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刘国石(北华大学古籍研完所，吉林吉林132013)摘要:七国、八王、安史三乱皆因地方势力过于膨胀，中央对其失控所致;地方官品德之优劣，对叛乱发生与否关系甚为重要。

叛乱之结果及其影响，则与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与否有直接关系。

或是迅速平定叛乱，中央集权因之而强固;或是延误平叛，导致割据;或是叛乱经久难平，直接影响王朝之命运。

另外，叛乱如有少数民族成分参与，将增加其复杂性;而少数民族成分之参与与否又与统治集团民族政策直接关联。

关键词: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原因;过程;影响;比较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是发生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前的三次大规模叛乱。

尽管三次叛乱的发动者身份不同，前二者为诸侯王，后者为地方官，但就其性质来说，三次叛乱都属于地方势力破坏并欲取代统一政权的战争。

三次叛乱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历来受到史学界关注。

三次叛乱虽然发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亦可探究出某些共同之处和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笔者试就三次叛乱进行概略的对比，以求得到某些值得总结的同异。

一、三次叛乱发生的原因(一)七国之乱爆发的原因汉初消灭了异姓王势力后，汉高祖刘邦考虑到中央势力尚弱，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又“惩戒秦孤立之败”，既而又分封宗室子弟为王，实为“同姓诸王”分封的原因。

刘邦封同姓王时，诸王年岁还小，未对中央产生威胁，但随诸王年龄的增长，诸侯王国势力的发展，逐渐构成了对中央的严重威胁，形成与中央相抗衡的势力，从而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

诸王势力的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诸侯王权力大。

诸王掌握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各级官吏，并可自征租赋，自铸钱币，自行纪年等，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第二，诸侯王势力强。

诸王国占据广阔地域。

当时西汉全国约有54郡，中央直辖只有15郡，另39郡为各王国所占。

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其中齐、楚、吴三国辖地几乎“分天下之半”。

从占有人口上看，中央也大不如诸侯王国。

据柳春藩统计，汉初人口总数约1300万，西汉中央直接控制人口约450万，而诸侯王国所控制人口约为850万。

双方控制人口之比为5. 29: 10。

第三，诸侯王数量多。

刘邦封同姓王时，共有宗室子弟9人为王。

到汉文帝时，诸侯王已达18人，比刘邦时增加了一倍。

汉初，从积极方面来说，诸侯王在巩固西汉统一国家统治方面，无疑起了一定作用;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诸侯王有较多的权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由对中央的向心力而转为离心力。

如淮南土刘长在封国内甚至“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首先向朝廷发难的是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济北王反叛于文帝前三年(前177年)，淮南王谋乱于文帝前六年(前174年)。

一发一萌的两次谋反虽然很快平息，但更大规模的反叛已在酝酿之中了。

济北、淮南二王叛乱平息后，梁王太傅贾谊已预感将有更大祸乱要发生，于是向文帝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

文帝采纳贾谊建议，将势力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将反叛失败的淮南国分为三，对其他诸侯王国并未采取措施。

这是因为，从形势上看，文帝时期诸侯王国与朝廷的矛盾虽已显露出来，但并未达到非除不可的程度;从经济条件上看，朝廷尚缺乏彻底解决诸侯王国问题的物质基础;从政治上看，皇权尚待巩固。

景帝时期，这些条件皆已成熟，而目_诸侯王势力又进一步膨胀。

如吴王刘濞在惠帝、高后时期，就利用吴地盐铁之利，坐收暴利，国用富足。

为收买人心，吴王濞还招纳各地逃亡的罪犯，又由官府出钱代替百姓支应朝廷所征之徭役，到景帝即位后，“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已成为必然。

继贾谊之后的晃错又将文帝在位时曾提出的“削藩”建议重新向景帝提出，并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据此先后削楚王、赵王、胶西王等几国的部分封地。

吴王刘濞见要削至吴国时，就决心发动叛乱。

他先后勾结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朝廷下诏削吴国之会稽、豫章郡为借口，起而反叛。

(二)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八王之乱发生的原因仍有多种看法，但无论如何，八王之乱是由司马氏宗王发动，不能说与分封毫无关系。

那么，晋武帝司马炎为何要实行分封呢?这与汉初有同样的目的，即是吸取曹魏孤立而亡的教训。

八王之乱虽说不能完全归之于分封，但这种出发点将导致司马氏宗室诸王权力的膨胀，从而为宗王叛乱准备了条件。

八王之乱与宗王有直接关系的原因是:第一，封国有自置军队权。

西汉时期虽有分封，但诸王并无置军权，亦无发兵权，兵权归于中央，以虎符为信。

西晋统治者却一改这种历史传统制度而让宗室诸王掌握军队。

分封使司马氏统治集团只看到宗室的力量，而忽视了对宗室制约的其它力量，所以与此同时又裁撤了州郡武备，这两件大事，影响至巨。

八王之乱所以乱到导致两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

第二，宗王出镇。

如果说西晋所规定的封国自置军队数量尚不足以反叛中央的话，那么宗王出镇则为其叛乱增添了足够的军事力量。

八王之乱爆发之速，主要是由于西晋承东汉末年以来州郡积重之势，而使诸王出一方重镇所致。

出镇的亲王既握兵符，复综民事，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向阙的事情，均由此而起。

第三，宗王参政。

西晋统治集团为加强宗王权力，使宗王直接参与权力中心，可以侍中、诸公、中书监、令的身份参与政治决策，或者以录尚书事的身份直接代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指挥权。

参与权力中心的宗王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势与出镇的宗王相勾结，在中央政权的正常运营机制被打乱，权力中心出现震荡、移位、变动时，便成为搅乱统治秩序，制造战乱的因素。

除以上与宗王直接相关的原因外，八王之乱还有如下原因(依上述顺序):第四，西晋统治集团腐败。

开国皇帝晋武帝统一全国后思想开始颓败，既不复留心政事，又偏信奸党，加之极意声色，为西晋统治集团开了腐化的先例。

在这种不良风气引导下，整个统治集团迅速陷于腐败，严重削弱了统治力量，为八王之乱带来可乘之机。

第五，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安排失误。

当时可以选择的皇位继承人有两个，一是嫡长子司马衷，二是齐王司马攸。

司马衷虽为嫡长子，却是个白痴，而司马攸既有才能又是朝中威望很高的宗王，朝臣认为其“才干出武帝之右”，故“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晋武帝虽然亦“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但由于外戚杨氏与司马衷妻子贾南风极力拥戴，最终仍决定司马衷为皇位继承人。

晋武帝又将辅政大臣托付于无能而专权的外戚杨骏与庸才汝南王司马亮，又将司马攸排斥于辅政大臣之外。

由于皇位继承人和辅政大臣都选错了，使朝廷大臣形成派系之争，并导致诸王争夺皇位的“非分”之念的产生，一场丑恶的争权夺利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王夫之在谈及西晋末王位继承人与八王之乱的关系时认为，“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

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氏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这是很有见地的。

(三)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安史之乱不同于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不是皇室宗王的叛乱，而是异姓地方势力集团的反叛。

归纳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大致如下:第一，唐玄宗统治时期民族关系处理不当。

唐玄宗对国内部落和种族实施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政策。

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将领对镇压周边各族立下功劳，尤其是安禄山等，在镇压奚、契丹族过程中得到宠信。

第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所致。

这种矛盾斗争表现在设立藩镇，重用番将，溺惑宠嬖等。

安禄山势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安禄山在唐玄宗后期李林甫专权形势下，乘李林甫与太子李亨矛盾斗争之机，作为前者拉拢的亲信地方军事势力，通过前者竭力扶持和玄宗极度宠幸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第三，军事部署上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

唐代开元年间，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随之瓦解，代之以募兵制，从而为边镇节度使扩充军事力量带来了时机，边镇兵员迅速膨胀。

到了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兵士不过57万余，而边镇节度使即掌握49万，比内地兵额多出6倍。

内轻外重局面因之形成。

天保十年( 751年)，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兼统三道，共有兵士18万余人，占唐镇兵总数的2/ 5左右。

这种局面的形成，使边镇节度使的力量日益增强，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

”节度使势力的增强，必将导致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动机，加之朝廷虚弱，又给他提供了叛乱的可乘之机。

第四，唐玄宗对藩镇势力过于信任，毫无警惕所致。

边镇节度使由于执行唐王朝镇压周边民族政策有功，而得到唐玄宗的信任。

所以，当开元后期所潜伏的矛盾显露出来，尤其是边镇军事集团对中央集权的威肋、日益明显时，唐玄宗竟固执拒谏，不及时采取措施，以防后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过错。

第五，唐玄宗统治态度的转变。

唐玄宗统治态度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而，一是自身开始腐化，他做了30年皇帝以后，“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为娱。

”二是宰相选任不当，自张九龄罢相后，便开始了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独霸朝政的局面。

这表明，唐玄宗用人，从选用比较正直有作为的官僚，转到任用腐朽的官僚方面了。

从而导致朝廷邪佞当道，弊端丛生，社会危机四伏，终于不可收拾了。

比较三次叛乱之原因，就叛乱发动者而言，西汉宗王和唐节度使主要是专治一方，形成一种半独立的地方势力，西汉宗王有政权、财权，但无军权;唐节度使因开元二十年( 732年)以后权力日重，除军权外，还兼有民政、财政、司法、监察等事务，似较西汉宗王之权力又重了一些。

不过，西汉宗王与唐节度使皆无权干预朝政，对中央的威胁也只来自地方一面。

西晋宗王与汉唐比较，虽然形式上“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但他们既可在封国内自置军队，又可以将军、刺史、都督军事的身份出镇地方，实际上行使着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军事统率权。

在此基础上，又可参与中央权力中心，直接干预朝政。

这些宗王“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

由此可见，西晋宗王对中央的威胁不仅有同于西汉宗王、唐节度使来自地方的一面，而且有来自朝廷内部的一面，其严重程度显然较汉、唐有所增加。

从各自统治集团看，西汉文景时期，统一政权正处于向上发展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君主励精图治，朝廷内部未给叛乱提供可乘之机。

在七国之乱发生时，中央仍能安然不动。

西晋较之汉唐，宗王不但可从中央、地方两方面威胁朝廷，而且统治政权也极不巩固，大族的腐朽统治使该政权严重削弱，无力控制宗王权势;皇帝白痴，皇权旁落，内部倾轧，又为叛乱带来了便利时机。

唐朝则在节度使权力日重的情况下，不思加强中央防卫力量，军事部署严重不足;皇帝腐化，佞臣当权，当政者不是一致对外，反而培植地方势力，与西晋有类似之处，所不同者是中央尚无直接参预反叛的势力。

二、三次叛乱之过程从三次叛乱的过程(三次叛乱过程是人们所熟知的，限于篇幅，故不赘述)可以知道，汉、唐叛乱者的势力相差不多，对各自中央的威胁程度也基本相抵，但镇压反叛的战争过程却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