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存在的哲学基础_高等教育批判功能的深层思考

大学存在的哲学基础—高等教育批判功能的深层思考广西师范大学　王中海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06级高等教育学研究生　刘晓飞[摘　要]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确立其地位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

随着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的盛行造成高等教育的批判精神失落,笔者认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之间必要的张力平衡是高等教育批判功能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政治论　认识论　批判功能 1978年,美国人约翰・S・布鲁贝克教授出版了《高等教育哲学》一书。

该书深刻剖析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论述大学存在的客观依据,以及高等教育运作的哲学基础,阐述等教育与文化、政治、经济的关系,到处闪烁着理论的光辉。

一、布鲁贝克∶大学存在的两种哲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令人极不满意的“寒冷的冬天”,时代召唤人们对高等教育进行重新审视和价值选择,正是基于此背景布局,布鲁贝克依据个人长期从事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经验以及对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史的全面而深入的探究,从哲学的角度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了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建构了自己的高等教育逻辑框架。

高等教育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于是对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的重新评估“给了哲学一个极好的机会”。

布鲁贝克认为在对“高深学问”本体认识方面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前者强调以“闲逸好奇”的精神追求知识,强调探讨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以现实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

后者强调对深奥知识的探讨不仅出于闲逸好奇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探讨本身对国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布鲁贝克从美国高等教育史的演进历程考察发现这两种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学府占据统治地位,得到有效的和谐关系。

当然,由于出于对“高深学问”本体两个不同方面认识出发,两种哲学观也发生过强烈的冲突。

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主张在探讨高深知识时要努力摆脱价值影响、保持知识的客观性;但是价值问题是政治论必须要考虑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可以相互彼此促进、相互融合的。

结合的基础便是实用主义价值观,当然这种结合必须基于“高等教育和社会需求的结合根本不能采取预防方法以保护其免于价值自由”这种假设。

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补充,这种方法可以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协调,只用如此,大学才能保持和社会一种动态的互动的不稳定的平衡,满足人们永恒的需求,使大学经得起漫长的时间历程的考验。

事实上,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起源来看,认识论的哲学观似乎更合拍。

学者与学生构成的学术行会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这一时期,事实与价值并未明朗化,人们追求知识本身就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对于来自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影响置若罔闻,才使得大学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等大学精神被一直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特征得以生根发芽。

但是,随后的几个世纪,特别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社会边缘成为社会的中心。

高深学问的应用价值更被人们所关注,高等教育只用保持与社会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安身立命,追求高深学问不再仅仅出于学者的闲逸好奇,更重要的是其社会影响,无法避免价值判断,形成认识论哲学观所倡导的知识客观性、价值中立不再实际。

这一时期,似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更盛行。

从根本上讲,虽然两派哲学观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但都是围绕着“高深学问”(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这一本体展开其逻辑架构的。

因此,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彼此促进、相互融合的。

笔者认为,两种哲学观并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从追求高深学问的知识本身学术价值层面出发,为了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真理,必然要想方设法避免来自外部的干扰,追求价值自由。

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大学能够具有现代意义上被人们关注的程度。

失去追求高深知识的科学品性,大学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同时,高深学问本身具有这种影响辐射功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源,所以,大学必须走出“象牙塔”,自觉保持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正是从这一目标出发的。

因此,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反映了高等学问本体的两个方面内容,可以而且应该相互融合的,共同架起大学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的桥梁。

“威斯康辛”思想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二、政治论哲学盛行∶高等教育批判功能失落高等教育的批判精神源于高深学问的特质以及学者的学术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认识论哲学观的要求。

尽管大学批判精神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社会的需要,但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从中世纪大学的“传授”知识,到19世纪以洪堡为代表的柏林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再到20世纪美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的“威斯康辛思想”,大学在其职能拓展过程中,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逐步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和前沿,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和“社区服务站”。

①大学在与社会相互趋同中逐渐失去其独立性,特别是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职能主次轻重的失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分裂,大学的批判功能屡遭削弱或淡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面对人类和人类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学术垃圾”和“伪批判”呈泛滥之势。

海因兹・迪特里齐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大学是一些被阉割了的机构,大学教育脱离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研究质量低下,教育道德伦丧。

”②而唯上畏上、追名逐利、对人文关怀的漠视更是不同程度地存在。

传统大学那种扮演绝对真理、社会公正和道德良心守护神的角色已经改变,大学日益远离神圣、崇高和独立,日益放弃社会批判。

高等教育批判精神是在社会和自我的共同舍弃下失落的,既有高等教育外部的原因,也有其内在的原因。

从大学存在的哲学基础入手,不难看出,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占据了主导地位。

社会更多地关心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逐步忽视了其本身的学术价值,显现出认识论哲学的“枯萎和失落”。

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欢呼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大学地位的飙升奠定着新的基础,大学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似乎无尽的动力。

以独立为核心的批判精神是大学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基础,当它全面走进社会生活的时候,这种精神会变得苍白和乏力。

在中国传统中,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建立的大学几乎没有出现过。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自诞生之日起,政治论的—854—哲学观就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虽然蔡先生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改造北大,其精神至今仍然光焰万丈,但蔡先生是孤独的。

全国解放后,由于严格的计划经济和长期的政治斗争,大学中政治论哲学占统治地位是十分自然的。

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看到,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有所收敛,然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却没有“出人头地”。

实际上,政治论改头换面,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其价值观仍然是国家主义的。

无论是“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还是“科教兴国”,其关注点都在教育的社会功能,不能不说是与中国高等教育缺乏认识论哲学无关。

目前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十分独特的,大学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缺乏独立自主的办学意识,弱化了大学学术自由、机构自治的本质特征,放弃了大学的优良传统与独特性格,扼杀了大学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大学精神的失落造成了高等教育成为行政力量的附属物,导致高等教育批判精神的严重缺失。

98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主题报告——《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议。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宣言》对高等教育使命和责任的重新思考和阐释。

《宣言》认为,高等教育如果想要完成“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使命”,就必须“保持、加强和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重要作用”,在培养人才方面,这不仅表现为“专业训练”、“培养公民意识”、培养文化理解力等,更表现为应使受教育者具有“批判性的和公正的看法”,从而可以“促进、保护和增强社会价值观”,同时还应具有创造力,以使社会文化不断走向进步;在科学研究方面,高等教育不仅要“完全独立和充分负责任地就伦理、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权威,以帮助社会去思考、理解和行动”,更应“不断对新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进行分析,加强自己的批判和前瞻功能,为社会提供预测、报警和预防信息。

”可以看出,在《宣言》中,高等教育的批判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不难看出《宣言》缘起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政治论哲学观在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枝独秀”。

三、必要的张力平衡∶高等教育批判功能实现的必然选择布鲁贝克认为,将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统一起来是将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结合起来的必要途径。

换言之,高等教育政治学与认识论不是截然对立的,政治论使命的实现以认识论为依托。

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允许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并存,并使之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平衡,如此才可以保证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得以实现,促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从深层次的意义上兼顾了政治论与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

批判功能反映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的社会责任和价值,体现了政治论哲学观的要求,同时,批判功能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大学内部的自身逻辑,发扬大学学术自由、教授自治等科学品性,体现了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

高等教育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两种哲学观的深层次理解的基础之上。

笔者认为,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批判功能的基石,必须保持高等教育内部的学术自组织控制、管理。

学术自由基于学术探索活动自身的特点,即学术探究活动指向未知;学术探究活动问题目标的困难性;学术探究活动不仅是理性的过程,也需要情感的倾注。

所以学者在从事学术探究时必须拥有相对自由的氛围,否则将成为“公务员”身份。

在学术言论、活动自由的情况下,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可以大大开拓,学术探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尽量减少乃至消除不必要的羁绊,禁忌和瞎指挥,不断开阔学术眼界,赋予学者们学术自由,是学者们取得学术进步的必备条件,也是大学实现知识创新的必备条件。

赋予学者们应有的学术自由,可以保持其理智的、客观的、超然的品性,可以使他们跳出“今天的围墙”,理性的对待当今社会,可以发挥大学批判和前瞻的功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纵观大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崇尚学术自由是世界著名大学走向学术辉煌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保持大学批判功能和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基石。

当然,现阶段,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组织,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责任和价值。

为此,必须形成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发展观,使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形成真正的良性的张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