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伟大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人格与风格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他的人格特点和创作风格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司马迁的人格非常刚正不阿。
他在撰写史书《史记》时，始终坚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原则，不偏袒不曲解历史事实。
他对历史间接的操守堪称楷模，在面对权贵和压力时也能坚守原则，从不妥协。
他深知历史的真实性对于后世的影响，因此毫不动摇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将历史真相呈现给世人。
这种刚正不阿的人格特点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文人。
其次，司马迁的人格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作为一位史学家，他深知自己肩负着承载历史的责任。
他虽然在撰写《史记》期间受到了各种不良环境的局限，但他从不推卸，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历史的考察和记录。
他以身作则的精神，力求为后世留下一份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再次，司马迁的创作风格独特。
他的文章流畅优美，铺陈有序，语言简练却意味深远。
他擅长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
他具有极强的叙事能力，能够将复杂的历史事件通俗化地呈现出来，使普通读者也能轻松理解。
他注重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变化，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最后，司马迁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他坚持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剖析，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和见解，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的作品告诉我们，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我们要深入研究历史，汲取历史的智慧，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指导当下的行为和决策。
同时，他的作品也对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文人提出了要求：在撰写历史时要坚守真实、客观和负责任的原则，以及注重写作风格的优雅和生动，为历史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对中国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刚正不阿、责任感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使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指导意义。
不仅深受后世学者和文人的尊敬，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的楷模。
读《报任安书》品司马迁的人格精神
读《报任安书》品司马迁的⼈格精神刚直不阿，留将正⽓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读《报任安书》品司马迁的⼈格精神司马迁因其⼀部《史记》，雄视千古，名垂青史。
真要读通《史记》，还真不能不读⼀读被誉为“百代伟作”、“千古奇⽂”的《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任安的⼀封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写信给司马迁，要他利⽤担任中书令的机会，“推贤进⼠”。
司马迁由于⾃⼰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直未能复信。
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回顾了⾃⼰为素不相识的李陵说句公道话，⽽遭受宫刑的全过程，⾃⼰为什么要忍辱负重。
该⽂的最⼤特点就是寓理于情，不仅以理谕⼈，更是以情动⼈，⼀股浓烈的、激荡的、深郁的冤情、悲情、幽情、豪情、真情、激情、愤懑之情、压抑之情、不屈之情、奋发之情，洋溢于字⾥⾏间，贯穿于⾏⽂始末，给⼈以强烈的⼼灵震撼。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说⼈话”正直公道之精神。
《报任安书》司马迁写道：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
⼏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那些只顾保全⾃⼰性命和妻室⼉⼥利益的⾂⼦们，便跟着挑拨是⾮，夸⼤过错，陷⼈于祸。
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起举杯饮酒，互相表⽰友好的感情。
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
虽是汉武帝的⾂⼦，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聊⾏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在《史记•太史公⾃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道，⼈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
陈涉领导的这⽀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道统治。
浅谈司马迁的人格力量
第3期(总第46期)2005年6月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ournal of Shanxi R adi o &TV U niversity N o .3June .2005浅谈司马迁的人格力量□王鹏里(运城学院稷山师范分院,山西 稷山 043200) 摘要:司马迁在1956年被录入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史记》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他曲折的一生,蒙冤受辱,奋发立说,成就伟业,其人格魅力是我们应当汲取的精神食粮。
关键词:司马迁;汉武帝;《史记》中图分类号:I 0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8350(2005)03—0082—02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曾予以高度的评价,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度对《史记》作了中肯的赞誉。
的确《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举,成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而司马迁的人格魅力无论对教育工作者来说,还是对学生而言,都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一、受辱发愤,百折不挠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
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当上了太史。
太史作为史官历来有世代相传的旧制,而且司马迁在此之前的任朗中时以其卓越的才华,不凡的学识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所以能继父任当了太史。
太史是皇帝最重要的历史顾问,是皇帝的近臣。
太史掌握国家的图书馆,这使得司马迁有了博览群书研读史料的大好机会。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处于雄心勃勃的汉武帝要大展宏图的时代,西汉王朝由无为而治转为励精图治,首先表现为对外政策上,开发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匈奴由和亲转为征伐。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征服了大宛,威震西域,趁此余威准备讨伐匈奴,以除边患。
当时缇侯单于刚刚即位,立足未稳,对汉兵压境甚为恐慌,于是派使求和,并把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臣全部放回。
汉武帝对此很满意,也将扣留的匈奴使臣放了,并派苏武出使匈奴,互通友好。
司马迁的优秀品质
司马迁的优秀品质
司马迁的精神品质有严谨、实录、爱憎分明、有孝心、爱国、直言劝谏等。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二十八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
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的史书的典范。
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伟大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伟大的人格魅力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作的多半是记录。
比起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得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
客观的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
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心被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憎恶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
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纪》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
我愿意把这种真概括为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走遍神州万水千山，以最近的距离去接触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纪》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
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一生却告诉我们记录者的力量。
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真实的呈现对于司马迁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
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它这种对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
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帐，但他所经历着的汉武帝却也着实考验者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如果司马迁活在今天，他也许会做一个记者，估计还会拿到普利策奖。
而如果他仍身在中国，他的处境恐怕会更加尴尬。
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探析
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探析田 平(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南阳473061) 一、崇高的理想,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司马迁生活在汉家盛世,亲自禀受了这个英雄时代的文化营养,他的胸中激荡着及时立功的浪漫主义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
”“君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的话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以孝之大者。
”他有感于时代的要求与父亲的教导,立志继孔子后写第二部《春秋》,这在当时是一般常人不敢想象的崇高目标。
因为在司马谈任太史令时,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修著一部“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未能如愿。
临终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1]先父的遗命,司马迁铭记于心。
从此,他开始着手准备,广泛搜集资料,进行长达20年的漫游,这对他的事业与生命来说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
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北达长城内外的更多地方。
他实地考察风土人情、物产经济、名胜古迹,从不盲目相信、沿袭旧说,纠正旧载传闻。
如他在《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他在《河渠书》中,考察了黄河决口的有关史实,戳穿了汉代官僚们宣扬的“天人感应”的谎言,批判了他们不顾国计民生的罪行。
司马迁这种“抱以五车书,劳以万里行”的经历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是少有的,广泛的游览和实地考察,为其日后撰写《史记》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游历使司马迁的人格更加成熟了,不仅锻炼了体质,更磨炼了意志,增强了承受险恶环境的勇气,也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形成了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
史记的理想人格
史记的理想人格《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传主的选择,在传记中注意人格描写,在论赞中表示自己的倾向等途径，有意识的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
他的人格理想的形成受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影响,同时也受汉代前期的时代精神和他本人的经历的培育。
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中所寄托的人格理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史记》中塑造的100多个人物形象身上。
司马迁的人格理想在《史记》中突出表现为他所赞赏的四种人格类型。
一、爱国利民，“立功名于天下”司马迁遭受宫刑仍能坚持著史书，在史记中也多处表现他对功业方面的关注，体现出其人格理想中的功业观，经归纳，我认为存在以下两点;(一)把握机遇，积极进取，为国建功在写到孟尝君田文时，太史公着力赞赏他建立功业的道路．田文幼年就懂得寻找时机“自结明主”。
明了机遇对功业的重要性。
在一次父亲田婴对诸子的考核中，田文以机警锋利的言谈力挫众兄弟，脱颖而出，使父亲对其刮目相看，并一举取得太子地位，承袭封爵。
父亲的赏识和重用为田文建立个人功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实现“相门必有相”的人生信念，田文不惜舍家弃业招贤纳良，营谋壮大根据地薛邑。
随着食客队伍的日益壮大，田文距离自己成为齐国之“相”的目标也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功到事成，登上了齐国宰相之位。
身为社稷重臣，秉承着家族的荣光，田文取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个人功名。
田文的功业道路正是司马迁早期功业道路的翻版，司马迁也曾苦心经营，“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一心营职”，以求得重用，从而成就功名，光耀门楣。
太史公为田文作传，独独留意于他的功业之路，自是寄寓了自身的感慨。
其他如范蠡得越王勾践重用，子产得郑君重用，驺忌弹琴而齐威王拜相，萧何、张良得刘邦重用，蒙恬威震匈奴，得始皇推祟和信任等等，不一而足，处处都有太史公情感所系。
（二）忍辱负重，生有所获，死有所值司马迁认为，人不但有权力选择死亡，人更有权利选择存活，但活也要活得有价值。
没有特操、没有尊严的苟延残喘是无足提倡的，但为了完成未竟之事业，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一定要战胜死亡的困扰，顽强地活下去。
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有感（共5篇）
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有感（共5篇）第一篇：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有感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有感近日一直在读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刚开始读时把它当做一种压力，因为一看到《史记》就想起“句读”，但是随着这几天的持续阅读自己似乎在作者的情感世界里看到司马迁的精神、风格与异于常人的情感精神。
这些都给笔者很大感触.在读此篇文章之前笔者对司马迁及《史记》也只有一些比较片面的认识，觉得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认为《史记》是一部比较全面的记载从三皇五帝之汉德一步史书。
看过的一些有关史记的书也大多是记载，而学过的教科书性质的更是仅限于从单篇文章角度思考或者点点标点。
而在读过本书后发现自己认识太过于浅显，本书作者的出发点则是另开蹊径，主要着重点是司马迁的风格与人格，从风格与人格出发思考以及成书的过程，而且作者认真的分析《史记》从史料出发真正做到“论从史出”。
不难发现现在的文章多是缺少自己的观点，总给人一种一味的沿袭丝毫没有创新的感觉，李长之的文章就恰恰走出这个弊端，文章生动活泼角度也很新颖，把司马迁从史学家的定位中拓展到史学家、文学家、抒情诗人、思想家、批评家。
从本书的文章构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作者先从当时的时代着眼，分析司马迁的思想起源，汉文化下夹杂楚文化、齐文化、西域诸文化，子承父业的道家文化夹杂儒家文化。
继而引出作者的中心人物的风格与人格。
这也许就是作者创新点之所在，因为在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代儒家文化已经达到顶峰，司马迁的作为史官思想也应该是儒家文化。
基本上都在追寻三纲五常及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约束中。
这些似乎在史记中可以很轻易的看出比如说《高祖本纪》中描述：“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
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
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
”後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卻行。
高祖大惊，下扶太公。
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乱天下法”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汉初“君为臣纲”也远远高于“父为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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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伟大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作的多半是记录。
比起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得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
客观的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
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心被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憎恶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
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纪》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
我愿意把这种真概括为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走遍神州万水千山，以最近的距离去接触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纪》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
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一生却告诉我们记录者的力量。
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真实的呈现对于司马迁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
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它这种对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
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帐，但他所经历着的汉武帝却也着实考验者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如果司马迁活在今天，他也许会做一个记者，估计还会拿到普利策奖。
而如果他仍身在中国，他的处境恐怕会更加尴尬。
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实录精神究竟有多少长进？而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肚量去容纳实录者的存在？这些问题着实让两千年后的我们汗颜。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
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
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看看我们的记录者，我们的作家们、导演们、记者们。
他们是否在记录？如果没有，是不敢吗？还是不愿意？还有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阻碍他们，让他们选择了服从或迁就？从这点上说，司马迁是他们的老师，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除此之外，司马迁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的生死观。
终于说到了生与死的话题。
这是一个和宇宙和天空一样严肃和神秘的话题。
我觉得这不仅是将司马迁与但丁联系起来的东西，而且是将整个历史伟人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东西。
这个哲学命题在这两个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我看来，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哲学。
他们的一生向我们展示的是生之重，死之轻，肉的痛苦和灵的升华。
他们告诉人类和历史，我们应该轻蔑什么，信仰什么，对什么真诚，对什么漠视，对什么执著，对什么超脱。
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神秘关系，人类生存的永恒课题。
卡莱尔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伟人的历史，历史只是这些伟人思想的外部反应。
唯物主义者说这是一种唯心史观。
可是，当我们现代人折服于这些几千年来依然鲜活的思想，不由自主地仰视这些伟人的时候，我们清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但是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人是要有意义的，有意义就要好好活，好好活就有意义”这是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在这里我要以之用审视的目光来斟酌一下受千古颂扬的司马迁的生死观。
一个人是否挥手道侮辱，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如何对待侮辱，却由自己决定。
谁都有在两极之间作出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且选择的标准是由自己掌握的。
制约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一个人将如何对待尊严。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徘徊很久之后，自沉于太平湖。
这是1966年8月25日发生的事情。
两天之前，他遭遇了难以接受的咒骂和殴打，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反复考虑，上下求索，百思不得其解。
他感到世界的肮脏。
他显然已经很厌恶它了，遂决定离开它。
在我看来，老舍先生选择了死，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尊严。
当他感到这个世界不能让人尊严地活着的时候，他认为这样的世界就不值得留恋了，就可以放弃。
也许老舍先生的所想并不这样简单，也许他自沉太平湖的行为，就是他的唯一注释。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看来，司马迁是不愿意轻易地慷慨赴死，它对于自己的生与死所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如伏法受诛，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假如受死，也则无价值可言。
又会失名失节且不免受嘲笑。
所以他勇敢地坚强地选择了活下来。
司马迁处污秽之中，隐忍苟活，当然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其理想是继承父亲的，而且他曾经对父亲作了实现它的承诺。
在实现之前他必须要活着，所以当其受罪之时毅然选择了接受宫刑的耻辱，司马迁之所以能够选择这样的生存状态，是基于一个深刻的考虑，他认为光荣的建树是会抵消耻辱的。
那么司马迁到底怕死吗？实际上他是既不怕死，也不怕活着。
不怕活着的思想是中国人富于特色的思想。
有一个著名的挽联便显示了这样的思想，其上联曰：追求民主科学过了四五还有五四，下联曰：热爱光明热爱自由不怕活着何惧死亡。
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褒贬老舍先生的轻生的价值，而只一味地高扬司马迁的隐忍苟活创造奇迹的伟大的精神和魅力。
因为每个人都有其选择生与死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由于历史的演绎和解读，人们似乎已经把司马迁上升为一种精神，那是他独特的而我们又难以深刻理解的人格魅力。
正如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苏格拉底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但死却能把灵魂从它的坟墓之中解放出来，并使灵魂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
在他看来，死是哲学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他对法律的信仰，虽然他对这样的法律判决不屑一顾。
苏格拉底的行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层次的法律信仰。
这种信仰使其面对千夫所指依然能够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面对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决时，依然遵守。
维护希腊城邦的制度似乎是那么的重要，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在却引起的是两项重大质疑的发生：一是对民主政治发生质疑；二是对大众判断能力发生质疑。
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冲击力，他以死换来人们对人生社会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同样都是伟大的人，苏格拉底与司马迁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走上了各自要走的路，并完成了自己完美的人格。
一个以死来寻求哲学家的归宿来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他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的反思和促进了历史的伟大发展；一个则以残躯之身完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得到世人的敬仰和顶礼膜拜，他同样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辉煌，不过遗憾的是，似乎人们对他的敬仰更多的是由于他的著作，而比较少重视他的人格魅力问题。
对于司马迁的生死取向，我更看到了他内在的一些品质，那便是正直勇敢和诚信，这些表现在他的直言不讳地为李陵的“辩护”以及写史的态度，那是一股清爽的泉，激情的热火，使我们好好反省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