序化之中体现出来，而社会秩序化过程也同样会在其终极目的的意识里看到。

实际上，法律与宗教相辅相成，法律给予宗教社会性，而宗教赋予法律神圣性，二者不可分割。

而在法律与宗教分离的地方，宗教就极易变成狂信，而分离就容易退化为僵死的法条。

[3]法律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与宗教相关联？伯尔曼总结了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的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这四种要素标志着人类寻求超越自身的真理的努力。

它们赋予了法律价值以神圣性，并因此强化了民众的法律情感：权利义务的概念、公正审判的要求、对法律适用前后矛盾的反感、受平等对待的愿望、忠诚于法律的情感等等，这类构成法律秩序的必要情感无法纯粹从功利主义中得到滋养，必然依赖于对终极正义性的信仰。

[4]但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并不反映与终极目的或者生活意义有关的观念，它的任务是有限的、非人格的、物质的。

法律的这种观念与理性的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

人们对法律的遵守是因为理性的计算，而法律制度的设计也按照理性的模式进行以便诱导人们遵守。

但伯尔曼认为这些预设都不可靠，因为在遵守法律的原因层面，心理学研究证明，信任、公正、信实性和归属感远比法律的强制性更加重要。

因此，法律不仅仅依靠计算与强制，而且必须依赖超验的目的。

而法律与超理性价值联系与沟通有四个方面：首先经过仪式，即象征着法律客观性的仪节程序；其次，经由传统，即由过去沿袭下来的标志法律延续性的语言与习俗；再次，依靠权威，即对一些成文的或者口头的具有决定性的、标志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渊源的依赖；最后，凭借普遍性，即主张法律包含了象征法律与绝对真理之间联系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与洞见。

这些要素存在于任何法律体系之中，也存在于任何宗教体系之中，任何社会的法律都由此而得到正当性。

[5]然而，强调法律从属于真理并与宗教紧密联系的观点，会不会导致神化现存的权力，从而将人们置于危险之中的风险？因为法律的神圣化对法律来说其实也是灾难。

伯尔曼承认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但是他所要着力强调的是，法律目前由于失去与宗教的联系而变得无力，因此要寻找新的出路，其中之一便是建立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联系。

除非人们认识到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尊重法律。

但是只有法律通过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触发并唤起人们对整个生活的意识，对终极目的的意识、神圣事物的意识的时候，人们才会有这种感觉。

伯尔曼认为，美国人对法律的参与就是一种法律信仰，而美国人的所谓公民宗教，即对民主和祖国的热爱，赋予了基本法律准则与程序的神圣性。

在所有已知的文化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

既然相互作用，宗教也对法律有所依赖。

没有法律的宗教将失去其历史性与社会性，变为纯粹的个人神秘体验。

这是伯尔曼的一个重要结论。

因此，恢复宗教信仰的途径之一就是依靠法律，即恢复宗教的法律性。

法律与宗教是人类经验的两个方面，但是它们各自又是对方的一个方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伯尔曼在这里并不是要讲法律与宗教的融合，他对法律与宗教合一的可怕后果显然是了然于心。

他的意思是法律与宗教之间是辩证依赖的。

任何一种宗教都必定具有法律的要素，具体为下列两种：一种与宗教群体的社会活动有关，另一种与宗教群体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活动有关。

伯尔曼通过阐明法律与宗教所要求的爱、信仰和恩典等要素的契合来论证宗教的法律性。

第一，爱本身是律法的精神之所在，而律法则要成为爱的体现。

那些神学家仅仅将法律界定为一种规则而忽视了法律是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构建者。

第二，信仰需要法律。

信仰不仅要求个人的德性，还要求集体的德性。

宗教制度的自我认同之衰败，以及其社会表达形式的衰败，是基督教衰朽的主要征兆。

宗教正变成个人试图摆脱其孤独，追求个人心智安宁的私人事务。

因此，宗教需要强化集体特征。

教会成员的礼拜、受宗教教育、互相勉励和采取社会行动的准则、程序和仪式也都具有神圣性。

对真正的信仰而言，约束不可或缺。

虔信的人不仅应该遵守十诫中的道德原则，而且应该接受世俗法的原则，诸如公正判决、司法审查、无罪推定、平等保护等等，这些原则即使不是出自《圣经》原本，也是符合圣经的。

[6]第三，恩典与法律也不冲突。

圣保罗认为法律是上帝拯救计划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基督教教义认为，恩典与法律乃是基督教的真正教义。

[7]总之，在伯尔曼看来，法律本身是爱、信仰和恩典的一个方面，这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上帝自己就是立法者和法官。

没有法律，宗教将无法维系。

三法律与宗教的分离使社会在防止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衰败方面，或在制止国家关系的崩溃与受战争威胁的人类自我毁灭方面，显得十分无力。

伯尔曼的这个判断实际上将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了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地步。

而宗教在现代之后并不直接接入世俗事务，法律才是现代世界的主角，因此，伯尔曼的主要用意是希望将宗教的因素植入法律，以便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诸多不良现象。

尽管宗教的维系需要更加注重规则与集体的生活，但是这不构成对现实社会的直接变动。

因此，伯尔曼需要破解法律与宗教分离的困境。

伯尔曼认为当下的法律与宗教之区分有其认识论上的根源。

这就是对待现世的二元论。

按照伯尔曼的说法，二元论在过去的九百年统治了西方的思想界，二元论几乎渗透到所有分析之中，当然包括法律与宗教。

主观与客观、本质与存在、人与行为、精神与世俗以及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都是二元论的表现。

既然二元论是法律与宗教分离的原因之一，伯尔曼希望克服这个根源。

他的办法便是开启所谓的综合。

近来在欧美学界反思二元论之风见涨，伯尔曼这里尚不算是最瞩目的，最吸引眼球的是事实与价值二分法遭遇的抨击，例如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便宣称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已经崩溃。

然而，尽管我们都承认世界本来并没有什么被语言规定的秩序，至少没有我们现在所宣称的区分，是人类通过语言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分门别类，以便可以更好的认识世界，乃至改造世界。

而在诸种分类之中，将事物二分的做法比较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或者说，比较符合人类使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的倾向。

而伯尔曼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这样的努力，而是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

因此，伯尔曼认为应该破除二元论，使“非此即彼”变为“亦此亦彼”，主客体交互作用。

按照这种思路，法律便协同宗教，二者并不严格区别。

不限于此，法律还将达致于其他学科与领域。

[8]伯尔曼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克服法律与宗教二元论的弊端，造就一个新的社会。

就目前的现状而论，宗教信仰的高度自由已经导致了信仰本身的危机，信仰自由使每一个人都可以相信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新教种类的层出不穷就已经较好的验证了这一点，但这还不是极致，极致的情形是所有的人都只信奉自己心中的神，而不是同一个上帝或者真主或者释迦摩尼，于是只有信仰而没有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