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影视剧现象的市场化追求

１４８《商场现代化》２００６年３月（中旬刊）总第４６１期金庸小说的影视剧化，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始，在港台就非常盛行，形成了金庸小说的影视剧化现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大陆影视剧制作中所兴起的“金庸热”，更加强化了这种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港台的影视创作者在几十年间一再把金庸小说搬上银（屏）幕？尤其是大陆的影视创作者何以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如此热衷于对金庸小说的改编？究其原因，这不仅与影视剧市场化运作有关，而且也与武侠剧本的创作以及文化有关。

无论是港台，还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大陆，影视制作的机制都是市场化运作机制，制作影视剧作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繁荣影视业本身，丰富社会的文化生活，而且更在于赚取商业利润。

所以，对于投资人、导演、音像发行公司来说，拷贝的发行量或版权的被购买，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的；而对于媒体如电视台、电影院等来说，收视率或票房收入，同样是第一位的。

而要提高发行量或票房收入，观众对影视剧作的的接受度或认可度是最终也是唯一的尺度。

金庸小说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现之后，就立刻在香港产生了极其广泛而强烈的影响，继而迅速流布至东南亚，波及海外华人圈，以至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之说，而且至今不衰，金庸也因此成为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金庸本人始料不及，其他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也不会想到，当然更大出于专事纯文学创作作家的意料。

严家炎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其奇异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读者之众，而且更在于它具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覆盖地域广，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大，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

而无论什么特点，所体现的都是金庸小说被阅读的广度。

其实，金庸小说不仅具有广度，而且具有深度，在近６０年的绵延中，金庸小说已作为武侠小说的一个著名品牌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中，有许多读者甚至形成了非常强烈而牢固的“金庸小说情结”，他们自己经常阅读金庸小说，也经常向他人推荐金庸小说，同时，更不满某些人诋毁金庸小说；同时，由于极度喜爱金庸小说，与金庸小说乃至金庸本人相关的活动、事件，他们也给予密切的关注，充满浓厚的兴趣，愿意为此消耗时间，投入精力。

所以，对他们而言，“金庸小说”或“金庸”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号召力。

　这种既具广度又具深度的奇异阅读现象的存在，意味颇多，从影视制作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意味着巨大而深厚的商业资源。

因为，在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转换中金庸小说会是什么样子，银屏上的人物、场面、武功等的展示与自己在阅读小说时的感受是否相同，不同的影视创作者对金庸小说有怎样不同的把握和处理等，是喜爱金庸小说的读者所必然关注的，这就天然地使根据金庸小说改编而拍摄的影视剧作具有了极为广大的市场前景。

也就是说，“金庸小说”使根据金庸小说改编而拍摄的影视剧作具有了肯定性的市场预期。

事实也是如此。

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改编方式，无论是港台版还是央视版，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只要是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同名影视剧作，就不乏观众，甚至于，即使观众不赞同影视剧作中的表现，对许多影视剧作中的处理充满了非议之声，但丝毫不影响对影视剧作的收视与观看。

例如，对央视版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就是如此。

关于金庸小说的奇异阅读现象的存在，以及因为这种奇异现象的存在对影视制作所能产生的商业价值，影视创作者是非常清楚的。

尤其是当影视创作者本人也同样具有比较强烈的“金庸小说情结”时，就更是如此。

他们知道，市场是有的，自己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更好地通过影视所特有的技巧和手段，把金庸小说搬上银（屏）幕。

所以，金庸小说一再被改编拍摄。

影视剧作市场的好坏与否，与影视剧作本身质量的高低关系亦非常密切。

而影视剧作质量的高低，剧本所起的作用又是非常关键的。

虽然剧本还只是文字的，还不是真正的影视剧，但它是影视剧的基础，是一剧之“本”，“可以这样说：影视剧本决定了未来影视剧反映生活的深刻程度和艺术造诣的高下。

”没有高质量的剧本，要拍摄高质量的影视剧，几乎是不可能的。

武侠剧当然更需要好的剧本。

因为，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越来越来丰富的拍摄、剪辑技巧使武侠剧的画面（尤其是武打场面）极具视觉效果，但是，若不与生动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故事情节、细腻的情感表现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有机融合，则只能是徒具形式感。

这样的武侠剧也许能给观众带来暂时的视觉冲击力，但从艺术上说，只能是流于一般，而非上乘之作。

拍摄武侠剧的导演们大多应当是深谙此理的，但在过去几十年间，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写武侠小说的人虽然不少，但写武侠剧本的人却很少，而能写出高质量武侠剧本的人就更少；现在，港台武侠小说的创作已式微，而大陆武侠小说的创作才刚刚起步，尽管也涌现了一批专事武侠小说创作的作者以及一批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但真正能进行武侠剧本创作的作者几乎没有，更不用说创作高质量的武侠剧本了。

因此，金庸小说影视剧现象的市场化追求徐　渊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摘　要］金庸小说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一再被改编拍摄成影视剧作，形成了金庸小说的影视剧化现象。

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金庸小说的读者众多，同名影视剧作的市场潜力很大；高质量的武侠影视剧本缺乏，通过改编金庸小说，使影视剧作在艺术水准上有一定的保障；中国人牢固的关于“侠”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　金庸小说　影视剧化市场剧本“侠”情结１４９《商场现代化》２００６年３月（中旬刊）总第４６１期要拍摄武侠剧，解决剧本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改编，即把武侠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本，然后完成为影视作品。

就改编而言，则必然是选择武侠小说的优秀之作，尤其是名著，因为，名著本身就意味着思想深刻、艺术水准上乘、艺术个性独特、反映了时代特征、因表达了人类共有的情感而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

与传统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由于全面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格而成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与新派武侠小说其他作家相比，金庸又以其严肃的创作态度、饱满的文学自由精神、不断创新的艺术追求以及高超的叙事技巧，成为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第一人。

具体来说，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要及重要人物形象，无论侠魔，都有其鲜明而丰富的性格特征，有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如郭靖、令狐冲、韦小宝等；在叙事上，金庸小说的结构不仅宏大严谨，而且构思巧妙，开创了如陈墨先生所认为的人生主线、历史视野、江湖传奇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模式。

在情节的安排上，金庸小说又不拘于武侠小说中常见的单一的故事模式，而常常是把诸如复仇故事、爱情故事、夺宝故事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在情节的具体展开中，巧妙地运用悬念、巧合等手法以及大量的细节描写，从而，不仅显示出情节的丰富性、多变性，而且显示出情节的生动性、曲折性。

另外，金庸小说中的情节又总是和人物的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性格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节，或者是性格在情节中得以形成、发展，更增添了情节的合理性；就思想内涵而言，金庸的每一部小说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江湖传奇故事，对人性、人情的剖析与揭示，对历史本质的探索与审视，对文化精神的批判与弘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抨击等，是金庸小说引人入胜的故事背后的深刻蕴藏；至于武功，金庸小说的武功描写以其哲理化、性格化、艺术化和文化化的表现，显示了它的神妙与超绝。

关于金庸小说的成就，当然不止于这些，不过，以上简单的描述已足以说明，金庸小说的确是武侠小说有史以来之登峰造极之作。

既然武侠剧剧本的改编一般是改编于武侠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尤其是名著或经典，那么，金庸小说被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影视创作者所一再青睐，自在情理之中。

金庸当年在谈及武侠小说何以在香港、海外流行时曾说：“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

……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

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

”对中国人的“侠”情结，陈平原先生主张“从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说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到底是哪些文化传统以及大众心理，推动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游侠想象”金庸之说，陈平原之论，以及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包括武侠小说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风行的现象本身，足以说明产生于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侠”意识已积淀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积淀成深重的民族心理。

在以文字、书籍为主要媒介的时代，借由诗文、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国人的“侠”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满足，以至于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类型本身成为中国人所独有的文学形式而历久不衰。

进入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催生了电影、电视等视觉性媒体，并迅速普及、深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革命性地带来人类认知方式、娱乐方式、审美方式的转变。

于是，作为诗文、小说之“侠”的存在，很自然地进入影视艺术成为影视之“侠”的存在，从而，不仅产生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影视类型——武侠剧，而且，也使中国人在更广的视界去表现“侠”，去满足对“侠”的精神需求。

即是说，无论是武侠小说，还是武侠剧，尽管其艺术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兴盛的深层主要依据都是中国人关于“侠”的深重而牢固的文化心理。

在武侠小说、武侠剧的创作上，与港台相比，大陆明显滞后。

所以如此，是因为２０世纪（尤其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大陆在文化、艺术领域所显现出的严重意识形态化现象。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是作为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侠”情结的不能忘怀，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化对“侠”情结形成的禁锢和压制。

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尴尬：拥有庞大作家、影视创作者队伍的大陆文学界、影视界，居然于武侠小说、武侠片无所作为，而任港台同行独领风骚。

２０世纪末，观念的解放带来意识形态的日趋弱化，文化、艺术日益回归其应有的多元、平衡状态，一直存在且时常涌动于心的“侠”情结得以重新进入大陆国人的视界，并堂而皇之地成为艺术所表现的对象。

于是，不仅专事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队伍日趋形成，并有专门的刊物出现，而且武侠剧的制作也成为大陆影视创作者越来越热衷的一个选择。

也许是因为压抑得太久，一旦开禁，创作热情显得异常高涨，以致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继港台之后，大陆的武侠剧制作空前繁荣。

所以，没有国人牢固而强烈的“侠”情结这一根本性文化心理前提，就没有武侠小说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于香港的创作和流行，及其后的武侠剧的产生，也没有大陆在解除了意识形态的重压之后，武侠小说、武侠剧从创作到阅读、观看的繁荣。

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侠义精神，如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锄强扶弱等，而且创新性地赋予了侠义精神以新的内涵，如郭靖所奉行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萧峰所追求的民族平等、百姓安康等，同时又由于高度重视写“人”，从而鲜明、生动地塑造了诸如郭靖、杨过、萧峰、令狐冲等一系列既深具侠肝义胆又充满个性色彩的典型侠客形象，极其充分而强烈地弘扬了侠义精神，非一般武侠小说所能比，因而，既受到一般读者的喜爱，也受到影视创作者的推崇，一再由小说而至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