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天下观_视野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

【历史学】“天下观”视野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杜永吉(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江苏南京210003) 摘　要: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种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观”,它崇尚礼、德、仁等文化价值观念,希望构建一个“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

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注重运用政治、文化手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军事与经济目标则较少重视,从而形成了以求和平、重防御、谋统一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战略文化传统。

关键词:天下观;协和万邦;对外战略;战略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8444(2006)0120096205收稿日期:2005210218作者简介:杜永吉(19742),男,江苏邳州人,讲师,军事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在近代中西方文明相互撞击之前,中华文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而又成熟的文化体系,成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区。

“这一文明的政治结构即东亚体系:核心地区与半边缘地区通过文化和经济交往形成一个同心圆状的东亚社会。

随着文化的扩散,周边国家开始学习汉人的礼仪、儒家的文化,在政治军事制度上更是竭力效法。

”[1]28中华文化不但对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东亚体系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中,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观”,不仅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根本看法,也决定了他们对东亚秩序的价值追求。

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一直试图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一个和谐共处的天下秩序。

在此过程中,孕育了中国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的战略文化传统,至今还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中国的对外战略行为。

一、中华“天下观”的形成及其秩序追求 “天下观”既是中国古代的地理观、世界观,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观、价值观。

从中华“天下观”的形成及其内容来看,崇尚礼、德、仁等价值观念是其文化核心。

它体现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熏陶下的中国先人对自己文化所产生的高度自信。

由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孕育的中华伦理政治文化,注重伦理道德的社会规范,主张君主推行德治仁政的王道理想。

由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文化特质的规范,几千年来中国追求的是文化立国、建设礼仪之邦的政治文化理念。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历代统治者都把文化的化育作用摆到突出位置,文化成为建立和维护天下秩序的重要支柱。

(一)“天下观”与“朝贡体系”的秩序构建。

“天下观”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看法,代表了他们的世界秩序观。

在中华文化“天下观”中,“天下”不仅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还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

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不但有志于实现中华和谐一体,还试图把这种理想目标推行到整个世界,以谋求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

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按照儒家关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在东亚构建了一套礼仪制度,即“朝贡体系”。

在“朝贡体系”中,作为中心的中国以文化规范来处理与各个国家间的关系,把和谐有序的东亚秩序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因此,“朝贡体系”也可以看作是夷夏关系的延伸和扩展。

“朝贡体系”从汉开始,经隋唐重兴,至明清69达到顶峰。

特别是明太祖时这一秩序更加巩固,当时诸藩来华“朝贡”者有“迩者、安南、占城、真腊、百花、苏门答腊、西洋等三十国”[2]。

根据《大清会典》所列属国表、赵尔巽所撰《清史稿》、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等书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与中国有从属关系的国家主要有:安南(即越南)、缅甸、锡金、尼泊尔、暹罗(即泰国)、南掌(即老挝)、高丽(即朝鲜)、琉球、苏禄(即菲律宾)等。

对于中国封建统治者来说,建立“朝贡体系”企图达到三个目的。

政治上,形成“万邦来朝”的局面,显示“天朝”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

军事上,通过类似于国内礼治秩序的构建,使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和睦友好关系。

“中国既安而四夷自服”(唐太宗语),通过朝贡体制的构建,在“天朝”的四周建立一道“藩篱”,即“守在四夷”,作为“天朝”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达到“保蕃固边”的目的。

文化上,通过朝贡体制的构建满足一些国家学习、传播中华文化的需要,并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在其国内实践中华文化。

当然,对于邻国的统治者而言,受中国册封,以换取保护与支持,也可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政治上,当国内人民起义威胁其统治时,求得“天朝”大国的保护和援助,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军事上,当遭到外来侵略时,可以请求“天朝”大国保护和援助。

在思想文化上,他们也乐于学习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

经济上,属国“进贡”的目的除了求得中国的保护外,还希望借此与中国进行广泛的交流,以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总之,属国的统治者“朝贡”或“称臣纳贡”,只是一种接受“天朝”“洗礼”的象征,中国与四邻的关系只是一个形式上、道义上的“宗藩”关系,中国并不否定属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属国的内政,相反地,当属国遇到内乱和外患时,它还要帮助属国,以尽保护属国的义务。

属国虽同中国保持从属关系,但只是名义上的,“他们不受干扰地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彼此是通过一种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而和平共处”[3]。

明朝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体现朝贡关系的光辉范例。

(二)“协和万邦”:天下秩序的理想追求。

“朝贡”体制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一种特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以儒家文化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国家对外关系上的延伸,是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及其以“和”为主旨的价值观念在国家关系上的扩展和应用。

“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主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

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他也必然会吸引化外的夷狄来到中国的朝廷上来。

……既然皇帝受命于天统驭万民,他自宜对一切‘远方来人’表示仁慈的胸怀。

”[4]140在朝贡关系的外交体制中,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把“德”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是其一贯的外交政策。

周边的藩属国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原王朝进行朝贡以示尊崇,但是中原王朝往往会给予多倍于贡物的赏赐,藩属国的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王朝册封,奉中原王朝正朔,但中原王朝有义务确保受其册封的王朝的统治地位,无偿地替其平定内乱,助其抗击外患。

建立在儒家伦理观上的“朝贡”体制不仅把“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德怀柔远人”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还把“协和万邦”作为它的理想目标。

“协和万邦”的理想追求最早是远古时中国内部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其要旨是道德教化为本,以修养好自身的道德、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它邦国,从而达到“协和万邦”,反映了中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主张。

作为天下秩序担当者的“天子”要承“天”之德,推行德治仁政,用礼仪规范来维护天下秩序。

“天子”不仅有责任用“德”的精神和“礼”的准则来维护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处理好民族间的关系,还应当把德治主义推向天下,追求天下的和谐。

因此,“协和万邦”逐步演化为中国封建王朝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自汉文帝开始,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了朝贡体制的国际秩序。

鉴于中华文明的相对先进性、中国的实力地位以及它的和平理念与和平主张,朝贡体制成为良好的和平安全机制,保证了东亚各个国家之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

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

”[5]德的精神和礼的准则使中国成为东亚和平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这79种王道理想实质上是德治主义的政治主张,通过礼仪规范而建构社会秩序的和谐,对内求均、和、安,对外以德来人,来则安之。

在中国文化中,德治主义一直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它要求以德治国,追求一种通过礼的规范而建构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正如孟子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不论对内的统治或对外统一天下的斗争,都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通过王道的理想而不是霸道的手段来维护国内各民族之间以及国家间的关系。

以道德价值为目标,在中华“王道理想”的指导下,中华文化所追求的“天下”秩序是和谐一体与和平共处。

当然,“协和万邦”的和平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有时仅仅是一种现实追求甚至是一种理想状态。

一种秩序能否实现不仅仅在于文化观念的规范和指导,还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作为后盾。

文化上的自信是实现“协和万邦”的主观前提,因为只有在充分自信的前提下,中原王朝才能够以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对待少数民族,相信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和同化蛮夷的强大功能。

而强大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则是实现协和万邦的客观基础。

在积贫积弱的宋末和明末,汉族知识分子普遍滋生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调夷夏大防,这种文化上的偏执和自大,实质上是实力失衡后在文化自信上寻求的一种精神发泄。

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旦中华民族失去了自身的实力,就会倾向于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不再自觉履行维护东亚秩序的责任,这也会导致协和万邦理想的破灭。

二、秩序追求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 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在处理同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政治———文化取向,对军事和经济性目标,如领土扩张、军事强盛和经济增长则较少重视。

[1]130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求和平、重防御、谋统一,就成为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主要价值取向。

(一)秩序上追求和平。

中国传统天下观强调的是文化上的主动认同而不是武力征服,是王道理想而非霸道手段,因此追求秩序上的和平状态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价值。

在秩序上追求和平,是指中华民族强调文化上的王道教化,使周边民族、国家能够通晓中华文化的礼乐之道,从而达到四野宾服、万方来朝的“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

在中国的各个朝代里,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采取和平的手段来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对于周边国家,中国在一些王朝中也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如隋朝、元朝的开国君主曾发动过征伐战争,但是这种侵略性的战争在国内一直受到道德规范的压力和谴责。

对此,近代军事家蒋百里所作的评价尤为中肯:“历史上开疆辟土之豪杰,我国民未尝加以特别的赏识,而独于效死勿去之英雄,则啧啧焉诵之而犹有余欣。

”[6]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士大夫们对战争的发动具有很大的舆论主导权,如果他们认为君主发动的战争不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就会进行强烈抵制,甚至通过史书进行道德谴责。

甚至少数民族的将领接受了中华文化,也会对君主的不义战争进行抵制。

元朝世祖时期,身为“西夏将军”之后的昂吉尔,自己“领其父军,从征诸国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