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正义观_兼谈马克思何以拒斥_批判正义

学术研究　2005年第7期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正义观———兼谈马克思何以拒斥、批判正义●林进平　徐俊忠 [摘　要]马克思在其思想成熟期拒斥、批判正义,是一件值得反思和追问的事实。

这一事实的背后隐含着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正义形成的认识:社会的真正基础和动力是社会生产而不是正义;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正义的范式及其实质;物质生产的发展决定了正义内容的演变;正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正义决定分配。

简言之,正义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

[关键词]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　正义　物质生产〔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7-0056-06 一般而言,正义都会被当作具有积极意义或者说是某种体现为善的价值理想。

然而正义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作品中,却有着与这种流行观点几乎不同的境遇:正义并不是马克思诉求的对象,而是马克思拒斥、批判的对象。

[1](P566);[2](P309);[3](P188);[4](P281)以伍德(A l l e n W o o d)的说法是,“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清楚地阐述积极的权利或正义思想的真正努力”。

[5](P390)对于这一事实,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以波普的说法就是,马克思是心怀正义但又苦于“正义”为人所滥用的缘故才忌讳使用“正义”的。

[6](P310、319)但是,如果考虑到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是“审慎”地对待正义,[5](P390)而不是出于一种情感的偏激和理论的“猎奇”的话,就有必要考虑马克思拒斥、批判正义极有可能是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到了正义的限度。

而这一点正是笔者在此所要探讨的。

一、社会的真正基础和动力不是正义,而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关于社会的真正基础和动力的认识上面,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论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在正义论者看来,正义是合乎人性的,是引导和提升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具有超越社会、历史的永恒价值,因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就在于倡导正义,推行正义。

[1](P566);[7](P161)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要求,是从属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的真正基础并不是正义,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特定社会的经济状况往往规定了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作为社会经作者简介　林进平,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广东　广州,510631);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

56济状况的基本因素的社会生产更是具有基础性意义。

生产既是人把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标志,[1](P24)又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1](P30-32)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实质上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表述的内容归根到底无非是对物质生产的反映。

[1](P30)实际的情形往往是特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特定的生产方式,特定的生产方式的选择往往体现为特定的经济制度,而任何经济制度都是一种利益格局的安排。

正义观所反映的内容,既表现为对特定经济制度的适应,也表现为对特定的利益格局的呼唤。

因此,正义就其产生和内容上来说,都是具有从属和派生的意义的。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揭示的就是包括正义在内的社会意识与人的物质生活之间的本来关系。

[1](P30);[8](P8)正义论者之所以会把正义看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在于他们漠视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对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决定作用,仅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从正义观念出发。

这使得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关系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落入他们眼帘之中的就只是正义观念,因此,历史呈现在他们眼下的就是一幅正义观念的画卷。

[1](P44)而在这一画卷中,得到充分展现的也无非就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正义观念,因为在每一时代中占统治地位且能流传于世的也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主要是该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正义观念。

[1](P52)同时,历史上的正义观念也确实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且往往是越往后的正义观越具有真理性的意义。

如果割裂这种演进背后的根本动因,就容易把后期的正义观念看成前期正义观念演进的目的。

[1](P51)因此,历史的演进就成了向他们所掌握的正义理念演进的过程。

二、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正义的范式及其实质虽然历史上有过不同的正义形态,但是,作为正义,它们都传承着这条一个共同的范式:各得其所应得。

从表面来看,正义的这一范式似乎不为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所左右,但实质上却烙下了物质生产、社会经济发展和分工的印记。

透过这一范式,我们能够发现它传达出这样的一些信息: (1)“各”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界分;(2)存在着一种所得关系或所有关系;(3)包含着一种衡量“所得”是否为“各”所应得的尺度或参照。

其中,(1)、(2)两点所包含的关系恰好与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在特定经济制度中所形成的关系一一对应。

这不是巧合,而是表明正义这一范式是与社会生产以及特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要生存必须进行两方面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命生产。

但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9](P24)都必然发生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对自然的占有关系。

[1](P33)因此,正义范式所透露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对物的所有关系就只不过是生产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

而正义观念之所以突显“分”的意义,又与人类的社会生产受制于分工这一事实息息相关。

在早期的人类社会生产中,人类个体力量的微弱决定了合作的必要性,[1](P35)以便获取一种联合起来的力量去征服威力无比的大自然。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自发地产生了依据各种自然条件基础上的分工倾向,合作往往是自发分工的合作。

与此相应,他们也以其特定的方式,分享着他们的劳动所得。

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发展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分离的阶段,[1](P35)分工具有了全新的历史意义。

从事精神活动的生产者,就会在他们的观念世界中重构人类进行物质生产这一过程,而在他们的观念世界中,分工-合作-分享所得将是他们无法摆脱的观念和需要肯定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毕竟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经验总结。

另外,分工的观念之所以得到肯定和不断的强化,也在于分工在文明社会中,在事实上已成为具体人生的一种“宿命”。

因为当分工产生之后,一方面意味着人类通过分工合作的过程获取了一种整体的力量,即获取了“扩大了的生产力”;[1](P38)另一方面,分工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立和依赖,并且具有某种遗传性发展的性质,因而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

人们也因之使自己的活动固定化。

因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57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1](P37)因此,人们基于分工所从事的活动就成了人们彼此相互区分的一种标识,一种“身份”。

或者说,人们是以自身无法选择的分工规定了的方式参与社会生产的。

因此,人类的生产在其开始之初就烙下了“分”的印记。

人们在参与生产时,烙下了分的印记,必然使人们在分享其劳动所得时,也遵循着分的逻辑。

马克思指出,“分工和所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1](P37)因此,人们以何种分工方式参与生产,将意味着有相应的方式分享其所得,就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义即是对`分'的修饰和支持。

”[10]但是,任何劳动成果的获取,就其性质上来看,都是社会合作的产物,是人们的共同劳动所得,要分配共同劳动所得,就必须有分配标准。

由于人们参与劳动的方式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从各自的维度看,就意味着在分配所得上存在着不同标准,存在着不同主张的冲突。

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协调各方的利益主张,分配其各所应得?这意味着必须要有一个普遍认可或者不得不认可的标准来进行分配。

显然,不同标准体现出不同的利益格局。

在不同标准的可能博弈中,依据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所有制起着绝对支配的作用。

因此,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标准。

在所有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或阶级也必将在这种分配标准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这种分配标准与所有制关系的直接联系,使得正义打上了各个时代的烙印,并从根本上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强势集团或占支配地位阶级的利益要求,因此,正义在其实质上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表现。

正是作为对历史上的正义形成的总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十分中肯地指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

”[11](P379)显然,这并非马克思对自己的正义标准的论述,而是对历史上的正义观实质的揭示,也是对把正义的价值永恒化和中立化的否定。

三、物质生产的发展决定了正义内容的演变正义形态曾经历了由古代正义到近代正义的发展。

这种发展如果撇开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似乎可以看为文化自身演变的结果。

然而,一旦从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维度来看,就会发现,这种演变之所以可能并成为现实,就在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绵绵不断的动力。

正义在其实质上无非就是在生产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

在古代,不论是奴隶主还是封建贵族或地主要实现自己的利益,都必须在国家的框架之下才有可能。

这是因为这些阶级支配生产是通过支配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才得以实现的,离开了这些要素,特别是土地,就难以实现。

因此,要支配土地和劳动力就只有在拥有国家分给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即至少必须成为国家公民一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因此,人被看为“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9](P21、526)也即“天然就是政治动物”。

但是,此一“天然”也只有在人们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通过政治的方式才能够达到的条件下才是“天然”的。

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及伴随而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生产者要实现自己的利益不再需要借助国家就能实现,国家就由属于人的内在必然性跌落为人的外在的必然性。

[9](P21)此时,追逐自己的私人利益就直接被看为人的“天然属性”。

与人的“天然属性”的变迁相对应的是,正义也由古代的强调人的责任转向近代的强调人的权利。

古代正义之所以强调人的责任,就在于古代的人们必须成为国家的一员,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拥有国家的政治特权是获取利益的保证。

而在商品经济盛行的近代,人们试图拥有的就是保护自己财产和进行商品自由贸易以及平等地从事一切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活动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