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诗词的发展脉络
仔细阅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 佳，飞鸟相与还。"回答下列问题：
1、 前二句诗刻画了诗人自己的形象，请你说 一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形象。"采菊"这一动作中 包含着诗人怎样的志趣？
2、 联系以前学过的知识，说说后二句景物描 写的含义。这种描写与前二句的人物描写有什 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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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 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苍苍，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 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 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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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 于归，宜其室家。人面桃花意象的来源。唐 崔护《题城南》
1、诗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四书五经：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诗》《书》 《礼》《易》《春秋》
2、代表作品：《卫风·氓》《秦风·蒹葭》《邶 风·静女》《豳风·七月》
《卫风·氓》：叙述女子从恋爱到被弃的经过。“士 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3
《秦风·蒹葭》：男主人公因失恋而惆怅，营造出一 幅秋水蒹葭、伊人道殊、可望不可即的萧索画面， 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南宋——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
宋
豪放派：苏轼、辛弃疾（ ）、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婉约派：柳永（ ）、秦观、贺铸、李清照（ ）等
格律派：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
元：马致远、张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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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 （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
一、（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我国第一 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 500年间周代的诗歌305首。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线索一、上古——口头歌谣二、先秦——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现实主义源头：西周至春秋《诗经》浪漫主义源头：战国后期《楚辞》（代表作家：屈原）三、汉代——汉乐府《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四、魏晋南北朝——1、建安文学（文学的自觉时代）：三曹（曹操、曹植、曹丕）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文学特征：建安风骨、汉魏风骨）2、正始文学：代表作家：阮籍、嵇康3、两晋文学：西晋：左思东晋：陶（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谢（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4、南北朝时期（最大的成就是民歌的发展）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狭窄（爱情）、风格艳丽，喜用双关代表作《西洲曲》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广泛、风格刚健、语言直率《木兰辞》（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文人诗创作：代表诗人：鲍照、谢朓、庚信五、隋唐五代——1、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2、盛唐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中国诗坛盛极一时的“双子星”山水田园诗派：王（王维）、孟（孟浩然）边塞诗派：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3、中唐韩孟（韩愈、孟郊——诗歌的风格特征：奇崛险怪）元白（元稹、白居易——诗歌的风格特征：语言平易直白）李贺（人称“诗鬼”——诗歌的风格特征：诗境诡谲）4、晚唐小李杜：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诗歌的风格特征：哀艳六、宋代——1、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2、苏轼（北宋时代最有成就的诗人）3、“诚斋体”：杨万里4、陆游（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宋诗特点（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七、元代——杨维桢（铁崖体）八、明代——高启、李梦阳与前七子、李攀龙与后七子九、清代——1、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2、国朝六家：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3、诗界革命（黄遵宪、梁启超等）词的发展史1、晚唐：温庭筠、韦庄2、南唐五代：冯延巳、李璟、李煜3、宋——发展（以人物为线索）：晏殊、欧阳修——柳永（长调慢词）——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善于用典，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派别：婉约：柳永、李清照、周邦彦、姜夔等豪放：苏轼、辛弃疾、张元干等4、金元：元好问、萨都剌5、清：清初三大家（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6、元曲（小令、“叶儿”）前期（质朴自然）——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后期（典雅工丽，远离现实）——张可久、乔吉、雎景臣等总结诗词发展规律1、发展规律：歌而诗，诗而词，词而曲。
中国古典诗词发展脉络
中国古典诗词发展脉络从今天开始，我带领大家整理一下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脉络，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呢，因为古诗词鉴赏对我们的学生来说，一直是一个难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生多古诗词的情况不太了解，只是就一首诗读一首诗，这样的鉴赏总会是肤浅而片面的。
今天先从先秦诗歌说起。
我国的文学发展是沿着两条路走的，一条是现实主义道路，一条是浪漫主义道路。
虽然中间会有一些穿插，但是整体来看，两条路线还是比较清晰的。
现实主义的源头是产生于中国北方的《诗经》。
对于《诗经》，我们是必须了解全面而准确的。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按其表现内容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即音乐曲调之意，又称15国风。
所谓《国风》，即指当时诸侯所辖各地域的民间歌谣，犹如今天的地方乐调，共160篇，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风和屈原《离骚》并称为“风骚”。
“雅”即“正”，又与“夏”通。
分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是宫廷乐曲歌词，属正统音乐。
“颂”是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是祭神、祭祖时所用的歌舞曲。
祭祀祖宗，祈祷神明，赞颂王侯功德，是其内容上的特点；诗、乐、舞的合一，则是其形式上的特点。
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是宗庙祭祀的乐歌。
我们知道，《诗经》中价值最大的是“十五国风”，那么这些诗歌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呢?都有哪些题材呢？其实《诗经》价值的很大一方面就是它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
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题材：1、农事诗，反映了周代的农业生产活动，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如《豳风·七月》、《周颂·臣工》、《周颂·噫嘻》、《周颂·丰年》、《周颂·载芟》、《周颂·良耜》等。
2、征役诗，即大量反映徭役和兵役问题的诗歌。
如《唐风·鸨羽》、《魏风·陟岵》、《邶风·式微》、《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豳风·东山》、《采薇》等。
古代文学诗歌发展脉络
先秦两汉六朝诗歌发展脉络（一）上古时代，于劳动中起源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中，逐渐产生思维和语言，这种表意的语言同具有节奏性的呼声或叹声结合时，便成为了意义的诗歌。
如《候人歌》：“候人兮猗”，就只是在“兮”“猗”的呼声上添了两个词。
（二）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由周王朝经过诸侯国的协助，进行采集，然后命乐师整理、编纂而成，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娱乐外，主要是为了观民风，以知得失，自考正。
《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共分“风”“雅”“颂”三部分，包括“国风”、“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
雅诗和颂诗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而国风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
从思想内容看，国风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意诗篇。
如反映阶级社会不合理性的《七月》、《伐檀》；以婚恋为主题的《氓》、《静女》以及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新台》、《南山》等。
国风最大的艺术特点在于善于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这给后世诗歌创作以极大影响。
形式上，国风多为四言一句，隔句用韵，章节复叠，语言准确、优美、赋予形象性。
《诗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最早发生、发展的文学形式诗歌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发展阶段的完成。
《诗经》拥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其中广泛使用的赋、比、兴表现方法，哺育了后继的中国诗人，对形成中国诗歌兴寄遥远、含蓄蕴藉的特有风貌起着重大的作用。
而"风雅比兴"一直是中国古代进步作家与诗人高举的战斗旗帜。
（三）骚体诗“楚辞”诞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
《楚辞》中收集的先秦作品，出自屈原和宋玉两位诗人。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将他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清楚地表达了诗人的理想和不懈的追求。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脉络概述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脉络概述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文学发展脉络呈现出典型的分阶段、分地域、分种类的特点。
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又称为古代文学的实验期，包括商、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相对滞缓，文学内容主要集中在祭祀、礼仪、文书等方面。
最重要的文学形式是史书、经典和诗歌，其中《山海经》、《诗经》和《周易》被视为“先秦三大经典”，从而为后来文学奠定了基础。
2.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进入了兴盛期，文学从传统的诗经民歌逐渐转向以散文小品等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代表作品有《世说新语》、《庄子》、《南华经》等。
其中，散文小品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色，表现出多才多艺，编排精巧的文学形式。
3. 唐宋时期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时期，诗、文、辞、赋、曲等文体的艺术成就与数量都远超前代。
这个时期率先出现了以创新、个性、审美为主的文学形式，作品更加自由自在、多样化。
唐代诗人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有着极高的地位，另外，唐代的散文、小说、曲艺等也都卓有成就。
宋代之后，古代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风格和思想，例如在文学形式上不再观念创新，注重理论的压抑，文学成果取得透彻的思想成果，使文学的思想内涵更加丰富多彩。
4. 元明清时期元明清时期，文学逐渐趋于稳定，人们开始重视文化的内涵，文学作品更侧重于描写现实生活。
明代的西峰集团将散文发挥到了极致，明清时期借助戏剧、小说、杂剧等文学形式，充分表现出了古代文学的魅力。
《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品成为了明清时期的代表作品。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不断向前，从而演变出许多不同的形式和风格。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并产生了各种各样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意义的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意义的演变过程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在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的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从古代文学的基本规范和文学价值观的形成，到文学批评理论的兴起和成熟，中国古代文论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和深化的过程。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起始阶段。
在这个时期，古代文学的基本规范和文学价值观逐渐形成。
诗经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它是当时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这为后来的文学批评理论提供了基础。
同时，孔子和《庄子》等先秦学者的思想也对古代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有教育意义和价值观的引导。
《庄子》则提出了“无为而治”的观点，对于文学表达的非言语化、隐喻化也有所启示。
进入汉代，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
汉代的文论批评理论主要集中在文体和写作风格上。
刘向的《新序》是汉代文论批评的典范之作，他认为文学作品要具备“文名、风质、意义、行亲、事功”五者之德。
汉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注重文章的形式美，也强调作品要贴近人民生活，有社会意义。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到来，中国古代文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个时期的文人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王卓的《文心雕龙》提出了“气势权短长”、“文体之文，皆有气象之变”等理论，强调文学作品要有独特的风格和气势。
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对文学表达的技巧和修辞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后来的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文人学者不仅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也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文论理论。
杜甫的《舆情》和李白的《将进酒》等唐代作品，以及苏轼的《赤壁赋》和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等宋代作品，都成为了后世文学批评的重要范本。
唐宋时期文人学者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包括文人自转、兴化、比兴、借物、跨界等，这些理论为后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
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
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非常丰富，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
从最早期的口头流传，到后来的宫廷诗、文人诗，再到宋词元曲等诗歌形式，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艺术成就。
要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诗经》与楚辞：作为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它收录了自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诗歌作品，主要包括“风”、“雅”、“颂”三个部分。
楚辞则是中国南方的一种抒情性文学体裁，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
二、两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有乐府诗和文人诗两种形式。
乐府诗起源于古代乐工采集民歌的活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生动的生活气息。
文人诗则主要由士大夫创作，追求艺术性和情感表达。
三、唐诗：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杰出诗人。
唐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既有豪放磅礴的大气之作，也有细腻婉约的情感抒发。
四、宋词：宋词是宋代新兴的一种诗歌形式，以其韵律美和音乐性强的特点深受人们喜爱。
著名词人有苏轼、辛弃疾等人。
五、元曲：元曲是元代兴起的一种戏曲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两类。
元曲的语言通俗活泼，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色彩。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脉络一、先秦时期：1.《诗经》：中国古典诗歌最早起源于民歌，劳动创造了诗歌。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
它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作品305 篇，也被称为“诗三百”。
《诗经》按内容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为民歌，是其中的精华部分。
《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
有人将“风、雅、颂、赋、比、兴”归纳为《诗经》六义。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
2.《楚辞》：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文人诗人和他在楚歌的基础上创制的诗体，这就是屈原和楚辞。
因楚辞的代表作是《离骚》，故楚辞也被称为骚体诗。
楚辞的特点：句子长短不一，形式灵活，多用“兮”字。
“骚”还常与《诗经》中的“风”并称为“风骚”，常用来代称文学作品，或代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的先河。
《离骚》是其代表作。
《离骚》是现存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一首浪漫主义的杰作。
其作品还有《九歌》（九为虚数，共十一篇）《天问》《九章》（九为实指）等。
二、两汉时期：1.汉乐府诗歌：代表两汉诗歌的最高成就为乐府诗。
乐府，最先是指汉朝的音乐机关，主要任务是搜集歌辞，训练乐工。
魏晋六朝将乐府所唱的诗叫“乐府”，于是乐府由官府名称演变成一种带音乐性诗体的名称。
汉乐府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叙事性。
代表作《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现存古代最早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是汉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
它与北朝的民歌《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孔雀东南飞》选自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木兰辞》选自宋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
2.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的姓名。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萧统编纂的《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标志着五言诗由产生发展到最终的成熟，它以怨而不怒的态度、形象的语言、比兴手法形成独特的含蓄的风格，对后世的抒情诗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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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Mar．2012第29卷第3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Vol．29No.3论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脉络闫霞(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武汉430073)摘要:“文学经典意识”是人们关于文学经典及如何创作出文学经典的认识。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它与文学观念的自觉、艺术精神的独立与否是相伴相行的。
文学经典意识的最早形态应是文化经典意识，接着是汉以来的经学式的文学经典意识，再发展到以纯粹文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学经典意识。
文学观念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的内涵也有不同，这又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建构。
关键词:古典诗学;经典;文学经典意识收稿日期:2011－11－08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44X (2012)03-0012-05作者简介:闫霞(1974－)，女，陕西安康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传播理论。
一“‘文学经典意识’是人们关于文学经典及如何创作出文学经典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对作品的经典性与典范性两方面的认识。
”［1］作品的经典性主要表现为它们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体现出文学自身的规定性。
经典作品又具有典范性，可师法性，因为“在遵守文学这一共性范畴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作为具体体式的创作，又会为该体式确立基本的文体规范、表现原则与创作方法”［1］。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它与文学观念的自觉、艺术精神的独立与否是相伴相行的。
文学经典意识的最早形态应是文化经典意识。
从诗学自身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歌)从产生之始，就被纳入到文化确切地说是政治文化的体系中。
“文化”一词的含义一开始就被匡定在社会政治层面，古汉语“文化”一词的本义是“以文教化”。
《易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这样解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以化成天下也。
”以“人文”来“化成天下”，作为人之文的文学包括诗歌，自然就被赋予了“化成天下”的使命。
最早的文化经典便是圣人所作并体现了天、地、人之至道的“经”与“典”，包括上古的《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尚书》、周时的《易》及礼乐制度等。
它们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最初智慧，具有一切华夏民族文化的因子。
它们是轴心时代尤其是礼崩乐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建构社会、政治、文化模式所依据的文化原经典。
百家之中，儒家最好地传承了中国的元文化特质。
早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从氏族社会发展出的政治文化就已经蕴涵着原始儒家文化的部分因子，经夏、商延续下来，在周时得到了全面阐发，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根基。
然而至春秋战国，社会发生了大动荡与大分化，周王室在新的社会与政治变化面前，无力扭转乾坤、握住王权。
分封国与非分封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发动战争进行兼并，也不断破坏着君臣之礼，可谓是“礼崩乐坏”。
在这种欲望膨胀，礼数不存的社会大变动之中，孔子对于远古时代及西周时的社会政治充满了憧憬，把那时想象成民风淳厚、有仁有礼、社会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
孔子以商之后自称而继周礼，全面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原儒精神。
他认为圣人制定的经典一方面体现着圣人对于自然、人世存在与运行之大道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记录了先贤言行与修身的原则，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建构有着范式意义。
于是孔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原始儒家学派的经典脉络:首先建构了儒家圣人的传承脉络，将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等圣贤变成了独属儒家的圣人;再将这些圣人之言定为本学派的“经典”，他删《诗》、传《易》、编《书》、修订《礼》、《乐》，又作《春秋》。
这些原始儒家学派的“经典”，体现着伦理社会中天、地、人伦之大道，它们是儒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传承与建构理想的政治与文化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是孔门“文学”之科的教材。
由此可见，儒家对“诗”，对“文学”一词含义的认识是文化性的。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这·21·是将孔门弟子按才能特长分为四科，“文学”是其中之一。
杨伯峻释曰:“文学———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
”［2］《诗》成为儒家文化经典之一，承担着化成天下的作用。
这就是文学经典意识的第一步———文化经典意识。
二文学经典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经学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意识。
在文化经典意识支配之下，孔子从删定“诗三百”、传《周易》开始，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制造儒家经典。
周时的民间诗歌当然不只有三百零五首，有数千首之多。
本着“观乎民风，以察时变”的目的，周朝乐府机关派人到民间采风，将民间诗歌采集回来之后，经过过滤，数目自然减了不少，这些被提炼了的民间诗歌就凝成了一个“文本”。
而孔子本着“化成天下”的出发点，按其“诗无邪”的标准再次加以筛选，通过删之雅之，大量的民间诗歌被排除在外，保留下来的很多也已失去其全貌，从而又变其而成一个诗教文本，即经典化的“三百篇”。
另外，孔子晚年读《易》曾“韦编三绝”，并为之作传，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及伦理思想。
孔子所积极实践的这种文化行为对中国古典诗学观及方法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随着孔子在汉代被尊为“圣人”，儒家文化被抬到至尊地位，这种“经学化”的诗学观及方法论也就得到了全面继承与发扬。
如果说孔子的造经实践还只是个人或是一家文化掌门人的自觉行为，至汉时开始了国家行为的造经运动。
汉建国之初，天下初定，国力贫弱，民几无立锥之地，国与民都需休养生息。
在此情形之下，最高统治者选择以黄老之术作为御国之本是较为明智的政治与文化策略。
但是，它只是治疗战争创伤的一剂良药，在国力得到恢复，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道家的政治与文化使命便结束了。
国家与社会面临着新的文化选择问题，汉武帝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立国的文化之本，因为儒家能以“天人合一”承认世俗皇权的合法性及集权性;同时，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与“乐”。
“礼”一方面以其严格的等级观念赋予统治者至高无上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会令民众心甘情愿地遵守尊卑等级秩序;而“乐”不但能教化民众，民众也会欣然接受并以乐自化。
可以说，中国重血缘与宗族的政治与文化品质使得儒家文化无论于国于民都是最佳选择。
儒家如何调整与发展自己以不辱使命呢?那便是确立与阐释经典，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首先是确立文化经典，原始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被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确立为“经”，这些经典因为弥漫着圣人洞察自然、社会、人生、宇宙的智慧而发出永远不灭的光芒。
确立经典还不等于造经运动的完成，《诗》、《书》、《礼》、《易》、《春秋》之所以成为经典，来自于它的权威性，一方面是政治权力赋予它的，另一方面则是在汉儒的过度阐释之后获得的，即“经学”赋予它的，这较之权力更有说服力。
汉代的“经学”就这样将《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儒家的文献典籍最终变成了汉代官方的经学经典。
国家设立五经博士，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事这项伟大的造经事业，一时间，经学大师辈出，一经说至百万余言的不在少数。
在经学式的解读之中，“诗三百”从原儒经典变成了汉代儒家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经典”。
此时关于“诗”的研究，是一种经学研究，汉儒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也就只是一种经学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意识。
《诗大序》与《礼记·乐记》集中体现了汉代儒家诗学观念。
汉儒经学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意识，首先表现在对“诗”，或说《诗经》的功能的定位上，即《诗大序》所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上以风化下”即是“诗教”功能，“下以风刺上”即是“正得失”的功能，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政治清明、民众和谐相处的社会。
《礼记·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大序》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
”在汉儒看来，“诗”与“乐”、“礼”、“刑”、“政”一样，都是圣人治国的工具与手段，“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3］政治和社会伦理功能乃诗最根本的属性，舍此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同时，汉人对情感作为诗、乐的重要因素又是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的，《礼记·乐记》及《诗大序》中的“物感说”都是这一认识的表现。
汉儒对怨情较严重的“变风”、“变雅”亦不排斥，反认为“发乎情，民之性也”，但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仪”。
“诗”如何能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仪”，就需在文辞表达上下功夫。
由此，汉儒“经学诗学”对优秀作品的形式做出了要求:“主文而谲谏”，讲究“文”，“文”乃饰情，故而怨刺含蓄，易为上所接受。
这实际上涉及到诗歌的语言、文辞的传达特点。
从汉儒对《诗经》不同于其它儒家经典的功能定位，以及对诗歌感物生情，情动于中形于外的达情特质的认识来看，都说明汉儒还是认识到“诗”的特殊性的，但最终还是将“诗”限定在“经学”的牢笼中。
以经学眼光为标准，汉儒从对诗歌的功能定位，对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要求入手，确定了优秀作品的评判标准，而按这个标准来衡量，《诗经》则为诗歌创作的“经典”。
这就是汉儒的经学式的“文学经典意识”。
三经过了文化诗学、经学诗学的发展，文学观念逐渐自觉，艺术精神也逐渐独立，诗学中的经典意识亦由文·31·化经典意识、经学式的“文学”经典意识逐步向文学经典意识过渡。
不论是文化经典意识，还是经学式的“文学”经典意识，强调的都是“诗”的权威性，即体现天地、自然、社会之大道，说到底，即儒家的政治、社会伦理之道，而非作为文学的“诗”所体现出来的诗歌自身的规定与法则。
不过，即使在经学式的文学经典意识下，评判优秀作品的标准已经有了文学形式方面的要求。
虽具有一定程度经学意味，但具有普泛文化意义又对文学有所启示的“经典意识”的最早表述，出自东汉王符之口，他在《潜夫论》中云: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
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
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人于道。
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
昔倕之巧，目茂圆方，心定平直，又造规绳矩墨，以诲后人。
……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
王符的这段表述，强调的是圣贤经典的权威性———得道之精，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规绳矩墨对于君子修身的典范意义，按照圣贤经典而修行，则会“近于圣矣”。
他的巧倕之喻已经启示着文学上的经典意识，明人李梦阳与何景明关于“法”的论争中所使用的班倕之喻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