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人物分析

《白鹿原》人物分析《白鹿原》人物分析白嘉轩，白鹿原的族长，为人耿直厚道，顾全大局，大公无私，心胸宽广，“腰杆挺的很直”，他做事有原则，募捐苛捐杂税的官员来了让他敲锣通知族人，他坚决不从；他是中国封建家长中最理想最完美的一个代表，“一生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可以说是光明磊落，他体察民情，事无巨细地为族人服务，在族里德高望重。

但还是不无遗憾地留下了了“以卖地形式为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他在这块地里发现了白鹿精灵）做坟园”这唯一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这也恰好证明：白嘉轩也是人，他不是圣人，他也会又不完美之处。

这一点在结尾时指出可以说是画龙点睛，堪称完美之笔。

其实还有一件是他悄悄做下的，白孝文，白家长子，新一代的族长，但由于中了鹿子霖和田小娥布下的圈套而身败名裂，继而卖房卖田，甚至落到沿街乞讨、被恶狗追食的地步。

但他经过自己努力最终得以出人头地并且当上了县长。

他能够忍辱负重，讨饭的时候被作为反面教材给孩子们展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可饥饿使他对饭食以外的一切熟视无睹，于是他活过来了。

虽然浪子回头，可他仍然摆脱不了封建残余势力附身的代表。

他心胸狭窄，容不下黑娃这位解放滋水的功臣；他不讲义气，为了功名利禄可以出卖儿时最铁的玩伴，黑娃杀害游击队员的罪名就是身为县长的孝文提供的，他甚至不给父亲面子，见到父亲佝偻着身躯只身来到县城为黑娃求情，他狡猾地把责任和决定权推到了县委和人民的身上；他见风使舵，当黑娃（三营长）和二营长被兆鹏策反之后，孝文已是势单力薄，作为张团长心腹的他惊魂未定，当即当着兆鹏的面表示愿意起义，“其实我早就琢磨着想找你商量这事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如果不同意起义的话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他翻脸不认人，而且心狠手辣，身为张团长的心腹，为了消除兆鹏和黑娃的猜疑保全自己，他毫不犹豫地向张团长开了枪，而且把致命的一枪补在了脸上！甚至没有一点起码的尊重！何况要杀死的是自己曾经的上级！可见其手段非同一般！白孝武，白家次子，白嘉轩最合适的继承人，坚定地秉承父亲传承下来的家族规矩。

在哥哥孝文违反族规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孝武果敢冷静和大公无私的表现让父亲下定了决心把族长一任交给他。

田小娥，这是一个封建思想禁锢下的牺牲品，是原上的人鄙视的对象，死了之后则变成了邪恶势力的代表，面对原上村民、白家鹿家的坚决反对以及父亲以断绝父子关系的威胁，族长白嘉轩甚至不让他们进祠堂拜祖，但她和黑娃“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搬进了村外的一个破窑洞，过起了自己的日子，他们的行为表现了他们冲破封建传统思想束缚、敢于为理想为爱情不惜一切地斗争的精神，当时已身为校长的鹿兆鹏面对黑娃都自愧不如“你敢给自己找媳妇，你比我强啊”。

可他们的行为一开始就注定了悲惨的结局，在重重枷锁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面前，他们的力量太单薄、太无力，所以小娥的灵魂被族人压在宝塔下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加上她跟不同男人有过不正常关系的行为为多数人所不齿，触动了族人的神经，尤其是忠厚老实的鹿三在白家准族长孝文因为小娥而身败名裂，他可以容忍儿子因为一个女人背叛自己和族人，绝不能容忍她毁灭了对他恩重如山的族长的长子，所以他做出了一件谁也臆想不到的事：杀死了小娥！一个是被逼无路坚持独自对抗现实（因为黑娃经常不在身边）甚至忍辱偷生的弱女子，一个是憨厚老实嫉恶如仇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可以说小娥遇到鹿三注定了这样一场悲剧，鹿三无意中从一个善良正直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对手无寸铁的女子下毒手的刽子手！可见封建思想对人性的毒害有多大！与有形的鸦片相比，它就像一个魔鬼，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借平民百姓之手，杀人于无形，它是白鹿原人最需要去除的毒瘤。

鹿三，以打长工为生，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他代表着大多数白鹿原人，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中国人，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他遇到了一个仁义善良的“好东家”。

他是幸运的，他忠厚老实，勤勤恳恳，却改变不了成为封建思想最后一批牺牲品的悲惨命运，他的生活其实充满了艰辛：寄人篱下的生活总是战战兢兢，总觉得对白家有一份亏欠，所以后来才会气愤地杀死了自己的儿媳，因为他觉得对不住白家；大儿子不但不争气，还招惹了一个受族人鄙视的女人，给自己家给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黑娃是一个苦水里长大的孩子，自幼就和孝文孝武兆海兆鹏一起上学，周围都是富家子弟，其心理差距可想而知，给黑娃印象最深的是那块冰糖，因为害怕以后夜夜想念睡不好觉，黑娃把兆鹏兄弟给他的冰糖扔到了草丛里，并发誓“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一桶冰糖吃”！这也变成他自食其力的一股动力。

黑娃可以说是兆鹏的铁杆追随者，“闹农协”运动中，黑娃带头的砸祠堂破除封建桎梏活动背离了人心，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野蛮愚昧的革命活动，作为领导者的兆鹏也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无视革命队伍的纪律，没有将自己与土匪队伍明显地区别开，这暗示了以此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失败的必然性。

当土匪的经历是黑娃革命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他报复了包括白嘉轩在内的得罪过他的族人，所以才会被后来白嘉轩以德报怨的行为所感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胸怀也逐渐宽广，与其说他是受到了白嘉轩的影响，不如说他本来就是一块可雕琢之玉，他勇于面对现实，敢于接受新思想，他把朱先生的“学会好人”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才会得到朱先生“最好弟子”的由衷称赞。

他在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完成了自我改造，最终成为合格坚定的共产党员，为滋水县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的巨大贡献。

可是和他父亲一样，黑娃是个忠厚正直的人，没有多少心眼儿，以至于先是被白孝文抢了功，后又被对方容不下而最终杯具地走向断头台。

本来他是有机会逃过这一劫的，二营长因为孝文抢了他们起义的功劳因为很害怕“孝文往张团长脸上补的那一枪”而提出告老还乡的时候，他只是觉得没必要跟他计较，黑娃的想法憨厚简单，他不知道这一次，作为县长父亲白嘉轩再也没能救得了他，一方面，老族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失去了天平上的分量；另一方面，社会进步总是需要牺牲的，作者挑选黑娃这样的忠厚平民作为中国社会进步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可以更加鲜明地衬托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因为他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平民中太普通不过的一个，他的牺牲可以说象征着封建残余力量对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威胁，也可以起到更明显的警醒作用，让人民、让新中国的领导人居安思危。

所以他的死是必然的，也是有价值的。

鹿子霖和白嘉轩一样，是封建思想影响严重的最后一批国人，但他与白嘉轩又有太多的不同。

他目光短浅，爱占便宜，白嘉轩做的唯一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就是拜他和父亲所赐，因为受不住白嘉轩天字号地的诱惑而把自家藏有白鹿精灵（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的一块差地换给了白家——而这，被白嘉轩认定为白家从三代单传到人丁兴旺甚至出了个县长这一重大改变的主要原因，而从监狱回来继续给田福贤效劳期间，他整天就在村民家里蹭吃蹭喝，过着没有责任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不知道为什么田福贤对他那么好，他认为是田福贤有良心，讲情义，他没有想到田福贤也许是惧怕他的共产党儿子兆鹏——一个有可能成为白鹿原真正的大人物的潜力股！他做事没有原则，身为保长，却不顾身份与被原上人们唾弃的黑娃媳妇田小娥搅到了一起，甚至后来成群的“干儿子”也说明了他生活作风的不检点；他心眼儿小，对族长惩罚田小娥这件事耿耿于怀，认为族长拿刺棍抽打小娥屁股就是“打在他脸上”，所以存心报复，想出了利用小娥勾引族长的接班人白孝文的奸恶毒计；穷困潦倒，遭人鄙视，他的余生可以说是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他也是封建思想毒害而遗留下来的毒瘤，啃食人民的血肉，残害妇女，直到被革命力量所消灭。

鹿子霖一方面是一个无辜的平民百姓，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残害百姓的帮凶，是可恨可耻的。

鹿兆鹏，白鹿原上真正的“精魂”，实际上朱先生的这幅字应该给兆鹏的，却给了国民党弟弟兆海，这仿佛是作者的一个有意安排，启发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表面判断事物，要由表及里，理性地看到其本质，另一方面似乎在暗示，白鹿原没有真正的圣人，朱先生能未仆先知预测世事却也免不了在兆海在国民党身上看走了眼，中国也没有真正的圣人，包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立下丰功伟绩的毛泽东。

鹿兆鹏是白鹿原人民的代表，也代表了整个中国人民，兆鹏一步步走向革命的经历虽然充满了坎坷，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从被冷先生倾家荡产从枪口就出来，二十年亡命奔波的生涯，不仅没有淡化他的理想，反而使他愈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使他从一个幼稚的青年历练成一位成熟稳重的共产党员——也是白鹿原上革命的星星之火。

鹿兆海的出现也许是作者为了突出兆鹏这一角色而刻意安排的，他代表了当时的国民党。

兄弟俩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七步诗在这对兄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实这也是作者为了讽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疯狂剿杀。

这其中，朱先生作为一个局外人作了历史的证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思想还不成熟，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还看不清他们的实质，加上以黑娃为代表的革命队伍在原上一些不理智欠成熟的所谓革命活动让群众更加不敢相信他们的革命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了，虽然刚开始只是表面现象，但足以蒙蔽百姓了，加上国民党上当时的合法执政党，所以民心还是偏往国民党一边，朱先生编的县志里“共匪”一词可以证明这一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真面目，于是县志里的“共匪”二字变成了“共党”。

兆海参加国民党是他的宿命，决定了他生不能与相爱的人厮守，死不能名垂千古，但他的人生也是轰轰烈烈的，哥哥同样是参加革命，为什么俩人命运却如此相悖？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一对普通的兄弟，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像他们一样的家庭，有千千万万个像他们一样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上演，这是谁的错？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人民的不幸？引人深思。

兆海不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看起来是一个痴情汉，他为了白灵“终身不娶”，他做到了，可是还是和一个女子生下了孩子，这不无让人提起了对他人品的质疑，同时在抗击倭寇和敌对同胞面前，他迷失了自我，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这是他最大的失败，纵有满腔热血，若用在残害同胞身上则变得可很可耻；他答应朱先生杀死倭寇后送回一缕死人头发，他送回来了，伴随着他的尸体，并以“抗日烈士”的殊荣领受了白鹿原上规模空前的悼念活动。

不仅如此，他的死还引起了原上御敌氛围的空前高涨——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八位儒士决心弃笔从戎，保家卫国——他们视鹿兆海为榜样，他们要前赴后继。

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当朱先生知道了兆海不是死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死在“剿共”前线，就像一条张牙舞爪的龙被瞬间抽取了筋！就像某哲学家突然跟基督教徒说上帝是不存在的！谁能理解朱先生此时的心情？谁能理解白鹿原人以及以白鹿原人为代表的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的心情！白灵，血气方刚的巾帼英雄，热情洋溢却充满了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