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国民性格与其民族主义的关系
从抗日战争看中日两国民族性格
教学参考栏目主持人/王伶\历史简论从抗日战争看巾日■民族性格〇苏伟立石春柳民族性格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
民族性格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张宏杰在《中 国人的性格历程》一书中曾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
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本文试从1931 —1945年中日之间的战争分析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格。
一、菊与刀：菊花刀下大和民族的侵华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这 样描述日本大和民族的性格：“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又极度喜欢新鲜事物，总之，这是一个极度矛盾的民族。
”从上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和民族性格中有象征着温顺、美丽、隐逸的“菊”的一面，也有代表着武力、好斗、蛮横的“刀”的一面。
当“菊”的盛开覆盖了“刀”的凶光时，我 们看到的是大和民族精美的插花、优雅的茶道、温 和的表现；当“刀”的利刃凌驾于脆弱的“菊”之上，我们看到了大和民族对平民的虐杀、对妇女的强暴、对人性的摧残。
为何如此残忍？是什么力量让当“刀”的利刃凌驾于脆弱的“菊”之上？一篇名为《从中日战争看两国民族性格差异》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桿尚武，强焊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侵略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
”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各种极端偏激的宣传“洗脑”下，日本 国民渐渐丧失“菊”性，暴露“刀”性，从而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二、羊与狼：羊变狼后中华民族的抗战美国学者用“菊与刀”精辟地概括了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那么用怎样的词语来描述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呢？姜戎在《狼图腾》中这样写道：“以草原生活代表的游牧民族是团结、进 取、血性的代名词，似狼；以农耕生活为代表的汉民族是保守、温和、顺从的代名词，像羊。
山崎丰子《大地之子》中中日国民性描写的比较
山崎丰子《大地之子》中中日国民性描写的比较山崎丰子的小说《大地之子》在描述二战前后的中日交流与文化碰撞的同时，也展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国民性和价值观的不同。
本文将比较分析小说中中日国民性的描写，并列举以下提纲标题：一、中日不同的文化基础小说中生动描绘了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文化传统，探讨了这种文化差异背后的意义。
二、中日人际关系的差异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来表现中日人际关系的差异，探究其背后蕴含的文化观念。
三、家庭观念对比小说中同时塑造了中日两国家庭的形态，比较中日家庭观念的异同。
四、劳动和工作伦理的不同中日两国的劳动和工作观念亦有着区别，小说中涵盖了这些方面的比较。
五、态度和情感的表达方式小说中描绘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不同表达方式以及对于态度和情感的表达侧重点的不同。
六、价值观的差异通过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行为来比较中日价值观的异同，探究背后的文化根源。
七、稳定性和变革意愿的不同比较中日的稳定性和变革意愿，探究背后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影响。
八、性别角色对比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性别关系的刻画，与中日两国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进行比较。
九、文学风格和叙事技巧的异同最后，对于小说本身的文学风格和叙事技巧进行比较，探究其中可能带有的文化因素和语境的差异。
综上所述，山崎丰子的小说《大地之子》通过描写中日人民的文化、价值观、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探究中日文化差异的有效途径。
1. 中日不同的文化基础：在本点中，作者需要比较中日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探讨其背后的意义。
例如，中国强调传统，重视孝道和尊重长辈；日本则强调社会和集体，注重组织行为和个人态度。
2. 中日人际关系的差异：本点中，作者需要通过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展现中日人际关系的差异。
例如，在日本，公司内部的关系更为重要，在中国，亲戚关系比较重要。
3. 家庭观念对比：在本点中，作者需要比较中日两个国家的家庭观念，例如，日本的家庭观念更家庭化，强调家族的延续和传承；而中国的家庭观念比较重视血缘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与特征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与特征（一）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于20世界90年代，是当时国内外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具有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强调国家理性，认为国家可以通过任何手段来获取和维护其利益。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国家本位，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个人的愿望和诉求；例如，打砸日车、诋毁使用日货的群众等行为，都是将自己的民族主义热情置于他人追求较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之上的表现；1第二，内容的空洞化。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网民）为主力军，他们倾向于在各种平台上喊口号树志气，动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大国颜面”等词挂在嘴边，但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具体指什么却一无所知；他们的热情往往昙花一现，对国家事务的情绪性评论远多于对民族和国家长久利益的思量。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普通民众自身相关知识匮乏所致，另一方面，便是民族主义内容空洞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2第三，应激性。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往往是间歇性的，即其集中爆发往往是伴随着特定的国际关系时间出现。
比如，当越南民众燃烧中国国旗的图片传到网上，中国民众怒不可遏；当听闻日本国会主张购买钓鱼岛，诸多网民在网上疯狂传播要集体筹资“购买”整个日本的言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是基于共同的信仰或意识形态产生且稳固存在的，它的爆发是被特定事件刺激所致，这决定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短暂、激烈、不理智的特性。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否定性民族主义上升。
随着中国通讯技术的发展、开放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国内民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国外的世界，由此，相当一部分国民产生“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中国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想法，并进而以爱国求变的名义攻击当今中国，批判中国的政治体制、鄙弃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宣传社会黑暗、国家前途暗淡的言论。
从表面看，此类行为仅是个人喜好导致的崇洋媚外，但深究起来，可以发现在这种思想下暗藏的是其躁动、矛盾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厌恶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不足、一方面，又希望中国能够真正在各方面赶超西方。
绝非一小撮,日本是全民族的军国主义
中国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将近现代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上，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自欺。
情已诉毕，理就上来了。在“死生有命，忠孝难两全”后，森鸥村劝导儿子，此战“实开国未曾有大事，国家危急存亡之所隶，而吾人之荣辱休戚亦系焉......虽连战连胜......决不可安栖。”他说：“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命都能舍，打敲打：“汝切莫介怀，一意专心，衔龙尾，攀凤翼，以建功勋”，男子汉大丈夫，志向应当是“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读信至此，即便身为仇敌，也不禁肃然。最后，这位父亲教诲儿子要团结战友：“夫一队犹一里，一伍犹一家，困厄相恤，疾病相护，旅进旅退，每战必捷，以副舆望。”
这位父亲深情地开始为远在中国的孩子担心：“虽然自犯兵家忌，方冬北伐，驱数万兵马，转战于层冰积雪间，防寒之具虽备，恐不能免冻死。或免，不婴疾病者殆稀。”显然，他对此一战争的残酷也有了相当的认知，后面就提到了拿破仑征俄故事。“往年莫斯科之战，佛人（即法兰西）冻死者十余万。我台湾役，毙瘴毒者亦伙。”
他说：“殷鉴不远，可不寒心乎？于寻常寒暑，犹且害人，况其酷热者乎？人非木石，少（稍微的意思）不惯水土，往往酿疾，况淹万里客土，日夜冒冰雪。虽强健着不能免，况汝蒲柳之质，一朝伤寒，不死敌而死病，使余失嗣子，以永绝先祀。不幸孰大焉？”亲情流露，思绪复杂。
中日文化差异的比较与分析
中日文化差异的比较与分析中日两国作为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
中日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习俗、传统价值观、饮食文化、礼仪风俗等方面。
本文将围绕这些方面展开比较与分析。
中日社会习俗方面的差异。
在中华文化中，家庭观念非常重要，尊敬长辈，孝敬父母被视为传统美德；而在日本，家庭观念同样重要，但还有着更加注重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特点。
中国人比较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护，重视友情和亲情；而日本人则更注重面子和人际关系的保持，重视面子和礼貌。
中日传统价值观的差异。
传统中国价值观强调“仁义礼智信”，注重忠孝节义，主张天人合一、天命观念。
而日本传统价值观则注重忍耐和自我节制，尊重“道德优质”的人，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
中日的饮食文化方面也有很大差异。
中国饮食文化丰富多样，讲究色、香、味俱佳，强调食物与季节的搭配，讲究饮食的谦和和生活的和谐；而日本饮食文化则更注重原料的新鲜和制作的精致，在食物的摆盘和视觉效果上有更高的追求。
中日礼仪风俗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人注重礼貌和尊重，握手、鞠躬和问候都是很常见的礼仪动作；而日本人注重礼仪仪式和面子，鞠躬是日本民族传统的示敬方式，还有一些特定的礼仪规矩，如脱鞋进入房屋、喝茶的礼仪等。
中日文化在社会习俗、传统价值观、饮食文化、礼仪风俗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差异既是两国历史文化的产物，也受到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等因素的影响。
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更反映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
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差异，有助于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中日战争的历史因素和战争影响
中日战争的历史因素和战争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日两国因为南京事件爆发了全面战争，为期8年的中日战争使中国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战争中出现了大量恶行，包括南京大屠杀等，中日两国的关系也持续恶化。
本文将从历史因素、战争影响两个方面来探讨中日战争的问题。
历史因素中日战争是历史的产物，它的爆发不是突然的。
20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的关系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1.民族情绪民族情绪是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明清时期到民国初年，中日之间存在着种种纷争。
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败北让日本人有所鄙视；而甲午战争后，又让中国人内心抱怨和愤怒。
这种情绪在日本国内也有类似情况。
2.地理位置地理位置也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两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决定了两国之间的互动性。
日本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实施了殖民扩张政策，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促进本国的发展和扩大影响力。
而中国在这种扩张中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因此，地理位置也成为了中日之间激烈竞争的原因之一。
3.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之一。
中国的封建制度加上后期的战乱，给日本人的侵略提供了扩张的机会，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而日本政府往往采取军事手段来对抗中国，这也加剧了中日之间的争端。
此外，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恐吓下开始了模仿世界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了新政治制度的改革，但因故事复杂、时间短暂等种种因素，改革未能成功。
战争影响1.经济影响中日战争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不仅许多公共设施被毁，农业、工业生产陷入困境，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也被日军掠夺。
此外，由于国家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中国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引导了中国此后很长时间内的落后。
2.政治影响中日战争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让中国民众认识到自己与日本的民族大义，深刻地认识到要抵制任何一种外界侵略的诱惑，团结一致，动员全体国民共同抵御外敌。
中日战争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为中国政治体系的调整和坚定奠定了基础。
论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对现在中日关系的发展【精选】
论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摘要：近现代以来，中日关系纷繁复杂，始终缠绕在战争，合作，争执中，始终起伏跌宕、一波三折。
当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各种矛盾突出,使得中日关系在战略、政治和经济层面呈现出微妙的互动过程。
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立足当前受之前一系列中日关系发展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中日关系困难固然存在,但友好与合作仍然是当前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在:政治冷中见热、经济合作火热、安全合作深化、民间交流频繁。
展望未来,中日须加强在东亚安全机制、金融领域等方面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合作基础,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在此论文中将大胆预测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三种局面,即“大体维持现状”、“长期持续恶化”、“友好合作深入发展”,并从世界、地区、国家利益出发,提出推动中日友好合作继续深入发展的观点。
关键词：近现代中日关系发展近现代以来，中日两国在战火，冷战，和解，合作与交流，紧张与缓和中交织前行。
战火中的中日两国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基调，它将长时间的影响两国人民在对待两国发展的态度看法。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大国迅速崛起，为夺取更多的原料和市场，他们用武力打开了东方的中国和日本。
但因两国对待外来文明和侵略的态度和做法不同，这两个国家的也将迎来不一样的命运。
日本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幕府统治，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加上经济发展的局限和对外扩张谋求发展道路的野心，使得它迅速将它的魔爪伸向了贫弱的中国。
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
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掠夺中国大量的赔款和土地，客观上促进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助长了日本对外抢掠的野心，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苦难。
中日甲午战争实际意义来讲只是战火中的中国和日本的一个彩排。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硝烟弥漫之前，日本又自导自演在中国掀开它接下来惨无人性对中华民族的残害的一个又一个的序幕。
中日国民性的比较
首先，中国与日本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重视伦理道德，长幼尊卑的社会等级。但日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更加强调等级。在日本，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之间是一中绝对权威的关系，下级要对上级绝对服从，而一般下级受到来自上级的责备时，日本人一般不会采取反抗，他们觉得这是长辈对自己的恩惠，有点中国古代皇帝赐臣子三尺白绫，为臣的还要三拜九叩谢主隆恩的意思。在日本人的家庭中，晚辈的长辈的感情是比较淡薄的，日本的男人在家里也是一副唯我独尊的姿态，所以我们经常在日本的电影里看到一位丈夫在路上阔步向前，而他的妻子则紧跟其后小步趋近。而中国人更习惯从道德上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中国有男尊女卑的观念，但是中国的家庭关系并不像日本那样严肃。日本人这种严肃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日本人小心谨慎的生活态度，他们不会因为长辈对自己的严厉而对自己子女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他们会从父辈那里学会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在他们眼里这是对人的磨砺。日本人不喜欢，别人送礼，他们觉得一旦收礼，就欠恩于人，而这种恩是难以报答的，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回报，在他们眼里，恩情就像高利贷，时间越长而变得越重，难以偿，还而且日本人生活中不愿意欠人好处，他们的礼节繁琐，欠了人家好处再见面时需要反复提起，经常露骨地表示感谢，即便是日本人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件令人厌烦的事情，日本人对自己的行为都非常谨慎，以免卷入恩情当中。这不像在中国，别人给自己送礼，要回报只需以后找个机会报答就可以了，中国人不会因为一点小恩小惠而时时刻刻记在心里。
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来看，中日都有“忠”的概念。日本人爱国，但更爱天皇，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日本人总认为，个人永远是国家机器上的零件，而不是国家的主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这个提倡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不大容易被人理解。日本人将国家的生死存亡，看作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无论在国家中扮演何种角色，他们都会安分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所要求的。日本人敬业可不是浪得虚名，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与所在组织看作是一体的了，日本学生在学校穿校服，公司职员在公司穿制服，这是与他们的思想分不开的。而中国人更多的是关注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事，关心那些事是否会影响到自己，尤其是现在的青年人喜欢强调个性，例如在中国的学校里，学生们对穿校服普遍反感。中国人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固然很好也的确实现了人民解放，但是，这却使人们淡忘了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在中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似乎并没有日本那样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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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的国民性格与其民族主义的关系
梁启超在《十种德行相反相成》谈到：“国家之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
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
当内乱时，其民必生六种恶性：一曰侥幸性。
才智之徒，不务利群，而唯思用险鸷之心术，攫机会以自快一时也。
二曰残忍性，草雉禽狝之既久，司空见惯，而曾不足以动其心也。
三曰倾轧性。
彼此相阋，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顷刻倚伏也。
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
四曰狡伪性。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非营三窟，不能自全也。
五曰凉薄性，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于至亲者尚不暇爱，而遑能爱人，故仁质斫丧澌灭以至于尽也。
六曰苟且性。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暮不保朝，假日偷乐，人人自危，无复远计，驯至与野蛮人之不知将来者无以异也。
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
”1由此可见，国家局势与国民性格是否良善息息相关；同理，各国不同的国民性格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铸造其不同的民族主义。
就拿中日两国来说，国民性格的差异使两国民族主义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
第一，中国人重视道德礼义，但这种道义的秉持更常见于对他人行为的审视和评价，表现在民族主义特征上，便是国家主义。
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勃发时，民众倾向于以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由来压制个人的正当诉求，尤其是与民族主义指向国有关的利益。
第二，中国人看重面子，讲究委婉，使得非正式场合、甚至是官方场合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等概念的表述均为泛泛而谈，致使普通民众对这些概念理解不明晰，对民族主义没有深入的认识，这是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内容空洞化这一特征的原因所在。
第三，中国人追求和合、不尚武，这使大多数人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是通过“口水战”实现的；尽管语言激烈，倒未必真的希望有战事发生。
第四，中国人的行为目的往往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这导致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应激性的特点，即尽管民族主义时时刻刻存在，但就其集中爆发来说，往往表现为国民对特殊事件的应激性反映，缺少对民族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解和信仰，对民族主义精神的践行更没有贯穿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的。
第五，中国人在行为管控上具有自利判断的倾向，体现为在对抗性事件中，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正义的，而对方的主张是错的，或者至少是有瑕疵、站不住脚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民族主义具有排外的特点，反映在国家关系上，便是中国国民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争端时，倾向于感情用事地认为本国是道德、正义的，而其它国家的主张是非法的、荒谬的。
第六，中国国民性格中中庸偏抑郁的情绪特征促使着否定性民族主义的上升。
中国人是中庸
1沙莲香．中国民族性壹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电子版）
的，希望通过制度吸引、文化吸引等温和手段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秩序，通过“无为”实现“有为”，但当这一愿望因为某些方面的落后无法实现时，又会触动中国人的敏感神经，转而萌生自豪感受挫带来的忧郁和对民族前途的担忧。
这一点在中国国民对日本的态度中呈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中国以中原文明古国自居，以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为傲，视日本为中国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日本现代社会的发达又使中国人不安，再加之中日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不良历史记忆，使得中国人一边仇恨、抵制日本，一边主张向日本学习。
同样地，日本国民性格的特质又赋予日本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特征。
首先，日本国民性格中重情理（尤其是“对社会的情理”）的特质，奠定了日本人忠君（天皇）的基础，这使得日本民族主义的内容与天皇的主张关系密切；然而，天皇在现实意义上的作用远不如其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象征作用大，很多时候还被当局利用作为统一国内民意的工具，这是导致日本民族主义具有分化特征的一个原因。
其次，日本人看轻“仁义”、强调能力提升的性格特征使其对于国内右翼势力泛起、军国主义复兴不会有太多基于道义的指责，甚至亲睐“丛林法则”，希望日本通过强军等途径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而对感官享受的重视，又使日本人希望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来发展经济科技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障较高的生活质量，这是导致日本民族主义具有分化特征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日本人强调意志对行动的作用，提倡通过塑造坚韧优良的意志品德来保证行动顺利，这使得日本民族主义的养成并不是基于特殊事件的刺激，而是在一以贯之的爱国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中逐日沉淀而成的；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特殊事件对日本民族主义强化的作用。
最后，日本国民性格中易怒的情绪特征，使日本人在面对挑衅时，会有更激烈的情绪反应，这与中国人的隐忍克制全然不同；尤其是当名誉受到质疑或毁谤的时候，更能激起日本人的猛烈反击、甚至是报复，这是其情绪特征和“对名誉的情理”双重作用的结果。
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有复杂的文化宗教联系，导致两国国民性格具有一些共性，而这些国民性格的共同点又使其民族主义也具有一些相似特征。
其一，中日国民性格中都含有重视权威、信奉等级制度、淡化自由观念的特征，这导致两国的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国家主义，对外表现为对本国地区地位和国际地位的较高期许：日本希望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秩序”，自己占据该地区的权威话语权；同样，中国也希望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占据较多的政治优势，这与日本的诉求相冲突，势必引起两国民族主义的对抗，但本质上，两国对抗民族主义的产生原因是相同的。
其二，中日两国国民性格都有爱礼节、重名誉、强调个人修养的特点，这使两国民族主义表现得相对克制；之所以说“相对”，是因为这种有礼有节的表现仅限于官方正式场合、或非正式公共场合，在私人领域、尤其是
网络空间，民族主义更多得表现出非理智、情绪化的特点，但这种现象更多地是去个体化效应所致，却反映了两国国民性格（或者说人性）中蕴含的劣根性。
此外，两国国民对自己国家名誉的重视和维护在对抗性事件中演变为对对方国家的诋毁，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是两国对抗性民族主义甚嚣日上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