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权

浅论对人身权的法律保护随着全球法治化进程的发展，人类的人权意识不断加强，尤其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人身权。

人身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特定人身相联系而又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涉及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安全的自由度。

完整的人身权保护体系，是指人身权的民法保护、刑法保护和行政法保护在内的三位一体的法律保护系统。

它们之间既有各自明确的分工，又有相互配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民法保护（一）确认侵害人身权的行为为侵权行为确认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违法行为是民法对于人身权加以保护的前提。

所谓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或者在法律特别规定的场合无过错，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依法应承当损害赔偿等法律后果的行为。

我国侵权行为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型：侵害人身权的侵权行为和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

两者相比，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表现为人体伤害的人格利益损害。

人格利益损害为无形的损害，损害中不具有或不直接具有财产利益因素。

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是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而侵害人身权的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是人身权，即人格权和身份权，因而它具有如下特点：（1）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不是财产损失或者不是直接的财产损失，而是表现为人体伤害和人格利益损害。

（2）侵权行为的后果难以用金钱计算损失，一般通过其他标准计算金钱损失。

（3）侵权行为在权利主体消失后，亦能有条件的构成。

如公民死亡后，其某些人格利益仍受保护。

（二）人身权民法保护的基本方法人身权法律保护体系包括人身权的民法保护、人身权的刑法保护、人身权的行政法保护。

其中对人身权的首要保护就是人身权的民法保护，也就是说在当事人的人身权受到侵害时，首先寻求的保护是民法保护。

所谓人身权的民法保护，就是指用民法上以确认侵害人身权的违法行为为侵权行为的方式，以使侵权人承担以损害赔偿为主要内容的民事责任的形式，对人身权遭受侵害的受害人予以救济的法律保护方法。

民法保护方法的财产性和补偿性，决定了侵害人身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侵权赔偿之债。

而对于侵害人身权的受害人的民法保护，以损害赔偿为其基本方法，是人类历史发展和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自身的选择。

当人类自己发现对同类的侵害，以同态复仇的方法进行保护，不仅是野蛮的、不道德的，而且也是无益的以后，就选择了损害赔偿的方法，作为救济人身权侵害的基本方法。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不仅认为对侵害物质性人身权的受害人用损害赔偿的方法进行救济，是科学的、合乎理性的，而且，对于侵害精神性人身权的受害人也用损害赔偿的方法进行救济，也是科学的、合乎理性的。

因而，对于人身利益的损害，人类也选择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方法，作为基本方法。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对于人身权法律保护的损害赔偿方法，已经形成了完备而系统的制度。

它包括：（1）对人身伤害的财产赔偿制度，一般又称为人身损害赔偿，实际上是对公民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财产赔偿。

（2）对侵害精神性人身权的人格利益损害赔偿，一般又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于2001年2月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些问题作出了回答，这是我国在人身权保护方面的重要立法之一。

而这里的赔偿也一般包括具有财产因素的人格利益和不具有财产利益的人格利益的损害赔偿。

（3）对侵害人身权的慰抚金赔偿。

这是指对侵害人身权利行为所造成的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的金钱赔偿，藉以平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感情伤害等。

而且在国际上，这种抚慰金赔偿的适用，有日渐扩大范围的趋势。

当然对人身权的民法保护方法，还包括其他方式，如《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34条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

这些都是非财产性的保护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使受害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最大恢复。

二、刑法保护在人身权的法律保护中，刑法保护尤为严厉，是最后的一道屏障。

刑法是对犯罪行为予以刑罚制裁的法律规范。

刑罚是最严厉、最极端的法律制裁方式，只适用于严重侵犯人身权构成犯罪行为。

人身权的刑法保护体现在《刑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决定》等法律规范中。

《刑法》第4章、第7章中大部分条文均和人身权的保护有关。

从我国刑法规范看，人身权的保护包括：（1）生命权保护，规定有杀人罪;（2）健康权保护，规定有伤害罪、虐待罪、刑讯逼供罪等；（3）人身自由权保护，规定有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4）贞操权保护，规定有强奸罪，强迫妇女卖淫罪；（5）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规定有侮辱罪、毁谤罪。

还有些罪名同时涉及人身权保护的多个方面，如诬告罪、伪证罪，既可涉及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的保护，也可涉及身份权的保护。

此外，《刑法》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爆炸罪、放火罪、交通肇事罪等，也均是与人身权的保护有关的禁止性规范。

人身权刑法保护的核心是刑罚权的行使，法定刑法有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

其中，生命刑和自由刑本身就是对人身权的限制于剥夺。

所以，人身权的刑法保护犹如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即为人身保护的强有力法律武器。

反之则会侵害人身权。

因此，在人身权的刑法保护中，要防止滥用刑罚权。

三、行政法保护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其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

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管理机关，其职权的行使与人身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有权依法赋予个人或组织一定的权利，也可以依法剥夺。

与刑法、民法不同，各国都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

我国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涵括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监督等方面的行政法律体系。

保护人身权，是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我国现行有关行政法方面的法律，许多都与保护人身权有关。

比如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警察法、国家安全法、监狱法、枪支管理法、外国人入出境管理法、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海关法、卫生检疫法、食品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环境保护法，等等。

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专设“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和处罚”一节，对侵犯人身权未构成犯罪的行为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此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有相当一部分与保护人身权有关。

我国行政法有关保护人身权的规定，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限制人身自由给予严格控制。

一是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只能由法律规定。

如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

”二是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只能由法定机关行使。

如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

三是对限制人身自由有严格时间要求。

如海关法规定：“对走私犯罪嫌疑人，扣留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四十八时间。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行政拘留不超过15日，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最长不超过二十日。

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情况复杂，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四是对人身进行检查受严格限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可以进行检查。

检查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

”“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2）正当程序原则。

凡对人身权进行限制的，必须遵循正当程序。

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通常包括程序法定、公正、公开、利害关系回避、说明理由、听取陈述和申辩等要求。

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3）比例原则。

对人身权的限制必须与所要达到的目的相适当，不能超过应有的限度。

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4）救济原则。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民人身权受到违法侵犯，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控告、检举或者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以及获得赔偿的权利。

我国行政法对人身权的保护，重点保护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对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虽然也给予保护，但有关这方面的法律规定相对较少。

上述三方面的法律规范，是人身权法律保护规范体系中的主干，还有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诸多法律，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规定了对人身权法律保护的统一规范体系。

我国人身权的保护也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在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突出。

目前，我国在人身权的法律保护方面受到较多质疑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人身权各个方面的保护不尽平衡。

总体上看，我国对人身权的保护水平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对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方面的保护，比较重视，法律比较健全；而对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其他方面的保护力度，相对比较薄弱，主要依靠民法保护且规定得比较原则，不够具体，弹性较大，致使公民这些方面的权利较易受到侵犯，并且较难获得及时、有效、充分的救济。

2、重刑主义倾向明显。

一是刑罚迷信、以刑代教、从严从重倾向相当明显。

刑罚特别是限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应当是惩治违法行为的最后手段，不应轻意使用。

一个社会要稳定和谐，总是罪犯越少越好。

但现在有一种倾向和思维定势，凡要治理一种违法行为，首先想到的是修改或者解释刑法，增加罪名、加重刑罚或者扩大刑法规定的适用范围。

近几年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增加，固然有社会发展变化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一面，但另一面也有刑罚迷信倾向。

二是刑法有关死刑和其他重罚的条文和罪名较多，特别是对一些非暴力犯罪规定死刑的条文和罪名较多，受到了不少质疑。

三是刑罚的主要形式是限制人身自由和封闭式监禁，社区矫正等刑罚替代形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导致不论放在社会是否有伤害他人的危险，绝大多数罪犯都被限制人身自由，这样不仅不利于人身权保护，也十分不利于他们回归社会，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正当程序原则没有得到全面确立。

限制人身自由，特别是较长时间地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经过法院依法审判，这是正当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

因此，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以及其他未经法院审判而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和措施，受到了较多的质疑和批评。

还有，犯罪嫌疑人是否享有沉默权和更加充分的律师帮助权、污点证据是否有效等，也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