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历史及其价值(定稿)

论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理性主义视阈下的传媒业思考彭海星（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庆401120）[摘要] 所谓价值者，其内在已经假设主体对其目标有明确认识，客体价值的论述即是它与这一目标关系的展开。

所以欲探讨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的价值，势必先要探求时代对于传媒业发展前景所达成的共识，历史发展的价值应当在与这一共识的比较中加以把握。

此外，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史”，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然而文化理论的形成和转型，常常作为历史发展其他方面的总结或起点，因而笔者欲将这一历史置于新闻自由理论范式的形成与转型中加以透视。

[关键词] 价值; 新闻自由; 理性; 群体认知原理一、中国语境下的现代传媒“理性”与“传媒发展”几乎勾勒了现代传媒业形成的全部历史。

在理性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知识首先被笛卡尔—康德的现代哲学定义为人类认知的先天结构形式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而伴随科学取得的种种成就，它也被定义为坚信人类将不断进步的信心。

正是此种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信心，加之同样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进化理论，构成了西方文明扩张的两块基石。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它具体在严复在《天演论》中表述为，一国文明中如不能结出理性的果实，则它将为世界诸民族的进步所淘汰。

正因如此，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合理性，现实地源于“帝国—中国”，“文明竞争”的叙事当中。

这种动机使得现代性的紧张，具体而言是理性主义内部的紧张，成为一个退居其次的问题。

而现代传媒业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互构性联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国家理想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帝国—中国的叙事乃是把握现代传媒必要性的起点。

与此同时，在帝国—中国叙事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其理论已内在地含有国家—公民这一叙事，它同时成为传统文化本身寻求理性主义合理性的一种叙事。

综上，构建现代传媒，对于时下对抗和联系着的两种主流叙事，即帝国—中国、国家—公民均具有合理性。

在此意义上，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业即是时代对于传媒发展的共识。

二、理性视域下的传媒图景任何一种文化的向度都以其所欲塑造的个人为表征。

当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面临着“不理性即淘汰”的局面，理性主义事实上已经规定了诸文化的任务：以探求真理为前提，以改造自然为进步。

循着这一任务，个人的使命被无可避免地规定为认识世界。

这便证明了，理性主义在将世界改造得更适于人的同时，也在界定人的内涵。

当人的使命被理性主义规定为认识世界，人的内涵即被界定为现代哲学认识论主体的形象。

巴雷特对此评论道：在现代哲学（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中，人已经完全扮演了一个认识论主体——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记录感觉材料，提出命题，进行推理，确定知识，而不是当作一个在这一切现象低下，出生、受苦、死亡的人。

[1]以此为背景，经过“思想自由市场”这一命题的转化，个体的认知使命得以与传媒的认知使命接轨，传媒的认知使命又与文化的认知使命接轨。

因此，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文化是作为群体认知的实践而存在的，它被具体反映为真实性和客观性等报道原则。

于事实层面，现代传媒人秉持着与科学类似的工作原理，后者以物作为客体，前者则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一同构成“事实”的认知链条。

因此，现代传媒文化与理性主义本身相同，都以求真为己任，以塑造认识论主体式的个人作为表征。

这便解释了李普曼描绘下现代传媒人呈现的形象：“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2]与此同时，理性主义以新闻自由的论证作为根本切入点，为其所欲达成的传媒文化开辟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的诸项原则。

在政治权利领域，它具体被表述为“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等，而经济上的私有制与市场化被视作政治权利的前提。

于近代，密尔在其“‘社会暴虐’对自由形成侵害”的命题下，提出了“最初的、直接的”伤害原则作为自由行使之界限，从而为理性主义传媒文化生存的社会环境作出了探索。

以上便是现代传媒业的大致图景，包含了它的文化表征与政治、经济、社会架构。

[3]事实上，现代传媒的全部价值预设和结构形式几近于在西方新闻自由史中完成论证。

这便使得，共识与价值论证目标之间具有同一性，换言之，西方新闻自由趋于合理的历史即是它对于理性主义传媒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

此外，笔者将从文化表征与环境拓展两个向度展开对这一历史的叙述，以使它与我们所欲构建的现代传媒之间关系更为明晰。

三、理性主义传媒文化的历史证成（一）认识论主体的型构——从个人主义到理性取向在现代性的历史视野之下，主体的历史即是它趋于当前存在形式的过程。

而基于上文所分析，现代传媒文化的表征是以塑造认识论主体式的个人为主的。

这种对个人的界定，使个人获得意义的方式脱离于风俗、历史、国家等范畴，从而个人主义是寓于现代传媒文化之中的。

因此，当我们从西方新闻自由这一历史框架中，探求现代传媒文化的源头，应当以个人主义作为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以“不可侵犯”这一表述作为其它表述的前提，而希腊城邦制下个人虽然拥有言论自由，但它最终以处死因言获罪的苏格拉底作为思想宿命，反映出了民主制对个人的暴虐。

因而，与其将古希腊作为现代传媒文化在个人主义取向上的源头，毋宁说希腊人提供了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

古希腊作为现代传媒文化的渊源，实质上是理性主义意义上的，这完全可以另立一论题加以阐述。

因此，现代意义上，以“不可侵犯”而非“可以作为”作为陈述方式的个人主义，更恰当地应当在强调个人思索与意志自由的古罗马斯多葛学派那里获得一种原型。

然而，由于斯多葛学派的此种强调仅停留于内心，乃至崇尚心灵隐逸，从而难以为中世纪膜拜于上帝的个人提供一种行动力。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得益于中世纪以来的政教分离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二元对抗社会。

这种对抗在文艺复兴时期，王权力量的进一步加强中日趋紧张，个人由此获得了言论释放的空间。

与此同时，世俗社会与宗教社会的对立，潜在地构造了一种“教会—个人”的话语方式，从而使个人将对教会桎枯的种种反抗与对主体意识的强调结合在一起。

个体的意志、思想、体验、智识、创作都在此种反抗中获得意义，于教会的腐化而言，个人成为了一种德性的来源。

这种现实，使得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陈述方式，越来越趋向于“……应当由个人而非教会”这一形式，它可被置换为“教会不可侵犯……”，因此，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正是在这一叙事中开启的。

与此同时，个人主义与主流的宗教叙事呈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一关系蕴含着对两者价值的肯定以及将两者综合的趋势。

在罗马天主教日趋腐败的统治之中，个人主义与宗教叙事的综合更加显得必要了，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成为了宗教改革家反对教会的一种现实策略。

在理论上，这一策略具体反映在路德派与加尔文派提出的“因信称义”与“自由检验”两个命题中。

前者主张，个人的救赎只能在他对上帝的信仰中获得确证，因此，信仰是个人与上帝取得联系的唯一手段，诸如教会等凡尘之物都是不必需的。

这种主张一方面取消了教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个人成为了信仰判断的主体。

与此紧密联系的“自由检验”原则，将主体信仰判断的依据限定在《圣经》以内，个人因此获得了对《圣经》全部的解释权，也获得了依此建立自我主观世界的原动力。

在拉吉罗看来，“自由检验”原则颇具现代意义，因为依自我来建立主观世界的意味也存在于现代哲学当中，即“在理性与理性思考的特定对象之间，拒绝任何权威与传统的介入，重构属于自己的理想世界。

”[3]于现实层面，《圣经》的出版自由在“自由检验”原则中获得了合法性，这在客观地造就了一种保障出版自由的话语传统。

事实上，宗教改革虽然对主体作出了个人主义的界定，但个体仍旧是臣服于信仰之下的。

这一局面在哥白尼开启的科学革命中得以撼动：日心说挑战了《圣经》中关于地球固定不动的经文，而后者已经成为了宗教改革后个人的唯一权威。

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一直延续到牛顿那里，一种建基在规律之上的宇宙秩序重新将上帝解释为规律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灵魂的救赎者。

这一看似完美的解释，不断因科学知识与《圣经》条文的冲突而受到挑战，它在西方思想中开启了一种“理性—信仰”式的叙事，事实上，个人的“理性”取向与认识论主体形象，即是在这一叙事中被不断加强的。

[4]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在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得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缝合，前者通过信仰的方式“相信”“二重真理”（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并且“相信”理性将能证明上帝存在；后者则通过理性的方式“怀疑”一切，进而推理“我在怀疑”的不可怀疑性以及“我思故我在”的论断，这便内在地将包括信仰在内的一切权威置于“我思”的审判下，即置于理性的审判之下。

至此，作为认识论主体而不受思想限制的个人已初步成型，其在传媒文化领域的具体雏形则由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正式开创。

事实上，弥尔顿的理论正是建基于培根式的对理性与上帝合一式的崇尚与信任之上：“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上帝的圣象，”[5]弥尔顿如此写到。

借助理性与上帝合一的信仰，弥尔顿的理性，即表现为对善恶的判断力，又表现为对正误的分辨力，从而，出版许可制在道德和智识上的合理性被扼杀于此。

具体而言，弥尔顿相信恶的知识不会使人变恶，“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 [6]；并且，恶的知识可以有助于善，“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

在这种赛跑中，不流汗、不吃灰绝得不到不朽的花冠。

……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

”[7]与此类似的关于真理的经典表述为：“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

让她和虚伪交手吧。

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

”[8]弥尔顿的这种表述事实上构成了“意见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两个现代命题的雏形，这也是弥尔顿的开创性所在，它具体表现为：将培根式的认可“双重真理”的认识论主体植入于书籍出版（或传媒）的具体环境中，并通过对“出版自由”的论证，使之成为有机整体，从而完成了个体认知向传媒认知转换的第一次叙述。

对于理性主义传媒文化而言，这种转换，非但意味着认识论主体在传媒领域的一次具体型构，也开启了新闻自由在政治权利领域的价值证成方式之一。

（二）群体认知原理的总结与理性传媒文化的证成对于现代传媒而言，弥尔顿理论范式的缺陷在于，被植入于出版环境的培根式个体，在认识论意义上仍旧是有待修正的。

事实上，培根的“二重真理”命题中，理性在根本上仍旧是信仰的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