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
从陈寅恪的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句话也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心目中的大学精神。
这句话一听起来还是十分之有吸引力的，作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达到的境界是他们所欲最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而王国维，陈寅恪等优秀知识分子作为榜样也值得后世之人的效仿。
每个时代的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围墙”自主命运的人。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
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
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一个人在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为当时之强硬势力软硬胁迫，例如在建国前的陈寅恪，朱自清，老舍等一批知识分子，乃是知识分子之楷模；相反的，顺从于当时之时势，并与之同流合污者，即使在文学上有不凡造诣但也逃脱不了后人的口诛笔伐。
所谓“独立”，“自由”，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
独立与自由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独立，自由。
比如，你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实现你的独立，自由，但是并不能触犯其法律。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得到自由发展，免于“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必须使大学成为“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化评论家和思想家。
在中国近代史、文化变革和历史命运的研究中，陈先生埋下了深刻的思想种子。
他的一生都在为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传播和坚持而努力。
本文将就陈先生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进行探析。
陈先生的独立之精神体现在他在学术领域的追求和高度自信。
陈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他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捧读经史子集，钻研古籍，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
陈先生认为，要理解一个文化，就必须深入了解其历史背景、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的原则。
陈先生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解读和真实叙述也是其独立之精神的重要体现。
陈先生在研究历史时，始终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真实和准确。
他不受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影响，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科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抵制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倾向性的宣传。
陈先生认为，历史应当是客观的、科学的，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的目标是为了揭示真相，而不是用来服务于某种利益或意识形态。
陈先生的自由之思想则体现在他对知识和文化的追求和尊重。
陈先生对知识的追求是毫无保留的，他认为，只有通过广泛阅读和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才能具备创新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陈先生不仅关注中国古代文化，还涉及到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他认为，尊重不同文化和思想的存在，才能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和谐的发展。
陈先生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也体现在他对学术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中。
陈先生一直支持学者们进行自由的学术探索和研究，反对对学术研究的限制和干预。
他认为，学术自由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有利于激发学者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有利于促进学科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陈先生始终呼吁保护和维护学术自由，坚决反对对学术研究的干预和控制。
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宝贵财富，它激励着我们坚持追求真理、弘扬自由精神。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
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后来，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陈寅恪去世，享年79岁。
摘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
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
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1890-1969）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近代史研究的泰斗”。
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备受关注，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他一生思考的重要主题。
一、“独立之精神”是陈寅恪思想的核心。
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国之分裂大趋势》一文中提到，“自由独立的存在，不自觉得‘独立’或‘自由’的检讨，它是几千万百姓心底的秘密与生活。
”可见，独立对陈寅恪来说是人类内在本性的一种表现，是人们在精神和思想层面的追求。
他认为，独立的精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只有拥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
陈寅恪一直倡导并强调独立精神在人的成长和进步中的重要性，认为独立的个体才能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思想的另一大特色。
在他的著作中，对自由的思考始终贯穿始终。
在《陈寅恪全集》中，他曾说：“我深信不疑的是，人类的根本问题莫过于追求自由。
”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精神的天赋权利，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追求。
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他都强调自由的重要性。
在《论十次文学》中，陈寅恪还提倡文学自由，认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文学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和创造力的释放。
他不断呼吁人们要珍视自由和追求自由，这也是他一生所秉持的理念和信念。
四、陈寅恪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深刻阐释，为当今社会和个人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当下社会，面对着各种复杂的思想和价值观，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的思想引导人们要珍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意识，不被外界的干扰和诱惑所左右，自主地思考、选择和行动。
他的思想也提醒人们重视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努力为实现自由的社会环境而奋斗。
只有在具备了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之后，人们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一生追求的理念和信念，也是他学术研究和思想创新的重要特色。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因此，培养一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一精神应该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广义的教育，实际上需要有一种真正的从人的终极关怀角度来确立的教育目标，我把他叫做人格教育或人格塑造。
我们的教育现在缺乏一种人格的塑造，或者由于教育者的局限性，不知道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怎样的人格。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从陈寅恪的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txt其实全世界最幸福的童话，不过是一起度过柴米油盐的岁月。
一个人愿意等待，另一个人才愿意出现。
感情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和任何人无关。
爱，或者不爱，只能自行了断。
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中国人若有这两样做人做事的基本特质，必将会有更多的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涌现出来，也必将改变无数国人的生活品质。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一）今年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离世40周年。
11月中，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而40年前的春天，时年79岁的陈寅恪正是由这里被扫地出门，此后，这个既盲且膑的老人终于不堪折磨，泪尽气竭，从而提前到达了生命的终点。
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
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
今之“大师”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
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
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
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
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对陈的思想研究和学术评价，余英时之说最见中肯（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版《现代学人与学术》）。
陈师平生亲近的友朋不多，有能力追随他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唯周一良、蒋天枢等少数弟子，才觉得听陈师讲课比看一场大戏还要幸福。
陈寅恪识才用人重出身，崇士族。
理由是：“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其重要之影响。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文化名人。
他在中国文化传承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他敢于直面现实，坚持真理的重要原因。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是指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行动的精神。
他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随大流，不墨守成规。
他认为“独立思考才能得到‘自由独立的思想’”，只有靠独立思考，才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
他引用曾国藩的话，说“我尽力写到自己的思潮和自己的意思”，要求自己有自主思考的能力，不受任何集体思想的束缚。
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是指对任何事物进行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的能力。
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和自由的行动。
他强调自由的思想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源泉。
他说“思想是个人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干涉他的思想”，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的思想，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和约束。
他强调了自由的表达，他说：“一个人在言论上的自由，是在别的权利中表现得最生动和最本质。
”他认为，自由的表达不仅可以表达个人的见解和思想，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和推动社会进步。
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独立的判断能力，使人们能够摆脱被动，去判断事物的好坏，真假。
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表达，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的基本权利，是每个人必须拥有的。
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因为他认为这两种精神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力量。
他认为，只有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人类才能摆脱黑暗和落后，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和文明。
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精神，并且付诸行动。
只有做到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才能达到正确思考、科学决策的目的，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高中本子上的一句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高中本子上的一句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石破天惊般划亮智慧的夜空，这是当前浮躁社会所缺乏的一种精神，寻探这句话的出处，是1929年陈寅恪先生在给国学大师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写下照耀千古的名文：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而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也刻在他自己的墓碑上，这也正是陈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而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也刻在他自己的墓碑上，这也正是陈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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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中国人若有这两样做人做事的基本特质，必将会有更多的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涌现出来，也必将改变无数国人的生活品质。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一）今年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离世40周年。
11月中，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而40年前的春天，时年79岁的陈寅恪正是由这里被扫地出门，此后，这个既盲且膑的老人终于不堪折磨，泪尽气竭，从而提前到达了生命的终点。
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
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
今之“大师”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
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
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
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
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对陈的思想研究和学术评价，余英时之说最见中肯（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版《现代学人与学术》）。
陈师平生亲近的友朋不多，有能力追随他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唯周一良、蒋天枢等少数弟子，才觉得听陈师讲课比看一场大戏还要幸福。
陈寅恪识才用人重出身，崇士族。
理由是：“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其重要之影响。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本人即出生官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后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贬斥。
寅恪早年受教于私学，同堂者还有茅以升；12岁即负笈东渡，同船者有周树人。
此后断续留学15载，研读于欧美多所名校，备受赞誉。
只因将学位视为身外之物，竟未得一纸文凭（后辈钱钟书留洋经历亦似陈师）。
被荐入清华时，曹氏校长因陈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欲拒之。
梁启超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遂得聘。
此后凡有陈寅恪讲课，常有京师各校教授旁听，陈亦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素以狂傲著称，惟奉陈寅恪为“三百年来仅一人”。
此说历久至今，无人置疑。
抗战期间，寅恪一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国家光复时他却双目失明。
期间任职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一组组长。
时联大名教授刘文典扬言：“陈寅恪（月薪）值400大洋，我值40大洋，沈从文只值4块大洋。
”解放后中山大学评教授，因陈被评为一级，其他人学问再高也无与比肩，结果均在二级以下。
寅恪一生无党无派，却因学问之高，而使各派政治领袖无不仰视，传为美谈。
1949年共军围城，寅恪与胡适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而绝不赴台，亦不从妻愿去香港，执意偏安岭南。
后人分析，这既出于家国情怀，及残躯不便，亦有对国民党失望、对新政权观望之意。
传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曾询问陈寅恪下落（据传其著作中引用了陈的考证），毛回国方知陈在中大，即令优渥，执政广东的陶铸遂成为陈师的保护伞。
60年代初，曾有多位高级领导亲自造访陈家小楼，如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
惟后者求访时值寅恪生病而未见，康遂生芥蒂。
尽管陈在文革前一直受当局优待，但从此期诗作看，其心境始终郁郁。
学术成就仅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种，且未得出版，选题也不似大家境界。
把学术视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当然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待遇，然其出书计划始终不允（其间有康生的指令），遂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据余英时详考，陈渐已觉察到，在革命化的新史学中，自己“平生所治之学已全失其价值”。
这对陈而言，必痛莫大焉。
故此，方能理解他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实为“述事言情，悲生悯死”之作。
正如作者在“稿竟说偈”中所言：奇女气消，三百载下。
孰发幽光，陈最良也。
嗟陈教授，越教越哑。
丽香闹学，皋比绝舍（注：此二句似讽学生造反，师道不存）……怒骂嬉笑，亦俚亦雅。
非旧非新，童牛角马。
刻意伤春，贮泪盈把。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二）最能体现陈寅恪风骨的是1953年他口述给北京的一封信。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议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分任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所所长。
郭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分别致函，盛邀陈迁京就职。
双目已盲的陈寅恪口述覆信，提出两个条件：“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否則，就不谈学术研究。
”在当时政治情势下，敢以不奉马列、不学政治为就任所长的前提，并要求国家领袖书面保证做挡箭牌，且不论陈寅恪是否“愚腐”或托辞不往，都堪称胆大包天。
不过细想，此话确与陈的一贯思想相一致。
这个“从不对共产党说假话”的人，大事当前，似乎也只能这样回答。
此信一出，再无声息，陈也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新史学的赶超对象。
郭沫若1958年给北大历史系《关于厚今薄古》的信中宣称：“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如今再看，郭的后期表现已成了文化的笑柄，范的历史研究已经沒有价值，只有陈寅恪至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时代的大动荡中，陈寅恪之所以未随风倒，既在于他学术上的强烈自信，更因为始终一贯地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追根寻源，这一思想应形成于上世纪初，张扬于1920年代。
当年，陈寅恪与王国维共事清华而成为忘年交，王后来自沉绝世，清华学生向遗体三鞠躬，唯陈寅恪行三拜九叩大礼。
对静安之死，当时众说纷纭，陈寅恪对此则有深刻的理解：“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1929年即王国维辞世两年后，在清华大学为之立碑纪念时，陈慨然命笔，写下传颂至今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实证明，寅恪师提出的这一思想，的确被民国时期许多大学作为学术信条坚持着。
有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蔡元培发端的北大精神才可能在战乱中历久而不变，西南联大才会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编入教材，共产主义学说才作为一种自由选择而未成为大学的异端。
而如今，大学精神的全面退化，大学品格的普遍低下，“独立、自由”的缺失当为本源。
想到80年前，陈师是那样信奉这一真理，称之“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料也有暗淡之时。
若使发扬光大，仍需后人努力。
晚年陈寅恪，已到“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年为诗欠斫头”境地，仍明知不可而为之，底线绝不改变。
1957年，他在给友人刘铭恕的信中说：“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伎，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
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
”余英时考，太史公为司马迁，冲虚真人乃列御寇，陈的“游戏试验”仍坚持不用马列主义的方法。
可谓“愚顽”至极。
1958年，中山大学部分师生以“厚古薄今”、“无聊考证”之名向陈师问罪。
陈悲愤交集，致书校长：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自躲一处著书立说。
中大不敢造次，仍留陈住校内。
三年后，栖身武汉大学的吴宓来广州探访陈师，相见甚欢。
这位老清华的教务长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
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寅恪之特立独行，政治是非暂且不论，的确体现着学人的操守和完整的人格。
余英时遂生慨叹：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
陈寅恪的遗产关于陈寅恪凄惶的晚年，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已有详述。
按中山大学教授梁宗岱的说法，陈是被造反派安在床头的高音喇叭吓死的，或许有些夸张。
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若是不被撵出他住了近20年的那座小楼，肯定会多活上几年。
寅恪之死，当年在大陆悄无声息。
即使后来拨乱反正，陈的价值仍未得到充分肯定，至多被当作一个博学而孤傲的史家，放在“过去式”里给予泛泛的尊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知识界因思想启蒙运动遭遇挫折、渐趋功利化或犬儒化时，已在地下沉寂20多年的陈寅恪才重新被人提起，进而被一些智识者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标。
受大陆学界影响，海外学者余英时等也推波助澜，以一系列专论对陈的学术思想深入剖析、不吝张扬。
神秘的陈寅恪这才被揭开面纱，恢复其本来面目，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价值。
时至今日，当中国的教育进退失据、学术精神渐趋泯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一派浑沌之时，重提陈寅恪，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当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个泯灭文化的时代而开始尊重大师时，却突然发现，在眼下的文化土壤上，再也没有站立着的大师了。
勿庸置疑，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杰出的代表，和值得当代学人仰慕的高峰。
陈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大博大雅，在他的时代乃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
从余英时说，陈寅恪的学术权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一是博通多种古典语文，二是对西方古典文化的亲切了解，三是对与史学有关的辅助学科有充分的了解，四是对中国文献资料的掌握达到惊人的广度和高度（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对此，今日学人只能望其项背。
姜亮夫回忆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经历时曾说：“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
”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陈师常以八九种语言释文讲义，连国学根底不错的姜亮夫能听懂的内容也不过三成；这曾极大地打击了他治学的信心，幸得黄侃先生鼓励才坚持下来。
实际上，就连胡适、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陈寅恪也为之提供了许多高见、解决了不少问题。
如此“通儒”，史上罕见。
陈寅恪的价值不仅在学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