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_说法_和__省略_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_读后_刁培俊
区域视野下的宋代社会史研究
区域视野下的宋代社会史研究1. 引言1.1 研究背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也是一段充满变革和发展的时期。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宋代社会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现象和特点。
过去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整体社会的宏观分析，而对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比较欠缺。
通过区域视野来探讨宋代社会史，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地区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揭示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区域差异，分析社会阶层的分布和变动，探讨区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宋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将区域视野引入宋代社会史研究，不仅有助于补充和完善现有研究成果，还能为我们提供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研究背景】1.2 研究意义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社会变迁和发展对于后世的影响深远。
区域视野下的宋代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区域视野下的研究，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宋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宋代社会不仅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区差异，而且在社会阶层的分布和变动、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特点。
只有通过区域视野的研究，才能真正还原宋代社会的真实面貌。
区域视野下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揭示宋代社会的规律和特点。
不同地区的社会变迁与发展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特点，通过对这些特点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社会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
区域视野下的研究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精确和准确的历史认识和解释。
通过对不同地区经济、文化、政治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宋代社会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趋势，为我们对宋代社会的认识提供更为科学和客观的依据。
区域视野下的宋代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
2. 正文2.1 区域视野在宋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宋代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区域视野在宋代社会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区域视野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宋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揭示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和联系，进一步深化对宋代社会结构和变化的认识。
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90年代以来，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论着较多，集中反映江南农业、商业、市镇、赋役和社会生活的论着尤为突出，显示了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圈中的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总体反映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着作有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书中将1368-1850年的苏州地区分为六个时期，对苏州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和争论较多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对前人注意不多的问题也加以研究，如农村基层组织变革、吴地民风、重臣与苏州治理、商业组织等，是一部全面论述明清苏州地区经济史的着作。
蒋兆成着《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将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的各有关问题，分成农业经济、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官私手工业、商业和城镇，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6篇25个专题加以论述。
下面分5个专题介绍近年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概况。
一、农业和手工业的研究江南市场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与农业商品化程度高及丝棉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
学者们对农业经营的规模、收益及与之相关的赋税、水利和仓储等诸要素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
李伯重对明清江南农业生产进行了深入的系列研究。
关于江南农户的经营规模，他认为“人耕十亩”这一农户经营标准模式肯定广泛流行于江南，但时空分布上却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到了清代才成为占压倒性地位的普遍模式。
另外，它的出现和流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民耕作能力的变化，农家妇女脱离大田农作的增加和农民阶级的“中农化”作用尤为重要，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于人地比例的变化是不全面的。
他还认为，在16、17世纪的江南地区，“夫妇并作”是江南许多农家的劳动安排方式，直到清中期，“男耕女织”才成为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支配性模式，把“男耕女织”看作明清和明清以前江南农家男女劳动安排模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他还考察了江南的水稻生产，通过分析明清江南气候、土地变化、人类努力的变化认为大体上有利于水稻生产并促进其发展，并对江南水稻种植面积、人口数、稻米消费量等的变化进行推算。
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
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考察的缘起——为何从空间说起1．绪言就经济史的一般课题而言，由于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物质资源和服务？处理这个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何在？这些和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从横向和纵向时空两方面进行剖析，也许能概括其要点及解答上述问题。
[1] 但是，前近代的经济状况不仅是纯经济的因果关系的关连。
一般说来，影响经济的外因无非是外敌人侵、自然灾害、疫病、对外贸易、人口动态等，再就是与社会心理、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密切相关，这是逐渐加以判明的。
由于经济史的研究面临经济人类学、经济社会学的基点已兼而备之，可以说比较合适的理论能产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2]比较概括地抓住这种理论模式的核心来看，即是自1960年代、1970年代以来逐渐明朗、产生影响而具有革新意义的结构史或结构主义历史观。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开拓着更为广泛的、全新的研究方法、表现手法及研究领域，显而易见，这是符合历史意识走向的潮流。
以这种观点考察事件史的短时期波动与经受住政治剧变而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事件史就被纳入比较长期的动态史和构造史，于是，其周期循环的制约作用就浮现出来。
当借助事件史（个人的时间）、动态史即景气变动史（社会的时间）、构造史（地理的时间）三要素去抓住历史时，作为这种历史观的基本框架而被重视的就是长时段的结构史和中时段的动态史。
这一理论还包容了“整体论”的冷静思考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
作为前者追求的日标是：建立人文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学际对话的论坛（译者按：西方通常将历史学归入人文学范畴），从收集资料到推论、比较、概括方面促成两者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完善，以求公正地把全人类、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网罗无遗。
而后者的主张在于：反对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的、以一国为中心的——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普遍史研究的先验模式。
区域视野下的宋代社会史研究
区域视野下的宋代社会史研究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也是一个繁荣而充满变革的时代。
在宋代社会史
的研究中，有一种研究方法被称为“区域视野”，即从地方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宋代社会。
下面将对这种研究方法及其对宋代社会史的贡献进行探讨。
区域视野是一种从地理、民族、文化等多个方面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
在宋代
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地方的特殊性，认识到地方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
们通过对地方社会的调查和研究，揭示了宋代社会多元化和区域差异的特点。
区域视野使得研究者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宋代社会的多元性。
在宋代，由于地理、资源、气候等的不同，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
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研究，可以掌握更丰富的历史材料和现象，使得我们对宋代社会的全貌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通过区域视野的研究方法，学者们还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机制。
在宋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互相影响、相互作用。
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社会变革进
行比较和对照，可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因果关系，进而揭示宋代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机制。
【推荐下载】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
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
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
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
)。
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
)。
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
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
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
)。
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
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宋元闽南个案是中国经济史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例，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史中的空间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宋元闽南个案揭示了地域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宋代中期，闽南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与北方地区不同，闽南地区的自然环境适宜，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闽南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海运交通发达，使得商品的流通更加便利。
这种地域优势为闽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闽南地区的制度安排也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宋代，闽南地区实行的是官民合作的制度，即州县政府与地方社会组织共同管理经济事务。
这种制度形式保证了地方社会组织参与经济活动的权益，也为地方社会组织提供了机会去推动经济的发展。
同时，闽南地区实行了“土官半职”的制度，即地方官员兼有军事和行政职能。
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地方官员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地的问题，提供有效的治理和服务，推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
再次，宋元闽南个案还显示出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闽南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拥有独特的语言、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特点。
这种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其中，宗教信仰对经济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宋元时期，闽南地区儒释道三教合一，尤以儒家为主导。
儒家思想强调勤劳致富，注重培养人的品德和才能，这样的价值观推动了当地人的创业精神和社会风尚。
与此同时，宗教团体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引导。
总之，宋元闽南个案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经济史中空间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地域差异、制度安排以及文化传统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闽南地区经济的繁荣。
这一案例的启示是，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我们应该重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并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和制度安排对经济的影响。
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宋代区域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
宋代区域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摘要:在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的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中国宋史学界试图摆脱传统地方史研究的固有框架,强调按照问题本身的区域性特征来选择并划定不同的研究范围。
在推进宋代区域史研究的发展方面,尽快完成宋代区域史的“自我定位”,进一步拓展史料运用,都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
关键词:年鉴学派;宋代区域史;内在理路;问题意识一、区域史研究的源起和影响近数十年来,区域史研究之风日灼,并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性学问。
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所说:“由于种种原因,在当前的历史学家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从民族体系转向地区体系。
”①这里的“转向地区体系”即包括对区域史的不断关注。
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也称地域史,是与整体史或总体史相对的历史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开创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年鉴学派把历史时间区分为地区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后来又明确地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事件”。
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相对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所谓“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历史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等;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无非是三种时段的辩证关系,在这三种时段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局势”的变化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而“事件”只不过是深层振荡中翻起的浪花、尘埃而己。
②而在年鉴学派的理论模式中,被后人运用较多的则是综合性的区域史研究。
如,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和《蒙塔尤》等著作即其中典范。
区域视野下的宋代社会史研究
区域视野下的宋代社会史研究
宋代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其研究对象是从960年至1279年的南宋和北宋两个朝代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变迁。
在这一时期，宋代社会经历了封建制度
的发展和壮大，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及政治制度及社会结构的变革。
宋代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制度和统治者研究是宋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代建立了严密的官僚体制，实行科举制度，并通过政治手段巩固了中央集权。
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和统治者的行为
可以揭示宋代封建统治的本质和运作方式。
社会经济是宋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宋代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改革，促进
了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流通。
这一时期的商业和
手工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城市的扩大和人口的流动也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研究宋代
社会经济可以了解到宋代社会的繁荣和变迁。
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是宋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代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以士
大夫、地主、富户和平民百姓为主体的，而且士大夫地位的巩固和扩大也是这一时期社会
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
研究宋代社会阶层可以揭示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迁规律，以及不同
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
文化和思想研究是宋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时期，儒学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而佛教、道教、诗词等文化形式也都得到了繁荣和创新。
研
究宋代文化和思想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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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 说法 和 做法 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读后刁培俊 刘佳佳[摘 要]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 叙事框架 的探索,通过对地方历史的图景描述去发现蕴涵的区域史研究问题等等 说法 及其具体 做法 ,能否成为中国帝制时期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范式 ,颇值得认真研讨。
如何全面提炼议题、需要讨论哪些议题,方可构建为 区域社会经济史 研究的大致体系?区域史、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哪里?亦即其 说法 在理论层面上的提升与 做法 具体落实问题等,均有待追寻和丰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路。
[关键词]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路; 说法 和 做法[中图分类号]F1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1873(2010)03 0177 05[作者简介]刁培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100048;刘佳佳,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361005一受政治的驱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兴起了区域史研究的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世界学术的风向。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近些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史学界蔚然成风,无论是具体的实证研究,还是基于实践的理论思考,均取得许多新的进展。
而明清以前中国区域史问题,由于资料之限制,直接将区域本身作为研究主体,对该区域历史发展脉络和主轴进行描述并对不同区域间的异同进行深入研讨、比较,由此提升而成的宏观理论建构尚不多见。
明清以还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向,能否涵盖整个中国帝制时代所有区域?已揭示的种种 说法 及其 做法 能否足够让我们借鉴并以之为方法论意义上的 范式 ?似有待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商讨。
陆敏珍博士近日出版的 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一书, 作为明清以前形塑区域经济的个案研究,不但史料翔实,论证严谨,而且对区域历史的勾勒和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引人瞩目,启人深思。
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一书共312页,近30万字,是陆敏珍博士多年来爬梳明州地方史料,在对前人学术研究积累的批判式继承基础上,对明州区域史研究所做的一个探索。
在绪论中,作者不满于当下学界对 第一序研究 片面指责和忽视,不满于两序研究脱节情况下区域研究所出现的 理论框架与分析对象的不相称 、 问题意识与研究对象的脱节 (第8页),认为应该加强对区域史研究 叙事框架 的探索, 通过对地方历史的图景描述去发现蕴涵的区域史研究问题 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 说法 和 做法另一类区域研究的 重点往往不在所划定的区域,而是以区域限定资料分析的范围,以说明某个主题 。
而 区域为主体的问题意识仍较薄弱,地区经济的重现、分析是许多 地区研究 的主体。
当然,这与史料的留存 有关 ,参见吴雅婷 回顾一九八〇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 中文论著的讨论 ,载日本 中国史学 第12卷,2003年,第70-72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下文简称陆著。
(第11页)。
因此,在该书中,作者对唐宋时期的明州区域采用这样一种叙事框架,即描述 明州社会经济区域形成过程的内在动力 、 内在关联和结构 。
在这一叙事框架下,作者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各项核心要素:人口、交通、水利、技术发展和技术变迁、城市建设等,进行了逐一的描述和分析,从而把握其作为亚经济区域体的内在有机关联性。
陆著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五章。
在绪论中,作者简略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发展渊源和现状,指出其中存在的理论、问题意识与研究对象不相称及脱节现象,并对 区域的选择 做出理论的阐释,认为 区域 在区域史研究中代表的只是叙事框架 区域的确定所根据的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 (第9-10页)。
因此,她将研究定位在 地方历史的图景描绘 ,力图解答明州成为 独立 经济区域的问题。
为此,作者的章节安排是:第一章,根据正史和方志中的户口数据,分析唐宋以来明州人口发展态势,由此进一步分析区域移民、地理开发、土地垦殖和粮食生产等;第二章,主要采用白描的静态方式,论述明州区域内外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以此建构经济区域空间结构。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行政体系的确立对于交通网络形成的重要性。
第三章是作者用力最深之处,似乎也是体现其区域 社会经济 之 社会 面向的惟一章节。
在对明州水利事业修筑和管理情况的讨论基础上,继而从水利共同体的角度探讨了区域社会体系、社会空间结构、国家与地方权力格局等历史层面;第四章,从技术发展、制度选择的角度,论述明州区域农业生产及产业格局的形成。
第五章,主要论述明州州城之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其发挥的功能。
结论部分,作者总结全书的主旨 采用散焦的透视法来分析有关要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导致的现象 ,并围绕 人口 因素将区域形成之若干动力因素统合起来。
二回顾既往的 区域史研究 ,如所周知,近一、二十年来,区域史研究的大规模展开,大大加深了域外对于中国历史具像的理解,学界积累形成的 华北模式 、 江南模式 、 关东模式 、 岭南模式 等等,大致反映出已取得的进展与突破。
但是,区域史研究本身所固有的理论张力、研究限度,以及它所面临的种种质疑甚至责难,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各种评论之中,如指责大部分区域研究作品缺乏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仅仅是一场在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 或认为 从事地方史研究的多数学者仍习惯局限于各自所关注的特定研究区域对象之内,在区域理论模式的比较方面缺乏足够的对话和交流 ,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近年来,也有学者针对目前区域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提出 走出华南 、 走出区域 ,强调区域史研究的 问题意识 、 跨区域比较 ,提倡区域史研究关注政治史向度及人本取向,以及在区域研究中眼光需关照全国甚或整个世界等等。
另外,也有一些反思并非仅仅针对区域史研究的,如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后现代理论对史学的冲击、 中层理论 之倡议所针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对象的不相称,以及本书作者提及的史学研究 两序 研究的脱节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通观陆著全书的行文及架构,可以发现,作为唐宋时期的区域研究个案,史林 3/2010该书中,作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倾向与方法,借用逻辑学的方法,将区域史研究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地方史图景描绘之第一序研究,二是针对图景所蕴含问题的分析和批导之第二序研究(第2页)。
笔者认为,作者人为地将二者割裂开来。
就学者研究层面而言,第二序研究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第一序。
而作者所进行的第一序研究,其地方图景描绘的框架,也是建立在一定的问题分析和判断之上的。
陈春声: 走向历史现场 历史 田野 丛书总序 ,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 页。
行龙、杨念群: 导言 ,载其主编 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如包伟民先生就曾指出: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展开,是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深入的表现:我们不再满足于描述一般意义上的 中国 ,而是进一步探究具体时间与地域的 中国 。
但区域研究在样本选择与分析归纳上须得用心,亦即:区域研究不能走传统的地方史研究之老路,满足于表达地方文化自豪感,或记述地方风物。
区域研究须得有全局( 中国 )的关怀。
待到不同区域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有可能更为深入地认识总体意义上的 中国 。
参阅陆著之序言。
作者无论是在学术视野、研究方法方面的反思和探索,还是在史料的爬梳、考订方面,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绩。
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其主要特点和学术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克服明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面临的资料不足问题上,作者可谓殚精竭力,用力甚勤,思之甚深。
或许相对于其他区域,明州区域性地方资料尚算丰富,但是对于完成明州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图谱的描绘,以及多角度剖析其内部各元素,还是颇有不足。
因而,作者在细心爬梳史料、釐定事实的同时,还多次运用了超越亚区的大区域的一些史料和研究成果,比如两浙; 采用宏观通史的一些研究成果应用于明州区域,例如 技术、制度变迁与区域产业格局 这一章中,利用有关唐宋变革期国家经济体制转变的研究成果(毋庸讳言,这一点也导致 唐宋变革 成为其研究的注脚、论证前的既定预设);作者也运用想象力,对研究对象各个要素的逻辑构建进行了阐述,这一点或可说是该书的一大主要特征。
要之,作者在爬梳史料,建构研究对象中,赋予研究对象筋骨和血脉,这一过程颇能显现其学术视野之宏阔,理路思考之缜密,令人称道。
第二,作者在爬梳地方史料的基础上,对前人学术积累加以批判式继承,并尽力填补学术空白,推进了明州区域史研究。
如其所言, 最早将宁波视作一个经济区域进行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斯波义信 (第14页注释),他的 宁波及其腹地 包括后来增补而成的 宋代的宁波 部分, 较全面地论述了唐以来宁波的地理、地域开发和城市化过程 。
虽然二者所关注的问题及重点研究的时代不尽相同,但比较二者,可以发现,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增进、弥补了斯波氏的成果:其一、关于唐宋以来明州的人口发展趋势,与斯波氏在 宋代的宁波 部分仅仅几十字的简单描述不同,陆著不仅细心梳理了其间明州人口发展趋势,还进行了绘图和分析,并论及到人口的移民和分布情况,可谓详尽。
其二、斯波义信的研究仅仅针对与地域开发相关的水利工程建设,陆著则不仅丰富了各项水利工程建设具体的时间、地域分布、负责人和经费来源,而且对与水利经营和管理相关的水利工程组织、经费筹划、劳动力征派、水利规约等,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明州区域社会体系和社会空间结构。
其三、斯波义信的研究涉及到宋代的产业分工,但对宋代明州手工业生产和商税征收的具体内容,涉及甚少。
因此,陆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此外,在土地经营的零散化问题、交通网络的发展问题上,作者都不同程度上增进了前人的研究。
第三,作者自觉实践 追寻历史内在脉络 的 史学规范 ,敢于对区域历史的勾勒和方法进行大胆思考和探索。
正如作者在绪言中所倡言的: 书写地方史不是填塞符合既有框架的地方史事,并删除不合填塞框架的信息,而是要描述某种地方图景;是要搭建某种样式的地方图景,而不是地方图景应该被搭建成某种样式 (第14页),因此,她努力做到的是 呈现 ,即在历史材料的梳理过程中,呈现明州区域经济形成的若干核心要素:首先,通过对唐宋以来明州区域的人口数据进行梳理,指出 进入宋代,明州人口进入稳定的增长阶段 (第24页),然后, 通过文字的铺排而描绘 、 建构唐宋时期明州因为交通建设的成效而形成的区域网络图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论述人口增加导致的定居点增加、水利灌溉事业的兴起,水利网络的形成以及随后的地方社会互动与整合,进而讨论与交通网络形成息息相关的区域产业分工结构及其农业生产技术、制度变迁,呈现出经济上以宁波为腹地的明州区域;最后, 随着人口的增加,水利的建设、交通网络的形成,明州地域开发得以不断深入,积极推动着以州城为中心的行政建制的最终确立与强化 (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