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1)
关于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
关于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楚辞研究是一个高难度、高水平的选题。
它可以夯实国学的基础，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自上而下的追踪，完全能够产生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楚辞研究者应重视楚辞的文本研究，应继续探索传统的疑难问题，应建立各自的学术方向。
从总体上看，我们首先应该继承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然后才能够超越它们。
研究方法没有新与旧、保守与开放的区别。
评价研究方法的优劣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它们能否解决问题。
就当今的楚辞研究整体情况看，学界的跨学科研究已经进入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阶段。
应当着重提醒的是，我们在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中，必须遵循“适度性原则”，尽量避免任意性和过度诠释。
标签：楚辞；出土文献；跨学科研究；适度性原则楚辞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
楚辞研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王国维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
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
”所以，推动楚辞研究，应该从研究选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化与开拓。
这里，笔者结合个人的研究体会，谈谈对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
一、楚辞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楚辞研究是一个高难度、高水准的选题，极具影响力、挑战性。
郭沫若说过：“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屈原研究》）研究楚辞、研究屈原，既是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又是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风格研究、文学史研究，更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模式研究。
毫无疑义，楚辞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但是这个源头隐在云雾之中，既令人心生敬仰，又让人望而却步。
楚辞，承载了中原文化遥远而博大的传统，又以惊才绝艳的南楚情调风格展现，令人思接千载，又乐观楚风。
关于屈原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加上楚辞文句的艰难深奥，词旨的委婉曲折，导致了楚辞研究疑义纷纭，很多观点莫衷一是。
先秦文学·推荐学生阅读书目
汉语言文学专业《先秦文学》参考书目一、诗歌类《诗三百篇探故》朱东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诗经直解》（二册）陈子展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毛诗正义》（唐）孔颖达撰《诗集传》（南宋）朱熹撰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诗毛诗传疏》（清）陈奂撰三十卷现有1984年中国书店影印本《诗经原始》（清）方玉润著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诗经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经今注》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版《诗经译注》袁梅著齐鲁书社1982年版《诗经与周代社会》孙作云著中华书局1979年版《诗经的文化阐释》叶舒宪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楚辞章句》（汉）王逸撰商务印书馆印本《楚辞集注》（南宋）朱熹撰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楚辞选》马茂元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楚辞新注》聂石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楚辞研究集成》马茂元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林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屈原研究》郭沫若著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年版《屈赋新探》汤正柄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二、散文类《先秦散文纲要》谭家健郑君华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左传读本》王伯祥选注中华书局本《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注（三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国语选》傅庚生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战国策选讲》刘忆萱撰中国青年出版社《论语译注》杨伯峻注中华书局本《孟子译注》杨伯峻注中华书局本《老子注释及评介》陈鼓应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荀子简释》梁启雄著商务印书馆本《韩非子浅释》梁启雄著商务印书馆本三、神话类《中国神话史》袁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神话论文集》袁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神话与民族精神》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神话哲学》叶舒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四、教辅类《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卷本）于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卷本）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卷本）郭预衡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卷本）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六卷本）郁贤皓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卷本）于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古代文学指导》孙鸿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六卷本）郁贤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当代神话研究资料：1、神话学学科基础的建设：《东方神话传说》薛克翘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世界神话集》刘城淮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9年《中国神话大词典》袁珂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8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袁珂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年《中国神话人物辞典》李剑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2、神话学的世界意识：《结构神话学—列维·斯特劳斯与神话学问题》陈连山外文出版社1999年3、神话学与比较神话学：《印度神话传说在东南亚的传播》张玉安《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迈锡尼时代——希腊英雄神话和史诗的摇篮》王以欣《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东方神话概观》魏善浩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年《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俄李福清 (台湾)晨星出版社 1998年《嫦娥与提托诺斯：两个变形神话故事的比较》张沛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通古斯满语族族源神话比较》黄任远载《北方民族》1998年第1期《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4、神话原型的探讨：《苏美尔神话的原型意义》叶舒宪《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亥日人君》叶舒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神话—原型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叶舒宪载《社会科学研究》 1999年第1期《从上古文化看“夸父追日”神话的原始内涵》沈怀灵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年第3期《(庄子)神话的破译与解析》朱任飞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神话——原型批评之我见》王钟陵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鲧禹治水与息壤的原始文化基型》周延良载《文史研究》1998年第6期 5、民间神话的探讨《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张振犁等东方出版中心 1999年《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杨利慧北师大学出版社 1999年6、神话与政治《中国神话的流变与文化精神》金荣权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年《(山海经)与古代社会》张岩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王权交替与神话转换》王孝廉载《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 7、神话的考古研究及其争论《帝俊及其神系考略》金荣权载《中州学刊》l998年第l期《追寻远古的信息——神话传说与现代科学》王红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8年8、从自然科学看神话《“女娲神话”与生殖崇拜》刘毓庆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9、神话史写作《中华民间文学史》祈连休等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出版《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叶舒宪载《海南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回顾》陈建宪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l998年第3期庄子研究资料：历代《庄子》注释本：晋郭象《庄子注》清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曹础基《庄子浅注》杨柳桥《庄子译诂》姚汉荣等《庄子直解》陆永品《庄子通释》严灵峰《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百年来庄学研究:（一）20世纪初至建国：成就表现在校勘注释上《庄子天下篇释义》梁启超中华书局1989年版《庄子天下篇释》方光 1927年版《庄子天下篇校释》谭戒甫 1935年版《庄子解故》章太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严复集·庄子评点》严复中华书局1986年版（二）建国至改革开放：受时代意识形态干扰,庄学研究成就不大《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刘武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三）改革开放以来，庄学研究进入繁盛期。
楚辞文学常识总结
楚辞文学常识总结楚辞文学常识总结「篇一」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
“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
汉代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
又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
如萧统《文选》中的“骚”类、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就是对整个楚辞而言。
从汉代开始，“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
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
楚地早有歌谣，据刘向《说苑》记载，约公元前6世纪有《越人歌》和《楚人歌》。
《论语》载孔子曾听到《接舆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
可是这些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
他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
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些楚辞作者。
据《史记》记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
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见《宋文鉴》卷九十二)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楚辞文学常识总结「篇二」新课标与教材对文学常识这一考点的基本要求是：了解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和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了解教材所涉及的古今中外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尤其是在中外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作家作品;了解教材涉及的文学流派及中外著名作家的国别及代表作;了解教材涉及的作品中著名的文学典型;了解教材有关作品涉及的文化常识等。
文学常识试题主要考查同学们对教材中涉及的中外著名作家作品的了解及掌握情况，名著范围是每册书课后的名著导读内容。
该题型主要考查同学们的识记能力(知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2012年楚辞研究综述
可谓新 颖 。 该文 认 为 ， 历 朝屈 原封 号的 演变 ， 表现 了
诸 多旁 证 ， 明确 提 出“ 屈原 流放 时 到过 陵 阳” 。周秉
果 的交 流提 供 了便捷 的平 台 ． 进 一 步促 进 了楚 辞研
究 的 深化 。综合 来看 ， 本 年度 的楚 辞研 究 主要 集 中 在如 几个 方 面 ：
一
、
屈 原生 平及 其思 想综论
屈原 的生辰 一直 是楚 辞学 界 极 富争议 的话 题 ， 各类 观点 达十余 种 。李炳 海 《 屈原 生辰 的推 断及其 吉祥 之说 的成 因》 ① 选取 吉 祥说这 一特 殊视 角 ， 着力
考察 屈原 的生 辰时段 。 该 文认 为《 离 骚》 以摄 提星 纪
年， 以夏 历 纪 月 ， 凸显 生 辰 的 吉 祥 喜 庆 ， 是 诗 人 的
巧妙 调 遣 。寅年 （ 前３ ４ ３ ） 或卯年 （ 前 ３ ４ ２ ） ， 在 古 人 观 念 中均 为 吉祥 之 岁 ，已经 最 大 限度 地 接 近 屈原
第３ ５卷 第 １ 期
２ ０ １ ４年 １月
云 梦 学刊
Ｊ ｏ ｕｒ ｎａ ｌ ｏ ｆ Ｙｕｎ ｍｅｎ ｇ
ＶＯ ｌ － ３ ５． Ｎｏ １
Ｊ ａ ｎ． ２ ０１ ４
２ ０ １ ２年楚辞研究综述
方 铭 余 霞
（ １ ．北 京语 言 大学 人 文学 院 ，北 京 １ ０ ０ ０ ８ ３ ， ２ ．湖 南 科 技 大 学 ， 湖南 湘 潭 ４ １ １ １ ０ ０ ）
屈 原 是 否流 放 “ 陵 阳” 的关 捩 之 一 ， 林 家骊 《 （ 哀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8集部01楚辞类（6部）存目（17部）别集类01（16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8集部01楚辞类（6部）存目（17部）别集类01（16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一·集部总叙楚辞类别集类一集部总叙楚辞类（6部）楚辞类存目（17部）别集类一（16部）卷一百四十八·集部一○集部总叙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
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
洎乎汉代，始有词人。
迹其著作，率由追录。
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
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
至於六朝，始自编次。
唐末又刊板印行。
（事见贯休《磾月集序》。
）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於流传。
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
此在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
总集之作，多由论定。
而《兰亭》、《金谷》悉觞咏於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
《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
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
其声气攀援，甚於别集。
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
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
观同一八病四声也。
锺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
词场恩怨，亘古如斯。
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
党人馀衅，报及文章，又其己事矣。
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
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
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
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
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
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
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
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
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
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
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
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
论楚辞的服饰文化价值（1）
论楚辞的服饰文化价值竺小恩摘要：以楚辞中的服饰（包括丝织品）描写为依据，阐述战国时期楚地服饰风貌及其特征，研究楚辞的服饰文化价值。
楚辞中的服饰文化现象至少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价值：一是为研究战国时期南国楚地服饰文化提供了形象的资料；二是楚辞中的服饰现象反映了南方楚国当时的社会生活水平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三是根据服饰文化传承的特质，从楚辞服饰现象出发，不仅可以寻觅到远古时代的服饰踪影，而且后世的服饰现象也可以从楚辞中寻觅到历史传承的雪泥鸿爪，楚辞中的服饰现象为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关键词：楚辞；楚地；服饰文化；价值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伟大的诗人屈原及《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常新的话题，古往今来，屈原及《楚辞》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研究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
其中通过《楚辞》研究楚文化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这类研究往往以《楚辞》为蓝本，从某一方面对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但是对同样作为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楚地服饰文化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仅有周秉高先生对楚辞服饰现象作过研究，他有《屈原服饰考——兼疑<钦定补绘离骚全图>等书》[1]和《楚辞服饰研究》[2]两篇文章，对屈原服饰和楚地服饰作了辨考；而其他如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对屈原的内美与修能服饰观念作过简论，蔡子鄂《中国服饰美学》对屈原服饰审美文化曾有论述；再有如宋公文[3]、裴明相[4]、彭浩[5]、沈从文[6]等虽然都是专门或部分论述楚地风俗或楚人服饰，但都不是以《楚辞》为蓝本，只是在论述过程中将《楚辞》作为引证的资料而已。
其实，无论是研究文学，还是研究文化，考证《楚辞》中的服饰现象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因为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并且高于生活，作为社会生活重要内容之一的楚服饰现象在《楚辞》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而这些服饰现象为我们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经济情况、思想道德情操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至于研究楚地文化，尤其是研究楚地服饰文化，《楚辞》更是及其宝贵的材料，因为《楚辞》中有大量关于服饰的记载，这些记载有些虽有一定想象成分，但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一)
20 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一)【内容纲要】 20 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队伍不断扩大，门派特点逐渐光亮且形成合力，不但在《山海经》的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方面获取一些打破，而且在《山海经》科学价值、《山海经》经文破译等新论题方面也获取重要成就。
【要点词】 20 世纪 / 《山海经》 / 研究 / 回顾【正文】《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
它是一部拥有独到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今后书内容波及之广泛，文化聚积之深邃，历代学者研究成就之丰富，以及此刻《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察看，能够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 20 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添，成就迭出。
据不完好统计，本世纪（截止各正式学刊公布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 172 篇，其中外国学者 6 篇。
至于论题未直接注明书名而波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着的推出标志住《山海经》研究的深入。
1980 年和 1985 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初版社初版， 90年代初版的《山海经》研究专着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初版社1991 年初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初版社 1992 年初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还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
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 1963 年，“重视对神话传说部分的说明，搜罗丰富，征引详博，很有发明，其他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 （注：《〈山海经〉校注》初版说明，上海古籍初版社 1980 年版。
）。
《山经柬释》完成于 80 年代。
从“楚辞”篇目次序变化看历代楚辞观
从“楚辞”篇目次序变化看历代楚辞观楚辞是中国古代史诗文化的代表之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与演变，从形式、内容、风格、意蕴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本文将从楚辞篇目次序变化的角度，探讨历代楚辞观的变化。
楚辞是一部为楚国所作的诗文集，最初收录了17篇，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流传至今的有30篇。
《楚辞》的篇目次序在历代间也发生了多次变化。
以下是各个历史时期楚辞篇目次序的概述。
先秦时期（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是楚辞的创作时期，最初的楚辞篇目次序可能是按照创作时间先后排序的。
但是由于楚辞创作的时间分布较为分散，很难确定各篇具体的创作时间，因此很难确定楚辞篇目的次序。
史籍记载中第一次提到楚辞的确切篇目次序是在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在西汉时期，楚辞篇目次序已基本定型，称为“六义”。
即《九歌》、《离骚》、《天问》、《招魂》、《渔父》、《乐玉不归》。
这个六义次序成为楚辞篇目的标准次序，并且广泛流传至今。
东汉时期东汉时期，曹操曾经对《楚辞》进行过修改，对篇目次序进行了一定调整。
曹操认为，楚辞的主旨应该是“爱国悲辞”，因此他删去了一些阳间的爱情诗篇，增加了一些关于爱国、悲痛的篇目。
在曹操的修改之后，楚辞的内容更加凝练、抒情，且更加突显了爱国主题。
唐代唐代，楚辞成为文人雅士们的热门阅读材料，享有广泛的影响力。
唐代对楚辞篇目次序的调整主要是在编排上。
唐代的楚辞进行了按照题材分类、大小功用、地且划分等方法进行编排，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编排次序。
其中较为代表的有《楚辞解题序》、《楚辞目》、《楚辞古籍促选目》，这些编排方式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分类阅读楚辞，提供向导。
宋代宋代，楚辞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体裁，居于《全唐诗》、《全宋词》之上，有许多著名诗人为楚辞的创作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宋代以前，楚辞篇目次序已经经历了多次变化，因此在宋代，楚辞篇目次序已趋于稳定。
宋代对楚辞篇目次序的调整相对较少，主要是在注释和评论上加以规范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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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二十世纪特别是建国以后是楚辞研究的丰收季节，而楚辞研究的空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本世纪众多考古文献的发现〔1〕。
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文献，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灿烂的古楚文化世界，并以它们的不容置辩的特殊权威性，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或旁证材料，从而将楚辞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
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
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
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
王逸、朱熹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证据。
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
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
“鼎”即贞，训为当。
“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
“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
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
“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
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
《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
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
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
围绕“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小结。
既然确定了“摄提”是指太岁在寅之年，那么屈原究竟生于何时呢？由于人们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和推算方法各异，所以推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较有影响的有生于公元前366年夏历正月、前355年夏历正月、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庚寅、前340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前339年夏历正月十四日庚寅、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这几种说法。
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可靠的探索方法是：能找到一个与具体历史年代相结合的、以实测的岁星晨出东方的年月为标志的原始资料，再用岁星的恒星周期和会合周期进行推算。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
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
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
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提格”之年。
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
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亦即楚宣王二十八年乙卯，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2〕。
这一推算的证据比较充分，论证科学严密。
第二，揭示了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以及屈原生辰与创作之间的种种联系。
前人只知道屈原生辰是一个吉日，但对其具体的宗教内涵并不很清楚，尤其是屈原生辰与他的作品中的艺术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人们更是一个难解之谜。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对此提供了理解的线索。
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
《日书》给人们的启示至少有四点：其一，说明楚人具有以生日占卜吉凶的习俗。
《日书》869至878简、1134简至1141 简分别以六十甲子各系以吉凶，例如869简：“甲戍生子饮食急。
甲申生子巧有身事。
甲午生子贫有力。
”等等。
这表明楚人认为生辰决定了人们一生的命运，因此极为重视生辰的吉凶。
《离骚》首叙生辰，与这种重视生辰吉凶的习俗不无关系。
其二，伯庸给屈原取字“灵均”，可以在《日书》中找到依据。
《日书》875 简：“庚寅生子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
”“贾”字据《日书》1137简，应该作“巫”。
屈原生于庚寅日，命中注定带有巫的色彩，“灵均”之“灵”，实际上就是巫，楚人称巫为灵子。
其三，《日书》所说的庚寅日所生的男子爱好“衣佩”，这在屈原作品中更有充分的体现，例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又如《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其四，《离骚》开头所写的“帝高阳之苗裔兮”，这是作者表明世系的高贵，而《日书》说庚寅日生男为贵。
将《日书》与《离骚》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屈原的生辰确实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而对生辰吉日的崇拜，影响到屈原一生性格的形成，并因此影响到屈原的楚辞创作。
〔3〕第三，为批驳楚辞研究中的某些奇谈怪论提供了铁证。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的观点，其中何天行在三十年代著《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提出《离骚》为汉代淮南王刘安所作。
这些观点在五六十年代又被日本学者重新提起，再次掀起屈原否定论的浪潮。
《离骚》的作者究竟是屈原还是淮南王刘安？考古文献对此已经作出明确的回答。
1983年第2期《文物》杂志发表《阜阳汉简简介》一文，其中说：“阜阳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
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之体裁，未明作者。
”经考古界分析，出土文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材料，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因此阜阳汉简的下限不会晚于这一年。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厉王因图谋不轨而死，孝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乃封其子刘安为阜陵侯，其时刘安仅七、八岁；孝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 年），又改封刘安为淮南王。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淮南王刘安入朝。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所叙淮南王刘安受封的时间，与《史记》完全相同。
惟于汉武帝时刘安入朝之下，补入汉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等语。
何天行在《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中认为，汉武帝让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离骚传》就是《离骚赋》，由此得出《离骚》乃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结论。
按此说法，刘安入朝创作《离骚》的时间是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那么，为什么《离骚》汉简竟会在死于26年以前（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的汝阴侯夏侯灶的墓中出现呢？那时刘安不过十四、五岁，并无入朝武帝之事。
阜阳汉简的出土，无情地粉碎了何天行关于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神话。
〔4〕第四，为屈原从事巫术活动提供了旁证材料。
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
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竹简，据考古学家测定，墓主大约死于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
墓主名叫邵固，是楚悼王的曾孙，生前为楚王侍者，与楚王关系密切。
1977年又在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批竹简，墓主为邸＠②君番勅，位为上卿、上柱国之属，据考古测定，他大约死于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
两批竹简上都有祭祀和卜筮记载。
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记录的祭祀对象除楚之先公先王外，还有“大水”、“句土”（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祗。
天星观一号楚墓祭祀的鬼神有“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
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记载有为墓主邵固占卜的情况，其内容有关于邵固能否得到职位等等。
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的卜筮简文记录了十余人以多种占卜工具分四个年份为墓主贞卜。
卜筮的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贞问忧患和疾病的吉凶；二是贞问“侍王”是否顺利；三是贞问迁居新室是否“长居之”、前途如何等等。
过去曾经有人对屈原作品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涉及巫术方面的内容而感到困惑不解，上述秦简《日书》从生辰崇拜方面解释了屈原崇巫的现象，而江陵两墓竹简则进一步表明，象屈原这一类的楚国上层人物，接触卜筮和祭祀这一类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
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
〔5〕第五，为屈原作品中某些艺术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物。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相马经》。
帛书《相马经》，和传世的本子在内容及文体上都出入很大，从它的文体类似于赋和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迹象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著作。
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在语言表现上有四个特征：一是用一系列的比喻表现作者的思想，同一般叙述中偶然夹进一两个比喻句子的情况不同；二是经文中只出现喻体，不出现本体，它同本体的联系主要依赖于人们约定俗成的比喻习惯；三是喻体同本体的联系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四是喻体和本体之间有着较多的联系。
这些特征同屈原作品中比喻象征的手法比较切近；一是屈原作品中往往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来表现一个意思，例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以下八句，就是以种植芳草来比喻培育贤才，并以众芳芜秽来比喻贤才变节从俗。
屈原作品有时甚至是用全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思想或情绪，例如《离骚》中的天上三日游、求女等等；二是屈赋中多用象征的手法，其中用比喻亦以暗喻为多；三是表现了喻体、象征体与本体之间较稳定的联系；诸如反复以兰蕙比喻贤才或高尚的品德、以美人喻君王等等；四是喻体和本体在特征方面显示了较多较复杂的联系，例如因为将君王比为“美人”，所以用“蛾眉”比喻自己之贤能，以“求女”比喻可以通于君侧，以“众女”比喻朝廷结党营私的人物。
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与屈原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相似之处，说明屈原作品中的比喻象征手法不是凭空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