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问责机制与公共服务绩效
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
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是指基本公共服务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的目标的实现程度；二是居民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即绩效界定中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把基本公共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两次阐述了这个问题。
当前不少地区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地方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正在有条不紊，扎扎实实地推进。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任务非常艰巨。
它要求我们从历史、现实、国际等视角等全方位地把握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战略。
开展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技术，应当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战略中。
一、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绩效（Performance）是活动对象的行为和结果表现，是所有对象追求的终极目标，因而在各类研究中都受到广泛的关注。
把绩效延伸到政府工作领域，那么，“政府绩效就是‘政府行政管理活动所取得的业绩、成就和实际效果’”。
无论如何，绩效作为一种产出结果和状态，体现为是否有效，是否令人满意。
因此，绩效可以指效率（efficiency），也可以指效果（effectiveness），可以指直接产出（Outputs），也以指间接产出（Outcomes）。
我们把它们视为对绩效进行量度的四个要素。
通常，从国际经验看，无论对于政府绩效，还是非政府组织的绩效的评估，以上四个要素都是要考虑的。
从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出发，笔者把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界定为，人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对于这种享受的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它包括客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主观的基本公共服务感受。
客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指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社会和市场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主观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是指人们对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社会和市场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
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
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是指基本公共服务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的目标的实现程度；二是居民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即绩效界定中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把基本公共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两次阐述了这个问题。
当前不少地区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地方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正在有条不紊，扎扎实实地推进。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任务非常艰巨。
它要求我们从历史、现实、国际等视角等全方位地把握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战略。
开展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技术，应当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战略中。
一、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绩效（Performance）是活动对象的行为和结果表现，是所有对象追求的终极目标，因而在各类研究中都受到广泛的关注。
把绩效延伸到政府工作领域，那么，“政府绩效就是‘政府行政管理活动所取得的业绩、成就和实际效果’”。
无论如何，绩效作为一种产出结果和状态，体现为是否有效，是否令人满意。
因此，绩效可以指效率（efficiency），也可以指效果（effectiveness），可以指直接产出（Outputs），也以指间接产出（Outcomes）。
我们把它们视为对绩效进行量度的四个要素。
通常，从国际经验看，无论对于政府绩效，还是非政府组织的绩效的评估，以上四个要素都是要考虑的。
从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出发，笔者把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界定为，人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对于这种享受的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它包括客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主观的基本公共服务感受。
客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指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社会和市场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主观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是指人们对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社会和市场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
减少资源错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可提高三至五成
减少资源错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可提高三至五成阅读原文国富与国穷背后的成因，历来是最令经济学家着迷的话题。
以往的研究表明，富国与穷国之间人均产出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前者拥有比后者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指标反映除了劳动力与资本的投入外，其它所有影响产出的因素）。
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以往的研究主要认为是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
即技术水平更高的国家，投入同样多的劳动力与资本，可以获得更高的产量。
最近几年，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对于很多穷国而言，资源的错误配置可能是比技术落后更加致命的导致低生产率的原因。
比如，假设一个国家有两家企业，它们拥有完全相同的技术，但其中一家企业拥有政治背景，从而可以获得更廉价的资本（低利率）；而另一家企业没有这种政治背景，因此只能从非正式的资本市场上购买高价的资本（高利率）。
简单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这样的安排是无效率的：如果上述两个企业能够拥有平等的获得资本的机会，该国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提高。
基于上述基本思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教授与来自斯坦福大学的Pete Klenow教授，试图通过结合理论模型与微观数据，定量地估计资源错配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与印度的生产率低下。
按照这一类文献的习惯，作者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在给定一些相关的假设以后，作者证明了一个重要的推论：假如市场不存在扭曲，不同的企业应当拥有完全相同的收益生产率（定义为生产率乘以该商品的价格）。
对这一推论的直观理解是：假如有一部分企业的收益生产率高于其它企业，那么在理想的情况下，它们应当生产更多的数量，使得该产品价格下降，直至其收益生产率与其它企业持平。
作者使用了美国、中国与印度的微观企业数据，分别绘制了三国企业收益生产率的分布图，结果发现：中国与印度的企业收益生产率较为分散，而美国相对比较集中。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的推论，这说明：相对而言，中国与印度的市场比美国存在更多的扭曲和资源错配。
行政问责工作总结2023：持续加强监督,构建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行政问责工作总结2023：持续加强监督，构建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2023年，作为行政问责工作的总结年，我们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特别是在加强监督和构建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努力促进公共服务的公平、高效和透明，加强问责制度建设，推动政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以下是我们在2023年行政问责工作总结中的主要内容。
我们继续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为行政问责提供有力保障。
通过完善监督手段和方法，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我们积极推进大数据和在监督工作中的应用，提高监督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同时，我们还通过加强内部监察制度建设，严肃查处腐败行为，树立监督的震慑力，让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廉洁高效。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
我们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公共服务的决策部署，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关切和问题。
我们通过加强对公共服务涉案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
同时，我们建立健全投诉处理机制，提高对投诉事项的及时处理和解决率，让人民群众满意度提升。
我们加强了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合作，共同推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我们建立了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协作机制，深化与各界的合作，共同推动公共服务的创新和提升。
我们积极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和改进政府工作，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我们使公共服务体系更加贴近社会需求，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群众的问题。
此外，在2023年的行政问责工作中，我们着力构建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我们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严惩公职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通过推进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减少了腐败和权力滥用的空间，构建了一个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环境。
同时，我们加大人才培养和选拔力度，引入更多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执行力和服务质量。
工作总结的问责机制与绩效考核
工作总结的问责机制与绩效考核1. 问责机制的概念问责机制是指通过一套明确的规则和程序，对工作过程中的责任人进行监督、评估和追责的制度。
它强调对工作责任的落实和追究，能够促使相关人员尽职尽责、提高工作效能。
2. 问责机制的目的问责机制的目的在于明确责任、激发工作动力，增强工作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通过问责机制，能够使企业或组织实现目标、提高执行力、增加合作默契度，并营造公平、公正、开放的工作环境。
3. 问责机制与绩效考核的关系问责机制和绩效考核相辅相成，紧密关联。
问责机制是为绩效考核提供保障的一种手段。
通过问责机制，能够对工作过程进行监督，使绩效考核具有实质性的参考依据。
反过来，绩效考核的结果也是问责机制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
4. 问责机制的实施途径问责机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施，包括内部交流、监督评估、目标考核、工作日志、群体讨论等。
这些途径能够帮助管理者和员工更好地了解工作进展，及时发现问题，以便及时解决。
同时，也能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和责任感。
5. 问责机制的效果良好的问责机制能够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通过问责机制，能够追踪工作流程，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同时，由于问责机制的存在，员工会更加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遵守规章制度。
这将有助于构建高效的工作团队。
6. 绩效考核的目的绩效考核是一种评价员工工作质量和工作效果的手段。
绩效考核的目的在于客观评估员工的能力和贡献，帮助员工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并提供改进的机会。
同时，绩效考核也是激励员工的一种方式，通过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7. 绩效考核的指标和评估方法在进行绩效考核时，需要明确指标和评估方法。
指标可以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通过量化的方式对员工的工作进行评估。
评估方法可以采用打分制、评比制、360度评估等方式，以全面了解员工的工作表现。
8. 绩效考核的公平性和自主性绩效考核需要具备公平性和自主性。
公平性意味着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评估方式和标准公正合理。
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的制度整合_陈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的管理绩效评估与模式创新研究”（05BZZ014）推进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所确立的重大举措。
政府绩效评估由于倡导公众本位理念、多元化评估体系、科学的结果运用，因而具有问责的理念和现实功效。
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两者在内在理念、实现机制、现实功能方面存在着相似与趋同性。
推进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着眼于制度宏观，通过两者权力上的协调、内容上的整合、法规上的衔接，形成政府绩效问责新机制，积极推进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的制度整合。
一、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与行政问责制度整合的必要性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是约束特定主体评估政府决策和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效果的一种制度安排。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履行情况而实施的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
由于两者在内在理念、实现机制、现实功能方面存在着非常重要的相似与趋同性，因此，整合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与行政问责制度，是提升行政问责制度功能的需要，是发挥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效用的需要，是整合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与行政问责的内在统一性的需要。
1.提升行政问责制度功能的需要在行政问责实施过程中，一般来说都会出现问责主体和结果惩戒主体相分离的特点。
在这样一种问责机制中，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之间体现的只是“回应”关系，而缺乏现实的制裁强制力。
这也就是说问责主体只能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给予对或错的判定，而直接制裁问责对象的权力却掌握在政府内部监督考核的相关部门手上。
［1］（177）因此，要提升行政问责的整体功效，必须将问责后的对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责任追究、惩戒统一到绩效评估的整体框架中来，推进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制度的整合。
一是政府绩效评估所倡导的“顾客至上”理念为行政问责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理念支持。
“顾客至上”理念作为公共行政民主价值取向的体现，是在政府管理中要求尊重公众意见、回应公众需求、提供公众需要的公共服务的一种精神导向。
公共管理学概论课后答案
《公共管理学》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第一章一、填空题1、公共物品或服务是指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特性的产品。
（p4）2、公共管理学就是一门研究公共管理活动规律的学科，它是在公共生产管理计划担当流程学的基本上发展起来的。
（p20）3、“新公共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美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
（p17）二、选择题1、1887年美国学者（d）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之研究》一文，这成为公共行政学诞生的象征性标志。
（p13）a。
古德诺b。
斯坦因c。
泰勒d。
威尔逊2、德国学者（a）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发表的著作中，对官僚制度的系统分析和论证促成了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p14）a。
马克斯·韦伯b。
古德诺c。
法约尔d。
赫伯特·西蒙三、简答题1、公共管理的内涵：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运用所拥有的公共权力，为有效地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担当流程管理的社会活动。
2、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点：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管理活动未分选的学科，它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性，是一门学术性与应用性相统一、公共性与管理性相统一和正在发展中的学科。
3、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的区别表现在：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虽同属管理领域，都要履行一般的管理职能，但二者在管理的目的、管理的限制因素、管理活动的物质基础、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以及绩效评估等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4、“新公共管理”运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1、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得少一些，但要管得好一些”；2、尽可能地实现社会自治，鼓励社会自身的公共管理，也就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3、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尽可能地在一些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
5、公共管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基本研究方法有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计划担当流程分析法等。
公共服务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对提升政府绩效起到积极作用
管理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 管理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解决政府 所面临的困境，以及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 所面临的困境，以及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来再造政 府。
[1]Hood, Christopher（1991），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69, No.1.
(二)绩效管理：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系统 绩效管理：
任何组织都追求效率，这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任何组织都追求效率，这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传统官僚 制把效率放在优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对于政府部门而言， 制把效率放在优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对于政府部门而言， 效率并不是追求的唯一目标，还有诸如公平、公正、民主、 效率并不是追求的唯一目标，还有诸如公平、公正、民主、自 由等多元目标，而且在许多时候效率甚至不是首要目标。 由等多元目标，而且在许多时候效率甚至不是首要目标。在利 益趋向日趋于多元化的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 益趋向日趋于多元化的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需 求日愈增加，要求政府能更好地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需求， 求日愈增加，要求政府能更好地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需求，解 决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要求政府一方面缩减规模、优化职能， 决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要求政府一方面缩减规模、优化职能， 另一方面应以低成本运行，花最少的钱，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另一方面应以低成本运行，花最少的钱，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政府需要追求的是多重价值的实现，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政府需要追求的是多重价值的实现， 而不只是效率。 而不只是效率。 显然，狭隘的单向度的“效率”概念（一般指投入与产出之比， 显然，狭隘的单向度的“效率”概念（一般指投入与产出之比，着 重于数量层面） 重于数量层面）以及在这一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一套评估方法和工 已难以完整、准确、系统地表征政府的活动及其成效。因此， 具，已难以完整、准确、系统地表征政府的活动及其成效。因此， 对政府管理而言，必须寻找一种衡量价值的方法， 对政府管理而言，必须寻找一种衡量价值的方法， 寻找一种新的 综合性的能完整反映组织的多元目标及其成就、结果的概念。 综合性的能完整反映组织的多元目标及其成就、结果的概念。这一 替代概念和方法就是绩效和绩效管理。 替代概念和方法就是绩效和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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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问责机制与公共服务绩效7社团组织、非正式问责机制与公共服务绩效——评蔡晓莉的《民主缺位下的问责：中国农村的社团组织与公共物品供给》1如何解释政府绩效？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工作卓有成效，而另一些政府却一塌糊涂？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绩效差异如此之大？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政府绩效的高低？作为一个恒久而常新的问题，政府绩效的决定因素一直是政治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关键问题（罗伯特・D.帕特南，2001）,也是最近以来公共行政和管理研究人员热衷于探讨的议题（Boyne, Meier, O'Toole, & Walker, 2006）。
随着政府制度及其实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得到认识，经济学者们也开始将U 光转向政府绩效问题（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 Vishny, 1999;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2004）o围绕政府绩效的决定因素，存在多个学派的不同观点（吴建南&马亮, 2008;吴建南&张翔，2006）。
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主要关注政府的外部环境和政治体制，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资本、民主制度等，而公共管理学者则更加注重政府的组织与管理。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学者们都对政府的问责机制情有独钟（马1笔者曾于2008年翻译了蔡晓莉醇士的MIT开放课件《比较观点下的公民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2004秋季，课程编号：17.955）（链接：/OcwWeb/Political-Science/17-955Fall-2004/CourseHome/index.htm）。
山于这个渊源，笔者得以在该书作者蔡晓莉博士出版该书中文版之前就有幸一睹该书风采，因此笔者要特别感谢蔡晓莉博士提供的电子版及译文草稿。
由于系各章电子版，本文引用仅标注章数。
骏，2009）。
政府不会自动运作并产生绩效，它只有在受到特定的问责机制的作用下才会产生绩效。
问责机制可以是正式的官僚机构和成文制度，如来自上级部门的绩效考核和奖惩，或者民主政治体制下选民的投票和议会的罢免；问责机制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制衡和约束，它们源自政府所处的外部环境，以一种社会关系、团体规范或大众舆论的形式存在，并同样能够发挥类似于正式问责机制的积极作用（如果不是更加奏效的话）。
这种非正式的问责机制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绩效（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的影响，即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蔡晓莉博士在其新著《民主缺位下的问责：中国农村的社团组织与公共物品供给》一书中的核心论题（Tsai, 2007）。
2蔡晓莉主要关注中国农村的道路、学校和饮用水问题，因为“无论身处中国的什么地方，农村道路、小学校舍和自来水设施都是各个村政权提供的最有实质意义、最具可比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公共物品。
” （c3）她对实际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用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投资进行评估，采取6项指标衡量2000 年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人均政府集体项U投资、村内公路硬化情况、人行道硬化情况、雨天可用教室比例、教学楼翻新情况和自来水设施现状（c3）。
像帕特南一样，她也使用多重指标来测量村级公共物品供给，避免忽视了政府对不同公共物品供给的权衡和选择（罗伯特・D.帕特南，2001）o调查结果显示，有些村硬化了公路，提供了自来水，并且将学校设施维护得很好；有些村却儿乎无所作为（C3）。
到底什么原因才能解释以上各村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差异呢？分析发现，经济因素、省际差异等与村级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在统讣学上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甚至可以说没有积极影响（c3）。
提高村级政府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就能实现的。
钱多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更好的道路、学校以及更干净的饮用水。
上级政府一方面没有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给村里足够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监督管理（C3）。
探讨政府绩效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决定因素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经济发展、正式问责机制与非正式问责机制（C1）。
笫一种观点强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对政府绩效的决定作用，认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会自动产生公共物品供给。
但地方政府绩效并不必然与经济发展相关，因为资金充裕的地方政府并没有义务将这些资2基于该书的实证研究论文中译本见：（蔡晓莉,2006）o源用于公共物品供给。
蔡晓莉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社区却提供了差别很大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使得两个相邻的村庄在政府绩效和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存在这么巨大的差距呢？”（c1）第二种观点认为自上而下的正式责任机制（如民主选举、绩效考核等）能够约束政府行为并激励其提供公共物品。
然而，蔡晓莉的调查却发现正式的官僚制度和民主问责机制并不能解释政府绩效的差异（C1）。
第三种观点，也是蔡晓莉所支持的观点，即认为政府绩效的差异来自社团组织的非正式问责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正式问责机制相同的地区，非正式问责机制成为左右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关键因素。
她将社团组织内部的规范和义务定义为非正式问责机制。
“即使地方干部不在乎选举压力和上级政府的制裁，但他们也许不得不面对社团组织建立的社区义务和规范，比如村庄的寺庙、教堂和祠堂等山信奉共同群体规范和道徳义务的个体通过双向活动组成的集合。
” （C1）正式问责机制缺位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该书从三个阶段剖析中国农村的社团组织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以前，传统中国文化对宗教、宗亲、宗族等纽带都是包容性的，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并有助于基层政权组织的治理与稳定。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使这种传承儿乎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取而代之，成为主导乡村治理的主旋律。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远远超过了民国以及历代王朝。
尽管这种控制在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地区都成功地杜绝了非法团体的公开活动，其至像宗族和村庙这样的社团组织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C5）。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旧有的宗教与宗族死灰复燃，重新焕发青春，并逐步渗透到正式的问责机制中，产生难以剥离的作用（C6）。
公民主导的民主问责机制与上级政府主导的官僚问责机制，是正式问责机制的“两条腿”。
一方面，村干部的直接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等民主机制可以确保村干部为民谋福利；另一方面，执政党和官僚机构寄望的上级监督下级的方式可以有效控制村干部。
然而，两种问责机制在现实中都面临许多问题。
补充非正式问责机制的选择是民主选举，但始自1988年的村民选举改革却收效甚微。
一方面，仅有少数村庄真正推行了村民选举；另一方面，即便真正实施了选举，村民也很少能够获得真实的信息并使村干部尽职履责。
对预选、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的考察发现，村民选举通常受到外力的干涉，法定程序往往流于形式，致使村民对村干部的正式约束力儿乎丧失殆尽。
定量分析显示，村民选举程序的落实情况（无论是单项程序还是程序集合）并没有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村民选举程序与社团组织的交互效应也不显著（c7）。
可见，不管村民选举开展得如何，都无法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产生足够的影响。
深入的案例研究发现，村民选举没有足够的手段和杠杆去动员村民参与，村民对村干部缺乏足够的信息准备和了解，而且民主选举短期内很难改变村民的公共意识和公民责任观念。
更为重要的是，非正式的社团组织甚至会抑制正式的问责机制的发育和作用，因为村干部和村民双方都将社团组织视为解决纠纷和获取支持的源泉，而它对正式制度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c7）。
村干部的正式问责机制包括村党支部和领导干部责任制。
乡镇党委支配村党支部，而乡镇政府则通过包干制度和LI标责任制来约束村委会。
理论上，这种正式制度会通过强力激励促进村干部履职，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c8）。
访谈资料表明，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上级政府对村级政权缺乏必要的指导、拨款和激励杠杆（薪酬、晋升），村干部也不会因为无法完成任务而受到惩罚。
目标责任制考核强调经济增长、工业发展和税收收入等短期增长的“硬指标”，而忽视了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等长期发展的“软指标”，因此无法为村干部改善公共物品供给提供充足的激励。
此外，上级政府很难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村级政权运转的准确信息，也无从知晓乡镇政府对村级政权是否进行了有效监督，由此为弄虚作假和欺上瞒下提供了机会（c8）。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上级很可能奖励了会报告绩效的官员而不是能够干出绩效的官员。
当上述两种正式的民主问责机制和官僚问责机制缺位的时候，非正式的问责制度是解释政府绩效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所在（c9）o在中国这样的权威和转型体制下，尽管中央政府难以督促地方干部，而如选举之类的民主责任机制或弱化或缺失，但是在地方干部嵌入了所谓的“社团组织”一一不仅基于共同利益更是建立在共同道义责任基础上的社区组织一一的区域，政府绩效和公共物品供给仍然可以保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上。
当政府干部加入到他们属地内的这类社团组织中后一一当社会结构与国家结构相适应，而社会边界与行政边界相重合时一一社会的规范和责任能够强化其至替代那些本应山政府为官员和公民所建立和加强的义务及责任。
政府官员可能服从于某些没有被国家正式写明并颁布的非正式守则和规范——但是它们普遍存在于某些囊括了政府官员的社团组织当中。
当领导干部植根于他们所在社区的社会网络时，他们可能会感觉到有义务提供公共物品，因为这是他们所在的教堂、庙宁、种族、或者社区组织期望他们完成的。
此外，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组织内的其他成员会根据组织内部的守则规范来惩罚他们。
像家族和寺庙这样的社团组织存在着一系列提高道德威望的标准，而这些组织通过举办集体活动的方式，给人们机会去证明和宣扬他们的行为符合其至超越了这些标准。
社团组织的两个必要的结构性特征使其成为非正式的责任机制从而保证公民能够监督当地官员履行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
首先是包容性，即必须包含或者起码对当地政府管辖的每个人开放。
其次是社团组织的内嵌性，即当地干部应当加入组织成为内部成员。
存在包容型和嵌入型社团组织的地区，公民和官员很大程度上信奉一套共有的群体标准和道德义务。
社团组织内部一项最基本的义务是每个人都应当对组织做好自己应该的那份贡献。
总体上来说组织成员都应当尽自己所能为组织作贡献。
当社团组织的范围与当地政府的辖区重合时，嵌入组织的干部就有很强的社会性义务去竭尽所能地为组织作贡献。
这时候，干部们最能做的就是保证当地政府的资金用于公共物品供给。
社团组织、替代性问责机制与政府绩效政府性的公共物品供给需要解决两个不同的问题：集体行动与搭便车问题；政府责任问题。
有关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的文献在理论上充分说明了社会性的规范和纽带能够解决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