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礼法合流

论礼法合流
班级：2013级民商法十班
姓名：于萍
学号：20130441024
摘要：中国自古就是人情社会，这和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小农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礼与法的结合很好的体现了中国这种具有人情味的特点。

礼与法的具体内容有很大的不同，面对道德与法律的结合，古代重礼轻法的做法对法治社会的形成很不利，但古代的礼法合流依然对中国后世的法治进程起了一定的影响，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关键词：中国古代礼法合流来源影响对比
一、礼和法的历史渊源
礼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礼”字，《说文解字》中“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明礼是远古人们祭祀求福的一种形式，也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体系。

礼这种中国比较古老的规范，在历史的发展中，吸收变化，最终不仅在后世的立法上起到了重大影响，也造就形成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

礼的沿用发展和中国的地理环境，社会心理，经济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并且由于它对人的心理的威慑性，所以，礼在后来所展现出的巨大作用与影响也便不足为奇了，而其最终与法的结合，甚至超过法而进行统治的历史事实便是很明显的例子。

“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

礼最初源于祭祀，礼最初是作为一种盛玉的器皿，是祭祀的专用工具，后来随着时间推移，便形成了关于祭祀工具的规范，再慢慢又有关于服饰，饮食，音乐的
规范，这一系列组成了祭祀规范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经过周公的整理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礼的规范。

虽然最初礼并没有被用来当做一种政治工具，只是被当做一种道德的规范来束缚人，但由于其不仅具有的威慑性，而且能够很好的体现统治者的仁慈来巩固统治，因此慢慢地在后来的朝代中逐渐被上层人士重视，在汉代“休养生息”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立法慢慢拜托了秦代完全依法为主，酷刑为主的立法方式，将儒家思想与法律相结合，开启了我国礼法合流的开端。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礼是中国古代人们发展文明的标志，自汉代之后更是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在汉代之前，秦等朝代所崇拜的厉法，酷刑的发展又是怎样呢?法是用来规范人们的言行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有多重说法，有法家的皇帝时代说，还有尧舜时代说，以及夏代说和兵刑合一说。

关于夏代说的解释是，法的实现需要强制力的保障，法的出现必定要有人来规范，因此自进入阶级社会，有了国家的出现，中国古代的法律也因此而产生了。

夏代作有禹刑，西周有九刑，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成文法的公布不仅使法律从秘密走向公开，同时也打破了西周时期的礼治传统，到了秦朝，则完全以法家思想为主导，再到汉代礼法合流便开始了，至唐朝“一准乎礼”的出现则标志着礼法的全面合流。

二、礼法合流的背景
西方人的思想比较开放，理性，因此其立法的进程也比较早。

西方的法治精神最早形成于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其在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中不断斗争与妥协中成长起来的，从梭伦改革到伯里克利改革，雅典民主法治达到极盛，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也对法治的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柏拉图对法治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阶段，到晚年才确信法律至上，但正是这一生的探究才明白的道理更能说明法治的重要性。

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则决定了中国不能出现完全理性的法治观。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家族关系紧密结合，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形成固定的模式，因此人们很难摆脱家庭，最终便习惯以礼来约束彼此，亲情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人们的家族观念就是“礼”，亲情之间的义务要求日益累积，这与社会生活慢慢结合，成为人们的共识。

另一方面，这也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哲学思想方面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儒家思想倡导的中庸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仍遵守着中立，忠恕的思想，可见在当时礼的影响肯定也十分大，因此，礼与法的合流也成为不可逃避的趋势。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了解到礼与法的关系密不可分，我国封建社会调整亲属关系的行为规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经奴隶社会长期适用并沿袭下来的礼，另一个是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

西周立法已经出现了礼治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礼与刑的关
系。

礼是刑的基础和渊源，礼是广义的刑，也就是法，这是二者的联系，当然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礼的作用是防未然，而刑的作用是禁已然。

当时二者的适用对象也不同，比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

礼法相存的状态很久前就存在，零零散散的彼此适用也为后来礼法的彻底合流打下了基础。

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而法为“治之端”。

并提出“法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隆礼而法则国有常”等概念，强调礼与法的一致性，并首次提出“礼法”范畴，如：“故学也者，礼法也”，“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

”等概念，来用以证明礼法合流的重要性，可见礼法合流深得人心，其合流的趋势也愈加明显。

三、礼法合流的发展历程
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

刑的出现源于遥远的部落战争，《甘誓》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军法。

汉代春秋决狱的出现是公认的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标志，是中国儒法合流的开端。

“春秋决狱”也称为“引经决狱”以及“经义断狱”。

它是指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一种审判方式，由西汉董仲舒创始。

是指在法无明文规定或原法律不符合儒家思想时就直接引用《春秋》所代表的儒家经义作为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

而在汉代正式的儒法合流以前，也有礼法并用的迹象，比如西周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中就有礼治思想，统治者明德慎罚，并创造了“三国三典”的指导思想，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立法中的《周公制礼》中内容庞杂，包括了教育，行政，军事，司法，各类的内
容，以此来维护宗法等级制。

还有立法中“亲亲，尊尊”的原则，都体现了西周时礼与法的结合。

但到了秦朝时，却完全抛弃了礼治思想，秦朝因法家思想的主导，因此礼法的合流暂时消失。

从前面所谈到的“春秋决狱”开始，礼法合流也愈加明显，例如汉代的原心定罪原则，两晋时期的纳礼入律等。

汉代后，各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及立法概况很好的展现了礼法河流的进程。

《魏律》正式规定了“八议”原则，即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中人的定罪减轻的原则，并将其规定至法律之中。

南北朝时期《北魏律》的特点也是“纳礼入律”，并规定“存留养亲”原则。

另一方面，南北朝时期的“准五福以治罪”原则则是在家族范围内的同罪异罚的体现，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又一发展，并一直沿用至明清，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至唐朝礼法合流发展至巅峰，“一准乎礼”的出现，完全用儒家礼教纲常作为其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

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全面法律化，彻底实现了儒法合流。

而在后世五代，宋元明清的发展中礼法继续交融，时而远，时而近，但都无法否认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四、礼法合流的价值分析
虽然礼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并且也在中国法制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无可否认的是，过于重视礼的存在，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西方法治的发展较中国先进，而中国法治的发展一直比较落后很难否认中国人较感性的思维这个原因。

一方
面，礼的根深蒂固对人民的思维方式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全民社会法治观念的宣传边很容易陷入困境，因为人们总是会很难用法律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这也不利于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

另一方面，礼法的冲突引起判断标准的双重化，会削弱法治的权威。

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人们较西方的人们而言，面对生活中的侵权问题时，总是愿意选择沉默而很少拿起法律的武器而维权，不愿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便是几千年来礼法合流在现代所体现的弊端之一。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历史性的意义。

在古代中国，礼法合流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帮助统治者巩固了他们的统治。

而另一方面古代的礼法合流也对中国当今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很多现实意义的借鉴。

“法”也有良与恶之分。

而在当代的立法过程中，虽然不能在完全依礼来进行立法，但礼所代表的道德意义对我们的立法有很多启示。

例如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道德是法律的价值标准，离开了道德的规范，法律就不能体现出其公平与正义。

因此，在现代礼与法也应相互结合，只不过是应把握好度的问题。

礼与法之间既有矛盾，又能相互弥补，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们不能完全因其弊端而摈弃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对于法治思想也应如此，如此，相信我们的法治必会不断地前进。