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理论浅析婚姻问题 转

婚姻之实物期权浅论
婚姻乃人生大事，不可不谨慎为之；而为谨慎从事，又须知婚姻为何物。

然而，如何来理解婚姻?就此等论题，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期有统一的观点。

经济学家迪克西特与鲁宾菲尔德著有《不确定性下的投资》一书，其中阐发“实物期权”理论，详论不确定性下的投资原则。

婚姻与投资相差甚远，自不可相提并论。

然而，若从实物期权理论的视角看，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尝试以实物期权理论探析婚姻之事，以供各位“茶客”品鉴。

为理解实物期权，不妨考虑任何一种存在收益不确定性的投资行为。

依惯常的“净现值”分析法，倘若某项潜在投资的预期净现值为正，即可取之如珠玉；倘若持有某项投资的预期净收益为负，则需去之若粪土。

就多数情形而言，人们自可将净现值法奉为投资决策之圭臬。

然而，由实物期权理论可知，倘若投资决策兼具“不可逆转性”和“可递延性”两个特性，净现值法就开始失效，因为此时投资行为具有等待价值。

所谓“不可逆转性”，是指投资决策一旦做出，就覆水难收，或者说，若要逆转投资决策，就需支付额外成本，而此等成本越高，投资决策的不可逆转性也就越强。

所谓“可递延性”，是指投资决策并非“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而是可以现在出手，亦可将来出手的。

给定投资兼具“不可逆转性”和“可递延性”，实物期权理论可得如下两个推论：其一，即便某项潜在项目的预期净收益为正，立即投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由于收益是不确定的，而投资一旦做出就难以收回，等等看或许可以避免陷入一些收益率很低的状态。

所以，只有当预期收益率足够高或高于某个阈值时，比之于稍许等待一下，立即购买才是划算的。

其二，即便继续维持项目的预期净现值为负，立即放弃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由于收益是不确定的，而一旦放弃就不能无成本重新开工，等等看或许可以碰到峰回路转的机会。

所以，只有当预期收益率足够低或低于某个阈值时，比之于稍许等待一下，立即放弃才是划算的。

基于上述阐释而不难发现，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实物期权”理论来考察婚姻问题。

婚姻关系有“单身”和“在婚”两种法定状态。

从法律角度看，两种婚姻状态必是相互排斥的。

任何人不可能既是“单身”的，又是“在婚”的。

然而，借由“结婚”和“离婚”两种婚姻决策，上述两种婚姻状态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单身”者，可以通过“结婚”而转入“在婚”状态；而“在婚”者，亦可以通过“离婚”而恢复单身状态。

婚姻决策的“实物期权”性质体现于如下三点：第一，不管是单身者，还是在婚者，他们从婚姻关系中得到收益都具有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源泉，可以是心理的，可以是生理的，也可以是物质的。

第二，婚姻决策是可以递延的。

至少就意愿而言，单身者可以选择立即结婚，也可以选择继续维持单身的状态；而在婚者可以选择立即离婚，也可以选择继续维持在婚的状态。

单身者选择结婚就相当于实施了其“结婚期权”，但同时又获得了“离婚期权”；在婚者选择离婚就相当于实施了其“离婚期权”，但同时又获得了“结婚期权”。

第三，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婚姻决策至少具有部分的不可逆转性。

给定一夫一妻制，跟某人结婚，就必然放弃与他人结婚的机会；换言之，要与他人结婚，就必须先与当前配偶离婚，而离婚是有成本的。

按照实物期权理论的逻辑，就单身者而言，即便与某人结婚所得收益高于单身收益，立即结婚也并非最优的选择，等等看或许可以碰到更加心仪的婚配对象。

然而，给定立即结婚的收益高于单身收益，等待也是有成本的。

是故，即便当前婚配对象并非完美，等待也难觅“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实施结婚期权就是
单身者的最优选择。

同理，就在婚者而言，即便从当前婚姻不再满意，立即离婚也并非最优的选择，等等看或许可以见到柳暗花明的时候。

然而，给定维持当前婚姻的收益低于单身的收益，凑合也是有成本的。

是故，倘若在婚者对当前婚姻忍无可忍，离婚也就成了最佳的选择。

由是观之，婚姻关系乃是“结婚期权”和“离婚期权”嵌套而成的动态关系。

永远单身者，即是从未实施结婚期权者；从一而终者，即是实施结婚期权而从未实施离婚期权者；再婚者，即是先实施结婚期权，又实施离婚期权，而又实施结婚期权者。

如此等等。

以此嵌套关系而不难发现，倘若离婚之净收益不低，则结婚就不必太过谨慎。

反言之，倘若离婚之收益极低，则结婚就必须慎之又慎。

不难理解，离婚成本越低，离婚之净收益越高；而再婚收益越高，离婚之净收益也越高。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为何?乃是因为：计划经济下，男人改行难；封建社会中，女人改嫁难。

此处单说女人改嫁。

讲到此处，不禁想起京剧《马前泼水》的“逼休”片段，即便凶悍如崔氏，若无朱买臣一封休书，要另攀高枝也无从谈起。

再者，世人皆言潘金莲淫荡，伙同奸夫西门庆毒死武大郎。

鄙人无意为潘金莲翻案，但各位“茶客”不妨设想，倘若潘金莲能与武大郎轻松解除婚约，情形结局又会如何?话分两头说，儒家伦理崇尚三从四德，而女人受颇多精神束缚。

为贞洁从一而终，乃是儒家传统下的烈女梦想。

由此，即便“嫁了个夫婿是乌龟”，却也忍辱负重；即便遭受惨烈“家暴”，却也无可奈何；即便活而守寡，却也矢志不渝。

或有人问：既然古时离婚如此之难，为何女人却结婚甚早，与事实相悖，理论岂不谬哉!这看似矛盾，实则不然。

为何?乃是因为以前的婚姻，多为包办，女人并无选择之权利。

为强化佐证，再从反面论述。

当今之时，道德开化，移风易俗；离婚改嫁，不再是“有辱家门”的事情，而娶离婚之女，也不复有“家门不幸”的高度。

不难推理，此等变化必然提高实施离婚期权的收益，离婚也就随之而司空见惯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乃人之常伦。

但现在，若环顾四周，便可见剩男剩女无数，女有“三高”人群，而男有“钻石王老五”。

按理说，此等人中龙凤，作为婚姻市场的“香饽饽”，该早被哄抢一光才对，却为何变成剩男剩女?就此现象，自然有多种解释。

譬如说，此乃婚恋观念变化使然，以前是先婚而后性，而现在人心不古，可有性而无婚。

本文并不否认此等解释，但试图从期权理论提供一孔之见。

所谓期权，乃是一种选择权；而不确定性的程度越高，则选择或等待的价值也越高。

不难发现，“钻石”们、“三高”们往往都有很广的交际面，因而随时可能会碰到更为合意的婚配对象；换言之，他们实施结婚期权的阈值就非常高，自然不会轻易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涯。

同理，交际范围拓展亦可视为当今离婚率上升的促生因素。

如前述分析，在婚者手握离婚期权，而是否真的实施此种期权，需视当前婚姻收益与离婚收益的相对大小而定。

可以断定，交际面越广，在婚者越有可能遇到更为心仪的婚配对象；倘若真的遇到相见限晚的知音，抛家舍子或许就在所难免。

最近，国家颁布《婚姻法》修正案并实施细则若干，引起社会广泛争议。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录制专门节目，其中专家学者，普通民众，皆各抒己见，争辩甚是激烈。

争辩焦点之一，乃是新法主张婚前财产公证，若非另有约定，夫妻一方凡婚前公证之私有财产，并不随缔结婚约而化为夫妻双方之共同财产。

支持新法者有之，认为新法与国际接轨，秉承公平原则，鼓励有劳而获，可防止“谋利婚姻”大行其道，有助于婚姻回归感情本位。

反对新法者亦有之，认为新法貌似公平，实则不然。

原因：家庭分工，男女有别；男主外，赚钱谋利，积累技能，广结人脉，是故身价与日俱增；女主内，柴米油盐，含辛茹苦，年长色衰，是故身价与日俱降。

倘若有朝一日，男人变心，“小三”篡位，落得个人财两空，怎—个惨字了得!夫妻财产共有，于理则鼓励家庭有效分工，于情则补偿女方青春，其何错之有?
就此新法与上述争辩，如何评价?显而易见，婚前财产公证避免了“见面分一半”的可能，必然降低了离婚成本。

是故，由婚姻之实物期权理论可知，新法推行，必然推高离婚率。

但也正因如此，新法推行也有助于消灭“钻石”王老五和“三高”人群，会使其更快进入婚姻殿堂。

新法推行，只是增加婚前财产公证之权利，并不禁止夫妻共享婚前财产之选择。

是故，若夫妻约定共享婚前财产，则更显其感情之珍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想共享婚前财产者，自可寻愿意共享婚前财产者；财产共享，可促家庭分工，合情合理。

不想共享婚前财产者，自可循不愿共享婚前财产者；夫妻虽亲，却财产分明，亦不失为先小人而后君子的完全之计。

倘若一方想共享婚前财产而另一方却坚决不从者，则道不同不相为谋，及早散伙为善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