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宗教文化同一性的历史解读
中俄关系的政治知识点总结
中俄关系的政治知识点总结一、历史渊源1、古代关系：中俄两国在古代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尤其是在中国北方的辽、金、元等朝代时期，中俄之间的接触与交流频繁。
双方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交易与文化交流，如丝绸之路的贸易、东北地区的文化传播等。
2、沙俄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沙俄开始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扩张，与中国形成矛盾。
两国爆发了数次战争，如尼布楚条约战争、北京条约战争等，沙俄在这些战争中获得了辽宁、黑龙江等地区的领土。
3、苏联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成立，中苏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虽然出现过一些摩擦，但两国在反帝反殖斗争等方面有着密切合作。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援助，并参与了中国解放战争。
4、现代关系：中苏两国在冷战期间一度处于势同水火的状态。
195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开始紧张，直至1960年代末开始破冰。
而后又因中苏边界问题再度紧张，两国在国际事务上摩擦不断。
1989年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开始缓和，双方签署了《中俄邻界管理条约》和《中俄友好合作条约》，并建立了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现实合作1、政治关系：中俄两国在政治上有着密切的合作，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各层级的交往与合作。
两国在国际事务上有着密切的协调与合作，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投票协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共同立场等。
2、经济关系：中俄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十分密切。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远远高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等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共同打造了“中国－俄罗斯东线天然气管道”等重大项目。
3、军事关系：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加强。
两国进行了多次联合军演，不断加强军事交流与合作。
4、人文交流：中俄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也有着密切的合作，双方加强了教育、文化和旅游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三、未来展望1、坚定合作方向：中俄两国将继续坚定地合作，深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浅论中俄宗教观念差异
浅论中俄宗教观念差异摘要：在中国，无论是民间宗教信仰还是官方宗教政策都呈现出以兼容为主，排他为辅的特征，从而造成了中国民众宗教观念的实用功利性；而俄罗斯恰恰与之相反，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宗教政策均具有鲜明的排他性，这也就培养了俄罗斯民众宗教信仰的纯粹性。
中俄宗教思想的兼容性和排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实用功利性和纯粹性，成为两国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俄罗斯著名思想家霍米亚科夫认为“信仰是历史的主导型起因，是全部文明的基础，是全部历史道路的基础，是哲学思想的基础”[1]，他的观点道出了宗教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巨大作用。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阐发中俄宗教观念的差异，具有鲜明的直观性。
一、中国宗教的兼容性与排他性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度。
不同朝代存在着不同的主流宗教。
但是，即便是多种宗教形式共存也从未发生过巨大的冲突和残酷的血腥杀戮。
汉朝以后佛道两教并存，唐宋以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基本上和睦共处，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信徒相互残害的事件，也没有未发生过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战争。
中国宗教关系的主流是兼容共存，其主要表现在各宗教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上，比如佛教和道教。
道教曾积极的抵制佛教，但由于理论上的不足，不得不从佛教中汲取营养。
而佛教为了更好更快的扎根中国，也曾引道入佛。
另外，基督教教士利马窦一进入中国就广交儒士，研究《四书》、《五经》，并以其理论精华为基础，发挥教义。
再者，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国属于内陆国家，中华民族长期共居，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大规模民族外移或异族迁入的情况，中华文明并未被其他民族的文明所主宰和改变，加上人民长期的农耕生活，适于用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儒家思想因此受到推崇，统治阶级把它作为立国之本。
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精神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任何一种宗教。
矛盾的有关知识资料
1、关于对立统一观点与对立统一关系的几道题（2014重庆卷）中国和俄罗斯是邻国，在历史上两国关系错综复杂，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运用对立统一关系原理，说明如何看待中俄关系的发展。
第一、矛盾双方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
中俄双方经济上互补，政治上合作，文化上交融，具有同一性：中俄双方作为主权独立的大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具有斗争性。
第二，同一性以斗争性为前提，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上合作是以各自的差异和对立为前提，没有差异和对立就没有合作：中俄两国在合作中又要维护各自的利益。
第三，矛盾双方既对立有同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俄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中俄关系发展（2013全国卷）近年来，莫高窟游客逐年增长，2012年全年接待游客量达到80万人次。
旅游旺季时，平均每天游客量逾4000人次，最多时约7000人次，而其最佳游客承载量在3000人次以内。
大量游客进入洞窟，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空气湿度增大，温度上升，侵蚀壁画和彩塑；加之长期的风化和氧化作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正在缓慢退化。
结合材料一，用对立统一观点分析如何处理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14分）①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3分）游客增多加大了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的压力，若限制客流会影响利用的效益，但合理利用和科学保护是能够相互促进的。
（4分）②应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分）从实际出发，探索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法，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在合理利用中保护。
（4分）（２０１４.河南南阳高二模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配合，充分尊重市场客观规律，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浅谈中俄的社会文化差异
浅谈中俄的社会文化差异中俄两国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渊源，国情、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本文将从社会文化方面切入，浅谈中俄两国的差异。
一、文化背景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历史悠久，绵延数千年。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儒家思想，强调道德、礼仪、家庭纵向结构、忠恕孝悌等传统价值观。
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中庸之道”、“和谐”、“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等都被广泛流传。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族的传承，讲究亲情、友情、师生关系、父母之爱，是以团体为基础的群体性文化。
俄罗斯文化较为奥妙复杂，混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素质，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
俄罗斯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个性的民族文化，在欧洲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誉为“文化帝国”。
由于国土辽阔，影响范围广泛，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俄罗斯文化重视真理、艺术和自由，主张“克里姆林宫的精神”和“西方理性”。
二、日常生活中俄的日常生活存在显著的差异。
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受到气候、田园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他们喜欢在家中花费时间，且注重家庭团聚，充满了个性和浪漫。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加实用，讲究劳逸结合，并且注重节俭。
中国家庭是以父亲为家庭组织中心，而俄罗斯家庭则是以母亲为主导，注意女性妇女地位以及母性爱。
中国人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如找到一个良好的工作和收入，建立自己的家庭等，而俄罗斯人则更加关注事业上的成功，重视物质文明。
三、人际关系与教育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的稳定和平衡，更加注重身份地位，许多人通过与权威人士建立联系来拓展事业。
社交是中国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喜欢通过饮食、聊天等形式来建立社会联系。
相对而言，俄罗斯人注重个体教育，激励个人独立思考和发展；中国则更加强调思维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注重教育的纵向系统。
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常高，他们相信通过良好的教育，人们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和地位。
相比之下，俄罗斯人会在教育中强调实际技能和职业技能。
中俄关系的历史与可能性
中俄关系的历史与可能性中俄两国地缘关系紧密，历史上曾多次交替合作与对抗。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两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中俄关系呈现出了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将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探讨中俄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一、历史上的中俄关系中俄两国的历史渊源极为深厚。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就形成了明显的地缘学特征。
直到17世纪之前，两国的交往最多只是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方式展开，而政治和军事上的交流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中俄两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较为平等。
17世纪中叶，沙皇国在扩张中进入了满洲，迫使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该条约使得中国的领土面积遭受了较大损失，同时也标志着中俄关系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不平等。
此后，中俄两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19世纪中叶，积弱不振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中国进一步割让了领土，俄罗斯则取得了更多的特权。
这一条约无形中加深了中俄两国的敌对关系，同时也奠定了近代中俄关系的基本格局。
20世纪初，中俄两国的关系再次发生了转机。
俄国10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文化支持，帮助中国抵御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此时中俄两国的交往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合作。
然而，该合作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两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而暗淡下来。
随着冷战的到来，中俄两国的敌对关系再度加强。
1950年代，苏联在中国东北建设了大棚房、机器化、电气化等众多农村和城市的基础设施，但是这些项目成效不佳，导致中苏关系急转直下。
根据统计，1958年至1965年之间，中苏两国发生了数千次重大军事冲突，造成了大量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此后，中俄关系一度降为冰点。
1970年代初，中美建交的背景下，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有所缓和。
1972年，随着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同时与苏联的对峙也得以缓解。
然而，中俄两国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得到恢复，二者关系仍处于冷漠和互不信任之中。
1990年代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俄两国展开了新一轮探讨合作的步伐。
矛盾的有关知识资料讲解
1、关于对立统一观点与对立统一关系的几道题（2014重庆卷）中国和俄罗斯是邻国，在历史上两国关系错综复杂，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运用对立统一关系原理，说明如何看待中俄关系的发展。
第一、矛盾双方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
中俄双方经济上互补，政治上合作，文化上交融，具有同一性：中俄双方作为主权独立的大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具有斗争性。
第二，同一性以斗争性为前提，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上合作是以各自的差异和对立为前提，没有差异和对立就没有合作：中俄两国在合作中又要维护各自的利益。
第三，矛盾双方既对立有同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俄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中俄关系发展（2013全国卷）近年来，莫高窟游客逐年增长，2012年全年接待游客量达到80万人次。
旅游旺季时，平均每天游客量逾4000人次，最多时约7000人次，而其最佳游客承载量在3000人次以内。
大量游客进入洞窟，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空气湿度增大，温度上升，侵蚀壁画和彩塑；加之长期的风化和氧化作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正在缓慢退化。
结合材料一，用对立统一观点分析如何处理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14分）①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3分）游客增多加大了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的压力，若限制客流会影响利用的效益，但合理利用和科学保护是能够相互促进的。
（4分）②应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分）从实际出发，探索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法，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在合理利用中保护。
（4分）（２０１４.河南南阳高二模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配合，充分尊重市场客观规律，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论俄罗斯东正教历史影响
论俄罗斯东正教历史影响俄罗斯东正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教派之一，对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俄罗斯的历史长河中，东正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塑造了俄罗斯人民的信仰观念和价值体系，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塑造了俄罗斯独特的文化氛围。
本文将从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渊源、传播和发展以及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来探讨俄罗斯东正教历史的影响。
一、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传入和传播东正教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它由基督使徒传入东方域外，并在各地慢慢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和风格。
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传入可以追溯到9世纪，当时基督教传教士西里尔和美斯老的弟子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公元988年将基督教引入俄罗斯，从而奠定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基础。
随后，俄罗斯东正教逐步传播到各地，成为俄罗斯国教，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传入和传播，不仅是宗教文化的传承，更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俄罗斯的历史演变中，东正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的开国君主伊凡三世就是接受东正教洗礼的，东正教成为了俄罗斯统一和稳定的象征。
东正教还在俄罗斯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俄罗斯的封建社会中，东正教教会是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支持者，它为封建统治者加强统治提供了宗教合法性。
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中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教育、文化传承和慈善事业的作用。
由于东正教教会在俄罗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了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俄罗斯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正教强调对信徒的道德品行、公平正义、互助互爱等价值观念，深受俄罗斯人民的信仰。
东正教还影响了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和建筑等各个方面，成为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标志。
俄罗斯的众多文学作品、音乐作品和宗教建筑都受到了东正教的影响，弘扬了东正教的宗教文化。
东正教的艺术形式和经典文学作品也成为了俄罗斯文化的珍贵遗产，推动了俄罗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俄罗斯和中国在哪些方面的历史文化对比有异同？
俄罗斯和中国在哪些方面的历史文化对比有异同？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很多，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两国历史文化之间的异同点。
一、宗教信仰俄罗斯和中国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不同点。
俄罗斯在9世纪时引进了基督教，成为东正教的重要发展地之一，被称为“东方基督教堡垒”，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内影响深远，其信仰体系和文化理念与华夏文化差异较大。
中国传统中自古以来就有众多的宗教信仰传统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释家思想、民间信仰等。
宗教信仰方面，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二、文化传承俄罗斯和中国在文化传承方面也有很多异同。
俄罗斯将其帝国时期的文化传承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使其文化传承呈现多元化，一直至今都在保持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注重文化传承，通过实施各种文化政策和教育措施等方式来传承优秀文化，例如现在中文、太极拳等这些民族特色文化都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发扬。
三、艺术领域俄罗斯和中国在艺术领域的差异也比较明显。
俄罗斯在音乐、舞蹈等方面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例如著名的俄国芭蕾舞是世界著名的文化成果之一，而中国在文艺、书法、绘画方面十分出色，中国的美术、雕塑艺术数量众多，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
四、习俗文化俄罗斯和中国在习俗文化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点。
俄罗斯在民俗方面的传承相对缓慢，更注重献花和礼仪等传统礼仪，文化传承呈现出较为保守和传统的特点。
中国在习俗文化方面则更加复杂，中国有大量地方习俗，深受民众的喜爱和传承。
例如传统的春节，除夕、清明节等节日习俗，都有独特的风情和文化价值。
五、历史传承俄罗斯和中国在历史传承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主要是以皇室文化和俄罗斯正教为主，还受到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文化影响。
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主要经历了儒家、道家、佛家等多次历史发展变迁，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总结：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在宗教信仰、文化传承、艺术领域、习俗文化、历史传承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却是长期而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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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宗教文化同一性的历史解读黄秋迪2013-2-27 13:50:00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4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哈尔滨 150078) 摘要：中俄宗教文化具有鲜明的同一性，这主要表现在：两国的教权皆依附于皇权，没有形成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政教关系；中俄的宗教大多是由境外传入的，只有少数宗教是根植于本国土壤的，呈现出了外来型为主、内生型为辅的特征。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宗教文化；历史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4-0059-04 作者简介：黄秋迪(197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国史研究。
宗教“信仰是历史的主导型起因，是全部文明的基础，是全部历史道路的基础，是哲学思想的基础”[1]，俄罗斯著名思想家A. C.霍米亚科夫道出了宗教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巨大作用。
从历史的视角对中俄宗教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同一性，是解读两国传统文明亲和力的重要钥匙。
一众所周知，对中世纪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第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就是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的相互斗争。
在俄国，也存在教权与皇权的冲突，但和西欧迥然不同的是，俄国没有形成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政教关系，而是教权依附于皇权。
中国亦如此。
教权与皇权的关系往往是由一个国家的外部政治环境、国家和教会的内部发展及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教权依附于皇权这一特点是在俄国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俄国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的拜占庭，宣扬的就是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二位一体的理论，“对基督教徒来说，拥有一个教会而不拥有一个皇帝是不可能的。
教会和皇帝具有一种伟大的统一性，同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不可能被相互分割开来”[2]。
拜占庭主张皇帝对东正教信仰拥有独特的全权，他有权干预教会组织。
基辅罗斯的总主教对王公的世俗政权是独立的，他是由拜占庭的大主教选派的。
当时罗斯的精神统治者，在许多方面都比相互分裂和仇视的世俗统治者们更为强大、更有势力。
这一力量对比，在莫斯科大公政权巩固以后才开始在相反的意义上改变。
在一切社会力量都受到国家奴役的地方，教会权力是不能对世俗政权保持独立的。
这主要是由于教会当局对国家的经济依赖。
在封建割据时期和蒙古统治时期，教会统治的封建性明显表现在主教们必须服从的上级的双重性上。
主教们一方面要服从都主教，另一方面又要听命于当地的王公、波雅尔贵族或卫彻，处于封建附属地位，主教职位候选人要由王公提出，只是由主教会议加以确认而已。
王公向修道院或教堂赏赐土地，也每年向主教索取某些预定的“贡赋”，并且可以把不合他心意的主教赶下台。
伴随着莫斯科公国的日益强大，教会同封建割据制决裂并转而服从莫斯科“最高政权”。
1453年拜占庭灭亡后，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的直接继承者，第三罗马的理论应运而生：“两个罗马衰亡了，第三个——莫斯科屹立不动，第四罗马是不会有的。
在整个地球上，只有你是基督教沙皇”[3]。
1589年1月，莫斯科都主教区晋升为牧首区。
从此，拜占庭世俗政权高于教权的政治格局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土壤中。
教会由封建主的统治工具变为贵族国家的统治工具是在17世纪完成的，教会在具有了新的、比过去耀眼的表面光泽之后，在管理方面，甚至在宗教礼仪方面，则实际上变成了莫斯科各衙门当中的一个。
整个教会管理系统，教会当局，上自牧首，都要听命于沙皇。
16世纪和17世纪的各次宗教会议都是根据沙皇的命令召开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会议并不是有权自由独立地作出自己决定……什么独立、自主的教会机构……(它们)仅仅是国君亲自控制下的普通咨议机构，它们只不过是沙皇在宗教事务方面的立法机关而已”。
按照“审批百项决议的宗教会议”的决定，高级僧侣不经沙皇批准不得任免所属世俗官吏。
从1610—1613年起就已确定，牧首和主教的波雅尔、管家、司书，直接由国君赐予。
教会在各个方面的领导权实际上都属于沙皇，而不是属于牧首。
1660年的宗教会议毫不犹豫地承认：人间上帝对教会具有与天国上帝同等的权力——“上帝已将其教会交与沙皇”，他并且核准了传统上形成的沙皇权力，即“召开宗教会议”、“关心良好教规”、“保护东正教优秀建筑”[4]。
教会地位的深刻变化当然是有其相应的经济基础的。
尽管17世纪末约有37 000农户是属于教会的，其中有男女赋役人口约44万，但是封建教会的经济基础与贵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比较起来，毕竟还是狭小得多。
据米柳科夫估计， 17世纪俄国人口总数达1 200万~1 300万。
显然，教会在贵族国家中不可能占有起支配作用的地位，而且连自己的权力也不得不同贵族分享。
这一时期，尼康的宗教改革曾试图改变政教关系，他把教权和皇权比喻成“太阳和月亮”[5]，宣扬“教权高于皇权：教权来自上帝，而君权则需要教会涂油授职”，企图在俄国实现教权高于皇权的政治格局。
1666—1667年，沙皇罢免了尼康的牧首职位，再次明确了政教关系，规定“任何人不得违反沙皇的命令，沙皇的命令就是法律”。
彼得大帝汲取过去牧首尼康企图与沙皇争权的教训，加强皇权对教权的控制。
1701年，他下令恢复修道院衙门。
1721年，彼得大帝发布《宗教章程》，废除牧首制，设立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由沙皇指派，将教会置于沙皇直属官吏的监督下。
2月14日，管理局更名为“圣主教公会”，由沙皇选派一名总监对教会实行监督。
总监属于世俗官员，是宗教事务的监察官，“除了国家法院外，任何审判机关都无权对总监行使司法权”[6]。
这样，东正教会成为俄国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教会管理世俗化。
“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但给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发展指定了原则上新的方向，而且努力赋予教会在俄罗斯民族生活当中的新功能。
按照这种改革，教会应该成为国家的一个机构。
”从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得工具”。
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教会土地国有化，约有200万男女农民的教会土地转归国家所有，这些教会农民成了国家农民。
到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东正教会的独立性丧失殆尽。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各民族长期共居，未曾出现过大规模民族外移或异族迁入，中华文明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加上长期的农业文明，适宜于用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儒家文明因之发达，没有实行过国教制，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王朝，教权从未凌驾于皇权之上，而只是依附于皇权。
皇帝既是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上神权的最高代表，任何宗教和教派都必须在皇权的统治下谋求发展，接受政府的管理，遵守政府的法规。
任何宗教若与朝廷作对，必然受到巨大的限制和打击。
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莫不如此。
统治阶级正是在大力扶持、利用与严密管理、防范中牢牢地控制着宗教。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专门的行政机关来管理宗教事务。
隋代正式设立宗教管理机构：开皇十二年(592年)设鸿胪寺，内设典客、司仪和崇元三署，由崇元署掌佛道教事。
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影响很大。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设左右衙功德史管理道教。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在功德史下分设道录司和僧录司，其职官选自道士、僧人，掌管全国道教、佛教事务。
宋、金沿用唐制。
元代宗教管理机构庞杂，与前代不同，设集贤院管理道教事务。
明起初承袭元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在礼部下设立僧录司、道录司。
清沿明制[7]。
官方对于一般平民出家为僧、为道的数量也有严格规定。
从明太祖起，限制道士数量，男40岁、女50岁以下禁止出家，采用度牒制度，每三年发放一次，出家人数每府40人，每州30人，每县20人；限制道观数量，各州县只保存释道寺观各一所，并且不允许在家和出家杂处；惩治犯法的道士，明制各府州县道士皆由道录司统领，凡内外道士有不检束者皆从道录司惩治。
即使如此，每当朝廷感到宗教势力的发展影响或威胁其统治时，便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镇压，而不允许宗教同专制政权相抗衡或影响其统治地位，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武一宗”禁佛事件，就是统治阶级对佛教过度发展而采取的打击行动。
其中，唐武宗时，拆庙4 600余所，僧尼还俗26·5万人，收还田数10万顷，收免税奴婢共15万人，佛教寺院经济受到致命的打击。
二从来源上看，中俄两国的宗教大多是由境外传入的，只有少数宗教是根植于本国土壤产生的，呈现出了外来型为主、内生型为辅的鲜明特征。
在中国，除道教和民间小宗教外，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系统宗教都属于外来型的。
每一种宗教的传播虽都未受到强制限制，但都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在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佛教从古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汉明帝也曾派人去印度求法，取回《四十二章经》译为汉文[8]。
基督教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就由波斯传入，聂斯托利派教会派遣传教士阿罗本等人“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首次来到中国，当时称“景教”。
845年(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波及该教，随之消失。
元时，蒙古大军西征，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并曾一度兴盛。
但随着元灭明兴，基督教再度从中国消失。
1582年，耶稣会派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华传教，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并且存留下来。
清初，由于基督教内多明我会反对中国人祭祖拜孔，又几度受挫，外国传教士很难入华。
1807年，英国的马礼逊成为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牧师。
鸦片战争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基督教士大批来华。
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朝贡使进献。
杜环《经行纪》最早记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教规。
但在唐宋时伊斯兰教影响不大，信仰者主要是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
元时，蒙古大军西征带回大批穆斯林，称“回回”，属色目人，伊斯兰教获得较大发展，但在以后的各朝代却多次受官方扼制。
犹太人在12世纪来到中国，聚居于开封。
中国人尊重其信仰，不歧视他们，后来却被中国文化所同化[9]。
摩尼教唐初传入中国。
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拂多诞持《二宗经》来华传教； 732年(玄宗开元二十年)敕“末尼是邪见，妄称佛教，既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须科罚”。
此后，在两京及荆扬诸州都建有为波斯人和回纥人使用的摩尼教寺，其徒白衣白冠。
唐武宗灭佛，摩尼寺也被毁，教徒被迫还俗。
此后，摩尼教成为秘密宗教。
道教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系统宗教。
中国从远古以来就有对灵魂不死和天帝鬼神的信仰，秦汉以来盛行黄老神仙方术和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
东汉顺帝时，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吸收传统的鬼神观念和迷信方术，正式形成道教。
当时的道教有两支：一是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一是于吉等人创立的太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