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行为法经济学

第四章行为法经济学克里斯汀·焦尔斯14.1 引言经济学中的很多议题都与法律相关。

例如，公共经济学领域中，对诸如残疾和失业保险等法律授权的政府项目效果的大量研究（Katz and Meyer，1990；Gruber 1994；Cutler and Cutler，1996；Autor and Duggan，2003）；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对多种类型反歧视法效果的考察（Heckman and Payner，1989；Donohue and Heckman，1991；Acemoglu and Angrist，2001；Jolls，2004 a）；以及近期在公司治理方面对公司法和证券法对股票收益率和波动影响的研究（Gompers et al.，2003；Ferrell，2003；Greenstone et al.，2006）。

尽管这些议题都以某种方式涉及到法律，但无论“法经济学”还是“行为法经济学”都未能将其纳入核心的研究领域。

因此，当前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先决问题是如何定性“法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这两个范畴。

在与法律相关的广泛的经济议题中，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有助于界定那些严格归属于法经济学领域的工作。

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大部分工作关注在法经济学出现之前经济学先驱未深入研究的各种法律领域；这些领域包括：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和诉讼程序规则。

法经济学工作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惯用（有争议的）“财富最大化”规范准则（Posner，1979），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准则——一般而言，不是根据“社会应该追求财富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种观点，而相反因为法经济学一般倾向于解决分配问题，认为社会福利应该只通过税收制度来调节（Shavell，1981）。

最后，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其对法律规则内容（而不仅仅是效果）的解释和预测的持续兴趣。

虽然大部分经济学工作研究法律的效果（如上所述），但是除了与法经济学相关的工作外，只有政治经济学普遍强调分析法律的内容，并且只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2。

根据这种“法经济学”的粗糙概述，那么什么是“行为法经济学”呢？行为法经济学包括法和经济学在行为学视角下的发展与融合，这些行为学的视角来源于心理学的各个领域。

自从阿莱（Allais，1952）和埃尔斯伯格（Ellsberg，1961）的早期工作被广泛接受以后，传统经济分析的一些基本假设对人类行为的描述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毫不奇怪，以这些假设为基础的模型有时会产生错误的预测。

行为法经济学试图建立更现实的行为模型来改善法经济学的预测能力。

本文介绍了目前行为法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应用，并且指出了行为法经济学的新焦点：通过法律规则来消除个体偏见的前景（Jolls and Sunstein，2006）。

通过“法律除偏”手段，行为法经济学在法经济学领域开创一个新局面：一方面，不懈的坚持传统经济假设；另一方面，在人们必然会偏离传统经济假设的假设基础上，广泛的构建或解构法律制度。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2节回顾了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观点的发展和完善：不论在行为法经济学领域之内还是在其之外，人们通常表现出一种禀赋效应。

第1感谢彼得·戴尔蒙德邀请我参加有关这个领域的会议；感谢彼得·戴尔蒙德，史蒂芬·沙维尔，凯斯·桑斯坦及与会人员，尤其感谢伊恩·艾尔斯和克里斯托弗·恩格尔的启发性的评论；感谢帕特·罗伯逊和大卫·杨出色的研究帮助。

2文本中法经济学的三个特征并不是要界定这个领域的内在本质，而是认为现有的被视为法经济学领域的工作具备了这些特点。

3节给出行为法经济学中人类决策特征的一般概述，强调其与行为经济学其他领域工作的不同点。

第4节描述了一系列行为法经济学分析的解说性应用。

第5节介绍了“法律除偏”概念，第6节给出结论。

4.2 行为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起初，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有密切联系。

其连结点是对科斯定理和“禀赋效应”的基本辩论——人们具有这种倾向：拒绝放弃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即使他们最初不会购买那些权利（Thaler，1980：43-47）。

这种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最初连结点，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禀赋效应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2.1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一个不容置疑的法经济学核心问题是科斯定理（Coase，1960）。

这个定理假定，如果交易成本足够低，无论法定权利如何分配，其结果都是相同的。

例如，只要交易成本足够低，无论法律赋予工厂在洗衣房旁边的污染排放权，还是赋予洗衣房不受污染的权利，其最终结果（污染或不污染）是相同的。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各方可以在任何法律制度下讨价还价来达到高效率的结果。

科斯定理对法经济学至关重要还因为该定理对于法律规则规范分析范围的主张——不论规则A更好还是规则B更好，在此范围内，法律规则的规范分析实际上是相关的。

科斯定理也在行为经济学领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与其在法经济学中的作用相当不同。

15年前，卡尼曼等（Kahneman et al.，1990）总结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这些实验旨在为科斯定理提供一个详细的经验性评估。

在第一轮实验中，每个受试者都被告知“代币”的给定价值（实验结束后受试者可把代币兑换成相应的现金），并且有半数的受试者获得了代币。

当受试者后来有机会用代币换取金钱或（没获得代币的人）用金钱换取代币时，受试者的行为与科斯定理完全一致。

像理论预测（随机分配特定价值的代币）的那样，有一半的代币转手了。

这与代币的初始分配是无关的。

这些发现是对科斯定理有力的证明。

卡尼曼在交易成本足够低的前提下证明了科斯定理，而后卡尼曼等继续研究当交易的商品不是代币而是康奈尔大学杯子3时受试者的行为，试验结束后受试者可以保留杯子（而不是兑换给定数量的现金）。

与科斯定理恰恰相反，杯子所有权的初始分配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最初获得杯子的人很少出售它们，而那些最初没有获得杯子的人也很少购买。

继塞勒（Thaler，1980：44）之后，卡尼曼等把这个效应称为“禀赋效应”——拒绝放弃个人初始拥有的权利，即使如果没有这个初始权利，就不愿意付钱去获得这项权利4。

在禀赋效应存在的前提下，科斯定理中无论初始权利如何配置都能到达相同结果的预测不再成立。

这一结论对法律规则的设计也有显著的影响。

4.2.2 法经济学中的禀赋效应3译者注：带有康奈尔大学标志的咖啡杯。

4普洛特和蔡勒（Plott and Zeiler，2005）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禀赋效应的存在和深度及其实验设计的作用。

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评估实际的和被提议的法律规则的满意度。

禀赋效应既为规范的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范畴（因为科斯定理与法律规则非相关性的有关主张不再成立），也极大程度的撼动了这些分析的基础。

禀赋效应如此撼动法律的规范经济分析基础的原因是，在这种效应下，法律权利的价值有时会根据权利的初始分配发生变化。

规范分析随即成为非决定因素，因为复杂的规则会根据权利的初始分配使需求目标（不论财富还是社会福利）最大化（Kelman，1979：676-78）。

桑斯坦和塞勒最近发现，在禀赋效应下“成本-收益研究（cost-benefit study）不能建立在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的基础上，因为支付意愿是默认规则（default rule）的函数。

”因而，成本-收益研究“必然成为福利重要性的更为灵活（不可避免的有些主观）的评价5。

”不考虑禀赋效应时可行的传统规范经济分析通常在禀赋效应下是不能成立的。

当权利的价值取决于权利的初始分配时，一个可行的规范分析方法是：不把各方的共同财富和福利直接作为选择法律政策的基础，而是一定程度上把竞争规则的第三方效应作为选择法律政策的基础——因为何种规则能够使共同的财富和福利最大化，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初始规则的选择。

因此，如果不确定特定工作环境中的规则对雇主和雇员最优与否（因为雇员在规则存在的情况下高估规则赋予的权利的价值，而在规则不存在的情况下低估权利的价值），但是如果规则能为雇员的家庭带来显著收益，那么这个规则大概就会被采用。

当权利的价值取决于权利的初始分配时，规范分析的另一个方法是判断哪种偏好（偏好法律规则A还是偏好法律规则B）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

桑斯坦和塞勒（Sunstein and Thaler，2003：1190-91）在雇员储蓄计划（employee savings plans）的默认条款（default terms）方面对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加入储蓄计划是默认条款而不加入者必须明确选择退出，那么员工更容易加入储蓄计划；如果不加入是默认条款而加入者必须采取积极的步骤去登记，那么员工就不容易加入储蓄计划。

桑斯坦和塞勒给出规范性的论点，即自动加入的默认规则很可能比不加入的默认规则的结果要好，因为如果自动加入就很少有员工会主动退出。

他们欣然承认，根据偏好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preferences）的基本观点，“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们把员工的行为作为福利的指标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这是合理的”，因为“有理由认为，如果经过仔细思量，工人认识到他们被'欺骗'而储蓄得太多了，那么他们可能采取行动选择退出。

”桑斯坦和塞勒将其与消费者购买前的强制冷静期规则（rules calling for mandatory cooling-off periods）做了一个类比：“这些规则的前提是，在推销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如果人们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考虑，那么他们更容易作出正确的选择。

”换句话说，根据桑斯坦和塞勒的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自动加入的雇员或在冷静期结束后的消费者，较之不加入的雇员或冷静期之前的消费者，其显示偏好是规范性判断更为恰当的基础。

我们将在下面第4.3.2节关于有限意志力的讨论中看到类似的问题。

4.2.3情境（context）的重要性特别地，根据禀赋效应与法律的规范经济分析的重要联系，无论效应是否发5桑斯坦和塞勒的讨论认为，禀赋效应和其他因素都对人们背景偏好的法律结构产生影响。

这里讨论的重点是禀赋效应。

生，都有理由强调情境的重要作用。

早期的法经济学文献有助于理解什么时候会发生禀赋效应而什么时候不会发生禀赋效应。

在上述的康奈尔大学“杯子实验”之前，一系列法经济学文献在许多领域论证了科斯定理实际上是非常稳健的。

霍夫曼和斯皮策（Hoffman and Spitzer，1982；1986）的实验表明，科斯定理在大群体和小群体中的预测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