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论苏轼人生态度的豁达及其文学

作品的旷达

【内容提要】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调整，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文学多方面丰收的时代，苏轼做为北宋文学变革中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作品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豁达赞赏不已。本文拟结合北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联系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观点，深刻分析其人生态度的豁达和文学作品的旷达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苏轼人生态度豁达文学创作旷达

引言

中国古代文人中,苏轼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由盛而衰的特殊时段，他将传统文人出仕与入仕、进与退完美地协调在一起。作为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他历经磨难而笑对人生，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令人叹服，而其作品则在传统的阳刚与阴柔之外，形成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研究苏轼的人生态度及其作品风

格，对我们认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作品的艺术内涵有很大的意义。

一、宋代的文化背景和文人的价值取向

㈠、宋代的文化背景。宋代的文化背景集中体现在封建统治阶层方面。由于自古以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所以无论是对宋代的文化还是文人的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而起，虽然他建立了赵宋王朝，但国力并不强大，燕云十六州始终没能收复，卧榻之下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酣睡，所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宋王朝的建立而平息。但不管怎样，毕竟北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农耕文明则自然成为主导，但依然呈现的是守势而非绝对的强势。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的心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进取渐趋内敛，由拓僵开国的豪情，逐渐变为治国守业的冷静。于是“杯酒释兵权”的出现，显得如此自然而随意，但却是极具深意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文化顺应统治阶级需要，采取了最为稳妥，最有利于调和矛盾的方式，即“三道并重”。对儒、释、道的并重很好的调节了文化界的纷争，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则进一步从精神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同时，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浮靡文风继续发展。

㈡、文人的价值取向。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特性。宋代社会可以说是大变于唐，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君主专

制的强化。二是文人政治。这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君主政权的依赖性。①宋代士大夫人格的特质突出表现在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狭窄和单一。因为宋王朝是个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社会，文人出路并不多，他们不能脱离中央集权的巨大引力。这样宋代文人只能在忠君，报国的位置上确定其政治人生的价值。理学以儒家伦理纲常的所谓道统为基础，杂以为政教所利用的道、佛思想，建立了一套为巩固专政政权服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样的思想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是非常适合的，理学的最大作用是将儒家外在伦理规范变成对人的行为。思想的约束变成内在心性的自觉要求。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宋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已是大不同于唐人了，他们收敛了内心深处放荡狂放的欲望，至情至性的浪漫，而是老成正经规矩。宋代诗文较少有至情之作，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关怀与忠君的道德意识。但是骨子里，文人士大夫所以失去自己创功建业的理想，没有失去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所以在进取与隐退、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的矛盾间徘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具韧性的，也是极具自我奉献精神的，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思考自己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实现。在宋代的历史大背景下，文人们没有失去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失去自己主动地、理性地理想追求。然而，当建功立业注定只能成为美丽的憧憬，当兼济天下的理想注定只是泡影，很多文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要么遁隐以逃避，要么变化以迎合，但也许都不是他们本意的抉择。

㈢、苏轼的典型性。于是，苏东坡走来了，带着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带着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带着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

言观色的从容，带着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带着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带着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②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争吵和喧闹，静静地看着他。喜欢的，惊为天人，恨之者，斥为妖魔，但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候出现，苏东坡的典型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阶级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③政治上，苏轼向来是积极的，饱含热情的，他所到之处，多有善政，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到了杭州，修葺了“苏堤”，他到了徐州，亲自率军民参加黄河防堵抢救工作，保全了一城人的生命财产。在琼州三年，他多方鼓励、培训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始终保持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一直坚守自己除弊救民的政治理想，却不赞成王安石比较激进的变法；他与司马光等旧党集团交谊很深，但也不同意他们尽废新法。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却表示赞同。多年来做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了解。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他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二首)。”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一个被文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要说在和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做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

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④但是，伟人就是伟人，进退维谷之间，遭遇坎坷之时，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可贵的人生热情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吗，那我就认真的自省调整，诚恳地自我剖析，不断完善自我，于是顿悟后的苏东坡成熟了，于是黄州赤壁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样光照千秋的旷世奇作，其中展现的旷达和乐观的情愫一直被人所称道。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到了晚年，哲宗亲政，大反元祐党人，苏轼又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又被一贬再贬，从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荒僻的儋州(今属海南省)。“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酱等皆无”、“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可见他在恶劣的环境里生活虽然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仍然一如既往，关心国事民情。⑤作者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地对待人生的曲折、苦难和不幸，正如他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他一生磨难跌起，但即使在艰难危苦之中，他也能苦中作乐，活得有滋有味。苏轼，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喜欢任侠居山，超然物外却又积极入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

二、苏轼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

任何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感慨，苏轼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生活上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

“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更多表现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道家的放逸有所警惕。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但在文艺创作上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总体而言，苏轼的思想特点在于：他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这使得他在政治挫折和生活坎坷中从来不放弃自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与飞跃。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具体是怎样结合的。

首先，他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学者，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也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他汲取了其中积极的进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以此来治世，始终不失自己的生活理想。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⑦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参悟佛法，用其中的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化解现实的苦难，求得内心的平衡，并以此来治心，用超然恬淡的心境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再次，他又研习道家法则，注重“回归自然”，关注今生如何度过，并以此来治身，指导自己的处世态度,把自己经受的一切都看做自然而然的事情，“知其无可奈何而安其若命”。

公事之余，苏轼博览佛道两家典籍，与许多和尚道人交往，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尤其当他贬官在野时，佛道思想时有冒头，但儒家思想也并未泯灭。佛老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苏轼并不是简单的杂合，他扬弃了其中部分消极的遁世思想和懒散的无为念头，汲取了其中恬淡而有为的积极因素，加以整合，融会贯通，加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文人特质。一般来讲，各家思想对苏轼都有吸引力，然而，他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将二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⑧。苏轼一生，并未隐遁，也从未真正归田，然而他的很多作品又如此超然和洒脱，豁然和达旷，仿佛将人世的一切苦难都看透，这是他的独到处，也是他思想特点的外在体现。

三、豁达人生态度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旷达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他的诗、词、文等所展现的旷达，正是这一人生态度的外在体现。

㈠、苏轼文学作品总的风格。概括的讲，苏轼的文学作品总的风

格就是旷达。在人们通常的认识里，苏轼是豪放派（当然这主要针对他的词作而言），其实在他的作品里，真正可以称为豪放的只有寥寥几首，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更多的以周瑜年少风发反衬自己的失意，但总体格调依然是旷达的，绝不是一味的消沉。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此外，在他的诸多散文和诗作中，也表现出旷达的艺术风格。

㈡、旷达文学风格的形成。苏轼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他的人生态度关系很大，也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最后才成为一种自觉的风格，在所有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1、苏轼对于宇宙，人生、社会彻悟后形成了正确的人生态度，他“远去了刀光剑影，暗淡了鼓角争鸣”，用一种旷达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所以对宇宙的探讨，奠定了其作品旷达的基调。

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与好友两游赤壁，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却未言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赋》，纾解胸臆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下面，就让我们以他的前《赤壁赋》为例，来见

证其作品的旷达吧。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清风明月，水光接天，本就是用来赋闲邀客的，箫歌奏和，诗酒相发，原也是借以寄情抒傲的，前两段写眼前美景自是实况真事，为全篇渲染气氛、酝酿情绪。一乐一悲，后先相应，人生之无常难测、世路之乖舛多戾不正如此吗！作者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两段叙事、写景、引情，意在铺陈，提起下文，是本赋的基础。作为“乌台诗案”受害者的苏轼，内心肯定有一定的矛盾与挣扎：一是他太出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路者沮之”；二是他的性格和遭际，早已练就了他处惊不变、逆势顺迎的本领。他不乏诗友过访，亦不缺野老相问，但是“望美人”垂顾的期望还不可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会时时撞击心扉。三四两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

变与不变的哲理，这是全文的重心。这里主也是客，客也是主，互为参照、相为表里。之所以采用此种形式，一则行文上显得奇崛多变，有助开掘，生发义理；二则与此前山川风物、心绪起落后先映照，好似此苏与彼苏在意气相斗相和、自说自话，正是如此，被排挤、遭贬谪的心中郁结苦闷，就在这轻松的对答中得以消解缓释。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操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赞耶羡耶，抑或兼而有之，但借客一声“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临渔问樵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终成过客，人还必要去执念一物，不托意于箫音、不纵情于酒歌吗！人事如此，造化亦然。水月之属，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俱进，与物相生，不会总是一种姿态和面目。在苏子看来，既然“万物皆备于我”，既然人事上所取有限，人为何不拜自然之赐，尽享清风之爽、明月之洁呢？借眼前景，因当前情，作者以旷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不滞于物，无碍于事，让自己的思想休假，精神散步，谁人能有此等襟怀和能耐？而且全篇景、情、理水乳交融、相互应发，笔端寄兴，兴尽而止。无论内容或形式此赋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垂之永久。其实，英雄豪杰之悲，不一定是嬴不得全世界的凄惨，而是窒碍难圆、赔上性命的死呆。生命的来临与消逝，即使盖世英雄也无法过问，不能预知。平凡人物的悲哀，是生无补于

時，死无伤于世，而生死动静，只不过与蜉蝣寄予天地无异。至于挟飞仙以遨遊的乐趣、抱明月而长终的梦想，不论伟大的圣贤，抑或卑小的渔樵，都无法实现。苏轼正是参透这一至理，他在精神上才占据了常人难及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思想的迈勇、精神的高贵。这就是苏轼。

2、作品无论写大材小事，都有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他的作品，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还是描写宏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景物，无不体现了作者乐观的生活态度、豁达的人生态度，其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极其鲜明。比如这首《独觉》。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诗作于诗人晚年流放岭南之时，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窘困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机盎然，意趣高远而超凡脱俗，作者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看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绵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

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

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表现得极其突出。

3、旷达的文学风格，是苏轼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不断自省、反思、调整、总结形成的。“乌台诗狱”之后，他痛不欲生，到黄州之后他反思历史，观察现实，调节心态，形成这种旷达。苏轼一生，饱经磨难，然而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种财富。苏轼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尽管他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形成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看看他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苏轼在黄州处境十分险恶，生活也很穷困，但他依然很坦然乐观。从这首

词里，我们便能看到他的开朗的性格、豁达的胸怀及超脱的人生观。词前有一个小序，介绍作者写作此词的缘由。三月七日这一天，作者和一些人因事到沙湖，回归途中遇雨，不巧的是雨具已被前期拿走，同行的人都因无法避雨而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一切都又复归如常。作者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展示了作者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干扰，总是以自己的定规行事的生活态度。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不但如此，还要吟着诗句悠然信步，这里隐含着对生活厄运的挑战。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接下来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里有点调皮的味道。别看我穿者草鞋，拄着竹杖，在这风雨横行的沙土路上，要比骑马舒服自在多了。这种幽默不仅是苏轼个性的反映，而且是他从多年的政治风波中总结出来的处世之方。“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点小小的风雨有什么值得可怕，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呢！在这两句中作者已点明了穿林打叶的风雨实为生活中的灾难和不幸。不要把风风雨雨看得太重了。他本人就是以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来对待坎坷不幸的遭遇的。正是这种稳定的心态结构，才使他度过一次次的难关，始终没有垮下来。下片两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是指一阵料峭的寒风吹在他湿淋淋的身上，使他略有寒意。正在他冷冻难捱的时候，“山头斜照却相迎。”温暖的阳光已为他驱走了寒意，

真是“柳岸花明又一村”，他终于送走了厄运，迎来了光明，怎不使他心花怒放呢！厄运过去了，回头看看厄运发生的地方，“回首向来萧瑟处，”作者看到的是什么呢？“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普照，一旦过去，都成了虚无，反映了他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样也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不要沾沾自喜，而要永远保持自己内心平静和超脱，只有这样，才能在世态炎凉、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生活下去。词序中说：“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八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机，但必定有雨过天晴时候。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都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⑨如此洒脱，如此旷达，几人能够。他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仕、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⑩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结束语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苦难难以避免，面对苦难，垂头丧气无济于事，不如高昂头颅在无路出找路，用豁达的心态化解人生的苦难，这样才不至于迷失自我，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自我。苏轼以其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对这一哲理做了最好的诠释。人生总是在反复和挫折中前进，我们必须微笑着看生活，于无路处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