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问论笺》有感
【doc】《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

《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文章编号:0257-5876(2004)03-0059一o8《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毛庆内窖提要综观两千多年<天问>研究史,大略可分前后两大段,明末至今为后段.这后段四百年的<天问>研究,呈现一派新局面,而又以20世纪8O年代以后最为突出.四百年问,极具学术魅力的<天问>错简整理,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收缩的大轮回,现在又处于发展期;艰难的问题分析和本事考索.也由于新材料,新知识,新方法的引入,而取得突破性进展.关t词<天问)错筒本事研究楚辞研究.从来称难.清人吴世尚即有"骚难读于诗.难解于诗"之叹①,姚培谦,张亦枢也有"读庄易,读骚难"之感②,这些多以毕生精力治楚辞亦治<诗经>或<庄子>的学者.所吐当是甘苦之言.楚辞难解.<天问>在楚辞中又"最为难解",东汉王逸距屈原不远,又是宋玉同乡,其注<天问>已有一些扦格不通之处;宋朱熹博闻强识,学见精纯,释<天问=》也不敢轻易下笔,十二处以"未详"存疑,可见研究<天问)之不易.但'天问)幽奥神秘,气铄古今,文深体怪.波谲云诡.堪称千古第一奇文,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无数学人探赜索隐,以致绵延两千多年④.俨然已成--ri专学.综观两千多年<天问>研究史.大略可分前后两大段.前段为西汉至明末,成就主要在校刊,整理,诂,释义上.与传统治经方法大体一致,可说为<天问>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段为明末至今,学界在继承发展前段传统方法基础上.开始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之探索.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引入'天问)研究,呈现一派新局面,成果不断涌现,成就几近辉煌.我们下面要评述的.主要就是这后一段.这逾四百年之后一段.若以年代划之,又可细分为四段:明末至清末(公元1600年——19oo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两大社会变故(清人人关和西方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反而大大推动了楚辞学的发展.<天问>研究也随之出现了新局面.这局面在形式上的显着标志,是第一次出现了<天问>专着.有清一代<天问>专着有三本:毛奇龄<天问补注>,屈复<天问校正>,丁晏<天问笺>⑧.三书中, <天问补注>问世最早.毛奇龄为一代经学大师.特好辨正图书,排击异学,以驳难求胜.该书<总论>开宗明义,要补<集注>之缺.纠朱熹之误.书中列注文三十四条.详引各种典籍史料,于历史本事,地理方位,名物故实多有创见.资料运用方法亦有创新.总体来说达到了<总论>所宣称的目的.<天问校正>附于<楚辞新注>(该书后有单行本,如<昭代丛书>本)后,屈复认为,<天问>故典难解.文理不顺,故需"校正".<天问校正)之最大特点,是启疑古之端,第一次提出<天问>错简说,并动手作了若干整理(后面将详述).对该书之评价,则因学术见解而异.同意错简说者赞之甚高,否定错简说者则最多只肯定其思路的开阔.<天问笺>出之最后.就学术范围而言.也最全面.无论是古事考证,语意探微一59—《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还是字义阐释,该书均有创见和发明.书中特别注意补王逸《楚辞章句>之缺,凡认为王注义有未尽者,多加以申发或补说,书名所以为《天问笺>,也是取郑笺补毛传之意.然而有清一代《天问>研究之成就更多体现于楚辞专着中.即以清代三大楚辞着作为例,王夫之楚辞通释>重于义理阐发,认为《天问>要旨在于以历史兴衰成败之教训讽谏楚王,"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以此析视天问>结构,既与前人相异又言之成理,对后代影响较大;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首次将近代地理知识引入楚辞研究,天问>部分同样有此特点,书中甚至引陆次云《八舷译史>的"满刺伽四时皆裸,莫斯哥盛夏重裘"来释"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而以神话释天问>也为该书一大特点.戴震屈原赋注>以朴学见长@,天问序>中公开斥责有的学者为"曲学异端,往往务为闳大不经之语",但又肯定"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其注释方法也与《离骚>,九歌>,九章>不同,凡有关天文,地理者皆详细注明,古史,人事则极为简略,有的甚至就不注.考戴震一生思想行事,这显然与当时文字狱有关,由此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他有些楚辞着作的<天问)研究,于取得某种成就的同时,方法路径亦往往有自己的特点.如王邦采注释时于版本取舍上不拘一格,夏大霖阐发大义时重视对文句之感悟,陈本礼就全诗"对汤武多微辞"而深探屈原之忠君思想,胡溶源强调"以意逆志",以超脱态度对文本仅"观其大义",俞樾因声求义常以通假法求得本字cz)……总之,清代<天问>研究于前人基础上又开出一片天地,研究思想已见新变,各种方法已肇其端.清末至民国末(1900——1949)为第二阶段.随着清末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各种思潮,理论及学科知识大量涌人,而清代本已确立的全方位,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思想,一经与之结合,<天问>研究便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这一时期形式上的明显特征,就是出现了单篇学术论文.最早的单篇论文,大约应算1922年徐旭生发表于<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四期上的<天问释疑>,其后1925年,游国恩先生便在<国学月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天问研究>⑧,文中明确指出,屈原所以能创作<天问>,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北民族思想的差异:"南方民族思想是革新的,是很解放的,他并一60一不受北方守旧思想的影响."这种从南北民族思想文化差异推求《天问>创作动因的方法,也许是受了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源论的影响,然刘说亦是受了当时新文化,新思想之濡染.随后,1928年,刘盼遂在《中山大学史语所周刊)第三十二期发表了《由天问证竹书纪年益干后位启杀益事>一文,对"启代益作后"一段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认为应是"益干启位,启反攻而杀之".接着,2O世纪3O,40年代,顾颉刚,刘永济,闻一多,童书业,唐兰,苏雪林,台静农,林庚等着名学者都先后发表论文,文中多运用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使《天问>研究出现了新局面.这一时期专着有范希曾《天问校语>,闻一多天问疏证>⑨.《天问疏证>广搜典籍,问引古籀金文,对王逸注详加评析,颇多新见,其疏证方式对后来一批学者影响极大.其他与天问>有关的楚辞着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屈原研究).该着虽未对天问>作专门研究,但其提倡的突破注经传统,以新途径,新方法研究屈原和楚辞的主张,对整个第二阶段<天问>研究也影响极大.这一时期的<天问研究>还有一大特点,即古文字和考古材料的运用.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殷商甲骨卜辞,考证出"该秉季德"之"该"即殷先祖王亥(后面将详论),使该句考释获得突破性进展,也引领了一代风气.其后闻一多,姜亮夫,朱季海等学者,运用这方面的材料,也取得骄人的成绩.另一方面,清初兴起的疑古思潮,此时也愈煽愈炽.楚辞学界多有人怀疑<悲回风>,<惜往日>,<卜居>,<渔父>等篇非屈原所作,甚至有人连屈原及其作品全部加以怀疑.表现在<天问>研究上,则几乎所有楚辞学者均认为<天问>有错简.解放后至"文革"结束(1950——19'78)为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学术出现一个特有现象——大陆与台湾分道扬镳,<天问>研究当然也如此.此时大陆学术界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们也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天问>,只是急就章似地学习运用很难立竿见影,反映到成果上便是数量极少,1966年以前只有几篇论文,内容上也显出生搬硬套和扞搪的痕迹."文革"期间,学术研究基本停顿.好在屈原当时被定为"法家",<天问>也被定为"反天命"之着作,故"研究"还可算得文艺研究2OO4年第3期上是没有中断,这一阶段仅有的两本专着——《天问天对注》,《天问天对译注》,并因柳宗元荣膺"法家"而得以撰成出版.两书注释态度尚可算认真,注文也还算平实谨慎,至于报刊上的几篇文章则因异文同腔"反天命"而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如果从积极意义上理解,以上现象多少显示了学者们可敬的学术韧性,也证明了《天问》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旺盛而强韧的生命力.这阶段还有一股潜流在地下运行——些老专家砣砣孜孜为《天问》研究做着基础工作,或收集资料,或考释文本,当时虽未完成或未能发表面世,却都于其后第四阶段集中体现出来.至于台湾的《天问》研究,似乎仍沿着民国时期形成的路线进行,数量比大陆多得多,质量上亦常有新见.着名现代作家台静农的《楚辞天问论笺》@, 既善于吸收古代学者成说,也善于融会当代学者新论,间断以己意,常能令人耳目一新.特别要提出的是苏雪林,她坚持民国时期既定的目标,三十年来始终在楚辞园地里辛勤耕耘,《天问》研究成绩更是斐然可观——台湾《天问》论文大半出白她手,《天问正简》也于此时出版@.苏先生一贯主张在世界大文化背景上研究《天问》,其具体结论虽未必成立, 然研究视野的世界性及总体思路常能给人以启发. "文革"结束后(1978——现在)为第四阶段.十年动乱结束,大陆迎来了学术繁荣,《天问》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先让我们看几组数字:1900年—_20o3年,《天问》研究成果:专着15部,民国时期2部,1949年至1978年5部——大陆学者2部,台湾学者3部,1978年至今8部——大陆学者7部,台湾学者1部.论文344篇,民国时期24 篇,1949年至1978年42篇——大陆学者11篇,台湾学者31篇,1978年至今278篇——大陆学者270 篇,台湾学者8篇.数字虽不能全部却能相当程度地说明问题.1949年至1978年,大陆《天问>研究无论是专着还是论文数均不及台湾,而第四阶段的专着则超过前两阶段之和,论文更是前两段的四倍以上!这几个相差悬殊的数字说明,随着政治,经济新时期的到来,《天问>研究得到发展,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不单是数量,丰硕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表现在质量七.2o世纪8O年代初,一批老专家爆发了积压多年的科研能量,纷纷拿出了重量级的研究专着.1982年,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等补辑的《天问纂义》由中华书局出版,该着裒集了东汉至清末近百家旧注,吸收部分现代学者研究成果,然后以按语形式鉴别,评论,并参以己意.其工程之浩大,资料之完备,为历史所无有,堪称集资料,研究于一体的划时代着作.1983年,林庚《天问论笺》经人民出版社问世,该着较集中地展现了林先生"三读天问"之所得,笺释,翻译,历史研究兼备,以精到中肯见长. 1989年,孙作云遗着《天问研究》由其子孙心一付梓于中华书局,孙先生2o世纪3O年代即从闻一多修习楚辞,该着可说是汇聚了一生之心血,长于历史研究的他于《天问》神话和本事考证方面多见功力. 还有一些老专家虽未有专书,却在楚辞或其他专着中拿出了《天问》研究的卓越成果,如姜亮夫,汤炳正,钱钟书等,此处不一一列述.2O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积学有年,造诣深厚的中年学者与志治楚辞,学识俱佳的青年学人登上《天问》研究主台,他们多以论文形式发表成果,思路开阔,方法多样,学术个性鲜明.他们有的循守师承,于传统方法中出新,如褚斌杰,金开诚,聂石樵诸先生;有的引进新知,以他山之石攻玉,如萧兵,翟振业,刘毓庆等;有的借重考古,寻出土文物求新证,如赵逵夫,江林昌等;有的拓展眼光,从文化背景得新识,如潘啸龙,罗漫等;有的以史为鉴,清理学术史探规律,如周建中,高秋风(台)等;有的重于理论,透析文本看思想,如聂恩彦,戴志钧等……总之是百花齐放,千岩竞秀,呈现出历史从未有过的新局面.就总体学术特色和趋势而言,2o世纪8O年代以后的《天问>研究有以下数端.一是新学科,新知识,新方法,新理论的引进.大凡考古学,古文字学,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等,只要能用上的,概在引进之列.这种学科交叉还有一新特点,即不单是楚辞学者学习兄弟学科,相邻学科的知识,而本来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也来研究《天问>,如历史学者孙作云,现代文学学者杨义等,甚至自然科学的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如遗传学者任本命等@.二是注重资料的裒集,整理及统计,研究.继游国恩《天问纂义》后,一批楚辞学者积十年之努力推出了800多万字的《楚辞学文库>⑩,其中《楚辞着一6l一<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作提要>对一半以上的<天问>专着作了长篇评析, 其他三卷分别对<天问>的注释,论文,专题作了汇总,堪称当前最全面,最完备,最系统的集资料与研究为一体的大型学术丛书.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开始了<天问>研究史之研究,周建忠对当代<天问>研究的归纳,翟振业对<天问>问题的回顾与展望,高秋凤(台)对清代,民国<天问>研究的综述等,均取得阶段性的可观的成绩⑩.三是加强了对<天问>艺术的探讨.<天问>之艺术特色,历代学者均注意不够,有的甚至认为艺术成就不高.尽管有少数学者(如清代学者林云铭,现代学者游国恩等)对其艺术结构作过分析,但得不到大家的响应.进入新时期,学者们愈来愈重视<天问>的艺术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并于专着中多作探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宏洪,近十年来,他有计划地发表了三篇论<天问>艺术成就之专文@, 计划中的专着虽尚未出版,但已显示出良好开端.以上是四百年<天问>研究之鸟瞰,下面再进一步就几个重要问题作具体观察分析.若论<天问>之重要问题,当首推错简.<天问>一文,自王逸开始,即认为有文义不顺畅,不连贯之处,王逸将原因归之于"题壁".即是说,屈原写<天问>是随壁画题诗,后人从壁上录下,图画不连贯,诗义当然也就不连贯.此说经千余年基本无异议,到宋时洪兴祖方巧妙地反驳王说:"王逸以为文义不次序,夫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岂可以次序陈哉?"实际肯定了<天问>文义有序.直至清初,屈复与夏大霖才第一次提出<天问>错简说(夏代提出略早于屈复)回.即认为"文义不次序"是因<天问>一卷简绳烂断,竹简错位所造成.夏大霖于<屈骚心印?发凡>中推测,"帝降夷羿,革孽下民"以下十二句,应挪于"释舟陵行,何以迁之"之后,并特注明:"愚按此十二句,应是错简."屈复更于<天问校正>中断定,<天问>"文义不序"原因在于错简,必须要重新整理才能使文义通顺.他将<天问>分为问"日月星辰,山川怪异"与问"女帝,虞,夏,商,周之历史"两大部分,在两大部分基础上又将全文分为九段,当认为某几句与某段内容不相合时,一62一便将其挪到他认为相应合适的段落中去,整理范围比夏大霖的要大得多.不过,屈复这种全无根据单以己意断之的整理法,立即受到朴学代表学者戴震之严厉批评,由于其时学术环境及戴震的学术地位,其后有清一代几乎再无人像夏大霖,屈复这样认定<天问>有错简并进行整理.进入20世纪,<天问>错简问题重新被学术界提起,而较早提出这问题的是游国恩先生.1926年《楚辞概论>出版,书中十分肯定屈复对<天问>所作的错简整理,表示了自己的整理倾向,其后于<屈原>中,游先生拿出了整理成果.他对<天问>结尾一段作了大的调动,将第七,八两句("荆勋作师,夫何长")和第十一,十二两句("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调到开头,将开头六句及第九,第十两句调到末尾,认为只有如此文义才通顺④.其后,1937年,唐兰在<天问阻穷西征新解>一文中固,对<天问>中间部分作了整理,改动幅度较游先生的更大.这以后,"错简说"影响越来越大,<天问>整理进入了加速度阶段.1953年,郭沫若<天问解题>发表∞,文中公开将"反对整理<天问>"定为封建思想之"孑遗",并"破旧立新",对<天问>动了大手术,据笔者统计,挪动达二十处之多.经郭先生整理后的'天问>,原结构已经完全被打乱,甚至可以说已经不见了踪影.1975年,孙作云<天问研究>完稿,孙先生将<天问> 看作历史文献,以历史表述的标准要求之,从而判断<天问>有三分之一章次出了错,改动之处自然比郭先生的还多.但孙先生还不算对<天问>改动幅度最大者.1974年,台湾苏雪林<天问正简>问世,书中将<天问>分为天文,地理,神话,历史,乱辞五大段,又判定这五大段句数当为定数:前三大段每段均为44句;历史一段又可分为=/b段,每小段72句;乱辞为24句.由此,<天问>不但章句之间需要调动,有些地方还需补足.也就是说,<天问>不仅有错简,还有脱简.如历史一段,夏代有72句,而商,周两段就有脱简,商代脱了8句,周代脱了6句.苏先生又断定乱辞均为七字句,于是将诗中七言句全部集中到诗尾,然只有23句,由此又断定脱了一句,这一句应在"荆勋作师夫何长"之后.至于错简整理.除天文部分44句保持原样,其余都作了大的改变.苏先生自1938年发表<天问整理的初步>起,直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至九十高龄还在进行《天问》的研究工作,其间无论社会发生多大的变动,都未能使她放弃,学术精神令人敬佩.她对《天问》整理的过程,实际成为2O世纪《天问》整理历程的一个代表.但《天问》整理到这一步,就有因整理而亡之危险,学术界大多不能认可了.此后,即令赞成对《天问》整理的学者,在具体作章句间关系的判属时,都十分审慎.如林庚先生在《天问论笺?错字与错简》中言:"凡在两可之间的,与其相信它错了,勿宁相信它原来的",并认为集中的错简只有两处.其后金开诚,周秉高等先生@,均认为错简不多,只不过具体整理处与林先生略有区别罢了.这样,几百年的《天问》错简整理,就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收缩的大轮回,现又正处于发展期.2O世纪初至今,对《天问》错简问题见诸文字的.还有两种见解.一是认为《天问》虽可能有错简,但并不太主张或不具体动手对其整理,如姜亮夫,楮斌杰,杨义等先生固,显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 二是坚持认为《天问》不存在错简,如汤炳正,翟振业,毛庆等圆,他们否定"文义不次序"说,认定《天问》有着独特的立体结构和内在的问题逻辑,"段落秩然不紊",后人之错简说是受了王逸的误导.2001年9月,毛庆发表了《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④,对《天问》错简整理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观察分析.该文引用《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的竹筒文字情况,朱彝尊《江村销夏录-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五)中对简策尺寸之记录,及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出土实物状况,证明先秦重要典籍和韵文,每简均有固定字数,而《天问》究竟几句一简还尚待考证,整理之首要条件目前根本不具备,但几乎所有整理者恰恰忽视了这一最重要的条件固,不能不说是犯了校勘之大忌.该文还指出,即使仅鉴于整理史的经验教训,《天问》的整理也不应该进行——那怕只整理一两句.至于《天问>究竟有无错简?文中从楚辞成书和校点的历史,屈原之创作心理,《天问》的抒情方式等方面,证明其并无错简.如果跳开具体问题的争论,从整个学术史角度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天问》错简说与疑古思潮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疑古"之风"起于青萍之末"为宋代,而疑古派真正产生,当属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即《九经通论》,今仅存《诗经通论>)出世之时.也正是这以后不久,屈复,夏大霖着作杀青,姚氏早屈,夏二十来年,以姚当时之声望影响,二人不可能不知其学术观点.其后,民国顾颉刚先生"古史辨"学派的疑古之风渐煽渐炽,这正是错简说重新提起并开始发展之时.然而,由于现代大量出土文物接二连三轰击,疑古派已经走向终结.而宋,明两代着名辨伪学者,如朱熹,高似孙,苏轼,胡应麟等,均未提及《天问>有错简,这些学术史之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过,《天问>错简是个极具学术魅力的问题,中国诗歌史上,没有哪首诗的文本整理魅力有它这样大,故错简仍将会不断地被人提起,其文本的整理也仍将继续下去.《天问>究竟有多少字?多少句?提了多少问题?这些数字虽自明末开始统计,然一直就未统一过.不同学者据不同版本,不同理解,不同统计方法往往得出不同数字.关于字数,清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自序>计为1559字,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计为1545字,今人姜亮夫计为1553字(《屈原与楚辞?第六节(天问)>).句数,林庚《天问论笺>按双句计算为188句,姜亮夫,王从仁等按单句计为374句固,也还有计为353句,376句等等的圆.至于问题数,则差别更大,明汪仲弘计为150余问,黄文焕计为171问,今人胡小石计为172问,翟振业计为174问④;而大多数学者采用170多问较模糊的说法,然在这一说法中,郭沫若的统计又很有意思,他介绍虽为170多个问题,但在<屈原赋今译>之《天问》译文中,却只列出162个问题.笔者曾据王逸《楚辞章句>本作过统计,得到的数字是:1559字, 374句,172问.若综合各种数字就其大概而言,1550多字,370多句,170多问,是较为稳妥可靠的.<天问》所问之170多个问题,上探天文,下核地理,中究人事,可说是包罗万象,贯古索今.由于史事湮灭,典籍散佚,传说中断等因素,屈原所问之本事有些已不知所云,近四百年来,许多学者殚精竭虑求索本事真解,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突破性进展.最典型的例句为"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该"是什么?"厥父"是谁?"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指何事?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而"该"是四句之关键,一旦"该"字释出,四句将焕然。
柳宗元如何批驳天命邪说

柳宗元如何批驳天命邪说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代,没见有谁敢如此非贤诬圣、批评儒典;柳宗元不信鬼神、妖怪、算命、说梦等迷信,一生与天命论相对,藐视封建等级制度,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少见的。
翻开中国历史,社会转型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百家争鸣,出了一大批思想家;而同是乱世的中唐,成千上万的“浪漫”诗人,伴着闹哄哄的佛道,“泛滥”出的却是各色迷信和天命邪说。
整个唐代思想空寂,唯独出了柳宗元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代,没见有谁敢如此非贤诬圣、批评儒典;柳宗元不信鬼神、妖怪、算命、说梦等迷信,一生与天命论相对,藐视封建等级制度,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少见的。
柳宗元《天说》及与韩愈的论战写于永州后期的《天说》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奠基作,是他思想臻于成熟的标志。
《天说》不是天在说什么,或者说天在告诉人们什么,而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是柳宗元在论说天。
天道尊远,人不可及。
不论是儒释道,还是圣人贤达,都怀着敬畏神秘的心情对待天。
他们信奉天命,怕忌讳不敢说天。
统治者借天命吓唬老百姓。
柳宗元《断刑论》说:从古到今,“所以言天者”,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
柳宗元这是在刨统治者的命根子。
在君权社会,没人敢这样做。
《天说》是一篇数百字的短文,上下两部分。
占三分之二文字的上篇是引述韩愈关于天的说法,而柳宗元下篇的辩说只有不足二百字。
韩愈的这些话,据说是在贬为阳山令时向柳宗元私下说的牢骚话。
可多年后又旧话重提,显然与韩愈讽刺永贞革新相关,为此引发刘禹锡连写三论来回应这件事。
韩愈说天能“赏功罚祸”,是有意志的人格神。
柳宗元说这是荒谬的。
柳宗元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说了“天人之际”的思想,即阐明了他对天和人关系的看法。
柳宗元认为,天没有意志,天地、元气、阴阳,与人能看到的瓜果﹑疮疖、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哪来的“赏功罚祸”。
“功”“祸”是人世间自己的事,与天地没有关系。
《天问》读后感

《天问》读后感《天问》是一部让人深感震撼的作品,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揭示了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与思考。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宇宙的探索和对人类的思考,揭示了人类对未知的渴望和对自身存在的思考。
这让我深深地感到震撼和思考。
首先,作者通过对宇宙的描绘和探索,让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和神秘。
在《天问》中,作者通过对宇宙的描绘和对宇宙现象的解释,让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无限之美和无限之奥秘。
在宇宙的浩瀚中,我们是多么渺小,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又是多么有限。
这让我深深地感到了人类对宇宙的渺小和对宇宙的敬畏。
其次,作者通过对人类的思考和存在的思考,揭示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思考和对自身意义的追问。
在《天问》中,作者通过对人类的思考和对人类存在的解释,让我感受到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思考和对自身意义的探索。
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是如此渺小,但我们对自身的探索又是如此深刻。
这让我深深地感到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重要性和对自身意义的追问。
最后,通过《天问》的阅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对未知的渴望和对自身存在的思考。
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是如此渺小,但我们对未知的渴望又是如此强烈。
我们对宇宙的探索和对自身的思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身的渺小和对未知的渴望。
这让我深深地感到了人类对未知的渴望和对自身存在的思考。
总的来说,《天问》是一部让人深感震撼的作品,它通过对宇宙的探索和对人类的思考,揭示了人类对未知的渴望和对自身存在的思考。
通过对《天问》的阅读,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对宇宙的渺小和对未知的渴望。
这让我对人类的探索和对未知的渴望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让我对自身存在和对未知的思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愿我们能够继续探索未知,思考自身,感受宇宙的奥秘和美丽。
[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西游记被林庚先生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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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西游记被林庚先生称为》摘要:我以为这一说法胶柱鼓瑟,大煞风景,于是慨然命笔,指出《离骚》中的“龙”“马”之变与诗中的想像逻辑及情感律动正相合拍,在《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中,先生说:“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用先生《后记》中的话说,“这一段时光是愉快的,谈论《西游记》成了生活中的一大乐事”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离开福州,开始了在北京大学十年的生活。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学年,第一次听林先生讲课。
记得那是在第一教学楼二层的一间教室,课的名称是“《楚辞》研究”。
这门课对我的影响,多年后我才明白。
这是一门选修课,内容包括先生正在撰写的《天问论笺》。
先生用了好几堂课的功夫讲解《天问》的考证和错简的问题。
我对《楚辞》学一无所知,听起来当然像天书一样困难。
不过,先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竟然将考据和笺注这样的题目讲得引人入胜。
先生说:我们固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可是考据的问题又总是无法回避。
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闭目塞听。
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
我们每天上课下课,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对周围的世界,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
如果福尔摩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他的观察就和我们不一样。
他能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问题。
任何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甚至凭嗅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种锐利的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侦探的职业敏感,也是考据家的第一要素。
先生的话引起了我们对这门学问的兴趣。
年轻的大学生谈起考据就想到坐冷板凳,皓首穷经,因此视为畏途,避之惟恐不及。
可是说到侦探,有谁不跃跃欲试,仿佛唾手可得?其实,这两门行当,如果不是旗鼓相当,至少也可以触类旁通。
不论是侦探还是考据,都需要耳聪目明;推理之外,还得有洞察力和想像力。
我后来才知道,先生的这几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诗人和学者,更是他本人的写照。
先生治《楚辞》学,并没有被历代浩如烟海的注解所困扰和迷惑,而是目光如炬,从诸如《史记》的《秦本纪》这样常见的史料中发现了诠释《天问》的线索。
《天问》读后感500字

《天问》读后感500字
《天问》是楚辞中的一篇文章,它记录了楚国文学家屈原面对天空中的星辰,对宇宙的思考和探索,展示了他对于宇宙和人类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阅读这篇文章,让我深受其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学表现所感染,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文化精髓。
首先,《天问》所表达的宇宙观和思想让人叹为观止。
文中以天上星辰为视角,表达了屈原对于宇宙和人类生命的思考和感悟。
他认为,人类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微小存在,而宇宙的存在和运行规律超出了人类的认知和理解。
这种对于宇宙和人类生命的思考和思维,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邃性和智慧,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其次,《天问》中的文学表现形式也令人印象深刻。
这篇文章采用了较为生动的文学形式,以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优美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于宇宙的思考和感悟。
特别是文章的结尾,“问彼且燃,何常之衍?”这句话直接引导读者进行深入思考,让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人类对于宇宙的无穷好奇和追求,以及对于人类和宇宙未来的无限探索和期望。
最后,通过阅读《天问》,我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这篇文章表达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关于宇宙和人类生命的思考和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价值,也让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吸收和借鉴这些文化元素和哲学思想,推动人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
论《天问》的文学意义和思想文化价值

论《天问》的文学意义和思想文化价值
研究天问的历史价值有着天文学中国古代的起源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价值意义。
屈原的天问是一首长诗,阐述了地球形成的天文学过程也表达了天文学星空的变幻,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人文形势的影响。
说明了天文学在中国的社会人文历史中对于人们的心理活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意识上的微妙影响。
在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时局变化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同时强调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天性自然的辩证表现形式并非是人所能够左右的自然法则,因此天问的历史价值是:1.只有中国本土古生代人类才能读懂的政治经济学在天文学中的影响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变化;
2.人的心理因素产生的意识形态完全笼罩在天文学的自然法则之下表现为天时、地利、人和;
3.它们都是天性自然规则的结果是对天理的辩证关系认知,天问指导着后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世间的阶级和路线斗争永远存在着并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所消失或灭亡。
略论屈原《天问》与柳宗元《天对》

作者: 翟满桂[1]
作者机构: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文学遗产
页码: 130-134页
主题词: 《屈原研究》;《天问》;柳宗元;《楚辞章句》;《楚辞通释》;代表作品;王夫之;郭沫若
摘要:《天问》是屈原辞赋的重要代表作品,临世以降,后来者惊叹其奇。
一方面,从西汉刘向、杨雄、班固屡屡叙评,东汉王逸整理疏注《楚辞章句》以来,历代学人都在对其研究探讨,明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现代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林庚的《天问论笺》,成效尤其卓著。
另一方面,。
《离骚》与《天问》:屈原的思想转变与创作风格

《离骚》与《天问》:屈原的思想转变与创作风格引言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位名垂青史的伟大文学家和政治家。
他的两部重要作品《离骚》和《天问》作为古代文学的珍宝被广泛传播和研究。
这两部作品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屈原思想的集中体现。
本文将探讨《离骚》与《天问》中屈原思想的转变以及他们在创作风格上的特点。
1. 《离骚》的思想转变1.1 屈原蒙受屈辱屈原生活在中国战国时期,作为楚国的宰相,他致力于为国家谋福利。
然而,由于政治斗争和阴谋,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最终被贬谪到遥远的南方。
1.2 感悟人生的无常受到屈辱的打击之后,屈原开始反思人生的无常和世事的褪残。
他在《离骚》中借用生物学中的“蛇行”来暗示人生的曲折和变幻。
1.3 追求内心的解脱在《离骚》中,屈原表达了对世俗的厌倦和对内心解脱的追求。
他试图摆脱俗务,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平静。
2. 《离骚》的创作风格2.1 豪放的诗歌语言《离骚》以其独特而豪放的诗歌语言而著称。
屈原在诗中借用了丰富的形象和比喻,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
2.2 情感的抒发与声音的变化在《离骚》中,屈原通过对情感的抒发和声音的变化,表达了他内心的痛苦和追求。
他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感性的表达。
2.3 音乐化的节奏和韵律《离骚》在创作中注重音乐化的节奏和韵律。
屈原通过运用不同的语言技巧,使诗歌更加和谐而富有节奏感。
3. 《天问》的思想转变3.1 对世界的思考在《离骚》之后,屈原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更加深入。
他开始思考宇宙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3.2 南奔北返的心境《天问》中,屈原借用南奔北返的形象,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社会的忧虑。
他希望能通过对天地宇宙的思考,为世界带来秩序和和平。
3.3 比照历史与现实在《天问》中,屈原以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来揭示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不公。
他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带给人们对未来的思考和指引。
4. 《天问》的创作风格4.1 运用了哲学和宗教的手法《天问》在创作风格上,屈原运用了哲学和宗教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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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天问论笺》有感
读完《天问论笺》,深感林庚先生之不易。
这部书是林庚为《天问》作得详实注解,《天问论笺》是一部关于《天问》全面的估计研究著作。
在《天问论笺》中,林先生为《天问》中的字词都考究了《天问释天》、《史记天官书》、《吕氏春秋有史览》、《释宫小记》、《说文》、《山海经》等大量相关书籍,从而给出了靠的依据。
除此之外,此书内容清晰,让人一目了然。
内容分为天问笺释,天问今译,天文中夏王朝的历史传说,天问中所见上古个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以及天问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五个部分,其中天问笺释占有大量的篇幅。
《天问》有没有主题?《天问》有没有次序?
历来许多学者对天问的次序和主题表示质疑。
针对这一问题,林先生给出了回答。
由于错简和传说的亡佚,使天问读起来次序混乱。
《天问》共一八八句,前五十六句问的是开天辟地之事,即天体、洪水、大地的问题;后一三二句则问的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的人事兴亡和历史传说。
这样看来,《天问》是一部历史兴亡史。
要读通《天问》,就必须要先排好次序,而要排好次序就必须先解决错简和错字的问题。
林先生对错字进行了详细的考究处理。
如“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其平易程度与《论语》的语录体,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相当。
《天问》自身并没有特别艰深的文字问题,文字的考究最后都追溯到《天问》中的故事传说,如“启棘宾商”之“商”字应作“帝”字,而“何诫上予”之“予”字应作“纾”字。
而像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很多。
《天问》中的错简出现的很集中。
其中一处在第一六六句与一六九句之间,一六六句以上问到文王,武王,成王的故事,而成汤与伊尹的故事又远在周民族故事出现之前早就大段的出现过,这两句落在这里显然是出现了错简。
而更巧合的是远在周民族祖先后稷出现之前,却先在原第一三五句到一四二句的位置上出现了周昭王至齐桓公一连串历史顺序分明的八句发问,这尤其不合情理。
这八句的历史顺序,恰恰就是应该接在一六六句周成王的故事之后的。
《天文》之所以次序混乱,除了错简之外,还有先秦时期的一部分神话的亡佚也是导致原文不顺的原因。
周人对于鬼神敬而远之,也就是说周人对有一部分神话疏远冲淡。
在这里来分析一下大禹的形象。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是不同味而快鼂饱?”这句话的意思是:伤心思念的涂山之女为什么会和不情投意合的禹发生关系呢?《尚书·益稷》“无若丹朱傲,浸游是好,做虐是作。
予弗子,为荒土功”“予弗子”就是对于“子”不感兴趣,并引尧的儿子丹朱为例。
“为荒土功”就是自己的任务是“力献功”于“下土四方”》说明禹根本没有把与涂山之女的关系放在心上,而只不过是一时的情欲。
这样看来,
禹在《天问》中与涂山之女的关系显然不正当。
而到了周人正统传说中,禹却变成了圣人的形象。
同一个故事,却由野合变成了娶妻,这估计就是周人的“尊礼”“近人”的结果吧。
再如舜,在原始神话中即帝后,也就是主宰万物的天帝,《天问》中还问到了舜与女娲的关系。
而到了周人的正统传说中,舜却离开了神话轨道变成了与尧并称的人王,而且尧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天问》中对于这段传说中的婚姻关系,似乎是持怀疑态度,原句为:“舜闵在家父何以?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人王化的结果实际上是改造了原始的神话故事。
今人读《天问》,困难之所以在可能就是我们或多或少受到周人正统观念的束缚。
在我看来,神话既然是《天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应该用当时流行在楚国南方的泛神论为基础。
在《天问论笺》中,有些部分与当时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
如“靡萍九衢枲华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丁晏《天问笺》引《山海经.西王经》:“浮山有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靡芜。
案此即臬华也。
”林庚认为不是这样的。
薰草叶似麻而华则全不相类,何得就其华而称之?且“居”字在此处亦殊别致,窃疑当指寄居而言。
纵观全句,“臬华”与“靡萍”对举,似为一种无枝无叶菌类寄生植物。
臬华既然无枝,那么居于何处呢?
对于这种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会查阅相关资料。
林先生指出,当其他材料不能充分阐述时,《天问》自身就是第一首资料,即内证。
例如“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与“苍鸟群飞孰使萃之”。
这里的“苍鸟群飞”也即“繁鸟”的意思,“孰使萃之”又类似“萃棘”的意思,以此来相互说明。
林庚先生在这部书里面全面详实地将屈原的一片丹心呈现出来,让我们走进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之中,我仿佛看到了屈子时代的宇宙洪荒,更看到了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怀。
《天问论笺》就像一个阶梯,让我从最小的元素单位字词开始,慢慢的翻译成句,然后全面的了解全文。
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层层深入地引导我走进先秦。
余音袅袅,“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听,在汨罗江边,衣袂飘飘,似有人在对天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