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的演变
人口管理制度变化
人口管理制度变化人口管理制度的演变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
在古代社会，人口管理主要体现在户口登记、人口普查和人口控制等方面。
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户口制度，而且一直持续到现代。
在封建社会时期，人口管理更是严格，人口控制成为国家的重要政策之一。
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口管理制度也不断地发生变化。
二、人口管理制度的现状在当今社会，人口管理制度的核心是人口普查和建立实名制。
人口普查是国家对人口数量和结构进行全面调查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人口普查可以掌握人口的基本情况，为政府制定人口政策提供依据。
而实名制则是为了防止人口造假和确保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实名制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制度。
除了人口普查和实名制外，现代社会的人口管理制度还包括流动人口管理、计划生育政策、户口制度等方面。
流动人口管理是指对流动人口的迁移和就业进行管理，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而计划生育政策则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结构，以维护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三、人口管理制度的变化趋势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人口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革。
未来人口管理制度的变化将呈现以下几个趋势：1.个性化管理：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人口管理制度将更加注重对个体的个性化管理。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政府可以更好地了解每个个体的需求和行为，从而更加精准地制定人口政策。
2.社会化管理：未来人口管理制度将更加注重社会的参与和协作。
政府将与社会各界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解决人口管理中的问题和挑战。
3.法治化管理：未来人口管理制度将更加注重法治化建设。
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人口管理行为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四、人口管理制度变化的影响人口管理制度的变化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人口管理制度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一个合理的人口管理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而一个不合理的人口管理制度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一、本文概述Overview of this article本文旨在全面回顾和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政策及其所引发的人口转变。
我们将从政策背景、政策演变、实施效果和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以期理解这一过程中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调整和优化，这些政策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也经历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我国人口政策实施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本文将对这一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以期为我国未来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review and analyze in depth the population polici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it has led to. We will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policy background, policy evolution,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and social imp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population policy has been continuously adjusted and optimize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se polic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trolling population size, improving population quality, and optimiz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population has also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high birth rate, high mortality rate, and low growth rate to low birth rate, low mortality rate, and low growth rate. This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China's popul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but also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and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is proces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future population policy formulation in China.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政策（1949-1960年代）Population Polic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1949-1960s)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其中人口问题尤为突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加强流动 人口管理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到2010年底，我国流动人口总数已经达到2.6亿多人。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党统筹城乡战略的实施，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甚至影响到我国现代化事业建设的成败。
因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是，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从限制管理、控制管理到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变迁过程。
这个历程折射出我党对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断深化与提高的过程，也是我党流动人口管理理念不断走上科学化的历程。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在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对于不断提高我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变迁的历程流动人口管理与国家社会管理体制紧密相联。
我国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的构建，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并且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允许人口相对自由流动时期(1949—1957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年时间里，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第90条第二款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权利，从法律上允许一定人口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自由放任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影响下，伴随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愈来愈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盲目涌入城市，给城市交通、住房、劳动就业和生活供应等各个方面带来日益严重的压力，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使得刚刚恢复的城市无力承受。
为了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颁发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但是收效甚微。
特别是在1956年农村高级社普及以后，1956年秋至1957年不到一年间，就有57万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
广州流动人口管理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路径探究
广州流动人口管理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路径探究罗昕颖（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５２０）摘㊀要：流动人口是伴随改革开放而产生并壮大的群体㊂本文梳理了广州４０年来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归纳出四阶段管理模式，即自由放任 防范管控 探索转型 积分落户，剖析了流动人口管理各阶段主要特点㊂在政策与自我觉悟的作用下，现阶段的来穗流动人口也呈现出新特点，如家庭化迁移成趋势㊁市民化意愿高㊁勇于表达利益诉求㊂面对具备新特征的流动人口和治理价值观的要求，从城市发展㊁丰富服务供给类型㊁异地养老政策㊁社会工作介入四方面为广州市政府提出人口治理建议㊂关键词：流动人口；管理历程；市民化；社会融入中图分类号：Ｃ９２４．２４㊀㊀文献标识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４０８（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６６－０６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２作者简介：罗昕颖，女，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㊂㊀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超前于农村发展㊂伴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大量的农村居民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转移到城市发展㊂面对成倍速增长的新群体，政府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也在不断地改革中，经历了自由放任 防范管控 探索转型 积分落户四个阶段㊂从政府流动人口政策的转变历程可见，国家在不断探索更好的人口治理模式，鼓励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融合和平等㊂各地区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接纳外来人口，为流动人口提供适宜本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㊂本文将 流动人口 定义为：户籍没有迁移至流入地，在流入城市居住６个月以上的人口㊂国家统计局发布了‘２０１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抽样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９年农民工总量为２９０７７万人［１］㊂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广州市登记在册的来穗人员为９６７．３３万人，户籍人口为９１１．９８万人［２］㊂可见，非广州户籍的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户籍居民数量，如何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提高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水平，稳定人口流动，成为了广州市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㊂本文回顾了流动人口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演变历程，从中反思流动人口为何处于城市边缘地带，难以融入城市生活㊂通过分析现阶段广州市流动人口的新特点，预测广州市流动人口治理的新发展趋势，并为之提出建议，旨在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市民化㊂一、流动人口的形成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纠正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打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桎梏，使得农民在集体经济中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㊂由于农具机械化的发展和农闲农忙时节的交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逐年增加㊂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建设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广东㊁福建两省沿海城市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灵活政策，实现了对外的经济开放，国外订单大步攀升㊂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空间迅速扩张，出现了劳动力空缺的情况㊂在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市空缺劳动６６第１４卷第３期２０２０年９月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Ｖｏｌ．１４ＮＯ．３Ｓｅｐ．２０２０力的双重契机下，第一代正式的流动人口群体产生㊂第一代流动人口（以下称 农民工 ）在城市中以聚居的形式生活，主要从事建筑业㊁制造业工作㊂由于农民工文化教育程度低，生活习惯㊁素质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因而容易被城市边缘化，社会排斥现象明显㊂１９９２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适逢我国城市发展进入规模化扩展时期，城市用工需求进一步增加，第二批流动人口形成，９０年代末开始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即１９８０年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群体）㊂对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着高教育水平㊁高成就期望㊁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需求㊁低工作耐受力的特点，务农的经历比较少，乡土情结不深，更愿意尝试新事物㊂外出务工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思想上开始有了市民化身份的渴望㊂在接下来的十余年发展中，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呈指数式增长㊂２０１７年，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比例首次过半，成为了农民工群体㊁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要力量㊂近年来，一线城市发展迅猛，二三线小城市居民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也涌入一线城市工作生活㊂时至今日，流动人口已从当初的入城农民群体发展成进城农村居民与跨市城市居民的组合群体，当然，农民工依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㊂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四十年来一直是打拼者的首选城市之一，成为了我国人口的主要流入地㊂统计显示，１９９０年广州市区流动人口４６６８１２，仅占常住人口的８．９％［３］㊂２０１８年，广州列入超大城市名单，即人口规模超１０００万人㊂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广州流动人口数量已经反超户籍人口，呈大幅增长态势㊂广州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吸引了大批流动人口前来发展，面对庞大的人口群体，如何有效管理人口发展，合理公平分配公共资源，维护治安稳定，促进广州和谐发展，成为了广州市政府多年来的工作要点㊂二、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演变历程㊀㊀（一）１９７８－１９８９：自由放任有别于国内其它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普遍管理模式，广州市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实行过分的防范式政策㊂在经济改革带来 自由流动资源 与 自由活动空间 的时代背景下，外来人口与广州的关系出现了最为自由宽松的状态，市场经济使个人权益慢慢摆脱了 属地原则 的局限㊂在这十年中，流动人口在广州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受到政府太多的约束，广州市政府的工作重心放在了经济发展中㊂但也正因如此，流动人口因缺乏相应的制度管理与保障，损害外来务工人员权利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并且难以得到公平的解决㊂在此阶段，流动人口的特征基本成形，也成为了该群体往后三十年的标签：文化素质低㊁聚居生活环境差㊁欠薪与工伤问题多等㊂㊀㊀（二）１９９０－２００２：防范管控经过短暂的自由放任，广州市流动人口急增，流动人口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遭遇的重大社会问题，广州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转向防范管控型㊂１９９０年，广州市政府发布‘广州市区暂住人口管理规定“［４］，正式以条文形式规范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作为防范管控的标准文件，‘规定“不仅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还要求劳务经营单位要遵照条例招用人员：必须遵循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省内后省外的原则，招用外地劳动力需优先本市郊县，招工前将用工计划按管理范围报劳务管理部门审批，且须缴纳城市建设管理服务费㊂通过对市内用人单位的严格要求，达到 以人管人 的效用㊂从本质上是强化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保障了市内城镇居民就业的最大优势，也从就业源头上初步限制了广州流入人口数量㊂但即便如此，９０年代广州市二㊁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依然吸引着各地人口大批涌入㊂１９９９年，规定流动人员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广州市暂住证㊂暂住证的逐步完善和出租屋管理制度的出台，实现了 以房管人 的作用，加强了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控，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㊂㊀㊀（三）２００３－２００７：探索转型２００３年，是我国政府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型的起点，对于流动人口的治理，逐渐从过去严防严控过渡为服务管理㊂此后颁发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围绕流动人口管理改革进行的探索，此阶段的流动人口兼具管理与服务的特色㊂在经济持７６罗昕颖：广州流动人口管理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路径探究续发展的环境下，流动人口的迁移开始实现自由化，政策约束作用减少㊂政府日益关注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尤其是从职业保障㊁职业培训和子女教育三方面对流动人口进行关怀和服务㊂２００４年，广州市成立流动人员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管理工作，重视流动人口的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㊂‘关于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意见“提出，居委会应对流动人口在内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情况进行监督［５］㊂此文件表明政府对于流动人口的关注已从务工群体拓展为务工群体子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开始进入政府㊁公众舆论的视野㊂㊀㊀（四）２００８年至今：积分落户经历了３０年的人口变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穗工作㊁创业㊂广州现代化建设早已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是本地与外地人口共同拼搏的成果㊂历经重重改革，广州市出台流动人口管理的新模式 积分落户㊂积分落户顺应了国家发展的诉求，是打破人口流动地域限制的有效方式㊂同时，广州市推行居住证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务，是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手段㊂２００８年，‘广州市流动人员管理规定“明确列举了流动人口能享有的权益保障和服务，进一步展现了广州市对流动人口权利的尊重与保护［６］㊂自２００９年起，广州开始探索流动人口积分入户管理办法㊂２０１０年，推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原有暂住证，实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一证通 制度，融入享受社保㊁医疗服务㊁职业技能培训㊁满足一定条件安排入户等服务内涵，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㊂２０１２年起，政府购买家综（社工站）服务，作为服务对象之一的流动人口家庭，能够享受通过社会工作手段提供的社会支持㊂２０１４年，广州率先在全国成立首个流动人口管理部门 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负责积分入户㊁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信息化建设㊁来穗人员子女入学等服务提供，并且有针对性地对来穗人员子女举办活动，促进子女社会融入㊂伴随着异地高考政策已完成过渡阶段，保证了学业的连贯性，大批随迁子女陆续进城学习，与父母团聚㊂广州市十三五规划中强调要大力推进来穗人员人口动态服务管理，稳步推进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把流动人口市民化作为长期工作而推行，反映出对稳定流动人口和接纳其家庭的管理理念㊂‘广州市来穗人员融合行动计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７］，在全国超大城市范围内率先全面系统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行动，把来穗人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㊂三、广州市流动人口新特点㊀㊀（一）家庭化迁移成趋势，流动儿童数量增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７“明确指出，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家庭户平均规模保持在２．５人以上，０－１７岁子女随同流动的比重为６５％［８］㊂同样，在广州，流动人口从过去的候鸟式迁移转变为长期定居式迁移，个体迁移转变为家庭化迁移㊂随着越来越多流动劳动力迁移至广州且城市定居意愿强烈，家庭子女经历了家庭的分离与团聚［９］㊂显然，我国流动人口已不再是过去以个体为主㊁家庭成员分离的流动形式，先行一批的流动人口逐渐在城市站稳脚跟，为了维系家庭关系㊁提升子女教育等，农村留守的家庭成员也开始进城㊂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已逐渐成为人口迁移的主力军，因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比重也预计呈逐年上升趋势，学龄期随迁子女数量增多，教育成为了流动人口家庭最为关注的公共服务㊂公共教育服务质量和准入条件的标准，对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稳定性影响大，能决定流动人口家庭是否迁移和回迁㊂㊀㊀（二）勇于表达利益诉求，但被重视程度不一现阶段流动人口关注焦点不仅仅是求职，还有如何在城市扎根，享有更好的生存环境与权益保障，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１０］㊂其利益诉求主要是社会保险的参保和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㊂第一，目前仍有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未参加任何种类的社会保险㊂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割㊂社会保险的问题主要根源于户籍制度二元化㊂随着２０１７年户籍制度一元化体制改革，社会保险的问题也将迎来重大的改革㊂现阶段流动人口开始重视参保，尤其是参加养老保险㊁医疗保险㊂但是各城市的社会保险制度存有差异，省外差异更明显，广州暂未破除区域分割的壁垒㊂聘用流动人口的企业并未按规定为８６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３期员工购买社会保险，成为了流动人口参保率低的原因之一㊂可以说，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意识到了参保的重要性，但其利益诉求却因政府制度的分割和企业的逃避，不被重视㊂第二，由于户口所在地的问题，随迁子女如何入学㊁升学成为了流动人口诉求的问题之一㊂面对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入学㊁升学㊁考学申请，广东省教育厅自２０１３年起开始试行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分为三个过渡阶段，并于２０１６年完成过渡㊂如今，随迁子女在穗异地高考的条件要求已降低，每年惠及高考应届生超千人㊂２０１７年，广州市政府正式发布‘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的通知“［１１］，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符合市及所在区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可被安排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㊂外来务工人口参保问题㊁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流动人口利益诉求的两种代表性结果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愿望加深，利益诉求众多，却缺乏表达的渠道和组织，难以被政府知晓，又或是因区域间的分割问题，导致无法快速解决，这是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一大困境㊂㊀㊀（三）市民化意愿提升，但逆城镇化问题初现流动人口的城市 融入困难 主要源于同城市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对话关系［１２］㊂随着制度㊁文化隔阂作用的弱化，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定居流入地成为了流动人口的新选择，获取市民化身份的意愿越来越强烈㊂这是近１０年来广州市流动人口具有的新特征，打破了以往 二等公民 的偏见，不仅是流动人口有市民化意愿，自信能成为新广州人，广州本土居民也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其共享城市发展成果㊂可以说，这些年，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密切㊁频繁，社会关系网络也逐渐复杂㊂积分入户制度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吸引了越来越多流动人口落户广州㊂同时，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的进一步覆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逐步形成，生态宜居目标的逐渐实现，很多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意定居城市，部分人选择了返乡就业创业㊂逆城镇化的问题开始在广州发生，日后广州市流动人口将大致呈现以下两种较量：一方面是大批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定居广州；而另一方面，乡土情结较深的流动人口，面对国家对乡村建设的规划，选择了回乡发展㊂四、优化广州市流动人口治理路径的对策建议㊀㊀（一）加快都市圈发展以提高城市承载力城市承载力是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过度饱和的城市难以适应越来越多流动人口的流入和定居㊂多年来，广州经济的发展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交通㊁文化场所㊁公共健身设施等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进步，但其中不排除存在大量的面子工程，城市的承载能力有限㊂第一，广州应积极参与珠三角都市圈的扩大，以广州为核心圈城市，要加快二三产业的合作发展，适量地迁出部分本市企业工厂，引导流动人口有序地向二三圈层的中型城市发展，缓解广州市人口压力，以减轻交通㊁住房压力，改变广州郊区成为 睡城 的现状㊂第二，效仿世界田园城市的建设，规划广州郊区的发展，建设具有特色的小城镇，使郊区不仅成为新的宜居之地，带动流动人口定居郊区，更是成为连接广州与市外城市的桥梁，促进郊区的经济发展㊂第三，提高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惠及广州市内全体人口，包括维修与增多社区健身设施；增加各区图书馆馆藏量，重新完善流动图书馆系统；提高社区医院医疗水平，落实家庭医生实务工作等，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需求㊂㊀㊀（二）丰富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类型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管理历程，发现流动人口管理已经过渡到 服务为主，管理为辅 的阶段㊂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稳定定居于广州，更需要城市公共服务作为保障㊂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基本可以享受与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但各类服务供给程度不一㊂针对目前公共服务供给的情况，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大公共服务宣传力度，培养流动人口主动参与的意识㊂义务教育㊁社会保险和就业服务等服务，是广州市政府推行的主要公共服务，各项配套政策不断完善，基９６罗昕颖：广州流动人口管理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路径探究本能保障所有流动人口的公平享有㊂政府应当通过大力宣传该类型的公共服务，吸引流动人口主动申请和参与其中，培养流动人口主动诉求的能力，促进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㊂二是尽快落实各项公共服务政策㊂部分政策虽出台，但存在落实困难的问题㊂例如日益受到重视的心理健康服务，广州已制定了相应的服务发展规划，但存在着开展困难㊁参与热情低的问题㊂应当充分利用丰富的社会资源，通过邀请专业团队，定期开展活动，为流动人口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疏解心结，进一步促进其社会融入㊂三是完善流动人口服务供给的联合生产模式㊂ 政府主导㊁社会参与 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压力，有效担当起 掌舵者 的角色；另一方面，鼓励社会资源的加入和流动人口的主动参与，有利于形成积极和包容的社会氛围，更可增加公共服务的多样性㊂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和制定优待政策，实现全社会参与的目标㊂㊀㊀（三）探索与完善异地养老管理办法伴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趋势，越来越多老人为了支持子女事业，照顾家庭第三代，也来到了广州生活，因而也衍生出一个新名词：老漂族㊂老漂族的形成，代表着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１３］，同时也蕴含着流动人口家庭长者以居家养老为主和中国家庭隔代育儿的现实㊂广州已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老年人规模持续增加，但现有的长者惠民服务政策划分了不同的等级，将广州户籍长者和流动长者区分，存在不公问题㊂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相似，老漂族的养老金领取和异地就医问题都是该群体最关心的㊂面对政策地域差异㊁政策转接缺失的情况，广州应根据自身的财政情况，逐步放开老人优待服务，可效仿异地高考政策，采取过渡方式，先惠及常住广州多年的老漂族，根据居住年限逐步放开养老服务的具体事项，如长者饭堂㊁机构养老等服务㊂在未实现养老全国统筹制度前，广州应当加快做好政策转接的工作，简化养老金异地领取手续，与更多的城市建立双向医保关系，完善医保及时结算网络，逐步缩小异地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的差异，方便老漂族在广州就医㊂㊀㊀（四）社会工作介入流动人口治理工作目前广州市政府向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各街道至少设立一个社工站，根据街道流动人口的数量㊁年龄结构等，有选择性地开展相应的流动人口服务项目，旨在为流动人口家庭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促使其社会融入㊂新广州人 项目开展多年，取得了一定成果㊂为解决现社工站项目存在项目参与度不高㊁社工人员专业度不高㊁项目单一表面化的问题，应作出以下改革建议：一，政府购买服务的文件中要明确服务流动人口的最终目的是促使其社会融合，要求社工站不仅要提供专门为流动人口开放的服务，还应定期举办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互动活动，促进两群体的交流㊂二，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准入门槛，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流动人口服务专业培训，要求其定期参加流动人口发展相关论坛，提升理论水平㊂三，不仅开展现有趣味性活动和技能培训服务，也应该提供就业建议㊁积分入户制度解析㊁随迁子女随迁老人福利咨询等政策解读服务，最重要的是代表流动人口向政府提出利益诉求㊂广州缺乏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流动人口的诉求难以得到政府的重视㊂流动人口是一个多元化㊁复杂化的群体，存在多样利益诉求，需有一个平台将其诉求统一，但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合法化是目前暂未解决的问题，也就导致广州缺乏相关的专门社会组织代表流动人口群体㊂相关细则未出台前，社工站应该积极承担起流动人口发声者的角色，代表流动人口向居委㊁政府各部门传达诉求，为其争取利益㊂社会工作者不仅是服务提供者，更应运用社工间接方法 成为政策倡导者，参与解决制度问题，争取更多惠及流动人口的权益㊂五、结语流动人口是顺应改革开放潮流产生的群体，回顾四十年，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具体到广州市政府层面，对于流动人员管理理念和价值取向都在不断地进步中㊂流动人口的自我认知㊁职业发展规划也发生了重大改变㊂如今的人口治理理念，使得流动人口与政府的互动在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的地位逐渐与本地居民平等，未来也将有更多的市民福利可向流动人口开放，实现社会融合㊂将来广州市的流动人口治理，必然会有流动人口自组织的主体参与㊂流动人口自我管理㊁主动参０７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与趋势分析
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与趋势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口政策也在不断演变和调整。
本文将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和当下的趋势进行分析。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和实施（1979-2015）1979 年，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旨在控制人口数量，延缓劳动力人口占比的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和社会福利水平。
计划生育分为早期的单独二孩政策和后期的一孩政策，同时配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各种措施，如晚婚晚育、节育手术等，以达到生育控制的目的。
经过几十年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明显的成果：抑制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有效缓解了资源和环境压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女性教育水平；改善了生育和产科医疗条件等。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生育政策导致了基数过低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人口减少，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带来挑战；二是在实施中出现了强制堕胎、强制绝育等人权问题，一些家庭也出现了“六个有”（有一个孩子，有钱，有退休保障，有房子，有车子，有带孩子的能力）的独生子女家庭模式，也出现了不少孤独和畸形家庭。
2015 年，中国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推行全面二孩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的取消预示着人口政策开始进行新的调整和创新，突出体现了实现人口健康发展、提高生育意愿等目标。
二、人口发展战略的实施与推进（2016-2020）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中国也逐步建立起了人口发展战略，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2016年，在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全面实施规划》中，提出了未来五年的人口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完善生育政策，促进生育健康和合理生育；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人口素质；推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强人口动态监测、分析和预测，提高应对能力；完善人口政策法治体系，推动人口政策可持续化发展。
这些措施有助于解决人口结构失衡、城市化、老龄化等问题，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政策的背景、变迁与走向
ｉ ｄｆ ｒｎ ｐ ａｅ．Ｒ ｓｌ ： ｕ ｌ ｅｌ ｏｉ ｎＢ ｉｎ ｏｔ ｇｐｐ ｌ ｉ ｏ ｌ ｂ ｉｉ ｄｉｔ ｉｉａｖ ｈ ｓ ， ｎ ｉｅｅｔ ｈｓｓ ｅｕｔ Ｐ ｂ ｃｈａ ｈｐ ｌ ｙ ｅ ｉｇｆ ａ ｎ ｏｕａ ｏ ｃｕ ｅ ｖ ｅ ｏ ｎｔ ｔ ｅ ａｅ ｆ ｓ ｉ ｔ ｃｏ ｊ ｌ ｉ ｔｎ ｄ ｄ ｄ ｎ ｉｉ ｐ ａｊｓ ｎ ｐ ａｅａ ｄｉ ｐｏｅ ｅｔ ｈ ｓ．Ｇ ｎｒｌ ，ｈ ｏ ｃ ａ ｉ ｐｏｅ ｒ ｅｔ ｏｅｏ ｅｈ ｍａ ｇ ｔ ｏ ｄｕｔ ｔ ｈ ｓ ｎ ｒｖｍ ｎ ａｅ ｅ ｅａｙ ｔｅｐｌ ｙｗ ｓ ｍ ｒｖｄｔ ｐｏ ｃ ｍ ｒ ｎｔ ｕ ｎｒ ｈｓ ｎ ｍｅ ｍ ｐ ｌ ｉ ｏ ｔ ｈ ｉ
【 摘要】 目的： 回顾北京市流动人 口公共卫生管理的政策背景和变迁历程 ， 为改进和完善政策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 用文献综述 法与对 比分析 法， 采 分析北 京 市流动人 口公 共卫 生管理 的政 策 背号 ， 比较 分析既 往 与现 行政 策的影 响 ， 并分析 政 策走 向。结果 ： 京流 动公 共卫 生政 策可 以划 分为起 步 建设 、 制调 整 、 北 控 管理 向服 务 转化 这三个 阶段 。 总体趋 势是对 流动人 口的权 益 维护 逐 步加 强 ， 强制 性 ” “ 管理 方式被 更为 人性 化 的 方式 取 代 。建议 ： 下一步的公共 卫 生政 策应进一 步增 强公 平性 ， 进 管理 向服务 的转 变 ， 强科 学性和针 对性 。 推 增
ｐ ｌｃ ． Ｍ ｅｈ ｄｓ ｏｉｙ ｔ ｏ ：Ｕｓ ｉｅ ａｕ ｅ ｒｖ ｅ ｍｅｈ ｄ ｔ ｎ ｌｚ ｏｉｙ ｌｔｒ ｔｒ ｎ ａｒ ｕ ｏ ａ ａｉｅ ａ ｌｓｓｏ ｏ ｉｙ ｅｌｔｒ ｔ ｒ ｅ ｉｗ ｔ ｏ ｏａ ａｙ ｅ ｐ ｌｃ ｉ ａ ｕ ｅ ａ ｄ ｃ ｒｙｏ ｔｃ ｍｐ ｒ ｔｖ ｎａｙ ｉ ｎ ｐ ｌｃ ｅ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演变分析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演变分析随着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加速，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大量的随迁子女成为了一项突出的社会问题。
这些随迁子女经常面临着教育困境，由于身份认证、户口迁移、学籍转移等问题，他们很难享受到城市内相同的教育资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旨在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融入城市社会，以下就是这些政策的演变过程。
2000年：政策的起点在2000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随迁子女教育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随迁子女要求在当地政府或学校注册并接受教育。
该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流动人口的有序管理，保障随迁子女的教育权益，此外还要求政府在城市各级教育阶段提供公立学校入学机会，力争使随迁子女能够在当地高等学校完成学业并留在城市就业。
2003年：教育补贴2003年，政府开始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城市权贵提供关键支持服务。
随着社会逐渐关注流动人口的权益，政府发布了《关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享受义务教育补贴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享受这个补贴的学生包括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此后，许多城市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教育补贴政策，增加了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经济支持。
2007年：入学保障在教育补贴政策的启示下，政府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保证随迁子女能够顺利接受义务教育。
如北京市《关于印发北京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规定必须在同一年级、相同时间段报名和考试、摇号、入托等手续。
另外，还规定提供与义务教育入学有关的迁入、转学、残疾儿童入学、复学等各类情况的手续办理管理服务。
这样一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得到了基本保障。
2010年：优先服务随着教育机会的逐步扩大，政府开始考虑提供更多的优先服务。
2010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在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就近学校入学等方面作出了进一步说明，其中提出了“提供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的优惠政策”，以及“优先参加学校中各种活动和课程”的要求。
户口制度与人口管理政策的演变
户口制度与人口管理政策的演变中国的户口制度与人口管理政策经历了多年的演变，不仅对个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户口制度与人口管理政策的演变过程。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户口制度起源。
在早期的中国，户口制度主要用于人口管理和资源调配的目的，被视为一种统治手段。
在这个时期，户口制度主要强调人口的归属和身份认同。
户口追溯到山东郯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户口最早的记载。
而在战国时期，户口的管理已经成为各诸侯国政府的重要政策。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户口制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20世纪初期，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户口制度开始发挥更多的社会管理和资源调配的作用。
例如，1928年中国国民党政府颁布实施的《户籍法》，正式确立了户口制度的法律地位，强调户口的标明和归属，以便进行更好的人口调查和统计。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的户口制度与人口管理政策又发生了重大变革。
1958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户口簿制度，取代了原有的户籍簿和户口簿。
这一改革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并更好地进行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分配。
然而，这一制度也给个人的自由流动带来了诸多限制，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迁移方面。
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户口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调整，但其中的限制和不公平问题依然存在。
例如，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的差异使得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和资源分配，而农村居民则常常面临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困难。
这种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的户口制度和人口管理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例如，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人口自由流动，提高社会公平和公正。
这一改革方案在城市落户政策、教育医疗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创新和调整，为户口制度的公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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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的演变一、流动人口及其快速增长流动人口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
在其他国家，只有“人口迁移”、“迁移人口”的概念，而没有“人口流动”、“流动人口”的概念。
“人口迁移”一般是指人口在一定时间里在地理空间上发生的位置变动，“迁移人口”就是发生了迁移活动的人口。
这一界定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时间”因素，人口迁移活动应该有“足够长”的时间，例如，短期旅游或者从事短期商务活动，一般就不能说是人口迁移；二是“空间”因素，人口要在两个有相当远距离的地理空间位置之间发生移动。
就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如果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流动人口应当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活动范围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并且户口没有发生转移的人口。
这个定义不仅强调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同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户籍制度的影响。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流动人口的界定与“户口”因素关联度很高。
这样，流动人口的构成要素就包括三个方面，即：时间、空间和户口。
但是，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把流动人口视为具有临时性的、离开了户籍所在地的人口是合理的，但是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无论这种移动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
也就是说，尽管对流动人口的定义强调时间因素、空间因素和户籍变动因素，但是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通常强调的是两个因素，即空间因素和户籍变动因素。
由于中国户籍制度至今仍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居住地发生了变化但是户籍没有随之变动的人口无法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机会和权力。
这样，在中国不少地区存在这样一类群体，他们尽管长期生活工作于某一城市，并且实际上已经定居下来，他们与在某一城市临时性居住和生活、最终要返回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口有很大差异，可以说，明显地表现出了经济学或人口学所描述的迁移特征。
他们是事实上的移民，有些人把他们称为“新移民”。
从严格的学理意义上讲，他们并不是流动人口。
但是，由于没有获得迁入地的户籍，在社会管理和人口统计工作中，他们仍然被看做流动人口。
这样，就中国具体国情而言，由于户籍制度的深刻影响，在现有制度环境中，“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区分与时间因素的关系并不密切，而户籍变化则起着决定性的区分作用(见表1)。
一般把随着居住地变化而户籍也随之变动的人口叫做“迁移人口”，而把居住地发生了变化而户籍没有随之变动的人口叫做“流动人口”。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3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从总体上看，中国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对人口流动的数量、性质和方向进行了有力的干预，流动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与政府政策变动和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人口流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流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没有采取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
这一时期人口流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二是全国范围内人口从东部沿海向内地一些开发程度较低的省区和当时重点工业建设区(如东北)流动。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人口日渐增加。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实行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
在当时资本十分稀缺的条件下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来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扭曲农产品价格来压低城市的工资水平。
隔断城乡人口迁移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与之相配套的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是：防止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并把城市中享受低价农产品的人数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尽管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措施并没有完全消除人口流动，但总的看来，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口流动在大多数年份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长。
从农村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人地关系的紧张、农产品购销制度的改革和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为农民流动提供了动力和可能；从城镇看，城镇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吸纳来自于农村的劳动力提供了空间；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松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也使人口流动的动力进一步加大。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口流动发生重要转变的阶段，延续数百年的向北方的人口流动和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流动；城镇化进程加速，尤其是小城镇得到迅速发展；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流动和迁移变为向人口稠密地区的集聚性流动。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流动人口的增长进入了新的高峰阶段，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向东部地区的大、中城市流动，形成规模性和浪潮式的冲击，即形成所谓“民工潮”。
同时，城市间的人口流动也大幅度增加。
人口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
由于不同的调查活动对流动人口的界定和数据收集方式不一致，这导致不同时期人口调查得到的有关中国流动人口规模的数据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具有可比性。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明显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如图1)。
1982年，流动人口数量仅为657万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66%。
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超过1亿。
进入21世纪以后，流动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35万人。
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214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16%。
数据来源：段成荣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载《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载《人民日报》2011年4月29日。
当前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大，分布面较广，但流向比较稳定。
从人口流动的距离上看，流动人口以近邻流动和中程流动为主体；从地区间人口流动看，人口流动主要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城乡间人口流动看，人口流动主要是从乡村向城镇流动。
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这一群体要求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子女教育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强烈；并且，也使得通过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对他们的权利进行限制，从而试图严控和管理流动人口的政策措施面临许多问题。
这样，逐步实现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从限权到平权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限制流动人口权利存在严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流动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各地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重点是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持社会稳定，大多数城市是管制多于服务，防范多于保护，没有给予流动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各地政府试图通过限制流动人口的权利(包括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等方面)，以期达到控制人口流动和降低城市公共服务成本的目的。
1.通过户籍制度限制流动人口的流入与一般意义上的户籍制度主要是登记人口基本信息、确认公民身份、掌握人口统计数据，从而为社会管理提供重要依据不同的是，中国户籍制度表现出一些显著的特色。
其表现为：一是对人口迁移流动进行严格的行政控制，国家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流动的政策和规定，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杜绝了农村人口自主向城市迁移流动的可能性；二是户口性质带有浓厚的“世袭”色彩，并强化了社会的不公平；三是将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制度挂钩，即按户口性质和户口地域来分配社会资源，从而使不同户口性质、不同地域人口在权利上出现了极大的不平等，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对立和城乡分割。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户籍制度形成了强大的冲击，通过户籍制度已经根本不能实现限制人口流动的目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却十分迟缓，户口迁移仍然被严格控制。
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城市实施的暂住证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也是基于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于控制流动人口的流入。
而户籍制度之所以成为社会结构变动的障碍性因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往往偏重于发挥户籍制度的控制功能，而淡化了其社会服务功能。
正是借助于户籍制度，管理者很方便地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或者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
户籍制度与种种特权，特别是与政府应当提供给居民的公共产品相联系，也使其控制人口流动的动机不断增强，并难以被破除。
非常明显，把尽可能多的流动人口排除在流入地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之外，可以减轻当地政府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这也导致当地户籍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成为一种特权。
然而，控制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相违背的。
中国人口流动的大幅度增长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流动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并且，迁徙自由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社会人们谋求自由发展的现实要求。
基于对迁徙自由的进步意义和无害性的社会公认，迁徙自由同生命权、财产权等权利一道被世界各国普遍视为不可转让和不可限制的基本人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户籍制度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已逐渐丧失，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已经成为客观的社会事实。
并且，限制流动人口权利明显不利于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反而使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面临诸多困境，并使大量流动人口被严重“边缘化”。
在流动人口难以获得流入地的正式认可、而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的情况下，应该放弃对流动人口的不合理控制和限制，尽可能保障流动人口的迁徙自由权和其他权利，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
2.在就业方面对流动人口实行限制性政策中国传统的就业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传统的就业体制是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相应体制模式相适应的。
由于产业结构的扭曲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听任企业自行决定雇用多少工人，将会造成整个社会失业现象加重，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干扰工业化目标的实现。
因此，当时实行了城市全面就业保障的政策，通过计划渠道把劳动力配置到相应的部门。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城镇就业体制演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就业系统：一个是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统包统分的就业系统；一个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化就业系统。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这两个系统呈现出相互封闭、独立运行的格局。
户口状况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准入的重要标准，户口状况是形成行业与职业分层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户口所在地或户口性质决定了劳动力进入何种行业或部门。
从就业政策层面来说，直到21世纪初，许多城市都对流入人口的就业总量和行业进行过严格控制，并采取行政干预和控制性措施来限制企事业单位对外来劳动力的使用，特别是在一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竞争的岗位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
以北京为例，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必须遵循“城市工人优先于农民工，本地工人优先于非本地工人”的原则；企业雇佣外来务工人员需要得到劳动行政部门的许可，并办理相关手续；并对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和工种进行了详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