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文化视角下的明代小说研究

出版文化视角下的明代小说研究
作者：蔡亚平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03期
程国赋教授新著《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10月，以下简称程著)系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2008年1月结题时被评为“优秀”等级，同时被列为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程著本着历史文化与古代小说相结合、文献与理论并重的研究思路，关注明代出版文化与当时小说创作、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试图从出版文化这一新颖、独特的视角考察明代小说发展、演变的真实历程及内在规律。

程著共十章，分别论述明代坊刻小说兴盛的原因、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坊刻小说的稿源、编辑与广告发行、插图诸问题，考察明代书坊与小说体制、小说选本、小说流派、小说评点、小说读者与小说刊刻之间的内在关联。

程著特色鲜明，体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此，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研究视角新颖独特。

在刊刻出版业兴起以后，小说作为商品，一般要经历如下的生产过程，即：创作者→编辑者→刊刻出版者→小说刻本→发行者→读者接受。

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较多关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比如对创作者生平事迹、思想状况、心理状态的考证，对小说作品的形象塑造、叙事方法、艺术特色等等加以阐述，很少把小说作为商品放在其生产、完成的整个链条中进行考察，置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的视角下进行论述。

与诗词文赋等文体相比，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篇幅较长，情节复杂，头绪繁多，所以，更多地依赖于刊刻出版。

可以说，刊刻出版业的兴起给古代小说的传播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书坊及书坊主的介入使小说呈现明显的商品特性；读者阶层的阅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题材选择和创作倾向。

小说刊刻虽然早在明代以前已经开始，然而。

大规模的刊印、经典名著的出版均出现于明代。

明代不仅是小说创作的辉煌时代，同时也是小说刊刻的鼎盛时期。

明人何良俊所撰《四友斋丛说》卷3《经三》指出：“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

”苏州书坊安少云尚友堂崇祯元年所刊《拍案惊奇》的识语也声称：“举世盛行小说”。

由此可以窥见明代小说创作、刊刻、传播之盛况。

明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绝大多数是由书坊刊刻出版的，有鉴于此，程著从出版文化这一独特视角人手，选择有明一代作为立足点，着力探寻明代书坊、书坊主与小说创作、刊刻、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考察市场、读者诸因素在小说题材选择、小说选本、小说评点、叙事模式、审美倾向、刊刻形态等方面的影响，探讨明代小说发生、发展的真实轨迹及演变规律，从而开拓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领域。

二、资料翔实，观点新颖，这是程著所呈现的一个突出特色。

对此，我们从程著的附录可以看得很清楚。

此书共有五个附录，即：《明代坊刻小说目录》、《明代家刻小说目录》、《明代刊刻小说的部分书坊及书坊主考述》、《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著作、论文索引》。

著者根据现有材料进行爬梳抉剔，对明代的坊刊小说目录、家刻小说目录均作了详细的梳理，并编撰相关研究著作、论文索引；“绪论”部分详细阐述本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从而为本书写作做了很好的材料准备，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

除了重视现有材料以外，著者还善于利用新材料，以附录四为例，著者根据邓志谟《得愚集》卷2《答余君养谦》、《与吴君还初》两篇未曾被学界引用、发现的书信，结合吴还初的小说创作，考察吴还初的籍贯，否定学术界建阳说、漳州说、莆田说、常州说等多种说法，确定其籍贯为江西南昌人，其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正因为程著视角独特，材料丰富，所以在此书中，新见迭出。

例如，在第一章《明代坊刻小说兴盛之原因分析》，著者对明代中叶以来崇奢风气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崛起与发展给予一定的肯定，认为这种消费文化的浪潮对小说的刊刻与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第三章《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著者在对建阳、金陵、苏州、杭州等明代小说刊刻中心下层文人与书坊合作编撰小说的情况进行分析以后认为，以邓志谟为代表的明代下层文人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史上最早的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否定学术界以清初天花藏主人为最早专业小说作家队伍的传统说法；第四章《明代坊刻小说的编辑与广告发行》从广告的角度揭示“四大奇书”的源流及其内涵，认为“四大奇书”之说应是在明末由冯梦龙与苏州书坊共同提出的，是书坊及其合作者(“坊佣”)为扩大小说发行而采取的广告手段；第八章《明代书坊与小说流派》认为，明代书坊主在刊刻历史小说的过程中体现出“全史”意识(或称“全书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对刊刻历史题材的故事抱有极大的热情，希望将历朝历代的史实加以演义，编成与正史并传不朽的小说作品，这种“全史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小说流派的产生；著者在第八章还提出小说刊刻、传播过程中“后续效应”等新概念，强调明代神魔小说、情色小说、时事小说等刊刻过程中所呈现的地域特征；第十章《明代小说读者阶层与小说刊刻》根据掌握的大量材料，注重揭示不同时期读者主体构成的变化，对美国汉学家何谷理之说进行辩驳。

诸如此类的新见在程著中屡见不鲜，很多观点均发前人之所未发。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两面性，明代书坊与小说之间也是如此。

一方面。

书坊与书坊主的参与对小说的创作、刊刻、传播起到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明代小说刊刻中存在随意翻刻、删改、作伪等现象。

在本书具体论述之中，著者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既突出书坊及书坊主在小说创作、刊刻、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注意到其存在的不足，例如，在第三章，著者讨论明代书坊主的小说创作，从题材选择、文体特征、艺术特色肯定其成就，与此同时。

也明确指出明代书坊主创作的缺陷与不足(86—100页)，这样就使我们对书坊主的创作状况有一个较为客观而全面的认识。

三、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也是程著的特色之一。

综观全书，程国赋教授运用的研究方法丰富多样，笔者试列以下较为突出的几种方法加以阐述。

数量统计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加以统计、分析，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这是著者时时遵循的一条研究思路。

在“绪论”部分，著者通过翻阅大量材料，并进行实地调查，统计出明代坊刻小说的数目共有409种：在随后各章论述中，著者多处采用统计的方法，有时以表格的形式标注，例如，74－75页，统计明代书坊主以购买的方式获取稿源的共有12部作品；87－88页，统计明代书坊主创作的小说21种；206－209页，统计明代坊刊小说选本26种；第八章《明代书坊与小说流派》对各种流派的坊刻小说作品分别加以统计；294－299页，统计明代坊刊小说评点本共76种，等等。

在资料统计的基础上，著者还往往采取归纳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提炼、概括、分类，以第七章《明代书坊与小说选本》为例，著者在统计26种坊刊小说选本之后，将这些选本划分为文言短篇小说选本、杂志型小说选本、白话短篇小说选本等三种类型，分别阐述各自的形成原因及其特点(205－220页)。

比较的方法是辨析事物之间异同的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研究方法。

在程著之中，比较研究的方法随处可见。

193—199页，著者探讨明代书坊主与小说回目的关系，将早期即嘉靖、万历时期的熊大木、余象斗与后期即明末的袁于令、陆云龙等进行比较，动态地揭示书坊主在小说回目发展、演变史上的贡献，即使是同为早期的熊大木和余象斗之间，也进行比较；253－257页，著者将《西游记》刊刻前后神魔小说的发展状况加以比较，从而揭示出《西游记》刊刻对神魔小说流派的编刊所带来的典范意义。

通过比较得出结论。

程著相当注重对文本的细读，通过细读文本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文学研究离不开文本，而以往的相关研究存在不少误读或疏漏之处，试举两例：《明史》卷285《王行传》记载王行幼年为徐媪“日记(小说)数本”，有学者撰《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一文(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引此作为驳斥“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的材料之一，实际上，王行生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明朝建国(1368)时。

王已37岁，此事应发生在元末而非明初，不能作为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例证，著者对此加以辨析(330页)；又如，194页，著者注意到，《西汉志传》正文卷3有一节回目为《尊太上皇戛封侯》，在原文“戛”字之后有明显涂抹的痕迹，把“羹”字抹掉，其目的就在于使回目从八言单句变成七言单句。

著者从小说文本中拈出这一涂抹事例，论述明代书坊主在小说回目方面体现的自觉意识，颇能说明问题。

这种对文本细读的做法在程著中得以充分体现。

采用出版文化的视角，拓宽了古代小说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考订，构成程著扎实的基础；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使此著立论公允，论述规范。

其结论颇具说服力。

相信程著的出版，对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明代小说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