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现象
2011年浙江大学706中外文学史考研真题
浙江大学706中外文学史2011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及参考答案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2011年入学考试试题分析中外文学史（706）一、填空及名词解释（填空每空1分，名词解释每个5分）1、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信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派斗争的序幕。
2、周作人于1921年发表《美文》，专门探讨现代散文的概念。
3、“七月诗派”的主要诗人有牛汉、绿原、曾卓等。
4、被夏志清称为“流浪汉的喜剧旅程路”的小说是《围城》。
5、胡风创作于1949到1951年的大型交响乐的长诗是《时间开始了》。
6、丙崽是韩少功作品《爸爸爸》中的人物。
7、1978年，《今天》的创刊，标志着潜藏于地下的、即被人们称为“朦胧诗派”的现代诗潮一次公开的集体亮相：这一诗歌群体刚在文坛上出现，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8、九叶诗派：九叶诗派是4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个追求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流派。
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主要阵地，聚集了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曹辛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为代表的“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该诗派也称“中国新诗派”。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40年代九人诗选《九叶集》后，他们就被称为“九叶诗派”。
9、新浪漫主义戏剧：五四时期，所谓新浪漫主义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以现代非理性哲学为美学基础、与传统现实主义相对抗的多种现代主义流派，梅特林克、王尔德等人以及易普生后期的象征主义戏剧都被称为新浪漫主义戏剧。
作为五四时期译介西方戏剧的一个热点，新浪漫主义反传统的写实主义文学观，追求“灵的觉醒”，注重情绪、直觉、幻想与想象，主张“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
田汉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戏剧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浪漫主义的特点。
10、第三种人：主要是指苏汶，因其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而被称为“第三种人”，他赞同“自由人”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
苏汶介于左翼阵营与国民党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之间，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声援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
王朔作品
王朔作品一．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朔创作了“顽主”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与当时社会上的正统作品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一出现便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二是社会上存在着对这类作品明显对立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作品在社会上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品又引起许多正统文学评论家的否定；三是这一时期王朔不仅在文学创作领域成就辉煌，而且在影视圈的创作也有着较高的收视率，而这些又与大众媒介的作用分不开。
其实所谓“王朔现象”就是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由王朔的创作引发的矛盾现象。
总之，王朔现象是八九十年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现象看到中国在文化转型期的社会现状、并对未来进行深刻的思考。
二．王朔小说表现出十分突出的“大众文化”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消费与娱乐。
在我们以前的观念中，文学不但源于生活，而且必须要高于生活；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对芸芸众生进行人生和社会的启蒙，而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媚俗”。
对此，王朔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赢得市场，完全迎合读者的口味。
王朔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在纯文学于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一枝独秀，就在于他能够“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一种适应“商品社会”需要的策略。
第二，批量与复制。
在我们以前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文学的可贵就在于创新。
许多文学家都一直认为，重复自己就等于自取灭亡。
而大众文化则正好相反，不讲独创性，只讲时效性。
创新就等于独特，独特就会失去大众。
而讲求效率，则可以加快消费的过程和频率。
为了追求最大的市场效应，就必须迁就大众的阅读水平和欣赏习惯，只能讲故事，用同样的方法讲不同的故事。
大家读了就忘，忘了就再讲。
因此，王朔的小说一走上这条道路，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重复自己。
第三，利用大众媒体。
在我们以前的文学观念中，文学诞生过程的重心是在作品完成之前，主要是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作品完成之后，就完全任人评说了；因此，文学是一种精神贵族，是与清心养性联系在一起的，与抛头露面、招摇撞骗、哗众取宠等做法水火不容。
结合王朔现象,谈谈你对“文学危机”和“人文精神的危 机”的理
结合王朔现象，谈谈你对“文学危机”和“人文精神的危
机”的理
近10年，文艺界围绕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有过三次较大的论战。
第一次是关于文学的人文精神问题，第二次是关于作家的“聪明”问题，第三次是关于文学的批判精神问题。
这三次论争表面上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理论上似乎是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实质上对立的双方在理论思维上是停滞不前的。
也就是说，对立的双方都没有在论争中汲取对方的合理的东西，超越自身的局限，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而是停留在同一层次上来回地揉搓。
作家王朔的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
这种调侃是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
王朔调侃大众的虚伪，也调侃人生的价值和严肃性，最后更干脆调侃一切。
在这种调侃一切的姿态中，从调侃对象方面看，是一种无意志、无情感的非生命状态，对象只是无谓的笑料的载体。
在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社会里，需要重视的不是人文精神失落不失落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尊重别人的选择的问题。
今天应当确立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谁也无权干涉他人的选择，有的人可以选择做哲人，有的人可以选择做隐士，有的人可以选择当小市民。
应当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哪怕是犯错误的权利，我们过去老是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但有时可能还需要坚持在别人看来是错误的东西，而在某种情况下，坚持错误比坚持真理更为不易，更需要勇气，也更有意义。
在怎么活的问题上，没有应当怎样
不应当怎样的模式，谁也不能强求谁。
的确，我们应该尊重他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绝不能放弃对不同的自由选择作出真假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
文化概论不平则鸣—王朔的反“崇高”
不平则鸣—王朔的反“崇高”王朔是八九十年代最具争议的作家，关于他的作品各方文人学者或褒或贬，有人称其为“痞子作家”、“商业作家”，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也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反映的是一种反抗虚伪现象的精神。
其实，不论王朔文学创作的动机是什么，在这个虚伪的时代，他那种从骨子里透露出的反叛精神都是值得称道的。
王朔作品中反对“伪崇高”“伪精英”的精神可以理解为他的不平则鸣。
一、王朔为什么会反崇高成长经历。
王朔的反“崇高”与其童年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王朔曾在访谈节目中谈到他小时候的老师都喜欢冒充全知全能。
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因举手指出老师写了错别字而被认为是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还因此把他家长叫到了学校希望他家长可以打压他，并且老师还让他写三千字的检查。
王朔回忆他的老师还经常离间学生的关系，不许成绩好的同学和他一起玩。
除此在王朔眼里他的父母也是非常专制的，他们在孩子面前总喜欢假装上帝假装神圣并用此来教育孩子。
王朔的父母和老师总喜欢扮演伟大崇高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并不总是对的，对此王朔非常的反感，这也为他日后的反崇高埋下了种子。
成名后的经历。
王朔在成名后被一些精英学者称为“痞子作家”，作品被认为是颓废文学，大众文学。
同时，几个用他作品改变的电影也被禁。
王朔显然对于那些精英们的批判非常不满，他自认为他的作品就是在反映现实。
他曾说过当时没有几个学者是在认真的批评他的作品，很多所谓的精英就是打着崇高的幌子跟着掺和，那些人在他看来并不崇高，都是在冒充崇高。
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王朔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为他做为一个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圈内高层”伤害之后的表现：他热爱文学，自负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却被文学圈看成“没知识”分子，成名后照样被精英们划到大众文化的范围加以小视。
王朔现象研究综述
王朔研究综述吕治霖（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702班）指导老师：郑悦摘要：王朔的确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从一开始评论界和学术界就对他的作品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之中王朔创造了文学界一个又一个的的奇迹。
对于王朔小说的研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大的方面：1、对“王朔现象”的研究；2、对顽主形象的研究；3、对小说语言的研究。
关键词：王朔；小说；王朔现象；顽主；语言；综述王朔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至今已有二十余载，他所创立的“新京派小说”、“痞子文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产生过巨大的反响至今余热犹存，而王朔的创作也是在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风口浪尖中度过，对于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说王朔的确是个永远避不开的话题。
评论界对于王朔小说的研究大体上也是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对“王朔现象”的研究1988年在中国电影创作一度萎靡的情况下王朔横空出世，他的《顽主》等四部小说几乎被同时搬上荧幕，因此被有关人士誉为电影界的“王朔年”，“王朔现象”初露端倪。
直至九十年代初王朔商业写作和影视剧创作的大获全胜，由此出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王朔现象”。
1、“王朔现象”形成原因的界定。
对于“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评论界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
米雨《论“王朔现象”的生成》[1]认为“王朔现象”的生成得益于两方面：一是语言的调侃风格和新北京方言的娴熟运用；二是成功的商业写作，小说情节暗合了读者的心理。
金鑫《“王朔现象”的思考》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王朔小说受青年人的欢迎，主要归因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阶层青年人的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情绪所用的特殊的语言方式。
” [2]银书瑶《“流氓”的悲歌——浅析王朔作品和王朔现象》[3]不仅阐释出王朔小说的语言和情节是“王朔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而且更进一步阐明王朔小说具有“补充体验”的功能，也即满足了读者某种猎奇的心理。
以上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王朔小说的成功对于“王朔现象”的影响，是一种“狭义的王朔现象”，而梁凤武《浅析“王朔现象”的原因》[4]则从“广义的王朔现象”出发将上述研究者的论述归为“王朔现象”产生的内因，并且阐明了促成“王朔现象”产生的外因:影视传媒的推动。
王朔现象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王朔现象研究文学院08汉语言刘芸王朔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他涉猎文学创作，影视创作和文艺批评，在20世纪末的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现象被称为王朔现象。
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
这种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王朔的诞生并非偶然。
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
一、关于顽主王朔对于当代文学的一大独特贡献在于他成功塑造了一批顽主的形象。
顽主，迷失在变革大潮中的反叛青年。
这一类人既非知识分子，也非学生；既非英雄人物，也非乡下百姓。
他们出生在建国的初期，成长在文革时期，成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有着特殊的身份——北京大院子弟。
特殊的生存环境、特殊的身份使他们有着先天的优越性，然而改革的大潮将这一切都粉碎，他们成了一群没人关心、没有职业、没有家庭的无业游民。
对于顽主这一人物形象目前大都围绕以下两点进行研究：对顽主形象的深层内涵及角色定位的研究；对顽主形象的文学史意义的研究。
1、对顽主形象的具体内涵及角色定位的研究。
徐峰《边缘人物抗争——评王朔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1认为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典型的被时代边缘化的人群，而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痞子气”只是一种肤浅的外化表现。
他们的典型特征是个人理想受到现实社会的打击而丧失了原有的理想并且无法找到新的理想来支撑原本已经形成了的观念形态。
周文超、李古强《浅论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2也表达出了相似的看法，只是转变了一种表达的方式，认为顽主是被生活甩出轨道的“局外人”、“多余人”形象，是“失落的一代”，是生活中“被遗忘的角落”。
此外，周文超、陈正平《试论王朔笔下的“顽主”独特的生活方式》3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而李建平《“痞性”与“纯情”——浅谈王朔作品中的顽主形象》4则对人物形象做出了另一种诠释：认为顽主是痞性与纯情的结合。
关于王朔现象的评价及
关于王朔现象的评价及关于王朔现象的评价及“文学神经质”摘要王朔现象曾是中国文坛有影响力的现象之一，对其评价有褒有贬，以贬居多。
本文认为对王朔现象的评价似乎有些是“文学神经质”的表现，应对其再评价，建立一种开放自由的文学理念.关键词王朔现象文学神经质社会转型开放的文学理念青年作家王朔走红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空中小姐》一炮打响;1988年又推出《浮出海面》等四部力作，并先后被搬上荧屏;再以后，《我是你爸爸》等三部长篇小说和《过把瘾就死》等几十部中篇小说相继问世。
对于王朔一度的大红大紫，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特别是王朔后来涉及影视圈，更是家喻户晓。
从“王朔热”的升温，到后来就热热闹闹地形成了一个“王朔现象”.一对于王朔及其作品的评价有褒有贬，众说纷纭。
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对于“王朔现象”的各种评说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有的过激，特别是一些持反面的意见有时实在令人费解.不仅王朔本人被视为“痞子”“流氓”，有的评论者竟说“:王朔在现代社会的流行是一个凶兆，王朔在精神荒原上栽了一丛丛罂粟；……说他是世纪末的恶作剧者，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一点也没辱没他。
” ①王朔特别不受学院派文人教授的喜欢，许多人似乎摆出了拯救人文主义的民族大旗，发出了呼救“:我们多了个王朔汉语多了些不幸。
” ② “中国流行王朔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反动。
王朔作品的出现并流行是编辑的悲哀，读者的悲哀，政治的悲哀，民族自信心的悲哀。
” ③这种呼声之高，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王朔的到来，就能让中国文化断流一样。
有一种不把王朔踢出文坛不罢休的姿态。
现在看王朔真是有些可悲，好像从一开始出场就一直要承担着这些指责，什么行为不端，不正派统统与他有缘，有关于文学使命的倒台或是人文精神危机的讨论就总把王朔拉出来做例子,因此让人费解。
其实无论是从普通接受来讲还是从鉴赏批评来说，总是持有上述姿态者，已经或多或少的有了一种“文学神经质” ④的表现.“文学神经质”在文学活动中指创作者、接受者及批评者等的一些对于文学、文学作品及文学活动的非正常的认识.在文学活动中，世界、文本、作者和读者这四个因素是相互作用的。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版)(章节题库 第20章 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圣才出品】
第20章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一、名词解释王朔现象（浙江大学2011年研）答：王朔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现象。
王朔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表现了与80年代同一题材的多数作品的不同视角和处理方式。
王朔这种挑战“文革”的统一书写而引起争议，拓宽了这一敏感题材的表现空间。
小说中的人物表现了对作为主体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抗拒倾向，故事在世俗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展开。
作为这一形象的基本特征的，是那种调侃、嘻笑怒骂为基调的语言。
针对王朔的争议，主要不是发生在艺术的层面，而是精神、道德倾向上所做的选择；因此，王朔及其文本成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简答题结合具体作品，论述王朔小说的独特性。
答：王朔是我国新时期著名的作家、编剧，其代表作有早期的《空中小姐》，但直到后来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猛》《玩的就是心跳》等，才使得王朔有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王朔小说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成为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大众文化现象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呈现出独特而明显的大众文化特征，包括消费与娱乐、批量与复制以及利用影视等新兴大众媒体。
与这种大众文化特征相契合，王朔小说在文本层面呈现出独特的风格：（1）通俗幽默的语言。
讽刺调侃式的语言是王朔小说最具特色的语言风格，一切占据了主流地位的美好而神圣庄严的情感和价值观在王朔的小说中都必然受到了无情的讽刺和调侃，最终成为笑谈。
同时京味十足的口语化是王朔小说的又一大语言特色，这种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能够表达出原有的标准书面语所不能表达出的精神内涵，更多了一些韵味，同时，更能容纳一定社会时期的时代精神。
（2）典型的人物形象“顽主”。
王朔笔下的主人公身上都带有浓重的“痞子味”，他们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代表了那个时代大部分年轻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倾斜和断裂。
（3）独特的反叛精神。
王朔在小说中敢于怀疑权威与真理的绝对性，嘲弄生活现行的价值准则。
王朔小说的反叛精神引领了市民文化的日益崛起以及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学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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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生于1958年，长于北京的部队大院，自1978年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短篇处女作《等待》以来不断有作品问世，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也有数十部之多，影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就是改编自王朔小说。
关于王朔的争论在文艺界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称他的创作为痞子文学，有人称之为市民文学，有人称之为通俗小说，还有人说它什么也不是。
王朔自己也是不甘寂寞，与金庸的论战、对鲁迅的批评帮他赚足了人们的眼球，甚至连曾经沸沸扬扬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也与他有关。
然而，即便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矛盾现象被称为“王朔现象”，也是中国当代文坛无法回避的一个符号。
和后现代主义一样，王朔的“痞子文学”一开始就在口诛笔伐的情势下讨生活。
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仍然对“痞子文学”横眉白眼、毫不留情。
例如，作家毛志成就一直非常看不惯王朔等人的“痞子”作派，他说，王朔几乎使出了主要力气，用之于三嘲: 一、嘲讽一切大德人、大卓人、大善人、大好人，几乎认为不存在。
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由俗人、庸人、小人、愚人构成的; 二、嘲讽一切大事业、大活动、大行为、大功绩，好像人类和社会的一切前进或运转，都是由杂七杂八的俗人琐事、小人浊事拼凑起来的，所谓“尘世”就是由髅蚁和烟尘搅动出来的。
三、嘲讽文化本身，认为凡是具有文明属性的行为、语言、文字都是“假惺惺”的勾当，好像社会的主要景观就是油人、油话、油腔、油调、油文甚而是污言秽语构成。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王朔的机智幽默、妙语连珠，以及强悍、泼辣、直率的调侃和自嘲，淡化了“新潮文学”故作深沉的道德说教，在悲凉之雾中开出了一条自我放松，自我调节的“找乐”之道。
王朔曾坦言，自己的作品即便什么意义也看不出，“起码也让你看一乐儿”。
所以，何西来给王朔定位，“首先是消闲文学家”。
王朔式的日常口语凡俗性，消解了知识分子书面语的深度性、批判性、超越性，进而使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危机。
王朔对书面语言的颠覆，使“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时髦起来，大众不期然地被改造，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想、批判精神在痞子文学中被消解掉了，甚至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语言也被口语的凡俗反衬得失去了合法性。
于是, 在主流意识衰落、社会中心价值解体、知识分子陷入20 世纪的第三次低迷、先锋文化缩小地盘之际, 大众文化全面兴起, 领导人们生活的新潮流。
同时，王朔也敏感的意识到市场和科技正在影响着当代艺术生产的方式和方法。
作家张抗抗认为王朔是当代作家中商品意识的第一个觉醒者，王朔最大贡献在于他把“文字”的价格炒了上去。
而文学对大众传媒的利用，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与影视的互动，其次是在媒体上频出“惊人之语”。
王朔在这两方面可谓“当仁不让”，以他独具的眼光名利双收了。
王朔认为, 目前文坛有些人对什么都愤愤不平,好像有天大的不公平, 其实现在大家都可以平等、自由地生活, 是从来没有过的好的形势。
既然吃写作这碗饭, 就得摸清这一行的行情, 要有一种商人的眼光, 知道什么好卖。
如今当作家把自己穷死, 那真不叫本事。
“弄出个好东西, 当然应该卖个好价钱”。
某些人写的东西失去了读者, 没有了市场。
就对整个文化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就高呼人文精神失落了, 其实他们的自尊心失落了。
他说, “我原来也埋怨过社会环境的险恶, 人心的高深莫测。
现在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咎由自取”。
“我看这国家, 这世界挺好, 其实生活好不好, 全看你个人, 再好的社会也有那活得不自在的。
各人各安其位, 把自个儿招呼好了, 自个儿给自个儿挣‘享受’,不让国家操心, 不给政府添乱, 不是挺好?”
在中国, 文化大革命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 政治思想领域的开明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因而必然产生对以往价值的重估以及对未来价值的寻觅。
王朔现象的出现，昭示着大众化的“俗文学”对占正统文学的一次成功的解构和背弃，“王朔现象”的出现也只不过是这种现象的一点，而通过这个点，我们可以对当前的文学创作进行多元化思考。
这也正是研究“王朔现象”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